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继续发展和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五代(907—960年)复又分裂。这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隋、唐、后周王朝的统一战争，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战争，平叛和削藩战争以及隋、唐末的农民起义战争。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战略战术的运用更为成熟。少数民族优良战法与汉族传统战法相融合，使快速、突袭等机动战术有了明显发展。城池工程构筑和守城技术、战术均有提高和发展。府兵制的军事制度达于鼎盛。据史籍记载，这时期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文帝杨坚代周建隋之初，南有陈朝，北有突厥，东北有高丽，西北有吐谷浑，在战略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他们不时攻掠隋边，有的还与隋内部反对势力结合，形势较为严峻。文帝为巩固政权，打破包围，并进而统一全国，采取“内绥外御”的战略总方针，企图先灭陈朝，再攻突厥。但因突厥实力强大，又有奚、契丹等族相助，不仅联合原北齐营州剌史高宝宁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而且出军40万大举攻隋，严重威胁北方，文帝被迫改取南和北战、先北后南的战略，并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隋书》卷5“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首先对付突厥(参见隋统一战争)。开皇三年(583年)，派出重兵，分路反击，大败突厥军(参见隋反击突厥之战)，促其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东西两部，使其各可汗间相互攻战不已。随后用兵江南，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建策，积极进行灭陈准备。八年十二月，集中水陆军50余万，以陈都建康(今南京)为中心，长江下游为重点，分兵8路进攻，次年正月灭陈(参见隋灭陈之战)，取得了中国战争吏上第二次大规模渡江作战的胜利，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余年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尔后，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征抚兼用之策，以维护统一，安定边疆。十九、二十年和仁寿元年(601年)，隋几次出兵击败犯边的突厥军，突厥各部先后归服于隋。高丽入据辽东后，一直与南朝保持联系。陈朝曾任高丽王为宁东将军。高丽这种“越境外交”，对隋构成潜在威胁，而陈的灭亡，又使高丽增强对隋的敌意和戒备，双方矛盾渐趋对抗(参见隋与高丽的战争)。十八年，高丽进攻辽西，文帝遂发水陆军30万分路反攻。但因“馈运不继，六军乏食”(《隋书》卷81《高丽传》)及舰队遭遇大风，无功而还。炀帝杨广继位后，先遣左仆射杨素平定汉王杨谅的反叛(参见隋平杨谅之战)，继于大业五年(609年)始，又出靼芄ヂ铀灞叩耐鹿然?参见隋击吐谷浑之战)，并在其故地置郡屯田，以经略西域。为打击高丽，收复辽东旧地，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和开凿南北大运河，以便于控制江南和进行军运。八年至十年(612—614年)，征发数百万人，三次大规模东征高丽，均未获胜(参见隋炀帝第一次攻高丽之战、隋炀帝第二次攻高丽之战、隋炀帝第三次攻高丽之战)。难以承受的徭役兵役，终于导致自山东、河北地区爆发而扩展至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参见隋末农民起义)。起义军在斗争中由分散走向集中，不断发展壮大。至十二年后，已形成河南李密的瓦岗军(参见瓦岗农民起义)、河北的窦建德军(参见窦建德起义)、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等三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隋王朝终被推翻。当隋朝即将覆灭之际，太原留守李渊乘群雄竟起、关中空虚之机，于十三年五月在晋阳(今太原西南)起兵，北和突厥，南结李密，打着尊隋旗号，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今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是为高祖。他采取巩固关中，“据险养威”，然后东出决战中原、南下平定江南的战略，展开长达7年的统一战争(参见唐统一战争)。在李世民、李靖等将帅的卓越领导下，历经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洛阳、虎牢之战、唐平萧铣之战、洺水之战、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一系列重大作战，先后击灭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肖铣、刘黑闼、辅公祏等各种反唐势力。