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1840年至1919年)，是中国人民武力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侵略战争，主要有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此外还有新疆、台湾、东北、西藏等地军民抗击列强入侵的战争。反压迫战争，主要有太平天国战争、捻军、天地会起义战争等农民革命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战争等。战争面貌发生剧烈变化：由装备冷兵器及有烟火药兵器、单一营制的封建军队，发展为装备无烟火药兵器、诸兵种合同编组的近代西方式军队；由相当保守的旧式作战方式，发展为较先进的新式作战方式；并带动了军事工业的兴起，对中国战争理论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清王朝由盛转衰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处于实行炮舰政策、向世界各地侵略扩张的时期。1840年，英国首先发动了侵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参见鸦片战争)，由于清王朝在战略部署上重内轻外，加以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骄妄无知和盲目轻敌，以致对外敌入侵毫无抗御准备，是战是和迟疑不决。英军集中兵力先转攻沿海各地，继而侵入长江，兵锋直抵江宁(今南京)。广大爱国军民虽然进行丁英勇的战斗，但最终仍然战败。1842年清廷被迫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进一步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压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至1864年)。清军采取“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团练“分段兜剿”和“解散胁从”分化瓦解同时并用的战略方针，围攻太平军。太平军则采取“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打破清军围剿，挥师北上，攻占武昌(参见武汉之战)后，继而乘虚东向，水陆并进，1853年占领江宁(参见江宁之战)，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尔后即进行北伐(参见太平军北伐)、西征(参见太平军西征)，但对近在咫尺、威胁最大的江北、江南清军大营，却未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直到清军歼灭了北伐军和上海小刀会起义部队(参见上海小刀会起义)、转移兵力向天京进逼时，方从西征军中调兵回援，击溃了两大营清军，解除了肘腋之患(参见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但此时发生了“天京事变”，领导集团分裂，形势急剧恶化，此后，太平军失去了战略主动权，由战略进攻逐渐转为战略防御。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⒎?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主要向以广州为中心的沿海进攻，后期则向北方的大沽，天津及北京地区进攻。英法的战略目的是迫使清廷屈服，所以采取武力威慑与外交讹诈相结合的方针；而清廷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支配下，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太平军作战，对英法联军采取“息兵为要”、以和为主的方针。抗击英法联军的清军虽然在数量上居优势，但军队素质与战争准备远逊于敌。战争历时4年，清廷战败，先后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俄国也趁火打劫，乘势迫使清廷签订中俄《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强行夺去。


　　英法联军进攻沿海清军期间，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太平军。至1858年，清军攻占镇江、扬州，重建江南、江北两大营，包围天京；西线湘军也攻占了九江，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统治的州县，大部为清军占领，形势严峻。洪秀全为挽回颓势，任用李秀成、陈玉成等青年将领，在浦口、三河两战役中取得胜利(参见三河镇之战)，稳定了局势。为打破天京之围，李秀成以“围魏救赵”战术击歼江南大营清军(参见二破江南大营)，并乘胜开辟苏南地区。当清军在东线连连失败之际，曾国藩所率湘军在西线包围了重要战略基地安庆(参见安庆之战)，控制了长江。清廷鉴于绿营腐败无能，将镇压太平军的任务，完全委之于曾国藩。因太平军主要统帅战略思想有分岐，原定会师武汉、解安庆之围的计划失败。而此时清廷却与英法等侵略军联合进攻太平军。至1862年，安庆、庐州相继被清军攻占，并乘势包围了天京。江浙地区的太平军，在淮军及中英、中法混合组建的“常胜军”、“常捷军”协同进攻下，至1863年，绍兴、杭州、苏州等亦为清军攻占。1864年，清军攻占天京(参见天京之战)，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


　　太平军失败后，活动于长江以北、早与太平军有密切联系的捻军，与太平军余部汇合，在赖文光、张宗禹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清战争(参见捻军起义)。为改变以往分散行动、互不统属的局面，两军进行了合并和改编，成为有统一领导的新捻军，并决定“易步为骑”，实施流动作战。曾在鲁山之战、高楼寨之战中大败清军，歼灭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部。清廷遂命曾国藩率湘、淮军进攻捻军。曾国藩接受僧格林沁穷追中伏的失败教训，采取“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战略方针，但毫无成效。清廷又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军务。李采取“扼地兜剿”方略，企图堵剿结合歼灭捻军。捻军为打破围剿，分为东西两部，以便相互支援。但力量分散，又无根据地，得不到补给及休整，1868年赖文光率领的东捻军在扬州；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分别被歼灭。


