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亲士第一

　　入国问朝而不关注仁人志士，就会亡国。见到贤人而不急于任用。就会延误其君。不是贤人，无人与你共缓急，不是志士，无人与你共商国事。怠慢贤人，忘了志士。这样而能保全国家。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从前晋文公曾经出逃，而最终作了诸侯的盟主。齐桓公也曾经离走他国，而最终称霸于诸侯。越王勾践遭受吴王的侮辱，而后竞成威震中国的贤君。他们所以能扬名于天下，都是因为在本国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因此，最好的是不要失败。其次，先败而后成功，这就叫做善于用民。

　　我听说：并不是没有安定的居处。而是自己没有一颗安定的心；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钱财，而是自己没有一颗满足的心。所以君子对自己很严格，而待他人却很宽厚；普通人对自己很宽厚，而待他人却很苛刻。君子在得意的时候，不会改变他的志向，不得意的时候，他的心情也一样平静，虽然杂处在一般平庸的人群中，也始终没有怨心，因为他有着自信的力量。

　　所以凡事从最艰难的做起，结果必定达到自己的愿望。从来没有听说过专拣自己喜欢的事去做，而得不到极坏的结果的。

　　权臣伤君，谄君害主。仁君必定有肯说直话的臣僚，上面必有耿直的部属。一般议事的人都敢于陈述己见，直言不违，而在下位的也可据理相争，这样才可以长期地赐养人民。保全自己的国土。如果做臣下的都重视自己的爵禄官职，近臣缄默，远臣也喋不出声，以致怨恨深结于民心，国君左右尽是些谄谈无耻的人臣，臣下虽有好的建议，都被阻塞，那国家就危在旦夕了。桀纣不是因为没有天下之士啊：而最终残遭杀戮而丧失了天下，所以说，与其送件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现在这里有五根锥子，有一根最为尖锐，那么这一根一定最先折断；这里有五把刀，有一把最为锋利，那么这把刀一定最先缺坏。所以甘甜的水井最容易用干，高大的树木最容易被砍伐，灵验的龟骨，最先被用烤干占卜神异的赚蛇，先被人捉去曝晒求雨。所以比干被箭杀死，是因为他太耿直，孟贲的死，是因为他太逞勇，西施被沉溺，是因为她的美貌，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功劳。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所长。所以说太满了就装不下了。

　　所以，虽有贤明的国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仁慈的父亲，不爱无益之子。凡是不能胜任其职而处其位的，一定不是久居其位的人。不能胜任其爵而领其俸禄禄，也必定不是久享其奉绿的主人。

　　好的弓不容易拉张，但可以射得高扎得深。良马难以乘骑，但可以任重道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的地位增高。江河不嫌小溪小泉的水注入，所以水量增大。贤人做事踏实不夸张，能通情达理，所以能成为天下大器。因此，江河里的水，不是仅来于一个源流，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仅以一只狐狸腋下毛集成的。哪有圣人不取志同道合的人而争取能满足自己私意的人呢？

　　所以天地并非光明永恒，大水并非一定清澈见底，大火并不是永远明亮，大德并不是那样高不可攀，有这样思想和心胸的人，才是千万人的领袖。要是思想象箭一样直，心胸象磨刀石那样平滑而装不下东西，那就不足以覆盖万物了。所以溪谷狭窄就干得快，河流浅显就枯得早，石田不会生长五谷，国君的深恩厚泽出不了宫中，就不能流行全国。

　　《墨子》修身第二

　　君子率军作战虽有阵法，仍以勇敢为根本。丧葬活动虽有礼仪，仍以哀痛为根本。士虽有学问，仍以德行为根本。所以树根植得不深不稳，就没有必要希望枝繁叶茂。近人不亲，就没有必要去招徕远人。亲戚不归附，就没有必要去广结宾朋，做事没有始终，就没有必要去开展各种业务。举一例也弄不明白，就没有必要去广博多识了。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定要明察远近，君子明察远近，就是修身啊！发现他人品德不修，或自己被人毁谤，就应当对自身加以检讨，这样就积怨少而品行修好了。凡是谗害他人的话不要听，打击报复的话不要说，伤害人的意念根本不要存于心，那样，即使有谄谀之人，也无法施展其伎俩。

　　所以君子做事能力一天比一天加强。志愿一天比一天推进，计划一天比一天强盛，这就是做君子之道啊！在贫穷的时候要显示出他的廉政，在富足的时候要显示他的义气，生时被人爱戴，死时为人所哀伤，这四项是不可虚假。而且要反之自身。凡是藏于心的，不要竭尽其爱；动之于身的，不要竭尽其恭；出了口的，不要竭尽其雅驯；畅于手足，达于肌肤。到了白发坠落而不肯舍弃其志的，只有圣人了吧！

　　意志不坚强的人，智慧就不通达。说话不守信用的人。行为就不会有结果。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足以与他交朋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足以与他交游。本不固未必危。光勇敢而不修行，以后一定懒惰。源头浑浊的流水不清，行为不可信的，名誉必损。名声不是无故而生的，名誉也不会自我长成。功成名就，名誉不可以虚假，这都要反之自身。只讲不做，口才虽好，也没人听。虽努力却夸其功，即使劳苦也无人接受。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做事而不夸张自己的功劳，就这样而名扬天下。讲话不求多而求智，不求文采而求明察。没有智慧又不能明察事象，如果再加上自己又懒惰，那就事与愿违了。善不出自内心的，不能保留、行为不从自身辩明的，不能去做。名不会简单地得到，誉不能巧立，君子的言行是一致的。重在图利，不顾名誉，而这样可以为天下之士的，是从来没有的事。

　　《墨子》所染第三

　　墨子先生见到染丝人染丝就感叹地说：“在青色染液里染丝，丝就变成青色。在黄色染液里染丝，丝就变成黄色。浸入的染液换了颜色，丝的颜色也就变了。丝五次染于不同的染液中，就成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丝不可不谨慎啊！”

　　不仅染丝如此。国君的思想同样也受到身边的臣士的思想影响。如虞舜受到许由、伯阳的熏染，夏禹受到皋陶、伯益的熏染，商汤受到伊尹、仲胞的熏染，周武王受到姜太公、周公旦的熏染。这四个国君，由于受到正确的思想影响，才可以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

　　大凡列举天下以仁义出名的人，都要提到这四位国君。夏桀王受到干辛、推哆的熏染，殷纣王受到崇侯、恶来的熏染，周历王受到厉公长父、荣夷终的熏染，周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教的熏染，这四位国王，由于受到不正确的思想的影响，才导致国家灭亡，身遭死难，贻笑大方。

　　大凡要列举出天下不仁不义、可耻可辱的人，都要提到这四个称王的人。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牙的熏染，晋文公受到舅犯、郭偃的熏染，楚庄王受到孙叔敖、沈令尹的熏染，吴王阖闾受到伍员、文义的熏染，越土勾践受到范兹、大夫文种的熏染，这五位君主由于受到正确的思想影响，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流传于后世。范吉射受到长柳朔、王胜的熏染，中行寅受到籍秦、高强的熏染，吴王夫差受到孙{名隹}、太宰{喜否}的熏染，知伯摇受到智国、张武的熏染，中山国君尚受到魏义、偃长的熏染，宋康王受到唐鞅、佃不礼的熏染，这六位国君，由于受到不正确的思想影响，所以才导致国灭家亡，身遭刑杀，宗庙毁灭，断子绝孙，君臣离散，百姓流亡。

　　大凡列举天下贪婪、暴虐、苛刻、烦扰的人，都提到了这六位国君。能使国君安稳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他实行治国方法正确。而这种正确的治国方法，是来自于影响国君的那些正确思想，所以善于做国君的人，在选择人才方面竭尽全力，在管理官吏方面就省事清闲了。不善于做国君的人，尽管伤身费神，忧心劳意，但国家却更加危急，自身更加受辱。象这六位国君，并不是不重视他们的国家安危，不爱惜自己，而是不懂得治国的要领。之所以他们不懂得治国要领，正是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思想影响不正确。不仅仅国君受到身边的臣士的思想影响，臣士也要受到身边的人的影响。如果他们的朋友都好讲仁义道德，淳朴谨慎，畏惧法纪，那么他们的家庭日趋富有，他们自身日趋安全，他们的名誉与日俱增，他们也就能胜任其官职了。如段干木、禽滑厘，传说这类人就是这样。如果他们的朋友都好夸耀，无事生非，结党营私，那么他们的家庭就日趋贫困，自身日趋难保，名誉日趋损落，他们就不能胜任其官职了。象子西、易牙、竖刁这类人就是这样的。《诗》里说：“染料必选纯正，染浸必谨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墨子》法仪第四

　　墨子说：“天下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而能成功地做事情是没有的。即使是士人将相，都有法则所依，虽然是做百工的，也都要有法则遵守。百工用矩画方形，用规画圆形，用绳墨画直线，用悬锤量偏正。无论是巧工还是拙工，都以这四者为法则。巧工能做得适合，拙工虽然不能做得适合，但是摹仿地做，仍然可以超过自己的笨拙。所以百工制做东西时，都有法则所依。”

　　现在大者统治天下，其次治国，若是都没有法则所依，这就比不上百工聪明了。那么，应当用什么来做治国的法则呢？如果以自己的父母做为法则如何？天下做父母的太多，可是仁慈的父母却很少，假使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种法则就不好。法则不好就不可以做为治国之标准法则。如果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如何？天下做师长的很多，可是仁德的却很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种法则就不好，不好的法则就不可以为治国的标准法则。如果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会怎样呢？天下做国君的很多，可是仁德的却很少，要是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种法则不好，不好的法则就不可以做为治国的标准法则。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为治国之法则。

　　那么什么可以做为治国的法则呢？最好是法天。天的运行广大而无私，他施恩赐惠无穷无尽，他的光明长久不衰，所以圣王以天做治国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动作行事，一定视天而定，天所欲为的去做，天所不欲的就停止去做。然而天所欲和所恶的又是什么呢？天希望人们能相亲相爱，而不相互仇恨抢夺。怎么知道天要人们相亲相爱，而不相互仇恨抢夺呢？因为天兼爱人们，兼利人们。凭什么知道上天兼爱人们，兼利人们呢？因为上天宽宏大量而使人们拥有，使人们得到供养。

　　现在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城国。人无论是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所以没有人不饲养牛马、喂猪犬、酿米酒、制米饼，以敬侍天。这不正是上天宽宏大量而使人们拥有，使人们得供养吗？天既然宽宏大量让人们有得供养，怎么还可以说天不要人们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天—定降福与他。仇恨和抢夺他人的，天一定降祸给他。每天残杀无辜的人，一定会有祸患降临。”为什么说人们若相互杀害，天一定要降祸患给他们呢？是因为上天要人们相爱相利，而不要人们相互仇恨相互抢夺。

　　从前的圣王，象夏禹、商场、周文王、周武王、兼爱天下的百姓，带领他们敬奉上天，祭祀鬼神，他们给予百姓的好处多，所以上天降福给他们，让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服侍他们。暴虐的君王，如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兼恶天下的百姓，带领百姓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抢夺百姓的太多，所以上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失掉了国家，身死后还被天下人唾弃，被后代子孙毁骂，直到现在也不休止。所以做坏事得祸的，桀、纣、幽、厉都是。而爱人利人得福的，禹、汤、文、武都是。爱人利人而得福的人是有的，仇恨和抢夺他人而得祸的人，也是有的。

　　《墨子》七患第五

　　墨子先生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城墙城池都守御不住而去修理宫室。这是一患；敌国已侵入国境，四方邻国无一搭救，这是二患；民力耗费在无用的事情上，国家的财宝浪费在接待宾客上，这是三患；做官的人只顾保持俸禄，游说的人只爱结交，君王修订法制来惩治臣下，臣下惧怕而不敢直言规劝，这是四患；君王自以为圣明聪颖而不问国事，自以为国家安定和强大而不用作防守准备，四方邻国图谋攻打他而不知道有所戒备，这是五患；所信任的人却不忠诚，而忠诚的人却得不到信任，这是六患；禽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不能胜任其职，国君行赏赐并不能令人欢喜，行诛罚并不能令人惧威，这是七患。国家如果有此七种祸患，国家必亡。守卫城池时，如有此七患，敌军一到，国家立即倾覆。哪国有七患，哪国必遭殃。

　　大凡五谷，是百姓所赖以生存的，也是国君所用以供养的。因而百姓若没有所依赖的，国君也就没有供养的，百姓若没有吃的，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了。所以粮食不可以不尽力地生产，土地不可以不尽量地耕种，财用不可以不节约。五谷丰收，国君就能尝尽五味，五谷欠收，则不能尝尽五味。一谷不收叫做“馑”，二谷不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馈”，五谷不收叫做“饥”。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五分之一的俸禄；遇到“旱”年，则减去五分之二的俸禄；遇到“凶”年，则减去五分之三的俸禄；遇到“馈”年，则减去五分之四的俸禄；遇到“饥”年，则全无俸禄，仅供给饭吃罢了。因此国家遇上“凶”“饥”年的时候，国君撤掉鼎食五分之三，大夫撤掉悬挂的乐器，读书人停止上学，国君朝服不更新，诸侯的宾客、邻国的使者，款待不能丰盛，撤掉{马参}{马非}，不修道路，马不喂粟，婢妾不能穿丝织品，这就表明穷困到极点了。