至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据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的梁师都外，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帝位，是为太宗(参见玄武门事变)。由于东突厥屡犯唐境，一度深入至渭水之北，直接威胁长安，太宗遂积极进行北灭突厥的准备(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贞观三年(629年)遣兵部尚书李靖等率军反击，至四年二月，大破突厥军。北方各族纷纷归附，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随后，为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于九年派特进李靖率军以远程奔袭击降吐谷浑，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参见唐击吐谷浑之战)。十四年灭高昌，置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庭州(治今吉木萨尔北)，并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平定焉耆(今焉耆西南)，二十二年平定龟兹(今库车)，西域各族纷纷归唐。遂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并置龟兹、于阗(今和田县境)、碎叶(今吉尔吉斯伏龙芝北)、疏勒(今喀什)四镇，辖于都护府，称安西四镇，用以控制西境，保护商路。在此期间，高丽与百济连兵进攻新罗(参见唐与高丽、百济的战争)。太宗应新罗之请，于十八、十九年间率水陆大军，亲征高丽，攻占辽东大部州县。后久攻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不下而退兵。时北方薛延陀渐强，屡攻归唐的突厥各部，威胁北疆。太宗遂于二十年派特进李勣等率军击灭薛延陀(参见唐击薛延陀之战)。其余众及所部铁勒、回纥10余部内附。唐于其故地置6府7州，北方悉定。高宗李治继位后，首先加强对天山以北地区的统治，于显庆二年(657年)遣左屯卫将军苏定方率军击灭反唐的西突厥(参见唐灭西突厥之战)，置濛池、崐陵二都护府，分统其地。尔后将打击目标转向高丽，并改变战略，在高丽后方寻求进攻基地，使其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五年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l0万，击灭百济，分其地置5都督府，以经略高丽。乾封元年(666年)，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军攻高丽，总章元年(668年)克平壤(今属朝鲜)，置安东都护府统之(参见唐灭高丽之战)。后因高丽反抗，吐蕃攻扰，唐廷把安东都护府迁于辽东，将兵力转用西部。高丽故地遂为新罗夺取。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后，日渐强盛(参见唐与吐番的战争)。贞观八年(634年)曾进攻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十二年被唐军击败(参见松州之战)。后唐以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唐蕃关系密切。高宗时，为争夺吐谷浑，双方于咸亨元年(670年)激战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参见大非川之战)，唐军先胜后败，吐谷浑故地落入吐蕃之手。吐蕃进而攻占西域18州，唐被迫撤回安西四镇唐军。从此，唐连年遭到吐蕃攻扰。皇后武则天执政时期，边境战斗增多，主要是与突厥和吐蕃作战，奚及契丹亦不时攻掠边地(参见唐与契丹、奚等之战)。唐虽曾收复安西四镇，并一度击败契丹、奚，但时胜时败，直至玄宗李隆基即位时，边患仍然未除。东北之契丹、奚占据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东突厥不时攻掠，或支持契丹、奚反唐；突骑施取代西突厥，依吐蕃之强弱时反时降；吐蕃仍不断向外扩张，直接威胁唐陇右(约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河西(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安西(今甘肃安西以西)重地，欲与唐争夺西域。在此严峻形势下，玄宗决定对北方的突厥、契丹、奚及突骑施等，暂取守势作战，伺机击歼，并辅以有力的政治争取；而对威胁最大又最强的吐蕃，则采取攻势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实施连续进攻。为此，玄宗在发展经济、严禁奢靡、改善交通、置仓储粮之同时，整军经武，发展马政，调整部署，组织出兵，为巩固边疆进行了艰苦的长期战争。自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在陇右、河西、安西和剑南(治益州，今成都)各战场，屡次大败吐蕃，给其以沉重打击，并击灭了突骑施。突厥各部亦不断归服，天宝四载被回纥击灭后，其余部多内附于唐。在此期间，云南洱海地区的南诏起兵反唐(参见唐与南诏的战争)，唐数次出征，均遭惨败，南诏遂与吐蕃联合，西南局势逐渐紧张。