　　太平军、捻军与清军作战期间，东南、西南、西北各地，先后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陈开、张秀眉、杜文秀、李永和等领导的起义及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参见云南回民起义、黔西南回民起义、李永和、蓝朝鼎起义、陕西回民起义、甘肃回民起义)。由于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及作战指导失当，先后被清军消灭。


　　1865年，中亚浩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官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强占中国大片领土，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沙皇俄国亦乘机入侵，攻占伊犁地区。清廷决定武力收复新疆时，日本于1874年侵入台湾，从而引起了“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国防经费不足，主张全力加强海防，反对用兵新疆；左宗棠等则认为决不能自去藩篱，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要求首先收复新疆。清廷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采取“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的作战步骤，于1876年至1878年，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并乘势加强与沙俄的外交谈判，1881年收复伊犁地区。


　　1883年，侵入越南的法国军队，向驻屯越南北部的清军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清廷避战求和，同意撤回全部驻越清军。为迫使清廷屈服，获取更大的侵华利益，次年法军又突袭福建马尾清海军基地(参见马尾海战)，随后进攻台湾，封锁中国沿海。清廷下令宣战，在作战指导上，确立东南沿海取守势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清军先后挫败进攻台湾、镇海的法军后，1885年又于镇南关重创法军(参见镇南关之战)，并乘胜克复谅山，扭转了战局。但清廷未能利用此有利条件发展大好形势，反而“乘胜而收”，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年为中国农历“甲午”年，史称中日甲午战争。这年初，朝鲜发生内乱。应朝鲜王朝的请求，清军入朝协助作战。日军向正在运送中的清海、陆军发动突袭，挑起战端。日本以海军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陆军在中国直隶(今河北)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的战略方针，企图迅速打败清军，压迫清廷屈服。清廷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清陆军主要将领指挥无能，畏敌怯战，很快兵败平壤(参见平壤之战)，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日海军随即在黄海向清海军发动进攻，经激战，清海军损失惨重(参见黄海海战)，后龟缩于威海港内不出。随后，日陆军攻辽东，先后占领安东、海城、大连、旅顺等地。1895年2月，日军水陆协同攻占威海卫城(参见威海之战)，激战半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廷派李鸿章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并割台湾于日本。战争中，包括台湾在内中国广大爱国军民奋勇斗争，前仆后继，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甲午战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更趋激化。1899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列强以保护其在华利益为借口，由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入侵中国(参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军一度与义和团在天津、北京等地联合抗击侵略军。北京陷落后，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八国联军占领了张家口、娘子关等要地，沙俄更乘机派军十余万分路侵入东北，强占了哈尔滨、吉林、奉天(今沈阳)等地。清廷于1901年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4年，英国趁日、俄两国争夺中国东北地区之际，再次武装入侵西藏，迫使清廷与之签订条约，攫取了更多政治、经济特权。


　　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使中国亡国危机更为严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清朝统治是中国强国御侮的最大障碍，决心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为此，在国外积极培训骨干，在国内多方运动会党和新军，连年发动武装起义。几经挫折，坚持不懈。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史称辛亥革命。但是不久，民主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恢复民主共和制度，革命派相继发动了讨袁战争(1913年)、护国战争(1915年至1916年)和护法战争(191-7年至1918年)。这些战争虽取得一些成果，但最终未能消灭北洋军阀。中国又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