　　譬如现有一人背着他的孩子在井边打水，孩子掉到井里，那么孩子的母亲一定没法将孩子从并中救出来。如今国家遇上“凶”年，百姓饥饿无食，这种祸患比孩子掉进井里更为严重，可以忽视而不细察的吗？年成好的时候，百姓就仁慈善良，遇上凶年之时，百姓就吝啬凶恶，百姓的性情哪有一成不变的呢？参加生产的人少了，吃饭的人多了，那就没有丰年了。

　　所以说：“财不足。就要反省生产是否合于农时，粮食不够，就要反省用时是否节制。古代人不误农时生产财富，用财时节约保本，那么财产就充足了。即使是前世的圣王，岂能保证五谷年年丰收而不遭旱涝之灾呢？但他却没有挨饿受冻的百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农时抓紧尽力，而给养时十分节约。如夏书上说：“禹有七年的水患”，殷书上说；“汤有五年的旱灾”，他们所遭的凶灾是何等的严重，然而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勤于生产，节俭于用罢了。

　　所以说：“仓里没有储备粮食，就不能应付凶年的饥饿；库里没有储存的武器，即使自己有义却无法征伐无义的；城墙要是修得不完备，自家就无法防守，思想上考虑不周全，就不能应付突然的事变。”这有如庆忌，没有周全的考虑，就不要轻率出去。夏桀对商汤没有防备，因而被放逐，商约对周武王没有防备，因而被杀死。架和约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为什么都灭亡于百里大小的国君手中呢？那是因为他们有了富贵，却不做任何防备。所以防备确实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工作啊！粮食是国家的宝贝，武器是国家的爪牙，城墙是用来守卫的，这三者，是国家维持必备的工具。所以说，用正常的差役，修治城墙，百姓劳累而不伤；用正常的田赋，征收租税，百姓费力而不苦。百姓苦的不是这些，而是基于官府大量搜刮百姓财物。以最高的赏赐赏给无功的人，耗尽国库去添置车马、衣服和珍奇玩物，折磨役使百姓去修建五宫楼阁，死后又厚制棺停、多做衣裳，生时修建亭台楼榭，死时大修坟墓。所以百姓苦于外，府库空竭于内，君主满足不了享乐，百姓承受不了痛苦。因而国家遭到敌国入侵就损伤，百姓遇到凶饥之灾就逃亡，这是防备不周全的罪过啊！

　　因此，粮食，是圣人的宠物啊！所以《周书》上说：“国家没有足够三年的存粮，这个国家就称不上国家；家里没有足够三年的存粮，儿子就称不上儿子。”说的就是国家的防备啊！

　　《墨子》辞过第六

　　墨子说：“远古的人民不知道造宫室时，靠山陵而居，挖土穴而住。穴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才开始造宫室。制造宫室的原则是：地基的高度能够避免潮湿，四周能够防御寒风，上面可以抵挡雪霜雨露，屋内墙的高度可以使男女之间有礼分隔。宫室的原则只此而已。凡是劳民伤财，实际上无多大益处的，圣王都不兴师动众。照规定的服劳役，修整城郭，人民虽有劳作，但不受损伤。照常规去征收租税，人民虽然出费，但不会困苦。人民感到痛苦的并不是那些应尽的义务，而是苦于劳役不休和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制造宫室时，只求方便于生活，而不是为了美观和享乐。制作衣服带履，是为了便于身体，并非要做奇怪的装束。因此，自身节俭，教导百姓，天下的人民就得以治理，财用就可以充足。”

　　当今的人主，制造宫室之时，就与这不同了。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百姓的衣食财用，去制造宫室。讲究亭台楼阁曲折的形势，颜色雕刻的装饰。像这样宫室的建造，左右的人也都效法，所以国家财用不足以应付凶年饥馑，救济孤寡。国家穷困，人民也难以治理。君主如果真希望天下安定，不要天下混乱，那么建造宫室时，就不可以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时，都穿兽皮，围着草索，冬于既不轻便又不暖和，夏天既不轻便又不凉快。圣人以为这样不合人情，就教妇人治丝麻，织布匹，制成衣服。制衣服的原则是：冬于穿生丝制的内衣，只求轻便暖和，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取凉爽，公文此而已。所以圣人做衣服，只救其能合身体，使肌肤舒适就足够了，并不是为了夸耀耳目，让愚民观赏。

　　当时，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彩没有人知道欣赏喜爱，那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圣人所教导的结果啊！人民的衣食财用，家里所储备的足以应付旱涝凶饥之灾年。那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他们懂得生活自给自足的意义，而不被外来事物所影响。所以人民勤俭节约就易于治理，君主用财有节度就容易富足。府库充实了以后，就足以应付非常的变化，兵甲不损坏，士民不劳苦，就足以征服不顺服之国，如果这样，霸王的事业，可行于天下了。

　　当今君主作衣服时，就与这不同了。冬天的衣服足以轻便暖和了，夏天的衣服足以凉爽了，都已具备但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百姓衣食之时，去做锦绣文采华丽的衣服，并用熔炼的金属来做带钩，用珠玉来做豬饰；女工绣文采，男工作雕刻，用以穿戴在身。这并非取其温暖合身之益，而不过劳民伤财罢了，毕竟没有什么用。这样看来，他们所作衣服，都并不是为了合适于身体，而只是为了外表好看，所以他们的人民都邪恶且难于治理，人君教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去治理邪刁的国民，想使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事。

　　君主如果真想治理天下而不乱，作衣服时就不可以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的时候，只吃素食而分散居住。圣人于是教男人们耕稼种植，供给人民食粮。饮食的作用，只能在于补气充虚，强身饱腹罢了。所以他们用财时节省，自奉少，于是人民殷富，国家也治理好了。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强征暴敛人民财产以享受牛羊猪肉之美味，蒸烤鱼鳖以为佳肴。大国之君堆摆了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摆设计样多的菜，美味食品摆长有一丈见方，眼睛不能全看到，筷子不能全挟到，嘴不能全尝到，到了冬天就冻冷，夏天就腐坏，君主这样讲究饮食，左右人臣都效伤他，因而富贵的人家更加奢侈，孤苦穷困的人家就受冻挨饿，如此想让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

　　人君如果想治理天下而不乱，对于饮食的费用，不可以不节省。

　　远古的人民，不知道造车船的时候，重的物件不可能搬动，远处就不能达到。所以圣王制作车船，以便百姓运行。所造的车船，完备坚固、轻巧、便利，可以运载重物达到远方。花钱少而得利多。因而百姓喜欢利用它。法令不用催促而自行，人民不必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心自然归向于他了。

　　现在的人君制造车船，跟原先不同了。车船已经够坚固轻便了，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修饰车船，车上画文采，船上饰雕刻。女子放弃纺织去描绘文采，因而人民没有衣服穿而受冻；男子离开他们耕种的田地去给车船雕刻装饰，因而人民就缺粮挨饿。人君这样讲究车船的装饰，左右人臣也都仿效他，所以国内人民饥寒交迫，不得已去作奸犯科，犯罪的事既多，则刑罚就繁重，刑罚繁重了，国家就混乱了。

　　人君如果想治理天下而不乱，对于制造车船，不可以不力求节俭。

　　凡是回旋于天地之间，包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没有不具备的。纵然是最圣明的人也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凭什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圣人书传上说过：天地，就称为上下；四时，就称为阴阳；人性，就称为男女；说禽兽，就称为牡化、雄雌。这就是天地之间的情形规律，即使是从前的圣王也不能更改。虽然是远古的圣王，一定有私下的姬侍，但不至于损伤自己的品行，所以人民没有因为配偶失时而愁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天下就没有鳃夫，宫内没有拘禁的女子，宫外就没有鳃夫，所以天下的人民众多。

　　现在的君主私养姬妾，大国拘禁女子上千。小国拘禁女子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被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时，因而百姓人口减少。君主如果想让人民多而不愿减少，那么蓄养姬妄就不可以没有节制。

　　以上所论的五件事，都是圣人所节俭，小人所奢侈的事。节俭必定昌盛，奢侈必定灭亡。对于这五件事不可以没有节制，夫妇节俭，天地阴阳之气能调和，风雨节俭理顺，五谷自然丰收，穿衣有节俭，能使肌肤舒适。

　　《墨子》三辩第七

　　程繁问墨子说：“先生说：圣明的君王不作音乐。但过去诸侯倦于听政，就在钟鼓的乐声中养息；士大夫懒于听政，就在竿瑟的声乐中休息；农夫在春耕夏作秋收之后，就在土缶瓦器的声乐中休息。现在先生说：圣明的君王不作音乐，这好比马不御驾，弓矢张开而不松驰。难道是没有血气的人能做得到的吗？”

　　墨子回答说：“过去尧舜有了用茅草盖的房子，才作礼制，才有钟鼓琴瑟之声。商汤王把夏桀流放到大海里，自立为天下的国王，事成功立，又没有大患之后，就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作乐自娱，称为‘护’，又修改‘九招’。周武王战胜了商殷杀了纣王，自立为天下的国王，事成功立，没有大患之后，就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作乐自娱，称为‘象’。周成王也沿用先王的音乐，以自己作乐自娱，称为‘驹虞’。周成王治理天下，比不上周武王，周武治理天下，比不上商场王，商汤王治理天下，比不上尧舜。所以，作乐越多，就越少于治理国政。由此可见，音乐不能治理国家呀！

　　程繁说：“先生说：圣明的君王没有音乐，以上说到的也都是音乐，如此怎么可以说没有音乐呢?”

　　墨子回答说：“圣明的君王的本性，就是悟出太过份了就减少它。吃是有好处的，但是知道饿的时候才吃，才是明智的。如果一味贪吃、多吃，就不是明智的了。当今圣明的国王虽有音乐，但是少听，这与没有音乐是一样的道理。”

　　《墨子》尚贤上第八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治理国政的，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然而国家却不富足，反而贫穷，人民不增加，反而减少，刑政之治不通，反而混乱，所希望的恰得其反，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政时，不能尊敬贤者，任用能人参政的缘故。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多了，治理国家的力量就雄厚；贤能之士少了，治理国家的力量就薄弱。因此，王公大人的重要任务。就在于使贤能之士增多”。

　　有人问：“那么究竟怎样使贤能之士增多呢？”墨子说：“假如要让这个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就一定要使他们富贵，尊敬他们，赞美他们。然后国家里善于射箭驾车的人才可以增多，更何况于有贤能的人呢？敦厚德行，善于言谈精通于治国的道术，这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栋梁呀！也务必使他们富贵，尊敬他们，赞美他们，这样了以后，国家里的贤能之士才能增多。”

　　所以古代的圣王治理国政，说道：“不义不使他富，不义不使他贵。不义不与他亲密，不义不与他接近”。国中富贵的人听到后，都退下商量：“当初我们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只举义而不避贫贱，那么我不可以不行义。”同君王有亲戚关系的人听到了，也私下商量：“起初我们所依赖的是亲戚关系，现在上面选拔义士不避开无亲戚关系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了。”同君主亲近的人听到了，也都退下商量：“起初我们所依仗的是同主上亲近，现在主上选拔义士不避开疏远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远的人听到了，也私下商量：“我们当初认为太疏远而无所依仗，现在主上举义不避远，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一直到边远的偏僻地方的臣僚，宫庭宿卫的人员，国内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了，都争先行义，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上对下，只以尚贤为标准。下对上，只有以行义为标准。上下都只循着—条路径。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在上面开一道门，如果有强盗进入，立刻将他所从入的这道门关闭，强盗就出不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主人抓住了关键要领。

　　所以古代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尽管是务农的或是经商的，如果有才能就任用他。给他高的官爵，重的俸禄，实际的任务，统一的事权。那就是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权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惧他。以这三样东两授予贤人，并不是单为他本人打算，而是要让他事业成功。所以在这时，以德任官，以官服务，以劳定赏，量功勋而分俸禄。这样，官吏就不会永远富贵。而百姓也不会永远贫贱，有才能的人就提拔他，没才能的人就罢黜他。举公义，除私怨，就是这个意思。

　　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没有不敬畏他们而仿效他们，即使是农夫或是商人，没有不争相规劝而崇尚他们的德行的。凡是贤士，都是用以作辅佐和接替的人选，得到了贤士，计谋不致困乏，身体不必劳苦。就可以名立功成，美好的更加显著，败坏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得助于贤士的缘故。

　　因此墨子说：“得意的时候，不可以不举用贤士，不得意的时候，也不可以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尚贤，是治理国政之根本啊！”

　　《墨子》尚贤中第九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想长久而保持不失，不可以不知尚贤是为政之本。”凭什么知道尚贤是为政之本呢？墨子说：“大凡贵且智的人，管理愚且贱的人，就能管理好；然而用愚且贱的人管理贵且智的人，就会出乱子。因此知道，尚贤是为政之本。”

