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960—1279年)、辽(916—1125年)、夏(1032—1227年)、金(1115—1234年)、蒙元(1206—1368年)是中国几个政权并存，经过战争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主要战争是北宋(960—1127年)的统一战争，北宋与辽、夏的战争，南宋与金、元的战争，辽与夏、金的战争，蒙元与夏、金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等。火器开始应用于战争，并使之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大兵团骑兵作战与抗骑兵作战的战略战术均有发展。各种重砲、强弩相继出现。城池改制和山城筑城体系相应产生。武学制度的确立，拓宽了培养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

　　建隆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拥有精兵20余万，据地118州，是除辽外割据势力中最强的政权。当时与宋并存的政权，北有党项、北汉及辽，南有后蜀、南唐、吴越、武平、荆南、南汉及闽，西有吐蕃及大理。辽朝实力强大，据有幽云16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控制了北方战略要地，系宋之主要边患。北汉距宋都开封(今属河南)极近，又有辽为后援，对宋颇有威胁。赵匡胤为巩固其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革新兵器，不断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同时针对各政权情势，采取南征北御，先南后北，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以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着力进行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参见北宋统一战争)。建隆三年(962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在长江流域、岭南和河东地区，先后攻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割据势力(参见荆湖之战、宋灭后蜀之战、宋灭南汉之战、宋灭南唐之战、宋灭北汉之战)，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宋太宗赵光义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时曾败辽援军于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产生轻敌思想，在部队未及休整、准备的情况下，当即督军北进，企图一举夺回燕云地区(参见宋辽战争)。时辽朝已为景宗耶律贤执政，经过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失败，全军溃退，损失惨重(参见高粱河之战)。此后辽军曾六攻宋境，均被宋军击退(参见满城之战、雁门之战、瓦桥关之战)。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再次全力攻辽，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被歼20余万，精锐尽失(参见岐沟关之战)。赵光义丧失胜辽信心，遂采纳谋臣张润洎“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策，在东起泥沽(今天津东南)海口，西至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之间，构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形成东西900里、纵深60里之水障地带，设28寨、125铺戍守，以迟滞、阻遏辽军骑兵，实施专守防御。辽则采取攻势战略，连年攻扰宋境。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军20万攻宋，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宋真宗赵恒亲至前线督战，小挫辽军。双方均感无力消灭对方，遂签订“澶渊之盟”(参见澶州之战)。辽宋战争结束，此后120年，双方和平相处。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主元昊公开反宋，称帝自立，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参见宋与西夏的战争)。宋为防御夏军，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延(今延安)、庆(今甘肃庆县)、环(今甘肃环县)各州要地，修建近百个军事据点，并挖竣深宽各1.5丈之堑壕380余里，沿宋夏边境，形成一条壕堡防御地带。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三次大规模攻宋，均获胜利(参见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因争夺辽境党项部落，辽夏矛盾激化。元昊为避免两面作战向宋请和。四年，辽军10万攻夏前，宋夏签订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赐岁币22.5万，宋夏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此后夏仍不断攻扰宋边，但均属边界冲突。西夏在贺兰山(今银川西北)大败辽军，辽军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再次攻夏，先败后胜(参见河南、凉州之战)。