　　中国近代战争的发展过程，是同中国近代工业兴起和战争理论、战争方式及之军队、兵器的逐渐演变紧密相联的。鸦片战争开始至护法战争结束，共发生较大的作战180多次。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和政治腐朽的影响，清军在作战中，尤其是同工业强盛、装备精良、军事思想先进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作战中，一败再败；即是由于爱国官兵的奋勇杀敌而取得局部胜利，但在战争全局上仍呈败局。人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提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核心的军事变革思想。太平天国时期作为国家经制之兵的八旗、绿营已腐败无用。曾国藩等鸦片战争后，“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而编练的湘勇、淮勇等非经制兵，逐渐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湘军、淮军与绿营的主要区别有三：一是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募选朴实勤劳的青年农民，拒收浮滑取巧的城市游民，并在一定时期后，遣散一部人员，重新招募，以保证兵员素质及部队战斗力。二是改营制不齐、分区定防的地方军体制为营制统、集中驻屯的野战军体制。营为基本战术单位，战斗人员500人(前后编制不一)，营下有哨、队两级编制，队配备单兵器，哨由不同兵器的各队组成；每营另配属具有辎重兵及工程兵性质的长夫180人。营以上有统领，统若干营，为战役单位；若干统领总属于统帅，统帅所属为战略单位。三是改兵权分割之制为军权集中之制，统兵将领拥有相对独立的领导权、指挥权以及财务权。此外，还重视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此后，湘、淮军留驻各地的部队，成为国家常备军，简称防军；并将一部八旗及大部绿营的适战人员，按湘、淮军的制度改编，集中训练驻屯，称练军；八旗及绿营残存部队，作为国家经制兵，已名存实亡。为加强海防和以先进兵器装备部队，除由国外购买军舰及各种新式枪炮外，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也开始建立。1861年至1911年，先后建立军工企业40多个，共生产枪支约25万支、火炮4000门、舰船60余艘，成为清军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甲午战争前，防军、练军不少已装备了新式后膛枪炮，各重要海口改建一批新式炮台，并增加一批新式海岸炮。还建立广东、福建、南洋及北洋4支水师。北洋水师是近代世界上有相当规模的海军部队。


　　清王朝的建军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虽然武器装备有了改进，但军事制度并未改变。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先进装备与落后军制的矛盾，使清廷认识到防军、练军在编制、训练、战术及官兵素质上的严重缺陷，遂对全国军事组织、指挥系统和训练教育等进行全面西化。成立督办军务处领导改革、编练新军。规定各省建立“常备、续备、巡警等军”。常备军有镇、协、标、营、队、排、棚7级，步、炮、马、工四兵种。后又增建辎重兵，发展为每镇官兵12512人、由步、骑、炮、工、辎合同编组的新式陆军。并逐渐实现了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统一，先后建立了陆军部、海军部和军谘府(近似参谋部)。为培养军事人才，先后创办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讲武堂及各种专业学堂等70多所军事学校，聘请外国军事教官指导军事训练，讲授西方军事学术，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科学，翻译了英、德、日等国各种军事书籍，介绍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


　　八旗、绿营的作战方式及战术运用守旧落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清代儒将建立的湘军，在战术上进行了一次传统的复归：从建军、治军到用兵作战，基本上效法明将戚继光。虽为复旧，但对墨守陋规的八旗、绿营，则是一次进步的革新。由于湘军装备的火药枪炮射速慢、杀伤力小，不能脱离冷兵器而独立战斗，所以无法改变密集的战斗队形，也无法脱离传统的作战方式。淮军已更新装备为无烟火药后膛枪炮，射速快，火力强度大为提高，并汲取了西方的一些训练方法，所以在沿用湘军作战方式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营的基本战斗队形，通常部署为三个梯队；一梯队开始采用散兵队形，散兵间隔3步；二梯队为密集横队，位于敌军轻火器有效射程之外；三梯队为预备队，控置于敌军炮兵射程之外。淮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已开始脱离了仅依靠肉搏决定战斗胜负的传统战法，强调以火力杀伤敌人、争取胜利。其基本战术是步炮协同作战。进攻时，以炮兵实施火力急袭杀伤、压制敌人，步兵在炮火支援下边射击边前进，俟敌军阵线动摇时再发起冲锋。防御时，炮兵主要用以协助步兵拦击敌攻击部队。通过桥梁、隘路，有时以三梯队交互掩护前进。中法战争时，还出现了以被覆顶盖的战斗掩体为主体，由明槽暗道予以联结、具有堑壕体系性质的防御工事——“地营”，出现了在敌火下实施进迫作业以接敌的“滚草龙法”等。这与传统作战方式已有明显的区别。


　　新军时期，随着军事制度、训练方法的西化和官兵素质的提高，作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进攻时；先进行骑兵侦察，再进行火力侦察，继之以火力急袭，摧毁工事，杀伤敌人及制压敌军炮火，尔后用工兵破坏障碍、开辟通路，最后以步兵发起冲锋。步兵行动则是先以疏开队形接敌，散开队形战斗，当接近冲锋距离时，梯次跃进。防御时，步兵以随身携带的锹镐挖掘掩体、交通壕，构成有一定纵深的数道堑壕，阵地前布置地雷、铁丝网等障碍场，步兵依托工事战斗，炮兵进行拦阻射击，预备队用以反冲锋，尔后相机转为反攻。这时，虽然还存在着盲目照搬西方军制及战术等缺点，但就总体而言，清廷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已初见成效。