　　玄宗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均田制破坏，府兵制为募兵制所取代。又因边境战争频繁激烈，为巩固边疆而设置的边镇节度使逐渐增多，至天宝元年(742年)已有l0个，拥兵49万余，使唐初以来居中控外的兵力部署，变为内轻外重的局面。这为掌握一个地区的军、政、财权的节度使进行叛乱和割据提供了可能。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参见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平安史之乱，历经玄宗、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三代，七年又两个月，唐廷虽在战略指导上犯有错误，但在著名将帅李光弼、郭子仪、张巡等人的卓越指挥下，军民英勇抗击，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平叛后，唐廷无力消灭安史旧将，被迫委任他们为河朔三镇节度使。于是，“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玉海·兵制》)。至德宗李适时，全国已有48个节度使。永泰元年(765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后为昭义)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结盟抗唐，藩镇割据由此形成。以后各地节度使竞相效法，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从代宗始，历代皇帝大都企图削藩，除宪宗李纯取得削藩胜利，恢复暂短统一外，均因力量不是和政略、战略不当等而失败。随着唐王朝日趋衰落，割据势力愈演愈烈，直至唐亡。与此同时，唐廷与吐蕃、南诏的战争交炽进行。平安史之乱时，唐军主力由西北内调，吐蕃乘虚占据河西、陇右，并频繁东进。平叛刚结束，即攻占长安，代宗避难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关内副元帅郭子仪收众4000余，以疑兵计，吓退吐蕃，收复长安。广德二年(764年)至永泰元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举兵反唐，先后两次引吐蕃、回纥大军进逼奉天(今陕西乾县)、泾阳(今属陕西)等地(参见邠州之战、奉天、灵台之战)。郭子仪率军反击，又说服回纥反戈与唐合击，大破吐蕃，稳住了关中局势。大历年间(766—779年)，唐将浑瑊、李晟等多次率军击败吐蕃对陇右、关中、剑南西川的攻掠。贞元年间(785-805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北、西南两地区。大相尚结赞领兵攻掠陇右后，转兵安西，攻占北庭都护府，从此唐通安西之路阻绝；而剑南节度使韦皋奉命招抚南诏，以分吐蕃之势，集中兵力反击，不断重创吐蕃(参见神川之战、维州之战、唐破吐番维州之战)，尽复儁州(治今四川西昌)等地，并出兵深入其境内，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贞元九年(793年)，南诏归唐。宪宗时，唐蕃关系有所改善，但自元和十三年(818年)起，吐蕃又频繁攻掠，多为唐军击败。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请和，双方会盟于长安城西，相约“屏去兵革”，“暴掠不作”(《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人张义潮收复西北11州，吐蕃从此不振。后来，南诏攻西川，袭安南，占播州(治今贵州遵义)，成为唐主要边患。安南部护、西川节度使高骈等率军破之(参见交趾之战)。唐和南诏于中和年间(881—885年)，恢复通好。唐末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其中以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冤句(今山东菏泽西)人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强(参见王仙芝起义、黄巢起义)。尤其黄巢起义军自乾符二年(875年)至广明元年(880年)，历经转战中原(参见黄巢转战中原之战)、进军江南(参见黄巢南下福州之战壕)、北伐夺取长安(参见长安之战)，建立大齐政权，达到全盛。后在唐军与沙陀骑兵联合反攻下，退出长安(参见唐夺长安之战)，再犯战略错误，终于中和四年(884年)失败。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唐政权，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唐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朱全忠)代唐称帝，建后梁。从此，历史进入政权更迭、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持续50余年，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在此期间，契丹复盛，不断攻掠中原。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世宗柴荣即位后，在高平(今属山西)大败辽(契丹)与北汉联军(参见高平之战)。