　　古代的圣王很尊崇贤士而任用能人，不结父兄帮派，不偏向富贵的人，不宠爱女色，凡是贤者，举而进之，给他富贵，让他做官任职。凡是没有才能的人，罢黜他，使他贫贱，让他服劳役。于是人民都互相劝赏，畏惧受罚，大家争相做贤人。所以贤人就多，而愚贱的人就少了。这叫做“进贤”。然后圣人听他们的言语，观他们的行为，察他们的能力，谨慎地给他官职，这叫做“事能”。因此，可以使他治理国家的，就让他治国。可以使他任官职的，就让他任官职。可以使他治理一县邑的，就让他治理县邑。凡是能够治理国家、官府、县邑乡里的人，都是国家的贤人啊！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早入朝而晚退朝，处理官司刑狱，治理政务，因而国家能治理而刑法正。贤者做官，早睡早起，征收关、市、山林、川泽的税利，以充实官家府库，所以仓凛府库充实而财用不尽。贤者治理县邑，早出晚归，耕田种菜，收聚豆粟，因而豆栗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治理好了，刑法正，食凛充实，万民殷富了。在上有洁净酒食，用以祭把上天鬼神；在外有皮革和丝织品，用以与四邻诸侯互市。在内则有充足的食粮和休息时间，用以养活国家千万百姓，在外就可以招袜天下的贤士。因此，在上的，上天鬼神降福给他，在外的，诸侯与他亲善友好，在内的，万民亲近拥护他，贤能的人归顺他。凭这个，谋事则得，做事则成，入守则固。出征则强。所以以前三代圣王，象尧舜禹汤文武等治理天下，为诸侯君长，这都是他们尚贤之法。既知其法，但如果不知道如何推行尚贤之术，那么这件事上还等于没有成功。所以务必立下三个基本的原则。什么是三个基本原则呢?墨子回答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权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惧他。”因此古代圣王，给他们高的官位，厚的俸禄，实际的任务，决定权。象这样，难道仅是给他们这些好处吗？这只不过是希望事业能够成功罢了。《诗经》上说：“告汝忧恤，诲汝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这是说古代的国君诸侯不可以不亲善那些做为接替和辅佐人选的贤士，就如同拿过热的东西后，用水洗涤，使他自己的手得到休息一样。

　　古代圣王得到贤人而任用他，赏赐爵位使他富贵，分割土地封给他，终身不弃。至于贤人得以侍奉明君，也必定竭尽全力为国君事政，终身不厌倦。如果有美善之事，一定归功于上面，冈此美善在上，而怨谤在下，安宁和欢乐在干君，忧惑则在于臣，古代圣王治理国政，大概是这样的呀！现在的干公大人也想仿效古圣人，以尚贤用贤为政，给他高高的爵位，但俸禄却不随爵位而增加，爵位高而俸禄低，百姓不会相信他的，他会说：“这并非真正爱我呀：不外是假借虚名用我罢了。”象这样以假借虚名对待人，又怎可以希望人家亲善上面呢?所以先王说：“贪于权位的，个肯把权力分给他人，贪于财货的，不可能把俸禄分给他人。”权事不肯分，俸禄不肯给，请问天下的贤士，有谁会呆在王公大人的左右呢?

　　假设贤人不到王公大人的身边，那么愚贱的人就在其左右了。无德才的人在左右，他们所称赞的不是真正的贤才，他们所惩罚的，不会是真正的暴虐者。王公大人遵信这些人以治理国家，所被赏赐的也不会是真正的贤人，所被惩罚的也不会是真正的暴虐者。如果所赏非贤，所罚非暴，那么有才能的贤士得不到奖勉，而胡作非为的人也得不到遏止了。因而，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在外不知道顺从乡里，居处没有节俭，出入没有限度。男女没有分别，让他治理官府，就会偷盗贪污，让他守城，就会背叛，君主有危难就不肯为之作出牺牲，逃亡时就不肯服从。让他判决狱案，就会不公正，让他分财物，就会分得不均等。与他谋事，就不会得到要领，让他办事不会成功。在内防守不固，在外征伐不强胜。所以，象从前三代暴君桀、约、幽、厉，他们所以失掉国家，倾覆社稷，就是这个缘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明晓小事而不知大事。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件衣服不能制作时，就借助于好的衣匠；有一只牛或羊不能宰时，必借助于好的屠夫。所以象遇上这两种事情一样，王公大人也未尝不知尚贤使能为政之本这道理。但一到国家混乱，社稷危急，就不懂得尚贤使能以治理国政了。是亲戚就任用他，无缘无故得到富贵，面貌长得美丽的就任用他。那些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貌美丽就被任用的，难道都很有智慧吗？如果让他们治理国家，那就是让没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国家之乱，就可想而知了。王公大人如果因为贪爱一个人的美貌而任用他，不考察他的智慧而给予他爱。不能治理百人的，叫他去做千人的官，不能治理千人的，叫他去做一万人的官，这是为什么呢？答道：“做了这种官，爵位高并且俸禄厚，是因为爱他的美丽才给他做的呀！”凡是不能治理一千人的人，让他去做一万人的官，这就当了十倍的官。那些治政措施，每天都要去施行。每天治政的时间，不能延长十倍。人的治政智慧，也不可能给他增加十倍。这样让他任十倍于他的才能的官职，却只用得上一成，而另外九层等于白废了，纵使夜以继日地去干，也无法胜任其官职。为什么呢？是王公大人不明白怎样以尚贤使能为政的缘故啊！所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的，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一样。不使贤能为政而导致国家之乱的，就象我现在说的一样。

　　现在的王公大人，心中真正想治理好国家，想长保而不失，为什么不仔细考察尚贤作为政治的根本呢？而且以尚贤作为政治的根本，哪里仅仅是墨子这样说的呀？这原本是圣王为政的道理，是先壬的书上写的，是老一辈人的话。《禹传》上说：“求圣君和哲人，辅助你身”。《汤誓》上说：“求到大圣，与他同心协力，以治理天下。”这就是说，圣王不会放弃尚贤为政的办法的。他们能审慎地尊尚贤士，使用才能来治理国政，没有其他事参杂在内，所以能让天下百姓都享受他们所给的利益。古时，舜在历山下耕种，在河滨制陶，在雷泽捕鱼，尧在服泽得到他，推举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管理天下的人民。伊尹本来是有莘氏女陪嫁的私臣，自己当过厨子，汤得到他，任用他为宰相，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傅说穿着粗布衣，围着绳索，在傅岩下做佣人筑城，武丁得到他，任他做三公之官，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他们为什么先贱后贵。先贫后富呢?那是因为王公大人尚贤为政，所以人民没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休、乱而不得治理。

　　所以古代圣王能够以尚贤为政，而且能以天为法则。虽然天也不能辨别贫富贵贱、远近亲疏、举用贤人相废黜无德才的人，然而那些富贵而施行仁政的人，因而得到上天的赏赐，说的是谁人呢？答道：“像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都是啊。”他们又是怎样得到赏赐的呢？答道：“他们主持政治，能够互爱互利，又率领天下的百姓，共同尊天事鬼神，使人民受利，所以上天和鬼神赏赐他们，让他们做天子，做人民的父母，百姓顺从而美称他们为圣王，一直到现在。”这就是“富贵为贤”，得以赏赐。

　　那么“富贵为暴”，得以惩罚的又是谁呢？答道：“象从前三代暴王桀纣幽厉都是啊。”怎么知道呢？答道：“他们主持国政，互相仇恨，相互抢夺，又率天下的百姓，咒骂上天，侮辱鬼神，抢夺杀害万民，所以上天鬼神降祸给他们，使他们身死名裂，受天下人刑戮，子孙离散，宗室毁灭，绝子断孙，万民相互指责他们为“暴王”，至今不止。这就是“富贵为暴”，因此才被惩罚的。

　　那么，亲近而不行善意，因此而得到惩罚的是谁呢？答道：“就象从前的伯鲧，是帝舜的嫡长子，却损坏了帝舜的功德，才被放逐于羽郊，那是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帝舜不爱他，象这样‘亲而不善’，所以才得到惩罚。”

　　那么，上天所使用的贤能是谁呢？答道：“象从前的禹程、皋陶就是。”如何知道呢?先王的书《吕刑》上说：“帝尧询问百姓所患，百姓都回答说有苗为害。帝王说道：‘所有诸侯以及百官士民，凡是有德行的人，就可以任用，即使是鳏寡无依的人也都一样不掩蔽，大家以德来立国威，以德来作聪明’。于是命令伯夷、禹、稷三人，劝勤于民事。伯夷制定法典，百姓有不遵守的，就用刑罚制裁他们。禹平治水，制定山川的名称。后程教民种植，勉励大家种植五谷。这三位官员治理成功，大有益于百姓。”这就是所说的那三位圣人，谨慎于言行，精细于思考，求索于天下尚未开发的事务和被遗忘的益处，因而上天享用他们侍奉的德行。天下万民享用他们的施恩，万民承蒙受益，终身无止。所以先王说：“这种道，大用以治理天下也不够，小用之也不困惑，长久使用它就使万民受益，终身不止。”《周颂》上说：“圣人的德行，昭著于天下，象天一样高，象地一样广。象山一样承受，不会崩裂。象太阳一样光明，象明月一样明亮，和天一样的长久。”这就是说圣人的德行，昭彰博大，坚固而长久。所以圣人的德行，是可以与天地归一类的。现在王公大人要统治天下，做诸侯之长，没有德义之行，怎么可以呢？他们说，一定要使用威力和强权。实际现在王公大人何必要用威力与强权使百姓走上死路呢？百姓对于生命都很珍爱，对于死亡都很憎恨。百姓希望的生存得不到，憎恨的死亡却经常出现在眼前，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象这样而能统治天下，统领诸侯的。现在王公大人要想能治理天下，统领诸侯，将要得意于天下，使名声流芳后世，为什么不考察尚贤为政这根本原因呢？这尚贤为政是圣人深厚的德行啊！

　　《墨子》尚贤下第十

　　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法治理。然而不知道用尚贤为政的根本办法来治理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王公大人不知道尚贤为政是治国之本。如果王公大人不知道尚贤为政是治国之本，可不可以举一例子来开导他们呢？假设这里有个诸侯，执政于他的国家，他说道：‘凡是我国家内有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给他奖赏而使他尊贵。不能骑射的人，我将降罪于他而使他受贱视。’请问，在他的国家里的士人，谁欢喜谁惧怕呢？我以为，一定是能射箭能驾车的人欢喜，而不能射箭、不能驾车的人畏惧。于是我又进一步说道：‘凡是我国忠信的人士，我将奖赏他而使他尊贵，不忠信的人士，我将降罪于他而使他受贱视。这时，试问他国家里的人士，又是谁欢喜谁惧怕呢？我以为忠信的人士欢喜，而不忠信的人畏惧。”

　　现在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尚贤为政，使国家里为善的人受激励。为暴的人受到阻止。甚至可以普及于天下，使天下为善的人受激励为暴的人受阻止。然而我从前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的治政办法，是什么原故呢？是因为他们治理百姓，是当着众人施发政令而治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激励，而为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而巳。尚贤就是这样，与尧舜禹汤文武的治政办法是一样的。而今天下的士君子。他们居处言谈都知道尚贤之道，而一到当着大众施政于治民的时候，就不知道怎样尚贤使能了。我因此而知天下的士君子，只明了于小事而愚于大事，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呢？

　　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或羊不会宰杀，一定去找良屠，有一件衣服不会做，一定去找良工。这时候的王公大人，虽然身边有骨肉的亲戚，有无缘无故而得富贵的人，以及有面貌长得漂亮的人，他会知道这些人没有良屠良工的能力，不会让他们去尝试，为什么呢？是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罢了。当王公大人在这个时候。还不失为一位尚贤使能的人。

　　王公大人有一匹马病而不能治，一定去找良医，有一张坏弓不能拉开，就一定去找良工，这个时候的王公大人。身边虽有骨肉的亲戚。有无缘无故富贵的人，以及面貌漂亮的人。实际上他知道他们不行，会不使用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是担心损坏了自己的财物罢了。当王公大人在这个时候，还不失为尚贤使能的人。

　　然而，等到他去治理国政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是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的人以及面貌漂亮的人，就任用他们了。像这样难道王公大人看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服、一只牛羊吗？凭这我知道，天下的士君子，都只看到小的方面。没有看到大的方面。这好比让一个哑吧去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当乐师一样。

　　因此，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所富所贵的。未必是工公大人的骨肉亲戚，未必是无缘无故富贵的以及面貌漂亮的人。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种，在河滨制陶，在雷泽捕鱼，在常阳买卖，尧在服泽之北得到他，立为天子，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伊尹是有莘女之私臣，让他当了厨师，汤得到他，举用他，立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百姓。从前有一个叫傅说的人，住在北海的岛上，狱城的里面，穿着粗布衣服，围着绳索，像佣人一样在傅崖筑城，武丁得到了他，任用他，立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所以当初尧举用舜，汤任用伊尹，武丁任用傅说，难道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者以及面孔漂亮的人吗？那只是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在上可以有利于天，在中则可以有利于鬼神，在下可以便人民有利益罢了。

　　由此向上推到古代圣王，就已明白尚贤的道理了，假设你要想为政的话。因此，将它写在竹帛上，刻在盘盂中。留传给后代子孙。在先王书中的《吕刑》上就曾经这样讲过，王说道：“吁！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假如能选用贤能，慎用刑典，就可以跟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也用了尚贤之法。在先王书上，老一辈的人曾经说道：“啊！希望有圣者武夫哲人，来辅佐你。”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做他属僚辅佐。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不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吗?我可以这样说：你们怎样才可以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那就是要做贤人。”那么做贤人的办法如何呢?墨子说：“有力量的人要尽力帮助别人。有财的人相勉而分给他人。有学问的人相劝以助人。”倘若如此，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以治理。要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话，就会各安其生厂。

　　现在王公大人，所富所责的。都是一些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好看的人。这些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好看的人，怎么一定会有智慧呢？如果没有智慧，而使他们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又怎会不乱呢？可想而矢口。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然而你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开贫贱呢?还不如做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长得漂亮的人呢?但是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漂亮的人，这些人并不是可以学得到的呀!假如全不知道分别的话，尽管德行厚道。和禹汤文武一样，但也不会得到什么的。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即使是破、哑、聋、瞎乃至暴虐到与桀纣一样，也不会失掉什么。因而赏赐的不是贤人，惩罚的不是暴虐者，所赏赐的是无缘无故的人，所惩罚的也是无辜者，因此使百姓都无心无意宽体而居，阻止为善，放弃他们股肱之力，而不勤劳。剩余的财物腐臭，也不互相资助，隐藏很深的学问也不相互教诲，象这样。人们就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乱者不得治。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太平，百姓殷富。因此，附近的人得到安定，边远的人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到的，车船可去到的；雨露所滋润。谷物就可养。得到这些贤人，没有不互相劝勉而赞誉的。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心里真正想行仁义的，就要力求做上士，在上则想法适合圣王的意图，在下则想着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所以“尚贤”这一说法，不可以不细心考究洞察。因为尚贤之法，是天地鬼神老百姓的利益，是政事的根本啊!