夏被迫求和，二十三年双方重修旧好，辽夏战争结束。此时女真族崛起东北，完颜阿骨打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公开反辽(参见金辽战争)，攻占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北伯都讷)(参见宁江州之战)，并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参见出河店之战)。次年称帝，建大金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扶余西北土城子)和护步答岗两歼辽军主力(参见达鲁古城之战、护步达冈之战)。宋徽宗赵佶不顾群臣反对，采纳宦官童贯及辽降将赵良嗣建议，联金灭辽。遣使赴金谈判。宣和二年(1120年)订“海上之盟”，约定宋金共击辽国，以长城为界，北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等地由金军攻取，南部燕京(今北京)等地由宋军攻取；灭辽后，由宋收回原来汉地。输辽岁币予金。四年，金军已攻占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中京，宋军两攻燕京均告失败。当年冬，燕京为金军攻破，辽地尽为金有。金欺宋弱，宋增加岁币，金仅还宋燕、蓟(今天津蓟县)等四州。宣和七年，金军攻宋(参见宋金战争)，逼近太原。赵佶禅位其子赵桓(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宋东京(今河南开封)不克，恐宋援军断其归路，接受宋割中山(今河北定州)等三镇及赔款条件后匆匆撤军。赵桓不修战备，当年秋金军再度大举攻宋，十一月破东京，徽、钦二帝降金，宋亡(参见金灭北宋东京之战)。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称帝，重建宋朝，史称南宋，称已亡之宋为北宋。

　　宋高宗即位之初，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等建策，实行重整军备，控制两河(黄河、淮河)，固守长江，伺机反攻的抗金战略，但很快即转为执行退避妥协、委屈求和的方针，将朝廷迁至扬州(今属江苏)。金未经决战轻易亡宋，遂恃其强大骑兵优势，采取正面进攻、猛打穷追战略，乘胜南攻，企图一举再灭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第一次攻宋，因东京留守宗泽坚守东京，黄河北又有大量抗金军民，不敢深入(参见东京之战)。二年二次攻宋，进至长江，因缺乏渡江准备撤军。赵构由扬州退至临安(今杭州)，准备放弃中原，退守长江。三年三次攻宋，因预有准备，迅速渡过长江，下建康(今南京)，破临安，占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南)，至昌国(今浙江定海)，赵构乘船逃至海上。金军孤军深入，处处受敌，难以持久，退军长江时，被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重创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几被全歼(参见黄天荡之战)。金军三次攻宋均未能消灭宋军主力，且损失甚大，遂改变战略部署为东守西攻，正面取守势，利用降官刘豫在中原建立傀儡政权齐国，使其对抗两淮宋军，作为缓冲区，集中兵力进攻川、陕。企图打开蜀口，夺取两川(今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以便尔后顺流东下，略取江南。战争重点遂由江淮移至川、陕。宋对此已有预见，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先发制人，发动进攻，但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北)被金将完颜娄室击败，金军损失亦大(参见富平之战)。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年)，金军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参见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北)(参见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参见仙人关之战)等地遭秦风路经略使吴玠军顽强抗击，大败而归。金军重点进攻西翼失败。此时，南宋政局已渐稳定，于是整饬军备，建立了川陕、荆湖及江淮三个战区，分兵防守，互相支援。而金军“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战略形势开始转变。四年，名将岳飞率军攻刘豫，收复了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及所属六郡，获宋金战争以来反攻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参见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之战)。当年秋，金、齐联合攻宋，东在承州(治今江苏高邮)，西在庐州(今合肥)，分别为韩世忠、岳飞军击败，又值金太宗完颜晟病危，金全线撤退，淮南地为宋收复。此际宋军已具有组织局部攻势作战之能力。六年，宋军攻齐，收复了商、虢(今陕西商县、河南卢氏)二州。刘豫求援遭金拒绝，征30万人攻宋失败。七年，金熙宗完颜亶废刘豫取消齐政仪。九年，在权相秦桧等活动下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归还刘豫原辖陕豫地区。但当年金发生政变，完颜宗弼消灭主和派挞懒(即完颜昌)等，败盟攻宋，复占陕豫，并继续进军淮南。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知府陈规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击退宗弼(参见顺昌之战)；金将撒离喝部在陕西扶风等地亦连续受挫；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则率军由襄、鄂进军中原，连克颍昌、陈州、郑州(今河南许昌、淮阳、郑州)及洛阳等地。