“自高平克捷之后，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册府元龟》卷104)，遂整饰军纪，裁汰老弱，加强禁军，并制定了先取南唐江北之地，再攻契丹夺取幽燕(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割让之燕云16州)，然后攻取北汉的方略，着力进行统一战争。但当其准备攻取幽州(治蓟，今北京城西南)时，却身染重病而班师。七年(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称帝建宋，后周亡。后周开创的新局面为尔后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隋朝建立至后周灭亡的37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350余次。由于隋、唐是南北朝以来中国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过长期交往和战争以及相互融合后建立的统一政权，王朝的将帅很多是少数民族人，作战时亦经常使用少数民族军队，因而，这时期的军制和战争兼有两种民族的特点。在战略战术运用上，亦较前有明显发展。在军制方面，吸取西魏、北周府兵制的优点，建立了新的府兵制：将军户编入民户，兵农合一，并规定军府有领兵之责而无调兵之权，兵部掌军令和军将除授但不能直接统兵，二者相互制约，军权集中于皇帝，对后世军制影响甚大。但到唐开元后，又实行募兵制。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骑兵作用。虽然步兵在军队总数上居多，但以骑兵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兵种。因之不断加强马政，努力增殖战马。唐全盛时仅官马即有70余万匹。为充分发挥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将重甲骑兵逐渐淘汰，基本上改为轻装骑兵。因江海作战增多，水军建设亦有较大发展。如多次进攻高丽，均有数万水军及数百艘海上战船实施渡海作战。除沿用楼船、连肪等战舰外，还发展了以轮形桨推进、航速较快的车船，发明了在水线下两舷上装有浮板(今之舭龙骨)以增强耐波性的海鹘船。各类战船已广泛采用横舱壁和水密舱，船舷亦装上巨木大概，战斗性能较前大为提高。唐朝前期军队的战斗编成，适应攻势战略及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按步兵、骑兵、突击队(跳虏)、机动队(奇兵)进行编组，重视远战能力，强调在冲锋距离外杀伤敌军，因而步兵除装备长枪、腰刀外，均持有弓、弩。突击队及机动队战时多为骑兵组成。军队的的基本战斗队形为便于突破的楔形队形。当遇山区及复杂地形不便展开时，创造了竖阵(纵队)，直接投入战斗，进一步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国防战略方面，隋沿袭秦汉以来的守势战略，唐前期则改为攻势战略：对攻扰边境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攻略、征服手段达到巩固国防和安定边疆目的。但在具体实施时，则取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兼施的方针。在“离强合弱”、分化瓦解的同时，实行“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政策，淡化民族界限，大量任用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宿卫将军或边州(羁縻州)长官，有的还妻以公主，以加强其向心力，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统辖问题。在战术运用上，强调积极进取，惯用机动战术，以骑兵的快速突然行动，进行突破、奇袭、追击，求得以少胜多和全歼，是这时期作战的突出特点。如虎牢之战，李世民率千骑，突破窦建德军阵，歼其5万，唐灭东突厥之战，李靖率骑兵1万，奇袭颉利可汗，歼东突厥军10余万；浅水原之战，李世民率2000骑追击宗罗喉军，迫使薛仁杲投降等。其他兵种亦力求运用这一战术。如唐平萧铣之战，李孝恭、李靖率水军乘三峡水涨袭击肖铣；蔡州之战，李愬率步兵雪夜奔袭吴元济等，均取得了胜利。强调步骑协同，并将“战贵其速”和“与之持久”(《卫公兵法》)的理论结合运用，亦是此时作战特点之一。以善使强弓劲弩、能攻能守的步兵正面交战，而以良马奔冲、适于机动、攻击的骑兵担任迂回、侧击等任务。当敌占优势时，以步兵与敌正面对峙，先取守势作战，俟敌疲惫时，再抓住战机投入骑兵，以迅猛之势向其弱点、要害处发动突击。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等，唐军均以此战术获胜。还出现了威力侦察及交互掩护撤退等新创战术。因城市战斗增多，城防工事构筑及城池防御战术均有发展。城内有重城，城外有羊马城。羊马城与护城河外还构筑了配置强弩用以反射的弩台，使防御纵深增大，稳定性和韧性大为提高。城池防御战术，亦强调积极进取，不断组织守城部队出击、反击。如张巡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参见雍丘之战)，李光弼守太原等(参见太原之战)，均以反击挫败叛军。利用地道反击，也成为这时期的常用战法。