　　《墨子》尚同上第十一

　　墨子说：“古时候，人民开始生活之时，没有刑政之治。所说的道理，因人而异。所以一个人就有一种道理。两个人就有两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义，人数多了，所说的义就多了。因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对，而以为别人错。所以彼此之间相互攻击，在家庭里，常常因为父子兄弟看法不一致。而相互怨恨。使得亲戚离散，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的老百姓．都以水火毒药这些东西去损害别人，以致于有余力的人，不愿意替别人服务。即使家里财物多得腐烂，也不愿意分一些给别人。把高深的学问隐藏起来，不愿意教导别人。因此，天下之乱，就象禽兽之乱一样。”

　　明白了天下之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才选择天下贤能的人，立为天子。立了天子后，因为力量还不够，又选择天下的贤人，给他们做三公。天子和三公立了以后，又因为天下的面积太广阔，对于远国异邦的人民，是非利害的区别，不可能一一知道，所以将天下分割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也立定了，因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又在他的国家之内选择—些贤明能干的人，给他们做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设立之后，天子就对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你们听到‘善’和‘不善’的，都要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大家都赞同，上面认为错的，大家都认为错误。上面有过错。就规劝进谏，下面有善，就去查访，并加以推广。与上面同心协力而不与下面相互勾结，这是上面所赞赏的，也是下面所称誉的。如果听到‘善’和‘不善’，不向上面汇报，上面以为对的却不能认为是对的，上面认为错的却不能认为是错的，上面有过错而不能规劝进谏，下面有‘善’却不能查访和推广。与人勾结而不与上面同心协力，这是上面所要惩罚的，也是百姓所要低毁的。上面根据这些作为赏罚，是十分明察而有信用”。

　　里长就是这一里内的仁人，里长对里中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听到‘善’和‘不善’，一定报告乡长，乡长认为对的，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乡长认为错的，大家都认为是错的。放弃你不善之言，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不善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那么这一乡还有什么理由说会乱的呢？我们考察一乡所以能治理好，是因为乡长能够统一全乡的意义，所以这个乡就治理好了。”

　　乡长，是这乡的仁人，乡长向乡的百姓发布政令，说：“听到善和不善的言行，一定告知国君，国君认为对，大家都认为对。国家认为不对，大家就都认为不对。放弃你不善之言，学习国君之善言，除掉你不善之行，学习国君之善行，那么国何以说乱呢？”观察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治理好，是因为国君能统一全国的意义，因此这个国家就能治理好了。

　　国君，是这个国家的仁人，国君对百姓发布政令，说道：“听到善和不善，一定要报告天子，天子认为对的，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认为不对，大家都加以反对。放弃你不好的话，学习天子的好话，去掉你不好的行为，学习天子的好行为。那么，天下怎么会乱呢?”考察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好的原因，是在于只有天子才能统一天下的意义，所以能治理好天下。

　　天下的老百姓，都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因而灾害还不会完全除掉。例如时常刮大风，下大雨，连续不止，这就是上天对那些不可同于天的人的惩罚。所以墨子说：“古代圣王制定五种刑法，请以治理人民，好比丝缕的纪、网罟的纲一样，对于那些不尚同于上的老百姓，就收紧起来”。

　　《墨子》尚同中第十二

　　墨子说：“现在，回顾古代人民的初始生活，还没有设立行政长官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天下的人所说的道理都因人而异义’。因此，一个人有一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道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道理，人数越多，道理就越多，所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对，而认为别人错，因而彼此之间相互攻击。在家庭内，往往因为父子兄弟的意见不一而相互怨恨；都有离散之心，不能和睦相处。以致于有余力的人不愿意帮助他人，隐匿良好的德行，不愿教导别人，财物剩余腐烂，也不愿分给他人，所以天下之乱，象禽兽一样，没有君臣长幼之分，也没有父子兄弟之礼节，这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明白了人民没有行政长官，统一天下意志，而使天下大乱的道理。就选择天下贤良圣明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推举为天子。使他从事统一天下的意志。天子既已立定之后，仅靠他的耳目所及，不能使天下协同一致。所以选择天下最聪明能干，智慧高而能言善辩的人，立他们为三公，从事于协同天下一致的事业。天子和三公设立了以后，因为大下面积广大，边远山区的人民，不能够统一，所以分割天下，设立数以万计的诸侯国君，使他们从事于协同一国的事业。国君立下之后，仅靠他一人耳目所及，不能使其国统一一致，所以又在他的国家里选择贤能的人，立他们做左右将军、大夫，及至乡里之长，来共同从事统一他们国家之义。

　　天下的诸侯国君、人民的行政长官设定了以后，天子就发布政令，说：“凡是听到或是看到‘善’的，必定将它报告上面；听到看到‘不善’的，也必定将它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就认为是对的，上面认为不对的，也一同认为不是对的。自己有‘善’，定要献给上面，上面有过，必定要规劝力谏。与上面协同一致，不要有与下面互相包庇的想法。”这样，上面知道了，就会赏赐他，万民听见了，就会赞美他。如果见到听到“善”的，不将它报告上面，听见“不善”的，也不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而不能认识是对的；上面认为是错的，而不能认识是错的。自己有“善”的，不能进献给上面；上面有过错的，不能规劝力谏。在下互相包庇而诽谤上面。上面知道了这些事，就会诛罚他们，万民听到这些事，就会说毁他们。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刑法政策作为赏罚，是非常的明察和信用的。所以，凡是天下的百姓，都希望得到上面的赞赏和恩赐，而惧怕上面的话毁和诛罚。

　　里长顺从天子的政令，使他的里内协同一致。然后又率领里内人民，与乡长协同一致，他说：“凡是里内的人民，都应该上同于乡长，而不在下包庇。乡长认为是对的，大家必定要认为是对的；乡长认为是错的，大家也要认为是错的。去掉你不好的话，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的不好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乡长本是一乡中最贤能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以乡长为榜样，那么，这个乡还会治不好吗？乡长之所以能治理好乡，那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那是因为他能够使全乡协同一致，所以这一乡就治理好了”。

　　乡长治理他的乡，而且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又率领乡里的百姓，尚同他的国君。他说：“凡是乡里的百姓，都应该上同于国君，不要在下争议。国君认为对的，大家都要认识是对的；国君认为是错的，一定是错的。去掉你不好的话，学习国君的好话；去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国君的良好行为”。国君本是一国中最贤明能干的人，如果所有的国人都能效仿国君，那么这一国还会治不好吗？国君之所以能治好其国，那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那是因为他能够使全国同行一义，协同一致，所以能治理好其国。”国君治理他的国家，而国家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又率领国内百姓，尚同于天子。他说：“凡是国内的百姓，尚同于天子，而不要在下互相争议，天子所认为对的。都认为是对的；天子所认为不对的，都认为不对。去掉你不善的话，学习天子的善言；去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天子的良好行为。”天子本来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啊！如果所有天下的人民，都效法于天子，那样怎么能说天下治理不好呢？考究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天下的原因，为什么能呢？墨子说：“只因为他能使天下之义大同，所以天下能治理好。”

　　已经上同于天子，还未上同于天。那么天灾还不能完全停止。例如气候的寒热调节不好。雪霜雨露降的不是时候，五谷不熟，六畜不繁衍。病疾流行。大风大雨。接踵而至，这就是上天所给的惩罚，用以罚天下不尚同于天的人。

　　所以古代的圣王，明晓上天鬼神所想要的，而避开上天鬼神所憎恨的，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率天下的百姓，斋戒休浴，‘预备洁净丰盛的酒饭，来祭祀上天鬼神。他们对鬼神的奉把，酒饭不敢不洁净丰盛，牺牲不敢不用肥大的；玉器丝帛不敢不合于度量。春秋二季的祭祀，不敢错过时期；审理狱案，不敢不公正；分配财物，不敢不平均；待人处事，不敢怠慢礼节。那是说，他当行政长官能像这样的话，在上的上天鬼神深深看重他，在下的百姓得便利于他。上天鬼神看重他，而他能够努力办事，那就可以得到上天鬼神的赐福了。百姓从他那得到便利，而他能努力办事。那么百姓就衷心爱戴他了。象这样为政，所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就能坚固，出战就能胜利，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墨子说：“那就是能够以尚同治政罢了。”所以古代圣王为政就是这样。

　　现在天下人说：“当今天下行政长官，并没有废掉，为什么天下却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什么原因？”墨子说：“现在天下的行政长官，与古代的根本不同了。譬如有苗用五刑一样。从前圣王制定五刑之法，用来治理人民；等到有苗制定五刑，却用来扰乱天下。难道说刑罚不好吗？是应用不适当罢了。”所以先王的书《吕刑》有这样记载说：“苗民不服从管制，就加之以刑法．而他们却做了五杀之刑，称为法。”如此说来，善用刑罚可以治理人民，不善用刑罚，于是就用五杀之法了。这哪是刑罚不好呢？只是用得不当的缘故，所以才变用了五杀之法。所以？先王的书《说命》有这样的记载说：“唯口出好兴戎。”这就是说善用口的，可以说出好话，而不善用口的。成为谗贼寇仇，这难道是口不好吗？而是用得不好的缘故”。

　　所以古时候设立行政长官，是用来治理人民的。如丝缕的纪、网罟的纲。是用来收服那些天下淫暴之徒，使他们改邪归正，行同一义。所以先王的书《相年》上说：“建国设都，设立天子诸侯，并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的；设立卿大夫师长等官职，并不是让他们享乐的。而是让他们明白如何治理天下太平。”这就是说，古时候上天鬼神设建国都，、设立官长，并不是要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奉禄，使他们过着富淫的生活。而足择定他们乃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使贫穷的孤寡的变成富贵，使危险的变成安定，混乱的得到治理。所以古代圣王为政是这样的。

　　现在王公大人实行刑政却相反，用所宠爱的人为政，让宗族、父兄和故旧在左右任职，让他们作行政长官。于是百姓知道设立行政长官不是用以治民，所以大家都朋比蒙蔽，无人肯与上面协同一致，因而上下之间义不同。要是上下之间对事理的看法不同，那么赞赏不足以功人为善，而刑罚也不足以阻止暴乱。凭什么潮道这样呢？墨子说：“假设上面主管国家政事的长官说：‘这个人可以赏，我将要赏他。’如果上下看法不同，上面说要赏此人，大家都不以为然，说是大家相处一起，我们都没说他好呀！那么，这人虽得到上面的赏赐，却不足以起劝导的作用。假定上面主管国政的人说：‘这人可以罚，我将要罚他。’如果上下之间看法不司，上面说要罚的这个人，却是大家所赞誉的，说：‘我们与他相处一起，大家都赞美他！’那么这个人虽然被上面惩罚，却也不能起阻止的作用。如果被主管国政的人所赏赐却不起劝善作用，刑罚而不起阻止作用，那不就是与我前面所说的‘百姓生活之初，是没有行政长官’相同吗？如果有了行政长官，而与没有的时候一样，那么这就不是用来治理人民，统一人民的了。”

　　古代的圣王，谨慎以尚同治政，立行政长官，所以上下之间情意通融。上面如果有尚未开发之事和还未兴办的利益，下面随时能够为他开发。下面有什么蓄积的怨害，上面能够除掉它。所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人行善，他家里人未必全知，他的乡里也未完全知道，天子就光能够赏赐他。远在数千万里之外，如果有人行不善，他家里人还不知道，他乡里尚未听道，天子就先能够惩罚他。因此，所有天下的人，都惧怕警惕，不敢做淫暴的字情，都说天子的视听灵敏如神。先王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神奇，只是能够使用他人的耳目，帮助自己视听，借用他人的嘴，帮助自己言谈；借他人的心，助于自己思考；借用他人的股肱之力，帮助自己动作。”帮助他视听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见闻就远大了；帮助他言谈的人多了，那么他的声音所能安抚人的范围就广泛了；帮助他思考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计划很快就可以实现；帮助他动作的人多了，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很快可以成功。

　　所以占代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名垂后世。并没有其他原因和异常的东西，只是能以尚同为政罢了。所以先王的书《周颂》有这样记载：“载来见辟工，聿求厥章。”说的是古代诸侯国君在每年的春秋二季，到天子朝廷来朝见，接受天子严厉的教令，然后回去治理他们的国家，因此政令所到之处，没有不敢宾服的。当时，天下根本没有一个敢变乱天子的教令。《诗经》上又说：“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说；“我马维骐，六辔六丝，载驰载驱，周援咨谋。”这些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的诸侯国君，不论听闻善与不善，都跑到天子那里报告。所以赏赐的是贤能，惩罚的是暴虐，不杀无辜，也不放过有罪的，这就是“尚同”的功效啊！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土公大人十君子，假如真希望他们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社稷安定，应当象我所说的‘尚同’，不可以不考究，这是为政的根本啊！”

