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５日，刘志丹和习仲勋率领的陕北红军迎来了第一队前来会师的战友们，一名脸上有个大酒窝的将军率领部队抵达延川县的永坪镇，揭开了红军陕北会师的序幕。此时，中央红军还在向吴起镇前进途中。

　　这个带着“大酒窝”的红军将领便是徐海东，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名叫红二十五军。

　　如果看红军长征的地图会发现，从豫南到陕北之间，有一条孤独的红线——包括中央红军，二、四方面军主力在内的大部分红军是沿着四川西部的雪山草地北上的，而徐海东等指挥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更为简洁，是从中原腹地直插北方，因此有人称红二十五军的进军为“小长征”。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兵力没有下降，反而越打越多。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代价重大，主要领导人不是负重伤便是牺牲。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包括相当完善的县乡地方组织。

　　２、在这次精彩的远征中，红二十五军的３位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在途中牺牲，程子华在１９５５年授衔前便转入地方工作，徐海东则在后世的中国军人眼中成为这支红军的代表人物。他指挥红二十五军先后和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陕军、马家军打过仗，打得国民党军闻徐海东便望风而逃。蒋介石恼羞成怒，称“徐海东为文明之一大害”。

　　１９４１年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写作《延安水浒传》的时候，将徐海东称为红色军队中的“神行太保戴宗”，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徐海东是一名极为彪悍豪勇且军事智慧过人的将领，从北伐攻打汀泗桥开始，他在战争中曾９次负伤，身上有１７个弹孔。他对于地形和战机的把握近乎天成，即便以寡敌众，也经常打出俘虏比自己部队还多的战绩。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因此，很少有对手面对徐海东的时候想得明白，到底自己对抗的是一头“猛虎”还是一只“狡狐”。

　　３、猛将配精兵。只有红二十五军这支特殊的劲旅与之相配，徐海东才能真正发挥出势不可挡的威风。

　　红二十五军出自鄂豫皖，它本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历经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后，红军第四方面军不得不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北实行战略转移。此时，还有红二十五、二十七师和各独立团留在苏区，掩护主力突围，是红二十五军的前身。

　　留守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曾使用过红二十五、红二十七、红二十八３个军的番号，这支部队在艰苦的转战之中渐渐恢复，１９３３年４月统一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后徐海东），政治部主任高敬亭，总兵力达到１２０００多人。但在随后的七里坪战斗和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遭受重大损失，部队仅余３０００人，被迫撤至皖西北进行整编，而后向鄂东北转移。

　　１９３４年４月，红二十五军各部在河南商城县豹子岩会合，重新整编，徐海东就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退回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如同负伤的老虎，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苦苦鏖战。

　　接到告急的党中央经过对情况的研判，周恩来派出经验丰富的程子华前往鄂豫皖，要求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６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北方桐柏山区进行战略转移。徐海东回忆，部队出发前的总兵力为２９８７人。

　　在出发前，红二十五军狠狠地同四面包围而来的国民党军东北军一零七、一一七两个师和河南军阀刘镇华部两个师打了一仗，仅机枪就缴获了１００多挺。此战吓得刘镇华不战而退，长征开始后第二天，红军便顺利通过平汉线，开始进入桐柏山区。

　　值得注意的是，红二十五军在出发前部队进行了整编，由两个师缩编为３个步兵团和１个手枪团，以简化指挥层次。同时，出于对中央的尊重，听说程子华在中央红军曾担任过师长，徐海东便建议由程子华担任改编后的军长，自己仅任副军长。这一决定得到了省委的批准，但谦逊的程子华深知徐海东在鄂豫皖的斗争经验，因此几乎毫无保留地在军事指挥方面给予他宝贵的信任，这使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指挥没有出现波动和混乱。

　　４、长征的征程是曲折的，到达桐柏山区的红二十五军很快发现这里离武汉太近，敌我力量悬殊，并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经过讨论，随军行动的鄂豫皖省委决定改道进入豫西伏牛山地区。

　　这时，徐海东再显神通。他先是回头击溃了一直跟随在后的国民党追剿部队刘桂堂部，后亲自带队佯攻枣阳，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回防，再虚晃一枪，率队急行三天三夜，进入了伏牛山地区边缘。刘桂堂本为惯匪，绰号“刘黑七”，国民党军以其跟随于红二十五军身后，本意是借用其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避免中伏，谁知徐海东没有设伏，反而掉头迎面痛击，当即将其打垮。