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继续发展和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五代(907—960年)复又分裂。这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隋、唐、后周王朝的统一战争，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战争，平叛和削藩战争以及隋、唐末的农民起义战争。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战略战术的运用更为成熟。少数民族优良战法与汉族传统战法相融合，使快速、突袭等机动战术有了明显发展。城池工程构筑和守城技术、战术均有提高和发展。府兵制的军事制度达于鼎盛。据史籍记载，这时期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文帝杨坚代周建隋之初，南有陈朝，北有突厥，东北有高丽，西北有吐谷浑，在战略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他们不时攻掠隋边，有的还与隋内部反对势力结合，形势较为严峻。文帝为巩固政权，打破包围，并进而统一全国，采取“内绥外御”的战略总方针，企图先灭陈朝，再攻突厥。但因突厥实力强大，又有奚、契丹等族相助，不仅联合原北齐营州剌史高宝宁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而且出军40万大举攻隋，严重威胁北方，文帝被迫改取南和北战、先北后南的战略，并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隋书》卷5“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首先对付突厥(参见隋统一战争)。开皇三年(583年)，派出重兵，分路反击，大败突厥军(参见隋反击突厥之战)，促其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东西两部，使其各可汗间相互攻战不已。随后用兵江南，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建策，积极进行灭陈准备。八年十二月，集中水陆军50余万，以陈都建康(今南京)为中心，长江下游为重点，分兵8路进攻，次年正月灭陈(参见隋灭陈之战)，取得了中国战争吏上第二次大规模渡江作战的胜利，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余年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尔后，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征抚兼用之策，以维护统一，安定边疆。十九、二十年和仁寿元年(601年)，隋几次出兵击败犯边的突厥军，突厥各部先后归服于隋。高丽入据辽东后，一直与南朝保持联系。陈朝曾任高丽王为宁东将军。高丽这种“越境外交”，对隋构成潜在威胁，而陈的灭亡，又使高丽增强对隋的敌意和戒备，双方矛盾渐趋对抗(参见隋与高丽的战争)。十八年，高丽进攻辽西，文帝遂发水陆军30万分路反攻。但因“馈运不继，六军乏食”(《隋书》卷81《高丽传》)及舰队遭遇大风，无功而还。炀帝杨广继位后，先遣左仆射杨素平定汉王杨谅的反叛(参见隋平杨谅之战)，继于大业五年(609年)始，又出靼芄ヂ铀灞叩耐鹿然?参见隋击吐谷浑之战)，并在其故地置郡屯田，以经略西域。为打击高丽，收复辽东旧地，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和开凿南北大运河，以便于控制江南和进行军运。八年至十年(612—614年)，征发数百万人，三次大规模东征高丽，均未获胜(参见隋炀帝第一次攻高丽之战、隋炀帝第二次攻高丽之战、隋炀帝第三次攻高丽之战)。难以承受的徭役兵役，终于导致自山东、河北地区爆发而扩展至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参见隋末农民起义)。起义军在斗争中由分散走向集中，不断发展壮大。至十二年后，已形成河南李密的瓦岗军(参见瓦岗农民起义)、河北的窦建德军(参见窦建德起义)、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等三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隋王朝终被推翻。当隋朝即将覆灭之际，太原留守李渊乘群雄竟起、关中空虚之机，于十三年五月在晋阳(今太原西南)起兵，北和突厥，南结李密，打着尊隋旗号，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今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是为高祖。他采取巩固关中，“据险养威”，然后东出决战中原、南下平定江南的战略，展开长达7年的统一战争(参见唐统一战争)。在李世民、李靖等将帅的卓越领导下，历经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洛阳、虎牢之战、唐平萧铣之战、洺水之战、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一系列重大作战，先后击灭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肖铣、刘黑闼、辅公祏等各种反唐势力。