《墨子》亲士第一

　　入国问朝而不关注仁人志士，就会亡国。见到贤人而不急于任用。就会延误其君。不是贤人，无人与你共缓急，不是志士，无人与你共商国事。怠慢贤人，忘了志士。这样而能保全国家。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从前晋文公曾经出逃，而最终作了诸侯的盟主。齐桓公也曾经离走他国，而最终称霸于诸侯。越王勾践遭受吴王的侮辱，而后竞成威震中国的贤君。他们所以能扬名于天下，都是因为在本国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因此，最好的是不要失败。其次，先败而后成功，这就叫做善于用民。

　　我听说：并不是没有安定的居处。而是自己没有一颗安定的心；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钱财，而是自己没有一颗满足的心。所以君子对自己很严格，而待他人却很宽厚；普通人对自己很宽厚，而待他人却很苛刻。君子在得意的时候，不会改变他的志向，不得意的时候，他的心情也一样平静，虽然杂处在一般平庸的人群中，也始终没有怨心，因为他有着自信的力量。

　　所以凡事从最艰难的做起，结果必定达到自己的愿望。从来没有听说过专拣自己喜欢的事去做，而得不到极坏的结果的。

　　权臣伤君，谄君害主。仁君必定有肯说直话的臣僚，上面必有耿直的部属。一般议事的人都敢于陈述己见，直言不违，而在下位的也可据理相争，这样才可以长期地赐养人民。保全自己的国土。如果做臣下的都重视自己的爵禄官职，近臣缄默，远臣也喋不出声，以致怨恨深结于民心，国君左右尽是些谄谈无耻的人臣，臣下虽有好的建议，都被阻塞，那国家就危在旦夕了。桀纣不是因为没有天下之士啊：而最终残遭杀戮而丧失了天下，所以说，与其送件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现在这里有五根锥子，有一根最为尖锐，那么这一根一定最先折断；这里有五把刀，有一把最为锋利，那么这把刀一定最先缺坏。所以甘甜的水井最容易用干，高大的树木最容易被砍伐，灵验的龟骨，最先被用烤干占卜神异的赚蛇，先被人捉去曝晒求雨。所以比干被箭杀死，是因为他太耿直，孟贲的死，是因为他太逞勇，西施被沉溺，是因为她的美貌，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功劳。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所长。所以说太满了就装不下了。

　　所以，虽有贤明的国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仁慈的父亲，不爱无益之子。凡是不能胜任其职而处其位的，一定不是久居其位的人。不能胜任其爵而领其俸禄禄，也必定不是久享其奉绿的主人。

　　好的弓不容易拉张，但可以射得高扎得深。良马难以乘骑，但可以任重道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的地位增高。江河不嫌小溪小泉的水注入，所以水量增大。贤人做事踏实不夸张，能通情达理，所以能成为天下大器。因此，江河里的水，不是仅来于一个源流，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仅以一只狐狸腋下毛集成的。哪有圣人不取志同道合的人而争取能满足自己私意的人呢？

　　所以天地并非光明永恒，大水并非一定清澈见底，大火并不是永远明亮，大德并不是那样高不可攀，有这样思想和心胸的人，才是千万人的领袖。要是思想象箭一样直，心胸象磨刀石那样平滑而装不下东西，那就不足以覆盖万物了。所以溪谷狭窄就干得快，河流浅显就枯得早，石田不会生长五谷，国君的深恩厚泽出不了宫中，就不能流行全国。

　　《墨子》修身第二

　　君子率军作战虽有阵法，仍以勇敢为根本。丧葬活动虽有礼仪，仍以哀痛为根本。士虽有学问，仍以德行为根本。所以树根植得不深不稳，就没有必要希望枝繁叶茂。近人不亲，就没有必要去招徕远人。亲戚不归附，就没有必要去广结宾朋，做事没有始终，就没有必要去开展各种业务。举一例也弄不明白，就没有必要去广博多识了。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定要明察远近，君子明察远近，就是修身啊！发现他人品德不修，或自己被人毁谤，就应当对自身加以检讨，这样就积怨少而品行修好了。凡是谗害他人的话不要听，打击报复的话不要说，伤害人的意念根本不要存于心，那样，即使有谄谀之人，也无法施展其伎俩。

　　所以君子做事能力一天比一天加强。志愿一天比一天推进，计划一天比一天强盛，这就是做君子之道啊！在贫穷的时候要显示出他的廉政，在富足的时候要显示他的义气，生时被人爱戴，死时为人所哀伤，这四项是不可虚假。而且要反之自身。凡是藏于心的，不要竭尽其爱；动之于身的，不要竭尽其恭；出了口的，不要竭尽其雅驯；畅于手足，达于肌肤。到了白发坠落而不肯舍弃其志的，只有圣人了吧！

　　意志不坚强的人，智慧就不通达。说话不守信用的人。行为就不会有结果。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足以与他交朋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足以与他交游。本不固未必危。光勇敢而不修行，以后一定懒惰。源头浑浊的流水不清，行为不可信的，名誉必损。名声不是无故而生的，名誉也不会自我长成。功成名就，名誉不可以虚假，这都要反之自身。只讲不做，口才虽好，也没人听。虽努力却夸其功，即使劳苦也无人接受。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做事而不夸张自己的功劳，就这样而名扬天下。讲话不求多而求智，不求文采而求明察。没有智慧又不能明察事象，如果再加上自己又懒惰，那就事与愿违了。善不出自内心的，不能保留、行为不从自身辩明的，不能去做。名不会简单地得到，誉不能巧立，君子的言行是一致的。重在图利，不顾名誉，而这样可以为天下之士的，是从来没有的事。

　　《墨子》所染第三

　　墨子先生见到染丝人染丝就感叹地说：“在青色染液里染丝，丝就变成青色。在黄色染液里染丝，丝就变成黄色。浸入的染液换了颜色，丝的颜色也就变了。丝五次染于不同的染液中，就成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丝不可不谨慎啊！”

　　不仅染丝如此。国君的思想同样也受到身边的臣士的思想影响。如虞舜受到许由、伯阳的熏染，夏禹受到皋陶、伯益的熏染，商汤受到伊尹、仲胞的熏染，周武王受到姜太公、周公旦的熏染。这四个国君，由于受到正确的思想影响，才可以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

　　大凡列举天下以仁义出名的人，都要提到这四位国君。夏桀王受到干辛、推哆的熏染，殷纣王受到崇侯、恶来的熏染，周历王受到厉公长父、荣夷终的熏染，周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教的熏染，这四位国王，由于受到不正确的思想的影响，才导致国家灭亡，身遭死难，贻笑大方。

　　大凡要列举出天下不仁不义、可耻可辱的人，都要提到这四个称王的人。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牙的熏染，晋文公受到舅犯、郭偃的熏染，楚庄王受到孙叔敖、沈令尹的熏染，吴王阖闾受到伍员、文义的熏染，越土勾践受到范兹、大夫文种的熏染，这五位君主由于受到正确的思想影响，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流传于后世。范吉射受到长柳朔、王胜的熏染，中行寅受到籍秦、高强的熏染，吴王夫差受到孙{名隹}、太宰{喜否}的熏染，知伯摇受到智国、张武的熏染，中山国君尚受到魏义、偃长的熏染，宋康王受到唐鞅、佃不礼的熏染，这六位国君，由于受到不正确的思想影响，所以才导致国灭家亡，身遭刑杀，宗庙毁灭，断子绝孙，君臣离散，百姓流亡。

　　大凡列举天下贪婪、暴虐、苛刻、烦扰的人，都提到了这六位国君。能使国君安稳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他实行治国方法正确。而这种正确的治国方法，是来自于影响国君的那些正确思想，所以善于做国君的人，在选择人才方面竭尽全力，在管理官吏方面就省事清闲了。不善于做国君的人，尽管伤身费神，忧心劳意，但国家却更加危急，自身更加受辱。象这六位国君，并不是不重视他们的国家安危，不爱惜自己，而是不懂得治国的要领。之所以他们不懂得治国要领，正是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思想影响不正确。不仅仅国君受到身边的臣士的思想影响，臣士也要受到身边的人的影响。如果他们的朋友都好讲仁义道德，淳朴谨慎，畏惧法纪，那么他们的家庭日趋富有，他们自身日趋安全，他们的名誉与日俱增，他们也就能胜任其官职了。如段干木、禽滑厘，传说这类人就是这样。如果他们的朋友都好夸耀，无事生非，结党营私，那么他们的家庭就日趋贫困，自身日趋难保，名誉日趋损落，他们就不能胜任其官职了。象子西、易牙、竖刁这类人就是这样的。《诗》里说：“染料必选纯正，染浸必谨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墨子》法仪第四

　　墨子说：“天下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而能成功地做事情是没有的。即使是士人将相，都有法则所依，虽然是做百工的，也都要有法则遵守。百工用矩画方形，用规画圆形，用绳墨画直线，用悬锤量偏正。无论是巧工还是拙工，都以这四者为法则。巧工能做得适合，拙工虽然不能做得适合，但是摹仿地做，仍然可以超过自己的笨拙。所以百工制做东西时，都有法则所依。”

　　现在大者统治天下，其次治国，若是都没有法则所依，这就比不上百工聪明了。那么，应当用什么来做治国的法则呢？如果以自己的父母做为法则如何？天下做父母的太多，可是仁慈的父母却很少，假使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种法则就不好。法则不好就不可以做为治国之标准法则。如果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如何？天下做师长的很多，可是仁德的却很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种法则就不好，不好的法则就不可以为治国的标准法则。如果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会怎样呢？天下做国君的很多，可是仁德的却很少，要是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种法则不好，不好的法则就不可以做为治国的标准法则。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为治国之法则。

　　那么什么可以做为治国的法则呢？最好是法天。天的运行广大而无私，他施恩赐惠无穷无尽，他的光明长久不衰，所以圣王以天做治国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动作行事，一定视天而定，天所欲为的去做，天所不欲的就停止去做。然而天所欲和所恶的又是什么呢？天希望人们能相亲相爱，而不相互仇恨抢夺。怎么知道天要人们相亲相爱，而不相互仇恨抢夺呢？因为天兼爱人们，兼利人们。凭什么知道上天兼爱人们，兼利人们呢？因为上天宽宏大量而使人们拥有，使人们得到供养。

　　现在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城国。人无论是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所以没有人不饲养牛马、喂猪犬、酿米酒、制米饼，以敬侍天。这不正是上天宽宏大量而使人们拥有，使人们得供养吗？天既然宽宏大量让人们有得供养，怎么还可以说天不要人们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天—定降福与他。仇恨和抢夺他人的，天一定降祸给他。每天残杀无辜的人，一定会有祸患降临。”为什么说人们若相互杀害，天一定要降祸患给他们呢？是因为上天要人们相爱相利，而不要人们相互仇恨相互抢夺。

　　从前的圣王，象夏禹、商场、周文王、周武王、兼爱天下的百姓，带领他们敬奉上天，祭祀鬼神，他们给予百姓的好处多，所以上天降福给他们，让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服侍他们。暴虐的君王，如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兼恶天下的百姓，带领百姓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抢夺百姓的太多，所以上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失掉了国家，身死后还被天下人唾弃，被后代子孙毁骂，直到现在也不休止。所以做坏事得祸的，桀、纣、幽、厉都是。而爱人利人得福的，禹、汤、文、武都是。爱人利人而得福的人是有的，仇恨和抢夺他人而得祸的人，也是有的。

　　《墨子》七患第五

　　墨子先生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城墙城池都守御不住而去修理宫室。这是一患；敌国已侵入国境，四方邻国无一搭救，这是二患；民力耗费在无用的事情上，国家的财宝浪费在接待宾客上，这是三患；做官的人只顾保持俸禄，游说的人只爱结交，君王修订法制来惩治臣下，臣下惧怕而不敢直言规劝，这是四患；君王自以为圣明聪颖而不问国事，自以为国家安定和强大而不用作防守准备，四方邻国图谋攻打他而不知道有所戒备，这是五患；所信任的人却不忠诚，而忠诚的人却得不到信任，这是六患；禽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不能胜任其职，国君行赏赐并不能令人欢喜，行诛罚并不能令人惧威，这是七患。国家如果有此七种祸患，国家必亡。守卫城池时，如有此七患，敌军一到，国家立即倾覆。哪国有七患，哪国必遭殃。

　　大凡五谷，是百姓所赖以生存的，也是国君所用以供养的。因而百姓若没有所依赖的，国君也就没有供养的，百姓若没有吃的，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了。所以粮食不可以不尽力地生产，土地不可以不尽量地耕种，财用不可以不节约。五谷丰收，国君就能尝尽五味，五谷欠收，则不能尝尽五味。一谷不收叫做“馑”，二谷不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馈”，五谷不收叫做“饥”。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五分之一的俸禄；遇到“旱”年，则减去五分之二的俸禄；遇到“凶”年，则减去五分之三的俸禄；遇到“馈”年，则减去五分之四的俸禄；遇到“饥”年，则全无俸禄，仅供给饭吃罢了。因此国家遇上“凶”“饥”年的时候，国君撤掉鼎食五分之三，大夫撤掉悬挂的乐器，读书人停止上学，国君朝服不更新，诸侯的宾客、邻国的使者，款待不能丰盛，撤掉{马参}{马非}，不修道路，马不喂粟，婢妾不能穿丝织品，这就表明穷困到极点了。