　　但在平原丘陵地带，国民党军的机动能力明显高于红军，终于在红军深入伏牛山前先到达了山口。这一次，来的是国民党军西北军老将庞炳勋。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６日，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通过公路，后尾一直在和围追的敌军缠斗。但庞部第四十军其实已于两小时前到达，突然向红军行军队伍猛烈攻击，红军仓促转入防御，而此时天气十分寒冷，许多红军战士的枪支因枪机被冻住而无法打响。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率直属部队冲向敌军，与其展开肉搏。西北军本以肉搏为傲，但从未见过红军这样从上到下拼命的队伍，一时士气为之受挫。而徐海东本来率领后卫第二二三团阻击追兵，这时立刻下令跑步抛开敌军，直扑前方，他的及时回援使敌军十分意外，双方陷入激战。有村民回忆：“在庄上听到七里岗上一阵枪响之后，看见红军的旗倒了，接着又见一个红军扛着红旗往前冲，一连冲了两次，红军战士打得勇猛不怕死，一直冲到白土崖。”

　　经过一番恶战，红二十五军打退了敌军的伏击。当天晚上，便在当地老乡带路下绕过敌军防线，两天后，与敌在澧河一带再次激烈交战，基本打退了敌军的堵截和尾追，进入伏牛山区。这两仗，红军伤亡都有数百人之多。

　　独树镇血战后，国民党方面十分恼怒，已经调集十九路军等部队进入伏牛山区，并严令当地土豪别廷芳分兵守口，控制各个堡寨，力图歼灭红军于这一地区。

　　其实，在他们忙活的时候，红军早已经离开了伏牛山。１２月５日晚，红二十五军将敌陈沛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就此进入陕西境内。这里物产丰富，敌军力量尚不集中，红军活动条件比在河南时好得多。８日，徐海东率前卫团手枪团打响在陕西的第一仗，歼灭三要司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第二天占领山中小镇庾家河。省委在这里召开第二次常委会，开始了建立新根据地的工作。

　　５、然而，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严酷的战斗，正在这里等待着徐海东和他的队伍。

　　据当年一位亲历者回忆：“那天上午１０点多，军领导正在开会，后山七里荫岭方向突然响起枪声，紧接着，程子华他们提着枪从南房出来，带着人直接就朝山上跑……”

　　原来，是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中将师长陈沛亲自带队，突然对入陕红军发动了袭击。陈沛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介石嫡系，颇有战略头脑。他在率部布防省境、阻击红军长征入陕的计划落空后，断定红二十五军“必取道核桃坪、庾家河，向龙驹寨”前进，于是部署３个团取捷径追击，终于在庾家河赶上了红军。遭遇战中，敌先我一步抢占东山坳口，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了泰山压顶的态势。

　　不过红军反应十分迅速，徐海东当即带领全军最能打的二二三团勇猛地冲入敌群，一阵猛打，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的高地，占据了地理优势。应该说，陈沛所部在行军中队形松散，导致开战时只有１个团在战场上，同时遭受红军３个团打击，是其一大失误。但他毕竟是一员猛将，立即组织其余两个团猛扑过来，重新争夺坳口。这场战斗最终红军取得了胜利——陈沛无论如何无法想象，红军居然有１００多挺机枪，而且弹药极为充足，打得国民党军完全抬不起头来，只能败退。

　　这要感谢东北军在鄂豫皖和长征沿途给红军充当了“运输队长”，红二十五军的精良装备主要来自缴获。

　　尽管取胜，但由于前面夺回了坳口，红军方面对陈沛这第二次攻击多少有些意外，竟然导致徐海东和程子华先后在此战中负伤，而且伤势都很重。程子华手被打穿，一度无法指挥战斗，而徐海东则被敌一发子弹击中眼睛下方，从颈后穿出，负伤极重。

　　庾家河之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为惨烈，也是干部损失最大的战斗之一，但此后红二十五军基本掌握了对敌作战的主动权，并迅速建立了以镇安为中心的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６、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５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派红二十五军北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７月１６日，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再次踏上征途。这一次，他们一路势如破竹，占领胡宗南部后方大本营天水，夺取大量物资，并进军西安城下，迫使国民党军抽调大量部队迎战，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唯一的遗憾是在８月泾川战斗中，红二十五军的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９月，红二十五军进行改组，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９月１５日，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第一支远征而来的红军最终到达了陕北。