至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据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的梁师都外，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帝位，是为太宗(参见玄武门事变)。由于东突厥屡犯唐境，一度深入至渭水之北，直接威胁长安，太宗遂积极进行北灭突厥的准备(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贞观三年(629年)遣兵部尚书李靖等率军反击，至四年二月，大破突厥军。北方各族纷纷归附，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随后，为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于九年派特进李靖率军以远程奔袭击降吐谷浑，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参见唐击吐谷浑之战)。十四年灭高昌，置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庭州(治今吉木萨尔北)，并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平定焉耆(今焉耆西南)，二十二年平定龟兹(今库车)，西域各族纷纷归唐。遂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并置龟兹、于阗(今和田县境)、碎叶(今吉尔吉斯伏龙芝北)、疏勒(今喀什)四镇，辖于都护府，称安西四镇，用以控制西境，保护商路。在此期间，高丽与百济连兵进攻新罗(参见唐与高丽、百济的战争)。太宗应新罗之请，于十八、十九年间率水陆大军，亲征高丽，攻占辽东大部州县。后久攻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不下而退兵。时北方薛延陀渐强，屡攻归唐的突厥各部，威胁北疆。太宗遂于二十年派特进李勣等率军击灭薛延陀(参见唐击薛延陀之战)。其余众及所部铁勒、回纥10余部内附。唐于其故地置6府7州，北方悉定。高宗李治继位后，首先加强对天山以北地区的统治，于显庆二年(657年)遣左屯卫将军苏定方率军击灭反唐的西突厥(参见唐灭西突厥之战)，置濛池、崐陵二都护府，分统其地。尔后将打击目标转向高丽，并改变战略，在高丽后方寻求进攻基地，使其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五年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l0万，击灭百济，分其地置5都督府，以经略高丽。乾封元年(666年)，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军攻高丽，总章元年(668年)克平壤(今属朝鲜)，置安东都护府统之(参见唐灭高丽之战)。后因高丽反抗，吐蕃攻扰，唐廷把安东都护府迁于辽东，将兵力转用西部。高丽故地遂为新罗夺取。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后，日渐强盛(参见唐与吐番的战争)。贞观八年(634年)曾进攻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十二年被唐军击败(参见松州之战)。后唐以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唐蕃关系密切。高宗时，为争夺吐谷浑，双方于咸亨元年(670年)激战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参见大非川之战)，唐军先胜后败，吐谷浑故地落入吐蕃之手。吐蕃进而攻占西域18州，唐被迫撤回安西四镇唐军。从此，唐连年遭到吐蕃攻扰。皇后武则天执政时期，边境战斗增多，主要是与突厥和吐蕃作战，奚及契丹亦不时攻掠边地(参见唐与契丹、奚等之战)。唐虽曾收复安西四镇，并一度击败契丹、奚，但时胜时败，直至玄宗李隆基即位时，边患仍然未除。东北之契丹、奚占据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东突厥不时攻掠，或支持契丹、奚反唐；突骑施取代西突厥，依吐蕃之强弱时反时降；吐蕃仍不断向外扩张，直接威胁唐陇右(约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河西(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安西(今甘肃安西以西)重地，欲与唐争夺西域。在此严峻形势下，玄宗决定对北方的突厥、契丹、奚及突骑施等，暂取守势作战，伺机击歼，并辅以有力的政治争取；而对威胁最大又最强的吐蕃，则采取攻势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实施连续进攻。为此，玄宗在发展经济、严禁奢靡、改善交通、置仓储粮之同时，整军经武，发展马政，调整部署，组织出兵，为巩固边疆进行了艰苦的长期战争。自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在陇右、河西、安西和剑南(治益州，今成都)各战场，屡次大败吐蕃，给其以沉重打击，并击灭了突骑施。突厥各部亦不断归服，天宝四载被回纥击灭后，其余部多内附于唐。在此期间，云南洱海地区的南诏起兵反唐(参见唐与南诏的战争)，唐数次出征，均遭惨败，南诏遂与吐蕃联合，西南局势逐渐紧张。