　　譬如现有一人背着他的孩子在井边打水，孩子掉到井里，那么孩子的母亲一定没法将孩子从并中救出来。如今国家遇上“凶”年，百姓饥饿无食，这种祸患比孩子掉进井里更为严重，可以忽视而不细察的吗？年成好的时候，百姓就仁慈善良，遇上凶年之时，百姓就吝啬凶恶，百姓的性情哪有一成不变的呢？参加生产的人少了，吃饭的人多了，那就没有丰年了。

　　所以说：“财不足。就要反省生产是否合于农时，粮食不够，就要反省用时是否节制。古代人不误农时生产财富，用财时节约保本，那么财产就充足了。即使是前世的圣王，岂能保证五谷年年丰收而不遭旱涝之灾呢？但他却没有挨饿受冻的百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农时抓紧尽力，而给养时十分节约。如夏书上说：“禹有七年的水患”，殷书上说；“汤有五年的旱灾”，他们所遭的凶灾是何等的严重，然而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勤于生产，节俭于用罢了。

　　所以说：“仓里没有储备粮食，就不能应付凶年的饥饿；库里没有储存的武器，即使自己有义却无法征伐无义的；城墙要是修得不完备，自家就无法防守，思想上考虑不周全，就不能应付突然的事变。”这有如庆忌，没有周全的考虑，就不要轻率出去。夏桀对商汤没有防备，因而被放逐，商约对周武王没有防备，因而被杀死。架和约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为什么都灭亡于百里大小的国君手中呢？那是因为他们有了富贵，却不做任何防备。所以防备确实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工作啊！粮食是国家的宝贝，武器是国家的爪牙，城墙是用来守卫的，这三者，是国家维持必备的工具。所以说，用正常的差役，修治城墙，百姓劳累而不伤；用正常的田赋，征收租税，百姓费力而不苦。百姓苦的不是这些，而是基于官府大量搜刮百姓财物。以最高的赏赐赏给无功的人，耗尽国库去添置车马、衣服和珍奇玩物，折磨役使百姓去修建五宫楼阁，死后又厚制棺停、多做衣裳，生时修建亭台楼榭，死时大修坟墓。所以百姓苦于外，府库空竭于内，君主满足不了享乐，百姓承受不了痛苦。因而国家遭到敌国入侵就损伤，百姓遇到凶饥之灾就逃亡，这是防备不周全的罪过啊！

　　因此，粮食，是圣人的宠物啊！所以《周书》上说：“国家没有足够三年的存粮，这个国家就称不上国家；家里没有足够三年的存粮，儿子就称不上儿子。”说的就是国家的防备啊！

　　《墨子》辞过第六

　　墨子说：“远古的人民不知道造宫室时，靠山陵而居，挖土穴而住。穴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才开始造宫室。制造宫室的原则是：地基的高度能够避免潮湿，四周能够防御寒风，上面可以抵挡雪霜雨露，屋内墙的高度可以使男女之间有礼分隔。宫室的原则只此而已。凡是劳民伤财，实际上无多大益处的，圣王都不兴师动众。照规定的服劳役，修整城郭，人民虽有劳作，但不受损伤。照常规去征收租税，人民虽然出费，但不会困苦。人民感到痛苦的并不是那些应尽的义务，而是苦于劳役不休和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制造宫室时，只求方便于生活，而不是为了美观和享乐。制作衣服带履，是为了便于身体，并非要做奇怪的装束。因此，自身节俭，教导百姓，天下的人民就得以治理，财用就可以充足。”

　　当今的人主，制造宫室之时，就与这不同了。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百姓的衣食财用，去制造宫室。讲究亭台楼阁曲折的形势，颜色雕刻的装饰。像这样宫室的建造，左右的人也都效法，所以国家财用不足以应付凶年饥馑，救济孤寡。国家穷困，人民也难以治理。君主如果真希望天下安定，不要天下混乱，那么建造宫室时，就不可以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时，都穿兽皮，围着草索，冬于既不轻便又不暖和，夏天既不轻便又不凉快。圣人以为这样不合人情，就教妇人治丝麻，织布匹，制成衣服。制衣服的原则是：冬于穿生丝制的内衣，只求轻便暖和，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取凉爽，公文此而已。所以圣人做衣服，只救其能合身体，使肌肤舒适就足够了，并不是为了夸耀耳目，让愚民观赏。

　　当时，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彩没有人知道欣赏喜爱，那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圣人所教导的结果啊！人民的衣食财用，家里所储备的足以应付旱涝凶饥之灾年。那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他们懂得生活自给自足的意义，而不被外来事物所影响。所以人民勤俭节约就易于治理，君主用财有节度就容易富足。府库充实了以后，就足以应付非常的变化，兵甲不损坏，士民不劳苦，就足以征服不顺服之国，如果这样，霸王的事业，可行于天下了。

　　当今君主作衣服时，就与这不同了。冬天的衣服足以轻便暖和了，夏天的衣服足以凉爽了，都已具备但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百姓衣食之时，去做锦绣文采华丽的衣服，并用熔炼的金属来做带钩，用珠玉来做豬饰；女工绣文采，男工作雕刻，用以穿戴在身。这并非取其温暖合身之益，而不过劳民伤财罢了，毕竟没有什么用。这样看来，他们所作衣服，都并不是为了合适于身体，而只是为了外表好看，所以他们的人民都邪恶且难于治理，人君教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去治理邪刁的国民，想使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事。

　　君主如果真想治理天下而不乱，作衣服时就不可以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的时候，只吃素食而分散居住。圣人于是教男人们耕稼种植，供给人民食粮。饮食的作用，只能在于补气充虚，强身饱腹罢了。所以他们用财时节省，自奉少，于是人民殷富，国家也治理好了。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强征暴敛人民财产以享受牛羊猪肉之美味，蒸烤鱼鳖以为佳肴。大国之君堆摆了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摆设计样多的菜，美味食品摆长有一丈见方，眼睛不能全看到，筷子不能全挟到，嘴不能全尝到，到了冬天就冻冷，夏天就腐坏，君主这样讲究饮食，左右人臣都效伤他，因而富贵的人家更加奢侈，孤苦穷困的人家就受冻挨饿，如此想让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

　　人君如果想治理天下而不乱，对于饮食的费用，不可以不节省。

　　远古的人民，不知道造车船的时候，重的物件不可能搬动，远处就不能达到。所以圣王制作车船，以便百姓运行。所造的车船，完备坚固、轻巧、便利，可以运载重物达到远方。花钱少而得利多。因而百姓喜欢利用它。法令不用催促而自行，人民不必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心自然归向于他了。

　　现在的人君制造车船，跟原先不同了。车船已经够坚固轻便了，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修饰车船，车上画文采，船上饰雕刻。女子放弃纺织去描绘文采，因而人民没有衣服穿而受冻；男子离开他们耕种的田地去给车船雕刻装饰，因而人民就缺粮挨饿。人君这样讲究车船的装饰，左右人臣也都仿效他，所以国内人民饥寒交迫，不得已去作奸犯科，犯罪的事既多，则刑罚就繁重，刑罚繁重了，国家就混乱了。

　　人君如果想治理天下而不乱，对于制造车船，不可以不力求节俭。

　　凡是回旋于天地之间，包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没有不具备的。纵然是最圣明的人也不能改变这种规律。凭什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圣人书传上说过：天地，就称为上下；四时，就称为阴阳；人性，就称为男女；说禽兽，就称为牡化、雄雌。这就是天地之间的情形规律，即使是从前的圣王也不能更改。虽然是远古的圣王，一定有私下的姬侍，但不至于损伤自己的品行，所以人民没有因为配偶失时而愁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天下就没有鳃夫，宫内没有拘禁的女子，宫外就没有鳃夫，所以天下的人民众多。

　　现在的君主私养姬妾，大国拘禁女子上千。小国拘禁女子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被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时，因而百姓人口减少。君主如果想让人民多而不愿减少，那么蓄养姬妄就不可以没有节制。

　　以上所论的五件事，都是圣人所节俭，小人所奢侈的事。节俭必定昌盛，奢侈必定灭亡。对于这五件事不可以没有节制，夫妇节俭，天地阴阳之气能调和，风雨节俭理顺，五谷自然丰收，穿衣有节俭，能使肌肤舒适。

　　《墨子》三辩第七

　　程繁问墨子说：“先生说：圣明的君王不作音乐。但过去诸侯倦于听政，就在钟鼓的乐声中养息；士大夫懒于听政，就在竿瑟的声乐中休息；农夫在春耕夏作秋收之后，就在土缶瓦器的声乐中休息。现在先生说：圣明的君王不作音乐，这好比马不御驾，弓矢张开而不松驰。难道是没有血气的人能做得到的吗？”

　　墨子回答说：“过去尧舜有了用茅草盖的房子，才作礼制，才有钟鼓琴瑟之声。商汤王把夏桀流放到大海里，自立为天下的国王，事成功立，又没有大患之后，就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作乐自娱，称为‘护’，又修改‘九招’。周武王战胜了商殷杀了纣王，自立为天下的国王，事成功立，没有大患之后，就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作乐自娱，称为‘象’。周成王也沿用先王的音乐，以自己作乐自娱，称为‘驹虞’。周成王治理天下，比不上周武王，周武治理天下，比不上商场王，商汤王治理天下，比不上尧舜。所以，作乐越多，就越少于治理国政。由此可见，音乐不能治理国家呀！

　　程繁说：“先生说：圣明的君王没有音乐，以上说到的也都是音乐，如此怎么可以说没有音乐呢?”

　　墨子回答说：“圣明的君王的本性，就是悟出太过份了就减少它。吃是有好处的，但是知道饿的时候才吃，才是明智的。如果一味贪吃、多吃，就不是明智的了。当今圣明的国王虽有音乐，但是少听，这与没有音乐是一样的道理。”

　　《墨子》尚贤上第八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治理国政的，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然而国家却不富足，反而贫穷，人民不增加，反而减少，刑政之治不通，反而混乱，所希望的恰得其反，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政时，不能尊敬贤者，任用能人参政的缘故。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多了，治理国家的力量就雄厚；贤能之士少了，治理国家的力量就薄弱。因此，王公大人的重要任务。就在于使贤能之士增多”。

　　有人问：“那么究竟怎样使贤能之士增多呢？”墨子说：“假如要让这个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就一定要使他们富贵，尊敬他们，赞美他们。然后国家里善于射箭驾车的人才可以增多，更何况于有贤能的人呢？敦厚德行，善于言谈精通于治国的道术，这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栋梁呀！也务必使他们富贵，尊敬他们，赞美他们，这样了以后，国家里的贤能之士才能增多。”

　　所以古代的圣王治理国政，说道：“不义不使他富，不义不使他贵。不义不与他亲密，不义不与他接近”。国中富贵的人听到后，都退下商量：“当初我们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只举义而不避贫贱，那么我不可以不行义。”同君王有亲戚关系的人听到了，也私下商量：“起初我们所依赖的是亲戚关系，现在上面选拔义士不避开无亲戚关系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了。”同君主亲近的人听到了，也都退下商量：“起初我们所依仗的是同主上亲近，现在主上选拔义士不避开疏远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远的人听到了，也私下商量：“我们当初认为太疏远而无所依仗，现在主上举义不避远，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一直到边远的偏僻地方的臣僚，宫庭宿卫的人员，国内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了，都争先行义，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上对下，只以尚贤为标准。下对上，只有以行义为标准。上下都只循着—条路径。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在上面开一道门，如果有强盗进入，立刻将他所从入的这道门关闭，强盗就出不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主人抓住了关键要领。

　　所以古代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尽管是务农的或是经商的，如果有才能就任用他。给他高的官爵，重的俸禄，实际的任务，统一的事权。那就是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权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惧他。以这三样东两授予贤人，并不是单为他本人打算，而是要让他事业成功。所以在这时，以德任官，以官服务，以劳定赏，量功勋而分俸禄。这样，官吏就不会永远富贵。而百姓也不会永远贫贱，有才能的人就提拔他，没才能的人就罢黜他。举公义，除私怨，就是这个意思。

　　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没有不敬畏他们而仿效他们，即使是农夫或是商人，没有不争相规劝而崇尚他们的德行的。凡是贤士，都是用以作辅佐和接替的人选，得到了贤士，计谋不致困乏，身体不必劳苦。就可以名立功成，美好的更加显著，败坏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得助于贤士的缘故。

　　因此墨子说：“得意的时候，不可以不举用贤士，不得意的时候，也不可以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尚贤，是治理国政之根本啊！”

　　《墨子》尚贤中第九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想长久而保持不失，不可以不知尚贤是为政之本。”凭什么知道尚贤是为政之本呢？墨子说：“大凡贵且智的人，管理愚且贱的人，就能管理好；然而用愚且贱的人管理贵且智的人，就会出乱子。因此知道，尚贤是为政之本。”