宗弼企图扭转不利形势，乘岳飞军分兵略地之机，率精骑奔袭岳飞所在郾城(今属河南)，被岳飞军击退(参见郾城之战)，再攻颍昌，又被歼过半。岳飞乘胜追击。当先头部队进至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县西南)时，岳飞渗入金军后方之游击军，已与各地抗金民众联合，发展至40万，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岳飞上表请求全线反攻，而赵构却下令全线撤军。韩世忠、张浚先撤，岳飞军形成孤军突出，又接连收到12道命令班师的金字牌，被迫退军，收复之中原各州，复为金有。为防止岳飞主战破坏和议，于十一年以“莫须有”罪名将其处死。当年签订了“绍兴和议”，宋仍向金称臣纳贡，双方以淮水及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为界，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屑河南)二州及商、秦(治今甘肃天水市)之半予金。此时金军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形成相对均势，和平对峙20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政变即位后，于三十一年四路攻宋，大败于胶西(今山东胶县)陈家岛(一说唐岛)及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等地(参见陈家岛海战、采石之战)，海陵王亦为部将杀死。三十二年，宋高宗禅位于太子赵眘(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宋军攻金，败于符离集(今安徽宿州)。次年宋金再订和约：将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币减少10万。双方又维持和平30年。开禧二年(1206年)，宋平章军国事韩侘胄率军大举攻金，遭反击后全线溃退(韩侂胄攻金之战参见)。宋金重订和约，年增岁币10万。

　　此时，铁木真已统一蒙古各部(参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战)，自称成吉思汗，建蒙古国。金战略部署南重北轻，主要兵力备宋，认为凭借所筑界壕即可遏止蒙古军南进。成吉思汗乘宋金作战、无暇北顾之机，连攻西夏，迫其求和，解侧翼威胁后，于蒙(元)太祖六年(1211年)开始攻金(参见蒙金战争)。五年内连续攻占西京(今山西大同)、中都(今北京)(参见中都之战)、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参见中都之战)，并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大败金军主力。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十二年，成吉思汗率主力西征(参见蒙古第一次西征)，留一部兵力由太师木华黎指挥继续攻金。西征蒙军转战8年，灭花剌子模(今中亚阿富汗、伊朗等地)，攻入斡罗思(今俄罗斯)后返回。在此期间，金重点防守秦陇及河南，木华黎亦改变以破坏敌方战争潜力为目的的方针，逐步蚕食南进，派军戍守既占地区，已控制了山东、河北及山西北部。二十二年灭西夏(参见蒙古灭西夏之战)，成吉思汗病死军中。太宗窝阔台依成吉思汗遗命，令拖雷率军避开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强行假道南宋，迂回至金军后方，窝阔台自率主力渡河南下与拖雷会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歼灭金军大部，进围南京(参见三峰山之战)。金哀宗完颜守绪先逃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再逃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理宗赵昀拒绝金求和，应蒙古约，派军联合攻金。太宗六年(1234年)初，蔡州破，哀宗自杀，金亡(参见蔡州之战)。

　　金亡后，宋理宗乘蒙军北撤，派军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商丘南)。蒙军反击，宋军失败(参见蒙宋战争)。为防御蒙军，宋沿袭抗金部署，沿淮水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建三战区，分别控制扬州、襄樊、蜀口三战略要点，以长江为第二防线，控精锐部队于建康为战略机动部队。窝阔台令部将拔都二次西征(参见蒙古第二次西征)，唐古东攻高丽，自己指挥军队，采用广正面、大纵深的掠夺破坏和迂回包围战略，三路攻宋，重点置于川陕(参见窝阔台攻宋之战)。东、中路受挫，西路破成都。十三年窝阔台死，蒙军大规模攻宋作战暂停．二次西征军亦在进至孛烈儿(今波兰)后返回。宋将余玠、孟珙等乘机在四川依江据山修建丁以钧鱼城(今四川合川东)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参见余玠防蜀之战)。宪宗蒙哥改全面进攻为“绕道西南，攻其腹背”战略(参见蒙哥攻宋之战)，命宗王忽必烈进军大理国(辖今云南及四川西南部)。同时又令拖雷第六子旭烈兀三次西征(参见蒙古第三次西征之战)。宪宗四年(1254年)蒙灭大理(参见忽必灭大理之战)。七至九年，再次大举攻宋：蒙哥自率主力攻蜀，一部兵力攻襄樊。两路均遭顽强抗击。蒙哥在钓鱼城负伤死，蒙军全线撤退(参见钓鱼城之战)。宋蒙形成相持。西征军击降木剌夷(今伊朗境)、报达(今巴格达)。蒙古内部展开争位之战(参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反对势力后，攻蜀仍无进展。于是改变战略主要方向，实施中间突破，“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参见忽必烈灭宋之战)。因襄樊防守坚固，对其采用围困战法。至元八年(1264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十年，襄樊被元军攻占(参见襄樊之战)。次年，元军浮汉入江，连破郢、鄂(今湖北钟祥、武汉武昌)及建康、扬州，元军统帅伯颜先后在阳逻堡(今武汉东)(参见鄂州之战)、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参见丁家洲之战)、焦山(今江苏镇江东)(参见焦山之战)歼灭宋军主力，形势急转直下，十三年南宋朝廷投降。十六年，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歼灭最后一支残存宋军，礼部侍郎陆秀夫背小皇帝赵昺投海，南宋亡(参见厓山海战)。元朝统一中国。

