我不想谈太多文化上的事情，只是从军事角度谈谈。

　　1．金有长城，其长度超过历代，工程规模超过隋。分三道：一、从呼伦贝尔北部经赤塔州到贝加尔湖东；二、克鲁伦河沿岸；三、沿大兴安岭西向西南经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向西；墙高5米左右，北侧有壕沟。其背面两道我不知道有何用，也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南边这道对成吉思汗军没有起太大作用，因此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这里的战斗，只有在大水渌之战的记载（克什克腾境内）。可见金长城完全无用。

　　2．明长城（边墙），原本是大纵深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边墙有三至四道，其北方有大量军镇（所城与卫城），还有大量了望设施（烽燧），后逐渐被蒙古军驱逐。在边墙内有大量城寨，驻军。在明早期，太祖与成祖时代没有边墙但有城寨，被瓦剌军进攻后修的边墙，可见是心理弱势行为。明末清军进入关内多大四、五次，多是从山海关以北的喜峰口、冷口、九门口等入内，只有一次是从山西，主要是震慑山西（有效，李自成军在山海关外一片石与吴军战，突然清军出现，山西人大叫“鞑子来了”，顿时军崩——李军多山西人，1644年正月其军仅十多万，进入山西，三月出山西有百万人之众）。所以长城挡不住清军，之所以多次清军入关，包围北京而不破，因山海关吴三桂也因其战略构想，不想先消灭首都，因为明内情复杂，不详述。

　　3．野战无能则城战，这一思想是长城修建的原因，在局部范围内，少量守城军队可以对付大量攻城军队，所以对快速突击部队无法机动防御时，实施就地防御是必要的，但必须修城。但大量军队被平铺到漫长的战线，造成局部力量不足，如果军队拥有攻城力量，则城必破。这也是如今人们为长城辩护的说辞之一：对少量骑兵有用而对大部队无用，所以是防备少数部队的。其实原目的是彻底的战略防御，失败。在长城修起后，蒙古军队经常进入山西境内，根本不敢防御，这是等待自动退出边墙，然后报捷。与黄河河工有异曲同工之妙，读清史或小说九知道了，呵呵。

　　4．单线式防御总是这样，绵亘的战线一旦被突破，就毫无用处。苏德战争前期，兵力不足，按照命令，从师到连，成单线式部署，一旦被德军突破，立即大幅度后撤到能够构筑阵地的地方，在德军快速最机的情况下，通常要后撤200——600公里，后来随着兵力兵器的增加，才逐步建立了大纵深防御体系，才从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苏军在1941年大幅度后撤至莫斯科附近就是这个原因，而反攻也前进了几百公里，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边墙的修筑在野战进攻与防御皆不可得的情况下，是“合理”的选择，但为什么没有野战能力呢？为什么明初就有？这是一个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汉民族不是没有军事能力，甚至不是没有骑兵集团野战进攻能力，而是腐朽的军事政治体制造成的。这才是真正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揪着长城说事。

　　汉武帝用四十万军队进攻匈奴，却只还来几万，可见在基本战争样式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贸然用现有样式作战，其代价巨大，只有刘彻这种东西才做得出来——一个在高墙大院内长大不知民生疾苦的混帐暴君，才做得出，导致不久后西汉的消亡——因为无德，所以被大众用“有德”的王莽代替，百姓与百官共同拥戴！

　　成本太高是个大问题。造成人民的穷苦，与北宋一样。不过定都北京绝对是个更荒唐的决定，造成人民负担加重一倍，结果是人民的反抗，明亡于本族，而非异族，这是常识！因为清军入关后基本没有大战，传檄而定，只有在南京周围地域（其北侧扬州）才有少量不成气候的抵抗。

　　墙，在现代已经没有意义了。在民国时，由于火炮口径偏小，对古代坚固城墙没有打击能力，所以还起了作用，在1948——1949年的战争中，还用云梯，还要挖坑道到城墙底下，埋设炸药，以摧垮城墙。在以后随着大口径火炮及航空炸弹的进步，城墙已经彻底没用了。但新的防御工程出现，这就是堑壕和地道（中国大陆称坑道），野战堑壕在一战中起了绝大作用，所以后来才有马其诺防线；坑道在朝鲜战争中为中国军起了重大作用，于是大修坑道——这就是“深挖洞”运动，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但是在局部有效的东西一定要推广到全局吗？这是城墙于地道的共同问题。

　　马其诺防线与长城一样，多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而轻便防御工事却起到巨大作用。而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是条中等偏弱的防线，却起到重大作用。不在消极防御上下工夫，而在积极进攻上下工夫，这是伟大的德国军队与八旗军队以及其他成功军队共同的经验！