　　古代的圣王很尊崇贤士而任用能人，不结父兄帮派，不偏向富贵的人，不宠爱女色，凡是贤者，举而进之，给他富贵，让他做官任职。凡是没有才能的人，罢黜他，使他贫贱，让他服劳役。于是人民都互相劝赏，畏惧受罚，大家争相做贤人。所以贤人就多，而愚贱的人就少了。这叫做“进贤”。然后圣人听他们的言语，观他们的行为，察他们的能力，谨慎地给他官职，这叫做“事能”。因此，可以使他治理国家的，就让他治国。可以使他任官职的，就让他任官职。可以使他治理一县邑的，就让他治理县邑。凡是能够治理国家、官府、县邑乡里的人，都是国家的贤人啊！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早入朝而晚退朝，处理官司刑狱，治理政务，因而国家能治理而刑法正。贤者做官，早睡早起，征收关、市、山林、川泽的税利，以充实官家府库，所以仓凛府库充实而财用不尽。贤者治理县邑，早出晚归，耕田种菜，收聚豆粟，因而豆栗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治理好了，刑法正，食凛充实，万民殷富了。在上有洁净酒食，用以祭把上天鬼神；在外有皮革和丝织品，用以与四邻诸侯互市。在内则有充足的食粮和休息时间，用以养活国家千万百姓，在外就可以招袜天下的贤士。因此，在上的，上天鬼神降福给他，在外的，诸侯与他亲善友好，在内的，万民亲近拥护他，贤能的人归顺他。凭这个，谋事则得，做事则成，入守则固。出征则强。所以以前三代圣王，象尧舜禹汤文武等治理天下，为诸侯君长，这都是他们尚贤之法。既知其法，但如果不知道如何推行尚贤之术，那么这件事上还等于没有成功。所以务必立下三个基本的原则。什么是三个基本原则呢?墨子回答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权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惧他。”因此古代圣王，给他们高的官位，厚的俸禄，实际的任务，决定权。象这样，难道仅是给他们这些好处吗？这只不过是希望事业能够成功罢了。《诗经》上说：“告汝忧恤，诲汝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这是说古代的国君诸侯不可以不亲善那些做为接替和辅佐人选的贤士，就如同拿过热的东西后，用水洗涤，使他自己的手得到休息一样。

　　古代圣王得到贤人而任用他，赏赐爵位使他富贵，分割土地封给他，终身不弃。至于贤人得以侍奉明君，也必定竭尽全力为国君事政，终身不厌倦。如果有美善之事，一定归功于上面，冈此美善在上，而怨谤在下，安宁和欢乐在干君，忧惑则在于臣，古代圣王治理国政，大概是这样的呀！现在的干公大人也想仿效古圣人，以尚贤用贤为政，给他高高的爵位，但俸禄却不随爵位而增加，爵位高而俸禄低，百姓不会相信他的，他会说：“这并非真正爱我呀：不外是假借虚名用我罢了。”象这样以假借虚名对待人，又怎可以希望人家亲善上面呢?所以先王说：“贪于权位的，个肯把权力分给他人，贪于财货的，不可能把俸禄分给他人。”权事不肯分，俸禄不肯给，请问天下的贤士，有谁会呆在王公大人的左右呢?

　　假设贤人不到王公大人的身边，那么愚贱的人就在其左右了。无德才的人在左右，他们所称赞的不是真正的贤才，他们所惩罚的，不会是真正的暴虐者。王公大人遵信这些人以治理国家，所被赏赐的也不会是真正的贤人，所被惩罚的也不会是真正的暴虐者。如果所赏非贤，所罚非暴，那么有才能的贤士得不到奖勉，而胡作非为的人也得不到遏止了。因而，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在外不知道顺从乡里，居处没有节俭，出入没有限度。男女没有分别，让他治理官府，就会偷盗贪污，让他守城，就会背叛，君主有危难就不肯为之作出牺牲，逃亡时就不肯服从。让他判决狱案，就会不公正，让他分财物，就会分得不均等。与他谋事，就不会得到要领，让他办事不会成功。在内防守不固，在外征伐不强胜。所以，象从前三代暴君桀、约、幽、厉，他们所以失掉国家，倾覆社稷，就是这个缘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明晓小事而不知大事。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件衣服不能制作时，就借助于好的衣匠；有一只牛或羊不能宰时，必借助于好的屠夫。所以象遇上这两种事情一样，王公大人也未尝不知尚贤使能为政之本这道理。但一到国家混乱，社稷危急，就不懂得尚贤使能以治理国政了。是亲戚就任用他，无缘无故得到富贵，面貌长得美丽的就任用他。那些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貌美丽就被任用的，难道都很有智慧吗？如果让他们治理国家，那就是让没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国家之乱，就可想而知了。王公大人如果因为贪爱一个人的美貌而任用他，不考察他的智慧而给予他爱。不能治理百人的，叫他去做千人的官，不能治理千人的，叫他去做一万人的官，这是为什么呢？答道：“做了这种官，爵位高并且俸禄厚，是因为爱他的美丽才给他做的呀！”凡是不能治理一千人的人，让他去做一万人的官，这就当了十倍的官。那些治政措施，每天都要去施行。每天治政的时间，不能延长十倍。人的治政智慧，也不可能给他增加十倍。这样让他任十倍于他的才能的官职，却只用得上一成，而另外九层等于白废了，纵使夜以继日地去干，也无法胜任其官职。为什么呢？是王公大人不明白怎样以尚贤使能为政的缘故啊！所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的，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一样。不使贤能为政而导致国家之乱的，就象我现在说的一样。

　　现在的王公大人，心中真正想治理好国家，想长保而不失，为什么不仔细考察尚贤作为政治的根本呢？而且以尚贤作为政治的根本，哪里仅仅是墨子这样说的呀？这原本是圣王为政的道理，是先壬的书上写的，是老一辈人的话。《禹传》上说：“求圣君和哲人，辅助你身”。《汤誓》上说：“求到大圣，与他同心协力，以治理天下。”这就是说，圣王不会放弃尚贤为政的办法的。他们能审慎地尊尚贤士，使用才能来治理国政，没有其他事参杂在内，所以能让天下百姓都享受他们所给的利益。古时，舜在历山下耕种，在河滨制陶，在雷泽捕鱼，尧在服泽得到他，推举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管理天下的人民。伊尹本来是有莘氏女陪嫁的私臣，自己当过厨子，汤得到他，任用他为宰相，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傅说穿着粗布衣，围着绳索，在傅岩下做佣人筑城，武丁得到他，任他做三公之官，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他们为什么先贱后贵。先贫后富呢?那是因为王公大人尚贤为政，所以人民没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休、乱而不得治理。

　　所以古代圣王能够以尚贤为政，而且能以天为法则。虽然天也不能辨别贫富贵贱、远近亲疏、举用贤人相废黜无德才的人，然而那些富贵而施行仁政的人，因而得到上天的赏赐，说的是谁人呢？答道：“像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都是啊。”他们又是怎样得到赏赐的呢？答道：“他们主持政治，能够互爱互利，又率领天下的百姓，共同尊天事鬼神，使人民受利，所以上天和鬼神赏赐他们，让他们做天子，做人民的父母，百姓顺从而美称他们为圣王，一直到现在。”这就是“富贵为贤”，得以赏赐。

　　那么“富贵为暴”，得以惩罚的又是谁呢？答道：“象从前三代暴王桀纣幽厉都是啊。”怎么知道呢？答道：“他们主持国政，互相仇恨，相互抢夺，又率天下的百姓，咒骂上天，侮辱鬼神，抢夺杀害万民，所以上天鬼神降祸给他们，使他们身死名裂，受天下人刑戮，子孙离散，宗室毁灭，绝子断孙，万民相互指责他们为“暴王”，至今不止。这就是“富贵为暴”，因此才被惩罚的。

　　那么，亲近而不行善意，因此而得到惩罚的是谁呢？答道：“就象从前的伯鲧，是帝舜的嫡长子，却损坏了帝舜的功德，才被放逐于羽郊，那是太阳和月亮照不到的地方。帝舜不爱他，象这样‘亲而不善’，所以才得到惩罚。”

　　那么，上天所使用的贤能是谁呢？答道：“象从前的禹程、皋陶就是。”如何知道呢?先王的书《吕刑》上说：“帝尧询问百姓所患，百姓都回答说有苗为害。帝王说道：‘所有诸侯以及百官士民，凡是有德行的人，就可以任用，即使是鳏寡无依的人也都一样不掩蔽，大家以德来立国威，以德来作聪明’。于是命令伯夷、禹、稷三人，劝勤于民事。伯夷制定法典，百姓有不遵守的，就用刑罚制裁他们。禹平治水，制定山川的名称。后程教民种植，勉励大家种植五谷。这三位官员治理成功，大有益于百姓。”这就是所说的那三位圣人，谨慎于言行，精细于思考，求索于天下尚未开发的事务和被遗忘的益处，因而上天享用他们侍奉的德行。天下万民享用他们的施恩，万民承蒙受益，终身无止。所以先王说：“这种道，大用以治理天下也不够，小用之也不困惑，长久使用它就使万民受益，终身不止。”《周颂》上说：“圣人的德行，昭著于天下，象天一样高，象地一样广。象山一样承受，不会崩裂。象太阳一样光明，象明月一样明亮，和天一样的长久。”这就是说圣人的德行，昭彰博大，坚固而长久。所以圣人的德行，是可以与天地归一类的。现在王公大人要统治天下，做诸侯之长，没有德义之行，怎么可以呢？他们说，一定要使用威力和强权。实际现在王公大人何必要用威力与强权使百姓走上死路呢？百姓对于生命都很珍爱，对于死亡都很憎恨。百姓希望的生存得不到，憎恨的死亡却经常出现在眼前，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象这样而能统治天下，统领诸侯的。现在王公大人要想能治理天下，统领诸侯，将要得意于天下，使名声流芳后世，为什么不考察尚贤为政这根本原因呢？这尚贤为政是圣人深厚的德行啊！

　　《墨子》尚贤下第十

　　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法治理。然而不知道用尚贤为政的根本办法来治理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王公大人不知道尚贤为政是治国之本。如果王公大人不知道尚贤为政是治国之本，可不可以举一例子来开导他们呢？假设这里有个诸侯，执政于他的国家，他说道：‘凡是我国家内有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给他奖赏而使他尊贵。不能骑射的人，我将降罪于他而使他受贱视。’请问，在他的国家里的士人，谁欢喜谁惧怕呢？我以为，一定是能射箭能驾车的人欢喜，而不能射箭、不能驾车的人畏惧。于是我又进一步说道：‘凡是我国忠信的人士，我将奖赏他而使他尊贵，不忠信的人士，我将降罪于他而使他受贱视。这时，试问他国家里的人士，又是谁欢喜谁惧怕呢？我以为忠信的人士欢喜，而不忠信的人畏惧。”

　　现在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尚贤为政，使国家里为善的人受激励。为暴的人受到阻止。甚至可以普及于天下，使天下为善的人受激励为暴的人受阻止。然而我从前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的治政办法，是什么原故呢？是因为他们治理百姓，是当着众人施发政令而治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激励，而为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而巳。尚贤就是这样，与尧舜禹汤文武的治政办法是一样的。而今天下的士君子。他们居处言谈都知道尚贤之道，而一到当着大众施政于治民的时候，就不知道怎样尚贤使能了。我因此而知天下的士君子，只明了于小事而愚于大事，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呢？

　　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或羊不会宰杀，一定去找良屠，有一件衣服不会做，一定去找良工。这时候的王公大人，虽然身边有骨肉的亲戚，有无缘无故而得富贵的人，以及有面貌长得漂亮的人，他会知道这些人没有良屠良工的能力，不会让他们去尝试，为什么呢？是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罢了。当王公大人在这个时候。还不失为一位尚贤使能的人。

　　王公大人有一匹马病而不能治，一定去找良医，有一张坏弓不能拉开，就一定去找良工，这个时候的王公大人。身边虽有骨肉的亲戚。有无缘无故富贵的人，以及面貌漂亮的人。实际上他知道他们不行，会不使用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是担心损坏了自己的财物罢了。当王公大人在这个时候，还不失为尚贤使能的人。

　　然而，等到他去治理国政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是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的人以及面貌漂亮的人，就任用他们了。像这样难道王公大人看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服、一只牛羊吗？凭这我知道，天下的士君子，都只看到小的方面。没有看到大的方面。这好比让一个哑吧去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当乐师一样。

　　因此，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所富所贵的。未必是工公大人的骨肉亲戚，未必是无缘无故富贵的以及面貌漂亮的人。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种，在河滨制陶，在雷泽捕鱼，在常阳买卖，尧在服泽之北得到他，立为天子，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伊尹是有莘女之私臣，让他当了厨师，汤得到他，举用他，立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百姓。从前有一个叫傅说的人，住在北海的岛上，狱城的里面，穿着粗布衣服，围着绳索，像佣人一样在傅崖筑城，武丁得到了他，任用他，立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所以当初尧举用舜，汤任用伊尹，武丁任用傅说，难道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者以及面孔漂亮的人吗？那只是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在上可以有利于天，在中则可以有利于鬼神，在下可以便人民有利益罢了。

　　由此向上推到古代圣王，就已明白尚贤的道理了，假设你要想为政的话。因此，将它写在竹帛上，刻在盘盂中。留传给后代子孙。在先王书中的《吕刑》上就曾经这样讲过，王说道：“吁！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假如能选用贤能，慎用刑典，就可以跟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也用了尚贤之法。在先王书上，老一辈的人曾经说道：“啊！希望有圣者武夫哲人，来辅佐你。”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做他属僚辅佐。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不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吗?我可以这样说：你们怎样才可以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那就是要做贤人。”那么做贤人的办法如何呢?墨子说：“有力量的人要尽力帮助别人。有财的人相勉而分给他人。有学问的人相劝以助人。”倘若如此，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以治理。要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话，就会各安其生厂。

　　现在王公大人，所富所责的。都是一些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好看的人。这些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好看的人，怎么一定会有智慧呢？如果没有智慧，而使他们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又怎会不乱呢？可想而矢口。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然而你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开贫贱呢?还不如做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长得漂亮的人呢?但是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面貌漂亮的人，这些人并不是可以学得到的呀!假如全不知道分别的话，尽管德行厚道。和禹汤文武一样，但也不会得到什么的。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即使是破、哑、聋、瞎乃至暴虐到与桀纣一样，也不会失掉什么。因而赏赐的不是贤人，惩罚的不是暴虐者，所赏赐的是无缘无故的人，所惩罚的也是无辜者，因此使百姓都无心无意宽体而居，阻止为善，放弃他们股肱之力，而不勤劳。剩余的财物腐臭，也不互相资助，隐藏很深的学问也不相互教诲，象这样。人们就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乱者不得治。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太平，百姓殷富。因此，附近的人得到安定，边远的人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到的，车船可去到的；雨露所滋润。谷物就可养。得到这些贤人，没有不互相劝勉而赞誉的。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心里真正想行仁义的，就要力求做上士，在上则想法适合圣王的意图，在下则想着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所以“尚贤”这一说法，不可以不细心考究洞察。因为尚贤之法，是天地鬼神老百姓的利益，是政事的根本啊!