　　玄宗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均田制破坏，府兵制为募兵制所取代。又因边境战争频繁激烈，为巩固边疆而设置的边镇节度使逐渐增多，至天宝元年(742年)已有l0个，拥兵49万余，使唐初以来居中控外的兵力部署，变为内轻外重的局面。这为掌握一个地区的军、政、财权的节度使进行叛乱和割据提供了可能。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参见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平安史之乱，历经玄宗、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三代，七年又两个月，唐廷虽在战略指导上犯有错误，但在著名将帅李光弼、郭子仪、张巡等人的卓越指挥下，军民英勇抗击，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平叛后，唐廷无力消灭安史旧将，被迫委任他们为河朔三镇节度使。于是，“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玉海·兵制》)。至德宗李适时，全国已有48个节度使。永泰元年(765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后为昭义)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结盟抗唐，藩镇割据由此形成。以后各地节度使竞相效法，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从代宗始，历代皇帝大都企图削藩，除宪宗李纯取得削藩胜利，恢复暂短统一外，均因力量不是和政略、战略不当等而失败。随着唐王朝日趋衰落，割据势力愈演愈烈，直至唐亡。与此同时，唐廷与吐蕃、南诏的战争交炽进行。平安史之乱时，唐军主力由西北内调，吐蕃乘虚占据河西、陇右，并频繁东进。平叛刚结束，即攻占长安，代宗避难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关内副元帅郭子仪收众4000余，以疑兵计，吓退吐蕃，收复长安。广德二年(764年)至永泰元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举兵反唐，先后两次引吐蕃、回纥大军进逼奉天(今陕西乾县)、泾阳(今属陕西)等地(参见邠州之战、奉天、灵台之战)。郭子仪率军反击，又说服回纥反戈与唐合击，大破吐蕃，稳住了关中局势。大历年间(766—779年)，唐将浑瑊、李晟等多次率军击败吐蕃对陇右、关中、剑南西川的攻掠。贞元年间(785-805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北、西南两地区。大相尚结赞领兵攻掠陇右后，转兵安西，攻占北庭都护府，从此唐通安西之路阻绝；而剑南节度使韦皋奉命招抚南诏，以分吐蕃之势，集中兵力反击，不断重创吐蕃(参见神川之战、维州之战、唐破吐番维州之战)，尽复儁州(治今四川西昌)等地，并出兵深入其境内，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贞元九年(793年)，南诏归唐。宪宗时，唐蕃关系有所改善，但自元和十三年(818年)起，吐蕃又频繁攻掠，多为唐军击败。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请和，双方会盟于长安城西，相约“屏去兵革”，“暴掠不作”(《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下)。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人张义潮收复西北11州，吐蕃从此不振。后来，南诏攻西川，袭安南，占播州(治今贵州遵义)，成为唐主要边患。安南部护、西川节度使高骈等率军破之(参见交趾之战)。唐和南诏于中和年间(881—885年)，恢复通好。唐末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其中以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冤句(今山东菏泽西)人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强(参见王仙芝起义、黄巢起义)。尤其黄巢起义军自乾符二年(875年)至广明元年(880年)，历经转战中原(参见黄巢转战中原之战)、进军江南(参见黄巢南下福州之战壕)、北伐夺取长安(参见长安之战)，建立大齐政权，达到全盛。后在唐军与沙陀骑兵联合反攻下，退出长安(参见唐夺长安之战)，再犯战略错误，终于中和四年(884年)失败。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唐政权，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唐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朱全忠)代唐称帝，建后梁。从此，历史进入政权更迭、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持续50余年，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在此期间，契丹复盛，不断攻掠中原。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世宗柴荣即位后，在高平(今属山西)大败辽(契丹)与北汉联军(参见高平之战)。