　　中国近代(1840年至1919年)，是中国人民武力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侵略战争，主要有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此外还有新疆、台湾、东北、西藏等地军民抗击列强入侵的战争。反压迫战争，主要有太平天国战争、捻军、天地会起义战争等农民革命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战争等。战争面貌发生剧烈变化：由装备冷兵器及有烟火药兵器、单一营制的封建军队，发展为装备无烟火药兵器、诸兵种合同编组的近代西方式军队；由相当保守的旧式作战方式，发展为较先进的新式作战方式；并带动了军事工业的兴起，对中国战争理论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清王朝由盛转衰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处于实行炮舰政策、向世界各地侵略扩张的时期。1840年，英国首先发动了侵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参见鸦片战争)，由于清王朝在战略部署上重内轻外，加以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骄妄无知和盲目轻敌，以致对外敌入侵毫无抗御准备，是战是和迟疑不决。英军集中兵力先转攻沿海各地，继而侵入长江，兵锋直抵江宁(今南京)。广大爱国军民虽然进行丁英勇的战斗，但最终仍然战败。1842年清廷被迫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进一步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压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至1864年)。清军采取“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团练“分段兜剿”和“解散胁从”分化瓦解同时并用的战略方针，围攻太平军。太平军则采取“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打破清军围剿，挥师北上，攻占武昌(参见武汉之战)后，继而乘虚东向，水陆并进，1853年占领江宁(参见江宁之战)，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尔后即进行北伐(参见太平军北伐)、西征(参见太平军西征)，但对近在咫尺、威胁最大的江北、江南清军大营，却未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直到清军歼灭了北伐军和上海小刀会起义部队(参见上海小刀会起义)、转移兵力向天京进逼时，方从西征军中调兵回援，击溃了两大营清军，解除了肘腋之患(参见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但此时发生了“天京事变”，领导集团分裂，形势急剧恶化，此后，太平军失去了战略主动权，由战略进攻逐渐转为战略防御。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⒎?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主要向以广州为中心的沿海进攻，后期则向北方的大沽，天津及北京地区进攻。英法的战略目的是迫使清廷屈服，所以采取武力威慑与外交讹诈相结合的方针；而清廷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支配下，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太平军作战，对英法联军采取“息兵为要”、以和为主的方针。抗击英法联军的清军虽然在数量上居优势，但军队素质与战争准备远逊于敌。战争历时4年，清廷战败，先后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俄国也趁火打劫，乘势迫使清廷签订中俄《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强行夺去。


　　英法联军进攻沿海清军期间，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太平军。至1858年，清军攻占镇江、扬州，重建江南、江北两大营，包围天京；西线湘军也攻占了九江，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统治的州县，大部为清军占领，形势严峻。洪秀全为挽回颓势，任用李秀成、陈玉成等青年将领，在浦口、三河两战役中取得胜利(参见三河镇之战)，稳定了局势。为打破天京之围，李秀成以“围魏救赵”战术击歼江南大营清军(参见二破江南大营)，并乘胜开辟苏南地区。当清军在东线连连失败之际，曾国藩所率湘军在西线包围了重要战略基地安庆(参见安庆之战)，控制了长江。清廷鉴于绿营腐败无能，将镇压太平军的任务，完全委之于曾国藩。因太平军主要统帅战略思想有分岐，原定会师武汉、解安庆之围的计划失败。而此时清廷却与英法等侵略军联合进攻太平军。至1862年，安庆、庐州相继被清军攻占，并乘势包围了天京。江浙地区的太平军，在淮军及中英、中法混合组建的“常胜军”、“常捷军”协同进攻下，至1863年，绍兴、杭州、苏州等亦为清军攻占。1864年，清军攻占天京(参见天京之战)，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


　　太平军失败后，活动于长江以北、早与太平军有密切联系的捻军，与太平军余部汇合，在赖文光、张宗禹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清战争(参见捻军起义)。为改变以往分散行动、互不统属的局面，两军进行了合并和改编，成为有统一领导的新捻军，并决定“易步为骑”，实施流动作战。曾在鲁山之战、高楼寨之战中大败清军，歼灭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部。清廷遂命曾国藩率湘、淮军进攻捻军。曾国藩接受僧格林沁穷追中伏的失败教训，采取“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战略方针，但毫无成效。清廷又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军务。李采取“扼地兜剿”方略，企图堵剿结合歼灭捻军。捻军为打破围剿，分为东西两部，以便相互支援。但力量分散，又无根据地，得不到补给及休整，1868年赖文光率领的东捻军在扬州；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分别被歼灭。