　　１、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５日，刘志丹和习仲勋率领的陕北红军迎来了第一队前来会师的战友们，一名脸上有个大酒窝的将军率领部队抵达延川县的永坪镇，揭开了红军陕北会师的序幕。此时，中央红军还在向吴起镇前进途中。

　　这个带着“大酒窝”的红军将领便是徐海东，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名叫红二十五军。

　　如果看红军长征的地图会发现，从豫南到陕北之间，有一条孤独的红线——包括中央红军，二、四方面军主力在内的大部分红军是沿着四川西部的雪山草地北上的，而徐海东等指挥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更为简洁，是从中原腹地直插北方，因此有人称红二十五军的进军为“小长征”。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兵力没有下降，反而越打越多。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代价重大，主要领导人不是负重伤便是牺牲。

　　这支队伍，在长征中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包括相当完善的县乡地方组织。

　　２、在这次精彩的远征中，红二十五军的３位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在途中牺牲，程子华在１９５５年授衔前便转入地方工作，徐海东则在后世的中国军人眼中成为这支红军的代表人物。他指挥红二十五军先后和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陕军、马家军打过仗，打得国民党军闻徐海东便望风而逃。蒋介石恼羞成怒，称“徐海东为文明之一大害”。

　　１９４１年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写作《延安水浒传》的时候，将徐海东称为红色军队中的“神行太保戴宗”，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徐海东是一名极为彪悍豪勇且军事智慧过人的将领，从北伐攻打汀泗桥开始，他在战争中曾９次负伤，身上有１７个弹孔。他对于地形和战机的把握近乎天成，即便以寡敌众，也经常打出俘虏比自己部队还多的战绩。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因此，很少有对手面对徐海东的时候想得明白，到底自己对抗的是一头“猛虎”还是一只“狡狐”。

　　３、猛将配精兵。只有红二十五军这支特殊的劲旅与之相配，徐海东才能真正发挥出势不可挡的威风。

　　红二十五军出自鄂豫皖，它本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历经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后，红军第四方面军不得不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北实行战略转移。此时，还有红二十五、二十七师和各独立团留在苏区，掩护主力突围，是红二十五军的前身。

　　留守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曾使用过红二十五、红二十七、红二十八３个军的番号，这支部队在艰苦的转战之中渐渐恢复，１９３３年４月统一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后徐海东），政治部主任高敬亭，总兵力达到１２０００多人。但在随后的七里坪战斗和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遭受重大损失，部队仅余３０００人，被迫撤至皖西北进行整编，而后向鄂东北转移。

　　１９３４年４月，红二十五军各部在河南商城县豹子岩会合，重新整编，徐海东就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退回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如同负伤的老虎，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苦苦鏖战。

　　接到告急的党中央经过对情况的研判，周恩来派出经验丰富的程子华前往鄂豫皖，要求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６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北方桐柏山区进行战略转移。徐海东回忆，部队出发前的总兵力为２９８７人。

　　在出发前，红二十五军狠狠地同四面包围而来的国民党军东北军一零七、一一七两个师和河南军阀刘镇华部两个师打了一仗，仅机枪就缴获了１００多挺。此战吓得刘镇华不战而退，长征开始后第二天，红军便顺利通过平汉线，开始进入桐柏山区。

　　值得注意的是，红二十五军在出发前部队进行了整编，由两个师缩编为３个步兵团和１个手枪团，以简化指挥层次。同时，出于对中央的尊重，听说程子华在中央红军曾担任过师长，徐海东便建议由程子华担任改编后的军长，自己仅任副军长。这一决定得到了省委的批准，但谦逊的程子华深知徐海东在鄂豫皖的斗争经验，因此几乎毫无保留地在军事指挥方面给予他宝贵的信任，这使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指挥没有出现波动和混乱。

　　４、长征的征程是曲折的，到达桐柏山区的红二十五军很快发现这里离武汉太近，敌我力量悬殊，并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经过讨论，随军行动的鄂豫皖省委决定改道进入豫西伏牛山地区。

　　这时，徐海东再显神通。他先是回头击溃了一直跟随在后的国民党追剿部队刘桂堂部，后亲自带队佯攻枣阳，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回防，再虚晃一枪，率队急行三天三夜，进入了伏牛山地区边缘。刘桂堂本为惯匪，绰号“刘黑七”，国民党军以其跟随于红二十五军身后，本意是借用其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避免中伏，谁知徐海东没有设伏，反而掉头迎面痛击，当即将其打垮。