　　元灭南宋后，诸王乃颜、哈丹等叛，经几十年的断续作战，方完全平定(参见元灭纳颜之战、元平海都之战)。十一年至十八年，元军曾两次进攻日本，均告失败(参见元第一次攻日本之战、元第二次攻日本之战)。十九年至二十九年间，还曾进攻安南、缅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瓜哇，皆在遭受损失后撤军(参见元攻占城之战、元第一次攻安南之战、元第二次攻安南之战)。元末爆发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给元王朝以沉重打击(参见元末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为明所灭。此前，曾发生数百次农民起义，如金的、八字军抗金起义、红袄巾抗金起义、德寿起义，宋的方腊起义、范汝为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的陈吊眼起义、钟明亮起义等，但先后均被镇压。

　　点评:北宋建国至元灭的40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750余次。步兵抗击骑兵，成为这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骑兵的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穿插渗透、闪击奔袭以及连续突击、跟踪穷追等，成为常用战法。辽军以轻装骑兵为主，尚带有草原骑兵作战特色，对设防坚城常分兵抄截，避免强攻，使其孤立无援；对野战敌阵，则在切断其援军及后方交通后，进行机动进攻，“敌阵不动，亦不力战”，“俟退而乘之”(《辽史·兵卫志》)。西夏惯于步骑协同，以重甲骑兵组成中原传统方阵，称“铁骑”(铁鹞子)。“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夏国传下》)。金军在建国初期尚保留草原骑兵习惯，与南宋作战时，有所发展。为提高进攻速度，增加突击力量，以多梯队逐次进入战斗，“更进迭退”，并强调队形严整。决战时，先以两翼轻骑(拐子马)进行包围，再以亲军组成的重甲骑兵(铁浮屠)由正面投入战斗，实施中间突破。但在指导思想上，歼敌有生力量的企图不强。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时，战略战术均发展至空前高度：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每战仅攻一、二要害目标，避免两面作战，力求全歼敌人。为此，强调迂回包围和追击。创造了广正面进攻战法，以一基本战略单位——土绵(万户)为一路，多路并进，正面有时竟达数百里。既便于侧击、包围敌人，又使敌人难以包围自己。还首创疏散与密集队形结合，诱敌进攻、合击歼之的“拉瓦战法”(亦称口袋战术)，即在广正面上，部署小分队组成的疏散弧形队形于前，把密集队形的主力控制于侧、后；以小分队轮番射箭或冲击，激敌进攻，尔后以主力投入战斗，两翼小分队迅速合为密集队形，由两侧或敌后进行向心突击。还千方调动敌人，力求在运动中以闪击、突袭歼灭敌人，以充分发挥骑兵大兵团的特长和优势。对设防城寨，先破坏面，再夺点，以烧杀摧毁城寨四周乡镇，使城寨变为孤立死城，再迫其投降。如不降，则以火攻、水攻、地道及集中砲兵轰击等战法强攻，或进行围困。此外，设伏诱敌，围三缺一等，亦为其惯用战术。窝阔台、蒙哥等，对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等原则运用欠佳。更由于南宋境内多河渠山地，难以实施广正面进攻，骑兵大兵团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加之南宋军抗击骑兵的战略战术亦有所发展，而蒙古军的残酷屠杀又必然引起人民激烈反抗，所以短时期内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却在经过40余年的战争后，才击灭南宋。两宋抗击骑兵的战略，为消极防御。北宋在宋辽边境修塘泺水障，在宋夏边境筑堡寨堑壕，腹心地区则加强城防工事。南宋则利用江淮水系、川陕山城抗击金、蒙骑兵，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以步制骑战法。如在顺昌之战、柘槔之战、郾城之战等作战中，刘锜、杨存中、岳飞等人，集中使用长枪、大斧和麻札刀等砍剌战马；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剡家湾之战时，吴璘、吴玠等以番休、轮战、驻矢队、垒阵法等防守山地，均曾击败金军骑兵兵团。尤其是岳飞，不受当时战略思想束缚，主张进攻战略，并组织多次成功的反击作战，在当时是极为突出的。因抗击骑兵和攻守城垒战斗增多，强弩、砲兵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射程数百米的床弩、同时发射多箭的斗子弩、发射攀城用踏蹶箭的三弓弩和轻便有力的神臂弓、克敌弓等；出现了发射百余斤重石弹的十三梢炮，创造了改拉力抛射为重力抛射的新型襄阳孢，并多集中使用，组成兵群。更为突出的是火器使用于战争。不仅有了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如火球、飞火枪、震天雷等，而且出现了金属火铳，组成了火器部队，并产生了类似现代火力准备的步炮协同战术．这一切均对战争的发展影响甚大。

