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华夏兵家文化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2－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

　　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740米，墙高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8－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

　　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

　　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

　　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2.5米以内，是5行高出地面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7－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1米、高0.6－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1米的观察楼。每隔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180米，还竖有一堵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5－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2－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3.5米，宽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1人，征集的百姓每2.3米1人。占征集百姓25%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有2副绞盘供上弦，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

　　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也。统万城墙身由‘三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14米，高15米，顶部边长7米，四周围有夯土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150米之外，间隔150米设置一圈，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钩竿。‘鸱‘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150到250人拉绳，抛射4、50公斤的石弹，多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2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石弹，将地面砸出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1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

　　护城壕之后，距城墙6－9米外，是一道高4米，根厚3米的羊马墙，墙上设有三个一组的‘品‘字形射击孔。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形成两壕三墙的障碍带。

　　城墙宽顶缩窄至5－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用较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供射击和刺杀之用。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改为半圆形，并且废除容易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

　　御敌性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下层近战，上层射箭。性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改为在城门外15米和城门内6米各筑一道根厚5米的10米高墙，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6－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门情况为宜。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并从城头攻击其侧，敌军破门入城后，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同时从城头攻击其侧。

　　而防御战术方面，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

　　所谓以炮对炮，就是以射程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阵地，以射程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最后以射程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如攻打京师的龙德宫城时，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13梢抛石车100余座，昼夜连发，几天之内就堆起城墙高度。本朝况且如此，至于后代，就更置若罔闻了。

　　经过短暂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一个是武备弛废，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脑子彻底坏掉了。至于为什麽会坏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相比之下，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贡献。另外，还发明了瓮城箭楼、多重瓮城和藏兵洞。箭楼又叫‘万人敌‘，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一层层射击孔密密麻麻，确实雄伟。多重瓮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一个门接一个门，要想攻到底，还真不如跳墙呢！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用砖石加固，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军的爆破战术了。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套，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墙时，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装着的火药安好，拖出一条2、3公里长的引信，远远引爆。霎时间闷声巨响，城墙坍塌，太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为了掩人耳目，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房子里，后来清军学精了，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而且还擂鼓掩盖地下的挖掘声。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至为险毒"，又评价太平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

　　后记

　　与中国古人相比，欧洲古人似乎更爱走极端，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罗马的龟甲阵、中古骑士的冲锋等。这也许与欧洲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所以欧洲战争在火药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求是，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武士道泛滥。

　　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却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亚历山大如果能来到中国，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诱敌和中央突破战术，早在他诞生前就随着《孙膑兵法》为人广知，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缓慢的长矛方阵，也会在中国车、骑、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也许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积累起来的，是实用主义的。

　　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

　　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也许仅仅意识到征服者的光耀，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亚历山大是梦想家，挥舞宝剑追随阿基里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却完全无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亚历山大似野火，一路烧去，湮没入历史长河。

　　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们眼中，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敌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犹有过之。

　　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文艺复兴只是借壳上市，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却各持己见一样。古希腊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

　　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航海时代又何尝。。。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尸体和奴隶。

　　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他们在沉思战争的是与非，那种对政治的关注、对人心的追求，对将帅的苛责，对士卒的怀柔，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

　　战争不应仅仅为了掠夺，战争应该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唯有中国兵家有能力化害为利。中国历史就是分合的历史，每一次统一都使民族越发伟大，秦统一六国孕育了强汉，隋统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汉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员辽阔的明清，这才是中国兵家的风范！

千年华夏兵家文化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2－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

　　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740米，墙高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8－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

　　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

　　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

　　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2.5米以内，是5行高出地面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7－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1米、高0.6－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1米的观察楼。每隔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180米，还竖有一堵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5－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2－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3.5米，宽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1人，征集的百姓每2.3米1人。占征集百姓25%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有2副绞盘供上弦，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

　　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也。统万城墙身由‘三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14米，高15米，顶部边长7米，四周围有夯土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150米之外，间隔150米设置一圈，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钩竿。‘鸱‘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150到250人拉绳，抛射4、50公斤的石弹，多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2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石弹，将地面砸出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1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

　　护城壕之后，距城墙6－9米外，是一道高4米，根厚3米的羊马墙，墙上设有三个一组的‘品‘字形射击孔。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形成两壕三墙的障碍带。

　　城墙宽顶缩窄至5－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用较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供射击和刺杀之用。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改为半圆形，并且废除容易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

　　御敌性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下层近战，上层射箭。性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改为在城门外15米和城门内6米各筑一道根厚5米的10米高墙，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6－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门情况为宜。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并从城头攻击其侧，敌军破门入城后，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同时从城头攻击其侧。

　　而防御战术方面，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

　　所谓以炮对炮，就是以射程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阵地，以射程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最后以射程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如攻打京师的龙德宫城时，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13梢抛石车100余座，昼夜连发，几天之内就堆起城墙高度。本朝况且如此，至于后代，就更置若罔闻了。

　　经过短暂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一个是武备弛废，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脑子彻底坏掉了。至于为什麽会坏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相比之下，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贡献。另外，还发明了瓮城箭楼、多重瓮城和藏兵洞。箭楼又叫‘万人敌‘，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一层层射击孔密密麻麻，确实雄伟。多重瓮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一个门接一个门，要想攻到底，还真不如跳墙呢！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用砖石加固，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军的爆破战术了。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套，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墙时，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装着的火药安好，拖出一条2、3公里长的引信，远远引爆。霎时间闷声巨响，城墙坍塌，太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为了掩人耳目，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房子里，后来清军学精了，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而且还擂鼓掩盖地下的挖掘声。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至为险毒"，又评价太平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

　　后记

　　与中国古人相比，欧洲古人似乎更爱走极端，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罗马的龟甲阵、中古骑士的冲锋等。这也许与欧洲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所以欧洲战争在火药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求是，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武士道泛滥。

　　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却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亚历山大如果能来到中国，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诱敌和中央突破战术，早在他诞生前就随着《孙膑兵法》为人广知，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缓慢的长矛方阵，也会在中国车、骑、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也许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积累起来的，是实用主义的。

　　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

　　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也许仅仅意识到征服者的光耀，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亚历山大是梦想家，挥舞宝剑追随阿基里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却完全无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亚历山大似野火，一路烧去，湮没入历史长河。

　　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们眼中，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敌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犹有过之。

　　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文艺复兴只是借壳上市，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却各持己见一样。古希腊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

　　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航海时代又何尝。。。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尸体和奴隶。

　　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他们在沉思战争的是与非，那种对政治的关注、对人心的追求，对将帅的苛责，对士卒的怀柔，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

　　战争不应仅仅为了掠夺，战争应该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唯有中国兵家有能力化害为利。中国历史就是分合的历史，每一次统一都使民族越发伟大，秦统一六国孕育了强汉，隋统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汉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员辽阔的明清，这才是中国兵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