　　但在平原丘陵地带，国民党军的机动能力明显高于红军，终于在红军深入伏牛山前先到达了山口。这一次，来的是国民党军西北军老将庞炳勋。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６日，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通过公路，后尾一直在和围追的敌军缠斗。但庞部第四十军其实已于两小时前到达，突然向红军行军队伍猛烈攻击，红军仓促转入防御，而此时天气十分寒冷，许多红军战士的枪支因枪机被冻住而无法打响。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率直属部队冲向敌军，与其展开肉搏。西北军本以肉搏为傲，但从未见过红军这样从上到下拼命的队伍，一时士气为之受挫。而徐海东本来率领后卫第二二三团阻击追兵，这时立刻下令跑步抛开敌军，直扑前方，他的及时回援使敌军十分意外，双方陷入激战。有村民回忆：“在庄上听到七里岗上一阵枪响之后，看见红军的旗倒了，接着又见一个红军扛着红旗往前冲，一连冲了两次，红军战士打得勇猛不怕死，一直冲到白土崖。”

　　经过一番恶战，红二十五军打退了敌军的伏击。当天晚上，便在当地老乡带路下绕过敌军防线，两天后，与敌在澧河一带再次激烈交战，基本打退了敌军的堵截和尾追，进入伏牛山区。这两仗，红军伤亡都有数百人之多。

　　独树镇血战后，国民党方面十分恼怒，已经调集十九路军等部队进入伏牛山区，并严令当地土豪别廷芳分兵守口，控制各个堡寨，力图歼灭红军于这一地区。

　　其实，在他们忙活的时候，红军早已经离开了伏牛山。１２月５日晚，红二十五军将敌陈沛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就此进入陕西境内。这里物产丰富，敌军力量尚不集中，红军活动条件比在河南时好得多。８日，徐海东率前卫团手枪团打响在陕西的第一仗，歼灭三要司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第二天占领山中小镇庾家河。省委在这里召开第二次常委会，开始了建立新根据地的工作。

　　５、然而，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严酷的战斗，正在这里等待着徐海东和他的队伍。

　　据当年一位亲历者回忆：“那天上午１０点多，军领导正在开会，后山七里荫岭方向突然响起枪声，紧接着，程子华他们提着枪从南房出来，带着人直接就朝山上跑……”

　　原来，是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中将师长陈沛亲自带队，突然对入陕红军发动了袭击。陈沛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介石嫡系，颇有战略头脑。他在率部布防省境、阻击红军长征入陕的计划落空后，断定红二十五军“必取道核桃坪、庾家河，向龙驹寨”前进，于是部署３个团取捷径追击，终于在庾家河赶上了红军。遭遇战中，敌先我一步抢占东山坳口，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了泰山压顶的态势。

　　不过红军反应十分迅速，徐海东当即带领全军最能打的二二三团勇猛地冲入敌群，一阵猛打，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的高地，占据了地理优势。应该说，陈沛所部在行军中队形松散，导致开战时只有１个团在战场上，同时遭受红军３个团打击，是其一大失误。但他毕竟是一员猛将，立即组织其余两个团猛扑过来，重新争夺坳口。这场战斗最终红军取得了胜利——陈沛无论如何无法想象，红军居然有１００多挺机枪，而且弹药极为充足，打得国民党军完全抬不起头来，只能败退。

　　这要感谢东北军在鄂豫皖和长征沿途给红军充当了“运输队长”，红二十五军的精良装备主要来自缴获。

　　尽管取胜，但由于前面夺回了坳口，红军方面对陈沛这第二次攻击多少有些意外，竟然导致徐海东和程子华先后在此战中负伤，而且伤势都很重。程子华手被打穿，一度无法指挥战斗，而徐海东则被敌一发子弹击中眼睛下方，从颈后穿出，负伤极重。

　　庾家河之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为惨烈，也是干部损失最大的战斗之一，但此后红二十五军基本掌握了对敌作战的主动权，并迅速建立了以镇安为中心的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６、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５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派红二十五军北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７月１６日，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再次踏上征途。这一次，他们一路势如破竹，占领胡宗南部后方大本营天水，夺取大量物资，并进军西安城下，迫使国民党军抽调大量部队迎战，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唯一的遗憾是在８月泾川战斗中，红二十五军的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９月，红二十五军进行改组，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９月１５日，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第一支远征而来的红军最终到达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