　　宋(960—1279年)、辽(916—1125年)、夏(1032—1227年)、金(1115—1234年)、蒙元(1206—1368年)是中国几个政权并存，经过战争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主要战争是北宋(960—1127年)的统一战争，北宋与辽、夏的战争，南宋与金、元的战争，辽与夏、金的战争，蒙元与夏、金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等。火器开始应用于战争，并使之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大兵团骑兵作战与抗骑兵作战的战略战术均有发展。各种重砲、强弩相继出现。城池改制和山城筑城体系相应产生。武学制度的确立，拓宽了培养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

　　建隆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拥有精兵20余万，据地118州，是除辽外割据势力中最强的政权。当时与宋并存的政权，北有党项、北汉及辽，南有后蜀、南唐、吴越、武平、荆南、南汉及闽，西有吐蕃及大理。辽朝实力强大，据有幽云16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控制了北方战略要地，系宋之主要边患。北汉距宋都开封(今属河南)极近，又有辽为后援，对宋颇有威胁。赵匡胤为巩固其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革新兵器，不断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同时针对各政权情势，采取南征北御，先南后北，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以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着力进行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参见北宋统一战争)。建隆三年(962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在长江流域、岭南和河东地区，先后攻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割据势力(参见荆湖之战、宋灭后蜀之战、宋灭南汉之战、宋灭南唐之战、宋灭北汉之战)，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宋太宗赵光义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时曾败辽援军于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产生轻敌思想，在部队未及休整、准备的情况下，当即督军北进，企图一举夺回燕云地区(参见宋辽战争)。时辽朝已为景宗耶律贤执政，经过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失败，全军溃退，损失惨重(参见高粱河之战)。此后辽军曾六攻宋境，均被宋军击退(参见满城之战、雁门之战、瓦桥关之战)。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再次全力攻辽，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被歼20余万，精锐尽失(参见岐沟关之战)。赵光义丧失胜辽信心，遂采纳谋臣张润洎“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策，在东起泥沽(今天津东南)海口，西至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之间，构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形成东西900里、纵深60里之水障地带，设28寨、125铺戍守，以迟滞、阻遏辽军骑兵，实施专守防御。辽则采取攻势战略，连年攻扰宋境。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军20万攻宋，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宋真宗赵恒亲至前线督战，小挫辽军。双方均感无力消灭对方，遂签订“澶渊之盟”(参见澶州之战)。辽宋战争结束，此后120年，双方和平相处。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主元昊公开反宋，称帝自立，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参见宋与西夏的战争)。宋为防御夏军，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延(今延安)、庆(今甘肃庆县)、环(今甘肃环县)各州要地，修建近百个军事据点，并挖竣深宽各1.5丈之堑壕380余里，沿宋夏边境，形成一条壕堡防御地带。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三次大规模攻宋，均获胜利(参见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因争夺辽境党项部落，辽夏矛盾激化。元昊为避免两面作战向宋请和。四年，辽军10万攻夏前，宋夏签订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赐岁币22.5万，宋夏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此后夏仍不断攻扰宋边，但均属边界冲突。西夏在贺兰山(今银川西北)大败辽军，辽军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再次攻夏，先败后胜(参见河南、凉州之战)。夏被迫求和，二十三年双方重修旧好，辽夏战争结束。