　　由此想到，中国人经常的思维方式：先在局部实验，然后推广经验，其实是单向度的狭隘思维，这恐怕才是边墙应该给人们的教训。

我不想谈太多文化上的事情，只是从军事角度谈谈。

　　1．金有长城，其长度超过历代，工程规模超过隋。分三道：一、从呼伦贝尔北部经赤塔州到贝加尔湖东；二、克鲁伦河沿岸；三、沿大兴安岭西向西南经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向西；墙高5米左右，北侧有壕沟。其背面两道我不知道有何用，也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南边这道对成吉思汗军没有起太大作用，因此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这里的战斗，只有在大水渌之战的记载（克什克腾境内）。可见金长城完全无用。

　　2．明长城（边墙），原本是大纵深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边墙有三至四道，其北方有大量军镇（所城与卫城），还有大量了望设施（烽燧），后逐渐被蒙古军驱逐。在边墙内有大量城寨，驻军。在明早期，太祖与成祖时代没有边墙但有城寨，被瓦剌军进攻后修的边墙，可见是心理弱势行为。明末清军进入关内多大四、五次，多是从山海关以北的喜峰口、冷口、九门口等入内，只有一次是从山西，主要是震慑山西（有效，李自成军在山海关外一片石与吴军战，突然清军出现，山西人大叫“鞑子来了”，顿时军崩——李军多山西人，1644年正月其军仅十多万，进入山西，三月出山西有百万人之众）。所以长城挡不住清军，之所以多次清军入关，包围北京而不破，因山海关吴三桂也因其战略构想，不想先消灭首都，因为明内情复杂，不详述。

　　3．野战无能则城战，这一思想是长城修建的原因，在局部范围内，少量守城军队可以对付大量攻城军队，所以对快速突击部队无法机动防御时，实施就地防御是必要的，但必须修城。但大量军队被平铺到漫长的战线，造成局部力量不足，如果军队拥有攻城力量，则城必破。这也是如今人们为长城辩护的说辞之一：对少量骑兵有用而对大部队无用，所以是防备少数部队的。其实原目的是彻底的战略防御，失败。在长城修起后，蒙古军队经常进入山西境内，根本不敢防御，这是等待自动退出边墙，然后报捷。与黄河河工有异曲同工之妙，读清史或小说九知道了，呵呵。

　　4．单线式防御总是这样，绵亘的战线一旦被突破，就毫无用处。苏德战争前期，兵力不足，按照命令，从师到连，成单线式部署，一旦被德军突破，立即大幅度后撤到能够构筑阵地的地方，在德军快速最机的情况下，通常要后撤200——600公里，后来随着兵力兵器的增加，才逐步建立了大纵深防御体系，才从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苏军在1941年大幅度后撤至莫斯科附近就是这个原因，而反攻也前进了几百公里，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边墙的修筑在野战进攻与防御皆不可得的情况下，是“合理”的选择，但为什么没有野战能力呢？为什么明初就有？这是一个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汉民族不是没有军事能力，甚至不是没有骑兵集团野战进攻能力，而是腐朽的军事政治体制造成的。这才是真正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揪着长城说事。

　　汉武帝用四十万军队进攻匈奴，却只还来几万，可见在基本战争样式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贸然用现有样式作战，其代价巨大，只有刘彻这种东西才做得出来——一个在高墙大院内长大不知民生疾苦的混帐暴君，才做得出，导致不久后西汉的消亡——因为无德，所以被大众用“有德”的王莽代替，百姓与百官共同拥戴！

　　成本太高是个大问题。造成人民的穷苦，与北宋一样。不过定都北京绝对是个更荒唐的决定，造成人民负担加重一倍，结果是人民的反抗，明亡于本族，而非异族，这是常识！因为清军入关后基本没有大战，传檄而定，只有在南京周围地域（其北侧扬州）才有少量不成气候的抵抗。

　　墙，在现代已经没有意义了。在民国时，由于火炮口径偏小，对古代坚固城墙没有打击能力，所以还起了作用，在1948——1949年的战争中，还用云梯，还要挖坑道到城墙底下，埋设炸药，以摧垮城墙。在以后随着大口径火炮及航空炸弹的进步，城墙已经彻底没用了。但新的防御工程出现，这就是堑壕和地道（中国大陆称坑道），野战堑壕在一战中起了绝大作用，所以后来才有马其诺防线；坑道在朝鲜战争中为中国军起了重大作用，于是大修坑道——这就是“深挖洞”运动，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但是在局部有效的东西一定要推广到全局吗？这是城墙于地道的共同问题。

　　马其诺防线与长城一样，多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而轻便防御工事却起到巨大作用。而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是条中等偏弱的防线，却起到重大作用。不在消极防御上下工夫，而在积极进攻上下工夫，这是伟大的德国军队与八旗军队以及其他成功军队共同的经验！

　　由此想到，中国人经常的思维方式：先在局部实验，然后推广经验，其实是单向度的狭隘思维，这恐怕才是边墙应该给人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