　　太平军、捻军与清军作战期间，东南、西南、西北各地，先后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陈开、张秀眉、杜文秀、李永和等领导的起义及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参见云南回民起义、黔西南回民起义、李永和、蓝朝鼎起义、陕西回民起义、甘肃回民起义)。由于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及作战指导失当，先后被清军消灭。


　　1865年，中亚浩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官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强占中国大片领土，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沙皇俄国亦乘机入侵，攻占伊犁地区。清廷决定武力收复新疆时，日本于1874年侵入台湾，从而引起了“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国防经费不足，主张全力加强海防，反对用兵新疆；左宗棠等则认为决不能自去藩篱，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要求首先收复新疆。清廷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采取“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的作战步骤，于1876年至1878年，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并乘势加强与沙俄的外交谈判，1881年收复伊犁地区。


　　1883年，侵入越南的法国军队，向驻屯越南北部的清军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清廷避战求和，同意撤回全部驻越清军。为迫使清廷屈服，获取更大的侵华利益，次年法军又突袭福建马尾清海军基地(参见马尾海战)，随后进攻台湾，封锁中国沿海。清廷下令宣战，在作战指导上，确立东南沿海取守势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清军先后挫败进攻台湾、镇海的法军后，1885年又于镇南关重创法军(参见镇南关之战)，并乘胜克复谅山，扭转了战局。但清廷未能利用此有利条件发展大好形势，反而“乘胜而收”，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年为中国农历“甲午”年，史称中日甲午战争。这年初，朝鲜发生内乱。应朝鲜王朝的请求，清军入朝协助作战。日军向正在运送中的清海、陆军发动突袭，挑起战端。日本以海军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陆军在中国直隶(今河北)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的战略方针，企图迅速打败清军，压迫清廷屈服。清廷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清陆军主要将领指挥无能，畏敌怯战，很快兵败平壤(参见平壤之战)，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日海军随即在黄海向清海军发动进攻，经激战，清海军损失惨重(参见黄海海战)，后龟缩于威海港内不出。随后，日陆军攻辽东，先后占领安东、海城、大连、旅顺等地。1895年2月，日军水陆协同攻占威海卫城(参见威海之战)，激战半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廷派李鸿章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并割台湾于日本。战争中，包括台湾在内中国广大爱国军民奋勇斗争，前仆后继，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甲午战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更趋激化。1899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列强以保护其在华利益为借口，由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入侵中国(参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军一度与义和团在天津、北京等地联合抗击侵略军。北京陷落后，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八国联军占领了张家口、娘子关等要地，沙俄更乘机派军十余万分路侵入东北，强占了哈尔滨、吉林、奉天(今沈阳)等地。清廷于1901年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4年，英国趁日、俄两国争夺中国东北地区之际，再次武装入侵西藏，迫使清廷与之签订条约，攫取了更多政治、经济特权。


　　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使中国亡国危机更为严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清朝统治是中国强国御侮的最大障碍，决心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为此，在国外积极培训骨干，在国内多方运动会党和新军，连年发动武装起义。几经挫折，坚持不懈。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史称辛亥革命。但是不久，民主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恢复民主共和制度，革命派相继发动了讨袁战争(1913年)、护国战争(1915年至1916年)和护法战争(191-7年至1918年)。这些战争虽取得一些成果，但最终未能消灭北洋军阀。中国又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