此时女真族崛起东北，完颜阿骨打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公开反辽(参见金辽战争)，攻占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北伯都讷)(参见宁江州之战)，并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参见出河店之战)。次年称帝，建大金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扶余西北土城子)和护步答岗两歼辽军主力(参见达鲁古城之战、护步达冈之战)。宋徽宗赵佶不顾群臣反对，采纳宦官童贯及辽降将赵良嗣建议，联金灭辽。遣使赴金谈判。宣和二年(1120年)订“海上之盟”，约定宋金共击辽国，以长城为界，北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等地由金军攻取，南部燕京(今北京)等地由宋军攻取；灭辽后，由宋收回原来汉地。输辽岁币予金。四年，金军已攻占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中京，宋军两攻燕京均告失败。当年冬，燕京为金军攻破，辽地尽为金有。金欺宋弱，宋增加岁币，金仅还宋燕、蓟(今天津蓟县)等四州。宣和七年，金军攻宋(参见宋金战争)，逼近太原。赵佶禅位其子赵桓(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宋东京(今河南开封)不克，恐宋援军断其归路，接受宋割中山(今河北定州)等三镇及赔款条件后匆匆撤军。赵桓不修战备，当年秋金军再度大举攻宋，十一月破东京，徽、钦二帝降金，宋亡(参见金灭北宋东京之战)。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称帝，重建宋朝，史称南宋，称已亡之宋为北宋。

　　宋高宗即位之初，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等建策，实行重整军备，控制两河(黄河、淮河)，固守长江，伺机反攻的抗金战略，但很快即转为执行退避妥协、委屈求和的方针，将朝廷迁至扬州(今属江苏)。金未经决战轻易亡宋，遂恃其强大骑兵优势，采取正面进攻、猛打穷追战略，乘胜南攻，企图一举再灭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第一次攻宋，因东京留守宗泽坚守东京，黄河北又有大量抗金军民，不敢深入(参见东京之战)。二年二次攻宋，进至长江，因缺乏渡江准备撤军。赵构由扬州退至临安(今杭州)，准备放弃中原，退守长江。三年三次攻宋，因预有准备，迅速渡过长江，下建康(今南京)，破临安，占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南)，至昌国(今浙江定海)，赵构乘船逃至海上。金军孤军深入，处处受敌，难以持久，退军长江时，被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重创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几被全歼(参见黄天荡之战)。金军三次攻宋均未能消灭宋军主力，且损失甚大，遂改变战略部署为东守西攻，正面取守势，利用降官刘豫在中原建立傀儡政权齐国，使其对抗两淮宋军，作为缓冲区，集中兵力进攻川、陕。企图打开蜀口，夺取两川(今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以便尔后顺流东下，略取江南。战争重点遂由江淮移至川、陕。宋对此已有预见，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先发制人，发动进攻，但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北)被金将完颜娄室击败，金军损失亦大(参见富平之战)。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年)，金军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参见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北)(参见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参见仙人关之战)等地遭秦风路经略使吴玠军顽强抗击，大败而归。金军重点进攻西翼失败。此时，南宋政局已渐稳定，于是整饬军备，建立了川陕、荆湖及江淮三个战区，分兵防守，互相支援。而金军“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战略形势开始转变。四年，名将岳飞率军攻刘豫，收复了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及所属六郡，获宋金战争以来反攻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参见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之战)。当年秋，金、齐联合攻宋，东在承州(治今江苏高邮)，西在庐州(今合肥)，分别为韩世忠、岳飞军击败，又值金太宗完颜晟病危，金全线撤退，淮南地为宋收复。此际宋军已具有组织局部攻势作战之能力。六年，宋军攻齐，收复了商、虢(今陕西商县、河南卢氏)二州。刘豫求援遭金拒绝，征30万人攻宋失败。七年，金熙宗完颜亶废刘豫取消齐政仪。九年，在权相秦桧等活动下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归还刘豫原辖陕豫地区。但当年金发生政变，完颜宗弼消灭主和派挞懒(即完颜昌)等，败盟攻宋，复占陕豫，并继续进军淮南。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知府陈规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击退宗弼(参见顺昌之战)；金将撒离喝部在陕西扶风等地亦连续受挫；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则率军由襄、鄂进军中原，连克颍昌、陈州、郑州(今河南许昌、淮阳、郑州)及洛阳等地。