“自高平克捷之后，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册府元龟》卷104)，遂整饰军纪，裁汰老弱，加强禁军，并制定了先取南唐江北之地，再攻契丹夺取幽燕(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割让之燕云16州)，然后攻取北汉的方略，着力进行统一战争。但当其准备攻取幽州(治蓟，今北京城西南)时，却身染重病而班师。七年(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称帝建宋，后周亡。后周开创的新局面为尔后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隋朝建立至后周灭亡的37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350余次。由于隋、唐是南北朝以来中国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过长期交往和战争以及相互融合后建立的统一政权，王朝的将帅很多是少数民族人，作战时亦经常使用少数民族军队，因而，这时期的军制和战争兼有两种民族的特点。在战略战术运用上，亦较前有明显发展。在军制方面，吸取西魏、北周府兵制的优点，建立了新的府兵制：将军户编入民户，兵农合一，并规定军府有领兵之责而无调兵之权，兵部掌军令和军将除授但不能直接统兵，二者相互制约，军权集中于皇帝，对后世军制影响甚大。但到唐开元后，又实行募兵制。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骑兵作用。虽然步兵在军队总数上居多，但以骑兵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兵种。因之不断加强马政，努力增殖战马。唐全盛时仅官马即有70余万匹。为充分发挥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将重甲骑兵逐渐淘汰，基本上改为轻装骑兵。因江海作战增多，水军建设亦有较大发展。如多次进攻高丽，均有数万水军及数百艘海上战船实施渡海作战。除沿用楼船、连肪等战舰外，还发展了以轮形桨推进、航速较快的车船，发明了在水线下两舷上装有浮板(今之舭龙骨)以增强耐波性的海鹘船。各类战船已广泛采用横舱壁和水密舱，船舷亦装上巨木大概，战斗性能较前大为提高。唐朝前期军队的战斗编成，适应攻势战略及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按步兵、骑兵、突击队(跳虏)、机动队(奇兵)进行编组，重视远战能力，强调在冲锋距离外杀伤敌军，因而步兵除装备长枪、腰刀外，均持有弓、弩。突击队及机动队战时多为骑兵组成。军队的的基本战斗队形为便于突破的楔形队形。当遇山区及复杂地形不便展开时，创造了竖阵(纵队)，直接投入战斗，进一步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国防战略方面，隋沿袭秦汉以来的守势战略，唐前期则改为攻势战略：对攻扰边境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攻略、征服手段达到巩固国防和安定边疆目的。但在具体实施时，则取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兼施的方针。在“离强合弱”、分化瓦解的同时，实行“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政策，淡化民族界限，大量任用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宿卫将军或边州(羁縻州)长官，有的还妻以公主，以加强其向心力，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统辖问题。在战术运用上，强调积极进取，惯用机动战术，以骑兵的快速突然行动，进行突破、奇袭、追击，求得以少胜多和全歼，是这时期作战的突出特点。如虎牢之战，李世民率千骑，突破窦建德军阵，歼其5万，唐灭东突厥之战，李靖率骑兵1万，奇袭颉利可汗，歼东突厥军10余万；浅水原之战，李世民率2000骑追击宗罗喉军，迫使薛仁杲投降等。其他兵种亦力求运用这一战术。如唐平萧铣之战，李孝恭、李靖率水军乘三峡水涨袭击肖铣；蔡州之战，李愬率步兵雪夜奔袭吴元济等，均取得了胜利。强调步骑协同，并将“战贵其速”和“与之持久”(《卫公兵法》)的理论结合运用，亦是此时作战特点之一。以善使强弓劲弩、能攻能守的步兵正面交战，而以良马奔冲、适于机动、攻击的骑兵担任迂回、侧击等任务。当敌占优势时，以步兵与敌正面对峙，先取守势作战，俟敌疲惫时，再抓住战机投入骑兵，以迅猛之势向其弱点、要害处发动突击。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等，唐军均以此战术获胜。还出现了威力侦察及交互掩护撤退等新创战术。因城市战斗增多，城防工事构筑及城池防御战术均有发展。城内有重城，城外有羊马城。羊马城与护城河外还构筑了配置强弩用以反射的弩台，使防御纵深增大，稳定性和韧性大为提高。城池防御战术，亦强调积极进取，不断组织守城部队出击、反击。如张巡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参见雍丘之战)，李光弼守太原等(参见太原之战)，均以反击挫败叛军。利用地道反击，也成为这时期的常用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