　　中国近代战争的发展过程，是同中国近代工业兴起和战争理论、战争方式及之军队、兵器的逐渐演变紧密相联的。鸦片战争开始至护法战争结束，共发生较大的作战180多次。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和政治腐朽的影响，清军在作战中，尤其是同工业强盛、装备精良、军事思想先进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作战中，一败再败；即是由于爱国官兵的奋勇杀敌而取得局部胜利，但在战争全局上仍呈败局。人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提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核心的军事变革思想。太平天国时期作为国家经制之兵的八旗、绿营已腐败无用。曾国藩等鸦片战争后，“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而编练的湘勇、淮勇等非经制兵，逐渐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湘军、淮军与绿营的主要区别有三：一是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募选朴实勤劳的青年农民，拒收浮滑取巧的城市游民，并在一定时期后，遣散一部人员，重新招募，以保证兵员素质及部队战斗力。二是改营制不齐、分区定防的地方军体制为营制统、集中驻屯的野战军体制。营为基本战术单位，战斗人员500人(前后编制不一)，营下有哨、队两级编制，队配备单兵器，哨由不同兵器的各队组成；每营另配属具有辎重兵及工程兵性质的长夫180人。营以上有统领，统若干营，为战役单位；若干统领总属于统帅，统帅所属为战略单位。三是改兵权分割之制为军权集中之制，统兵将领拥有相对独立的领导权、指挥权以及财务权。此外，还重视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此后，湘、淮军留驻各地的部队，成为国家常备军，简称防军；并将一部八旗及大部绿营的适战人员，按湘、淮军的制度改编，集中训练驻屯，称练军；八旗及绿营残存部队，作为国家经制兵，已名存实亡。为加强海防和以先进兵器装备部队，除由国外购买军舰及各种新式枪炮外，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也开始建立。1861年至1911年，先后建立军工企业40多个，共生产枪支约25万支、火炮4000门、舰船60余艘，成为清军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甲午战争前，防军、练军不少已装备了新式后膛枪炮，各重要海口改建一批新式炮台，并增加一批新式海岸炮。还建立广东、福建、南洋及北洋4支水师。北洋水师是近代世界上有相当规模的海军部队。


　　清王朝的建军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虽然武器装备有了改进，但军事制度并未改变。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先进装备与落后军制的矛盾，使清廷认识到防军、练军在编制、训练、战术及官兵素质上的严重缺陷，遂对全国军事组织、指挥系统和训练教育等进行全面西化。成立督办军务处领导改革、编练新军。规定各省建立“常备、续备、巡警等军”。常备军有镇、协、标、营、队、排、棚7级，步、炮、马、工四兵种。后又增建辎重兵，发展为每镇官兵12512人、由步、骑、炮、工、辎合同编组的新式陆军。并逐渐实现了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统一，先后建立了陆军部、海军部和军谘府(近似参谋部)。为培养军事人才，先后创办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讲武堂及各种专业学堂等70多所军事学校，聘请外国军事教官指导军事训练，讲授西方军事学术，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科学，翻译了英、德、日等国各种军事书籍，介绍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


　　八旗、绿营的作战方式及战术运用守旧落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清代儒将建立的湘军，在战术上进行了一次传统的复归：从建军、治军到用兵作战，基本上效法明将戚继光。虽为复旧，但对墨守陋规的八旗、绿营，则是一次进步的革新。由于湘军装备的火药枪炮射速慢、杀伤力小，不能脱离冷兵器而独立战斗，所以无法改变密集的战斗队形，也无法脱离传统的作战方式。淮军已更新装备为无烟火药后膛枪炮，射速快，火力强度大为提高，并汲取了西方的一些训练方法，所以在沿用湘军作战方式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营的基本战斗队形，通常部署为三个梯队；一梯队开始采用散兵队形，散兵间隔3步；二梯队为密集横队，位于敌军轻火器有效射程之外；三梯队为预备队，控置于敌军炮兵射程之外。淮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已开始脱离了仅依靠肉搏决定战斗胜负的传统战法，强调以火力杀伤敌人、争取胜利。其基本战术是步炮协同作战。进攻时，以炮兵实施火力急袭杀伤、压制敌人，步兵在炮火支援下边射击边前进，俟敌军阵线动摇时再发起冲锋。防御时，炮兵主要用以协助步兵拦击敌攻击部队。通过桥梁、隘路，有时以三梯队交互掩护前进。中法战争时，还出现了以被覆顶盖的战斗掩体为主体，由明槽暗道予以联结、具有堑壕体系性质的防御工事——“地营”，出现了在敌火下实施进迫作业以接敌的“滚草龙法”等。这与传统作战方式已有明显的区别。


　　新军时期，随着军事制度、训练方法的西化和官兵素质的提高，作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进攻时；先进行骑兵侦察，再进行火力侦察，继之以火力急袭，摧毁工事，杀伤敌人及制压敌军炮火，尔后用工兵破坏障碍、开辟通路，最后以步兵发起冲锋。步兵行动则是先以疏开队形接敌，散开队形战斗，当接近冲锋距离时，梯次跃进。防御时，步兵以随身携带的锹镐挖掘掩体、交通壕，构成有一定纵深的数道堑壕，阵地前布置地雷、铁丝网等障碍场，步兵依托工事战斗，炮兵进行拦阻射击，预备队用以反冲锋，尔后相机转为反攻。这时，虽然还存在着盲目照搬西方军制及战术等缺点，但就总体而言，清廷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已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