宗弼企图扭转不利形势，乘岳飞军分兵略地之机，率精骑奔袭岳飞所在郾城(今属河南)，被岳飞军击退(参见郾城之战)，再攻颍昌，又被歼过半。岳飞乘胜追击。当先头部队进至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县西南)时，岳飞渗入金军后方之游击军，已与各地抗金民众联合，发展至40万，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岳飞上表请求全线反攻，而赵构却下令全线撤军。韩世忠、张浚先撤，岳飞军形成孤军突出，又接连收到12道命令班师的金字牌，被迫退军，收复之中原各州，复为金有。为防止岳飞主战破坏和议，于十一年以“莫须有”罪名将其处死。当年签订了“绍兴和议”，宋仍向金称臣纳贡，双方以淮水及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为界，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屑河南)二州及商、秦(治今甘肃天水市)之半予金。此时金军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形成相对均势，和平对峙20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政变即位后，于三十一年四路攻宋，大败于胶西(今山东胶县)陈家岛(一说唐岛)及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等地(参见陈家岛海战、采石之战)，海陵王亦为部将杀死。三十二年，宋高宗禅位于太子赵眘(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宋军攻金，败于符离集(今安徽宿州)。次年宋金再订和约：将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币减少10万。双方又维持和平30年。开禧二年(1206年)，宋平章军国事韩侘胄率军大举攻金，遭反击后全线溃退(韩侂胄攻金之战参见)。宋金重订和约，年增岁币10万。

　　此时，铁木真已统一蒙古各部(参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战)，自称成吉思汗，建蒙古国。金战略部署南重北轻，主要兵力备宋，认为凭借所筑界壕即可遏止蒙古军南进。成吉思汗乘宋金作战、无暇北顾之机，连攻西夏，迫其求和，解侧翼威胁后，于蒙(元)太祖六年(1211年)开始攻金(参见蒙金战争)。五年内连续攻占西京(今山西大同)、中都(今北京)(参见中都之战)、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参见中都之战)，并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大败金军主力。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十二年，成吉思汗率主力西征(参见蒙古第一次西征)，留一部兵力由太师木华黎指挥继续攻金。西征蒙军转战8年，灭花剌子模(今中亚阿富汗、伊朗等地)，攻入斡罗思(今俄罗斯)后返回。在此期间，金重点防守秦陇及河南，木华黎亦改变以破坏敌方战争潜力为目的的方针，逐步蚕食南进，派军戍守既占地区，已控制了山东、河北及山西北部。二十二年灭西夏(参见蒙古灭西夏之战)，成吉思汗病死军中。太宗窝阔台依成吉思汗遗命，令拖雷率军避开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强行假道南宋，迂回至金军后方，窝阔台自率主力渡河南下与拖雷会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歼灭金军大部，进围南京(参见三峰山之战)。金哀宗完颜守绪先逃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再逃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理宗赵昀拒绝金求和，应蒙古约，派军联合攻金。太宗六年(1234年)初，蔡州破，哀宗自杀，金亡(参见蔡州之战)。

　　金亡后，宋理宗乘蒙军北撤，派军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商丘南)。蒙军反击，宋军失败(参见蒙宋战争)。为防御蒙军，宋沿袭抗金部署，沿淮水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建三战区，分别控制扬州、襄樊、蜀口三战略要点，以长江为第二防线，控精锐部队于建康为战略机动部队。窝阔台令部将拔都二次西征(参见蒙古第二次西征)，唐古东攻高丽，自己指挥军队，采用广正面、大纵深的掠夺破坏和迂回包围战略，三路攻宋，重点置于川陕(参见窝阔台攻宋之战)。东、中路受挫，西路破成都。十三年窝阔台死，蒙军大规模攻宋作战暂停．二次西征军亦在进至孛烈儿(今波兰)后返回。宋将余玠、孟珙等乘机在四川依江据山修建丁以钧鱼城(今四川合川东)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参见余玠防蜀之战)。宪宗蒙哥改全面进攻为“绕道西南，攻其腹背”战略(参见蒙哥攻宋之战)，命宗王忽必烈进军大理国(辖今云南及四川西南部)。同时又令拖雷第六子旭烈兀三次西征(参见蒙古第三次西征之战)。宪宗四年(1254年)蒙灭大理(参见忽必灭大理之战)。七至九年，再次大举攻宋：蒙哥自率主力攻蜀，一部兵力攻襄樊。两路均遭顽强抗击。蒙哥在钓鱼城负伤死，蒙军全线撤退(参见钓鱼城之战)。宋蒙形成相持。西征军击降木剌夷(今伊朗境)、报达(今巴格达)。蒙古内部展开争位之战(参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反对势力后，攻蜀仍无进展。于是改变战略主要方向，实施中间突破，“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参见忽必烈灭宋之战)。因襄樊防守坚固，对其采用围困战法。至元八年(1264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十年，襄樊被元军攻占(参见襄樊之战)。次年，元军浮汉入江，连破郢、鄂(今湖北钟祥、武汉武昌)及建康、扬州，元军统帅伯颜先后在阳逻堡(今武汉东)(参见鄂州之战)、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参见丁家洲之战)、焦山(今江苏镇江东)(参见焦山之战)歼灭宋军主力，形势急转直下，十三年南宋朝廷投降。十六年，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歼灭最后一支残存宋军，礼部侍郎陆秀夫背小皇帝赵昺投海，南宋亡(参见厓山海战)。元朝统一中国。