　　《墨子》尚同上第十一

　　墨子说：“古时候，人民开始生活之时，没有刑政之治。所说的道理，因人而异。所以一个人就有一种道理。两个人就有两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义，人数多了，所说的义就多了。因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对，而以为别人错。所以彼此之间相互攻击，在家庭里，常常因为父子兄弟看法不一致。而相互怨恨。使得亲戚离散，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的老百姓．都以水火毒药这些东西去损害别人，以致于有余力的人，不愿意替别人服务。即使家里财物多得腐烂，也不愿意分一些给别人。把高深的学问隐藏起来，不愿意教导别人。因此，天下之乱，就象禽兽之乱一样。”

　　明白了天下之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才选择天下贤能的人，立为天子。立了天子后，因为力量还不够，又选择天下的贤人，给他们做三公。天子和三公立了以后，又因为天下的面积太广阔，对于远国异邦的人民，是非利害的区别，不可能一一知道，所以将天下分割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也立定了，因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又在他的国家之内选择—些贤明能干的人，给他们做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设立之后，天子就对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你们听到‘善’和‘不善’的，都要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大家都赞同，上面认为错的，大家都认为错误。上面有过错。就规劝进谏，下面有善，就去查访，并加以推广。与上面同心协力而不与下面相互勾结，这是上面所赞赏的，也是下面所称誉的。如果听到‘善’和‘不善’，不向上面汇报，上面以为对的却不能认为是对的，上面认为错的却不能认为是错的，上面有过错而不能规劝进谏，下面有‘善’却不能查访和推广。与人勾结而不与上面同心协力，这是上面所要惩罚的，也是百姓所要低毁的。上面根据这些作为赏罚，是十分明察而有信用”。

　　里长就是这一里内的仁人，里长对里中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听到‘善’和‘不善’，一定报告乡长，乡长认为对的，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乡长认为错的，大家都认为是错的。放弃你不善之言，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不善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那么这一乡还有什么理由说会乱的呢？我们考察一乡所以能治理好，是因为乡长能够统一全乡的意义，所以这个乡就治理好了。”

　　乡长，是这乡的仁人，乡长向乡的百姓发布政令，说：“听到善和不善的言行，一定告知国君，国君认为对，大家都认为对。国家认为不对，大家就都认为不对。放弃你不善之言，学习国君之善言，除掉你不善之行，学习国君之善行，那么国何以说乱呢？”观察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治理好，是因为国君能统一全国的意义，因此这个国家就能治理好了。

　　国君，是这个国家的仁人，国君对百姓发布政令，说道：“听到善和不善，一定要报告天子，天子认为对的，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认为不对，大家都加以反对。放弃你不好的话，学习天子的好话，去掉你不好的行为，学习天子的好行为。那么，天下怎么会乱呢?”考察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好的原因，是在于只有天子才能统一天下的意义，所以能治理好天下。

　　天下的老百姓，都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因而灾害还不会完全除掉。例如时常刮大风，下大雨，连续不止，这就是上天对那些不可同于天的人的惩罚。所以墨子说：“古代圣王制定五种刑法，请以治理人民，好比丝缕的纪、网罟的纲一样，对于那些不尚同于上的老百姓，就收紧起来”。

　　《墨子》尚同中第十二

　　墨子说：“现在，回顾古代人民的初始生活，还没有设立行政长官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天下的人所说的道理都因人而异义’。因此，一个人有一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道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道理，人数越多，道理就越多，所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对，而认为别人错，因而彼此之间相互攻击。在家庭内，往往因为父子兄弟的意见不一而相互怨恨；都有离散之心，不能和睦相处。以致于有余力的人不愿意帮助他人，隐匿良好的德行，不愿教导别人，财物剩余腐烂，也不愿分给他人，所以天下之乱，象禽兽一样，没有君臣长幼之分，也没有父子兄弟之礼节，这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明白了人民没有行政长官，统一天下意志，而使天下大乱的道理。就选择天下贤良圣明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推举为天子。使他从事统一天下的意志。天子既已立定之后，仅靠他的耳目所及，不能使天下协同一致。所以选择天下最聪明能干，智慧高而能言善辩的人，立他们为三公，从事于协同天下一致的事业。天子和三公设立了以后，因为大下面积广大，边远山区的人民，不能够统一，所以分割天下，设立数以万计的诸侯国君，使他们从事于协同一国的事业。国君立下之后，仅靠他一人耳目所及，不能使其国统一一致，所以又在他的国家里选择贤能的人，立他们做左右将军、大夫，及至乡里之长，来共同从事统一他们国家之义。

　　天下的诸侯国君、人民的行政长官设定了以后，天子就发布政令，说：“凡是听到或是看到‘善’的，必定将它报告上面；听到看到‘不善’的，也必定将它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就认为是对的，上面认为不对的，也一同认为不是对的。自己有‘善’，定要献给上面，上面有过，必定要规劝力谏。与上面协同一致，不要有与下面互相包庇的想法。”这样，上面知道了，就会赏赐他，万民听见了，就会赞美他。如果见到听到“善”的，不将它报告上面，听见“不善”的，也不报告上面。上面认为对的，而不能认识是对的；上面认为是错的，而不能认识是错的。自己有“善”的，不能进献给上面；上面有过错的，不能规劝力谏。在下互相包庇而诽谤上面。上面知道了这些事，就会诛罚他们，万民听到这些事，就会说毁他们。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刑法政策作为赏罚，是非常的明察和信用的。所以，凡是天下的百姓，都希望得到上面的赞赏和恩赐，而惧怕上面的话毁和诛罚。

　　里长顺从天子的政令，使他的里内协同一致。然后又率领里内人民，与乡长协同一致，他说：“凡是里内的人民，都应该上同于乡长，而不在下包庇。乡长认为是对的，大家必定要认为是对的；乡长认为是错的，大家也要认为是错的。去掉你不好的话，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的不好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乡长本是一乡中最贤能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以乡长为榜样，那么，这个乡还会治不好吗？乡长之所以能治理好乡，那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那是因为他能够使全乡协同一致，所以这一乡就治理好了”。

　　乡长治理他的乡，而且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又率领乡里的百姓，尚同他的国君。他说：“凡是乡里的百姓，都应该上同于国君，不要在下争议。国君认为对的，大家都要认识是对的；国君认为是错的，一定是错的。去掉你不好的话，学习国君的好话；去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国君的良好行为”。国君本是一国中最贤明能干的人，如果所有的国人都能效仿国君，那么这一国还会治不好吗？国君之所以能治好其国，那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那是因为他能够使全国同行一义，协同一致，所以能治理好其国。”国君治理他的国家，而国家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又率领国内百姓，尚同于天子。他说：“凡是国内的百姓，尚同于天子，而不要在下互相争议，天子所认为对的。都认为是对的；天子所认为不对的，都认为不对。去掉你不善的话，学习天子的善言；去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天子的良好行为。”天子本来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啊！如果所有天下的人民，都效法于天子，那样怎么能说天下治理不好呢？考究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天下的原因，为什么能呢？墨子说：“只因为他能使天下之义大同，所以天下能治理好。”

　　已经上同于天子，还未上同于天。那么天灾还不能完全停止。例如气候的寒热调节不好。雪霜雨露降的不是时候，五谷不熟，六畜不繁衍。病疾流行。大风大雨。接踵而至，这就是上天所给的惩罚，用以罚天下不尚同于天的人。

　　所以古代的圣王，明晓上天鬼神所想要的，而避开上天鬼神所憎恨的，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率天下的百姓，斋戒休浴，‘预备洁净丰盛的酒饭，来祭祀上天鬼神。他们对鬼神的奉把，酒饭不敢不洁净丰盛，牺牲不敢不用肥大的；玉器丝帛不敢不合于度量。春秋二季的祭祀，不敢错过时期；审理狱案，不敢不公正；分配财物，不敢不平均；待人处事，不敢怠慢礼节。那是说，他当行政长官能像这样的话，在上的上天鬼神深深看重他，在下的百姓得便利于他。上天鬼神看重他，而他能够努力办事，那就可以得到上天鬼神的赐福了。百姓从他那得到便利，而他能努力办事。那么百姓就衷心爱戴他了。象这样为政，所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就能坚固，出战就能胜利，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墨子说：“那就是能够以尚同治政罢了。”所以古代圣王为政就是这样。

　　现在天下人说：“当今天下行政长官，并没有废掉，为什么天下却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什么原因？”墨子说：“现在天下的行政长官，与古代的根本不同了。譬如有苗用五刑一样。从前圣王制定五刑之法，用来治理人民；等到有苗制定五刑，却用来扰乱天下。难道说刑罚不好吗？是应用不适当罢了。”所以先王的书《吕刑》有这样记载说：“苗民不服从管制，就加之以刑法．而他们却做了五杀之刑，称为法。”如此说来，善用刑罚可以治理人民，不善用刑罚，于是就用五杀之法了。这哪是刑罚不好呢？只是用得不当的缘故，所以才变用了五杀之法。所以？先王的书《说命》有这样的记载说：“唯口出好兴戎。”这就是说善用口的，可以说出好话，而不善用口的。成为谗贼寇仇，这难道是口不好吗？而是用得不好的缘故”。

　　所以古时候设立行政长官，是用来治理人民的。如丝缕的纪、网罟的纲。是用来收服那些天下淫暴之徒，使他们改邪归正，行同一义。所以先王的书《相年》上说：“建国设都，设立天子诸侯，并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的；设立卿大夫师长等官职，并不是让他们享乐的。而是让他们明白如何治理天下太平。”这就是说，古时候上天鬼神设建国都，、设立官长，并不是要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奉禄，使他们过着富淫的生活。而足择定他们乃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使贫穷的孤寡的变成富贵，使危险的变成安定，混乱的得到治理。所以古代圣王为政是这样的。

　　现在王公大人实行刑政却相反，用所宠爱的人为政，让宗族、父兄和故旧在左右任职，让他们作行政长官。于是百姓知道设立行政长官不是用以治民，所以大家都朋比蒙蔽，无人肯与上面协同一致，因而上下之间义不同。要是上下之间对事理的看法不同，那么赞赏不足以功人为善，而刑罚也不足以阻止暴乱。凭什么潮道这样呢？墨子说：“假设上面主管国家政事的长官说：‘这个人可以赏，我将要赏他。’如果上下看法不同，上面说要赏此人，大家都不以为然，说是大家相处一起，我们都没说他好呀！那么，这人虽得到上面的赏赐，却不足以起劝导的作用。假定上面主管国政的人说：‘这人可以罚，我将要罚他。’如果上下之间看法不司，上面说要罚的这个人，却是大家所赞誉的，说：‘我们与他相处一起，大家都赞美他！’那么这个人虽然被上面惩罚，却也不能起阻止的作用。如果被主管国政的人所赏赐却不起劝善作用，刑罚而不起阻止作用，那不就是与我前面所说的‘百姓生活之初，是没有行政长官’相同吗？如果有了行政长官，而与没有的时候一样，那么这就不是用来治理人民，统一人民的了。”

　　古代的圣王，谨慎以尚同治政，立行政长官，所以上下之间情意通融。上面如果有尚未开发之事和还未兴办的利益，下面随时能够为他开发。下面有什么蓄积的怨害，上面能够除掉它。所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人行善，他家里人未必全知，他的乡里也未完全知道，天子就光能够赏赐他。远在数千万里之外，如果有人行不善，他家里人还不知道，他乡里尚未听道，天子就先能够惩罚他。因此，所有天下的人，都惧怕警惕，不敢做淫暴的字情，都说天子的视听灵敏如神。先王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神奇，只是能够使用他人的耳目，帮助自己视听，借用他人的嘴，帮助自己言谈；借他人的心，助于自己思考；借用他人的股肱之力，帮助自己动作。”帮助他视听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见闻就远大了；帮助他言谈的人多了，那么他的声音所能安抚人的范围就广泛了；帮助他思考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计划很快就可以实现；帮助他动作的人多了，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很快可以成功。

　　所以占代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名垂后世。并没有其他原因和异常的东西，只是能以尚同为政罢了。所以先王的书《周颂》有这样记载：“载来见辟工，聿求厥章。”说的是古代诸侯国君在每年的春秋二季，到天子朝廷来朝见，接受天子严厉的教令，然后回去治理他们的国家，因此政令所到之处，没有不敢宾服的。当时，天下根本没有一个敢变乱天子的教令。《诗经》上又说：“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说；“我马维骐，六辔六丝，载驰载驱，周援咨谋。”这些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的诸侯国君，不论听闻善与不善，都跑到天子那里报告。所以赏赐的是贤能，惩罚的是暴虐，不杀无辜，也不放过有罪的，这就是“尚同”的功效啊！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土公大人十君子，假如真希望他们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社稷安定，应当象我所说的‘尚同’，不可以不考究，这是为政的根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