　　元灭南宋后，诸王乃颜、哈丹等叛，经几十年的断续作战，方完全平定(参见元灭纳颜之战、元平海都之战)。十一年至十八年，元军曾两次进攻日本，均告失败(参见元第一次攻日本之战、元第二次攻日本之战)。十九年至二十九年间，还曾进攻安南、缅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瓜哇，皆在遭受损失后撤军(参见元攻占城之战、元第一次攻安南之战、元第二次攻安南之战)。元末爆发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给元王朝以沉重打击(参见元末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为明所灭。此前，曾发生数百次农民起义，如金的、八字军抗金起义、红袄巾抗金起义、德寿起义，宋的方腊起义、范汝为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的陈吊眼起义、钟明亮起义等，但先后均被镇压。

　　点评:北宋建国至元灭的40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750余次。步兵抗击骑兵，成为这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骑兵的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穿插渗透、闪击奔袭以及连续突击、跟踪穷追等，成为常用战法。辽军以轻装骑兵为主，尚带有草原骑兵作战特色，对设防坚城常分兵抄截，避免强攻，使其孤立无援；对野战敌阵，则在切断其援军及后方交通后，进行机动进攻，“敌阵不动，亦不力战”，“俟退而乘之”(《辽史·兵卫志》)。西夏惯于步骑协同，以重甲骑兵组成中原传统方阵，称“铁骑”(铁鹞子)。“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夏国传下》)。金军在建国初期尚保留草原骑兵习惯，与南宋作战时，有所发展。为提高进攻速度，增加突击力量，以多梯队逐次进入战斗，“更进迭退”，并强调队形严整。决战时，先以两翼轻骑(拐子马)进行包围，再以亲军组成的重甲骑兵(铁浮屠)由正面投入战斗，实施中间突破。但在指导思想上，歼敌有生力量的企图不强。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时，战略战术均发展至空前高度：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每战仅攻一、二要害目标，避免两面作战，力求全歼敌人。为此，强调迂回包围和追击。创造了广正面进攻战法，以一基本战略单位——土绵(万户)为一路，多路并进，正面有时竟达数百里。既便于侧击、包围敌人，又使敌人难以包围自己。还首创疏散与密集队形结合，诱敌进攻、合击歼之的“拉瓦战法”(亦称口袋战术)，即在广正面上，部署小分队组成的疏散弧形队形于前，把密集队形的主力控制于侧、后；以小分队轮番射箭或冲击，激敌进攻，尔后以主力投入战斗，两翼小分队迅速合为密集队形，由两侧或敌后进行向心突击。还千方调动敌人，力求在运动中以闪击、突袭歼灭敌人，以充分发挥骑兵大兵团的特长和优势。对设防城寨，先破坏面，再夺点，以烧杀摧毁城寨四周乡镇，使城寨变为孤立死城，再迫其投降。如不降，则以火攻、水攻、地道及集中砲兵轰击等战法强攻，或进行围困。此外，设伏诱敌，围三缺一等，亦为其惯用战术。窝阔台、蒙哥等，对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等原则运用欠佳。更由于南宋境内多河渠山地，难以实施广正面进攻，骑兵大兵团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加之南宋军抗击骑兵的战略战术亦有所发展，而蒙古军的残酷屠杀又必然引起人民激烈反抗，所以短时期内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却在经过40余年的战争后，才击灭南宋。两宋抗击骑兵的战略，为消极防御。北宋在宋辽边境修塘泺水障，在宋夏边境筑堡寨堑壕，腹心地区则加强城防工事。南宋则利用江淮水系、川陕山城抗击金、蒙骑兵，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以步制骑战法。如在顺昌之战、柘槔之战、郾城之战等作战中，刘锜、杨存中、岳飞等人，集中使用长枪、大斧和麻札刀等砍剌战马；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剡家湾之战时，吴璘、吴玠等以番休、轮战、驻矢队、垒阵法等防守山地，均曾击败金军骑兵兵团。尤其是岳飞，不受当时战略思想束缚，主张进攻战略，并组织多次成功的反击作战，在当时是极为突出的。因抗击骑兵和攻守城垒战斗增多，强弩、砲兵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射程数百米的床弩、同时发射多箭的斗子弩、发射攀城用踏蹶箭的三弓弩和轻便有力的神臂弓、克敌弓等；出现了发射百余斤重石弹的十三梢炮，创造了改拉力抛射为重力抛射的新型襄阳孢，并多集中使用，组成兵群。更为突出的是火器使用于战争。不仅有了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如火球、飞火枪、震天雷等，而且出现了金属火铳，组成了火器部队，并产生了类似现代火力准备的步炮协同战术．这一切均对战争的发展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