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象形文字的误会，很多人往往把鸩鸟与鸠鸟混为一谈。后者是鸠鸽科的鸟的泛称。

　　古时说有五种鸠：祝鸠、鸤鸠、爽鸠、雎鸠、鹘鸠。从分类上看，祝鸠和鹘鸠是鸠类，鸤鸠是攀禽类的布谷，爽鸠是鹰类，雎鸠是鹗类。这个混杂的种属很容易孕生一些险恶的词汇，例如：鸠

　　鸩（喻指专门诬陷好人的人）、鸠夺鹊巢（鸠性拙，不善筑巢）等等，在这样的不良暗示下，把两者混为一属，似乎又情有可原。

　　由于屈原作品里出现了鸩鸟，有人认为《离骚》中“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是说屈原看见有女戎国的美女，便托鸩鸟为媒，鸩鸟不肯并且远离了他。接着他又想托雄鸩为媒，但却“心犹豫狐疑”。其实这个解释有些一相情愿。鸩鸟并不能成为媒鸟，李商隐诗“青雀如何鸩鸟媒”显然是继承了屈原的用意，不过想想也对，连鸩鸟也可以托之为媒，就可以推测相思之毒已是深入骨髓了。有学者研究考证，“余令鸩为媒兮”除了表达屈原的思想外，还反映了古代捕鸟的一种方法，即以鸟引鸟捕之。《六臣注文选》

      晋潘安仁《射雉赋》注云：“媒者，少养雉子，长而狎人，能招引野雉。”至今在长江三峡地区，仍有人沿用养活鸟以为媒招引野鸟来捕之的古老捕鸟方法。可以肯定地说，古时确有鸩鸟存在，它的身世和功用我倾向与这样一种判断：此鸟主要是于险恶宫阙的渊薮，并推进阴谋理论的执行。它飞行的身影总是晃动在宫廷的天幕上，它是既行使着“天罚权力”的地下判官，又是被黑暗权力宠幸的鸟儿。因而，它出没于平民的注意力之外是毫不奇怪的。鸩鸟肯定不是生活在神话的古风中，它偶尔也从文化的腐质物里发出古怪、凄厉的鸣叫。

     由于它出没于人口稠密、风化奢靡的江南一带，当地人也称它为同力鸟，雄鸟叫运日，雌鸟叫阴谐，双飞双宿，俨然是连环杀手。作为顶级的剧毒鸟，黑身赤目，羽毛紫绿色，它的身躯像一块黑炭在空中飞舞，尖而长的嘴喙犹如火蜈蚣一般在空气里燃烧，连留下的气息也令人窒息。

　　如果近距离观察，鸩鸟前半身像鹰后半身像孔雀，足有三趾，走路或者嘴喙都会发出“邦邦”的执拗声音，声音阴骘而幽深，如年迈的守夜人敲着羊皮鼓，它震落的露水偶尔滴落在
皮面上，让声音蒙羞。这种鸟深居简出，如若外出必有怪事发生。雌鸩阴谐一叫，肯定是几天的连绵淫雨；而运日长鸣的话，往往是连续的大旱，均预示了死亡帷幕的开启。鸩鸟并不是饕餮之徒，所以它也不会随意攻击蛇类。它捕食的时候有一种巨大的威仪，类似于“虎行似病，鹰立如睡”的姿势，好像是不期然地从毒蛇的巢穴前经过，它以一种神秘的舞蹈步伐来显示自己的君临。这种步伐叫“禹步”，富有弹性，充满忧郁和感应，好像是按照冥念中的指示在亦步亦趋。

　　人们极其忌讳见到这种罕见的鸟步，《尔雅翼》卷十六记载说：“……昔有人入山、见其步法，归向其妻索之，妇正织而机翻”。可见此鸟毒恶之甚。鸩鸟宛如硫酸的祖先，所到之处，树木枯死，石头崩裂，毒蛇立即瘫软，鸩鸟这才上前从容进食。

　   鸩鸟在水中洗浴，其水即有毒，人若误饮，将中毒而死。自有此传说后，人们因惧怕中毒而不敢轻易饮用山林之水。《朝野佥载》也记载说，“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野葛吃了就得死。生长野葛的地方，就长有白藤花，它能解野葛的毒。鸩鸟饮水的地方，就有犀牛，犀牛不洗角的地方，生物喝了这水一定得死。因为鸩鸟吃蛇的缘故。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基本沿袭了这个说法，强调了一物克一物的仁义思想。但总体上说，鸩鸟是克不住的。因为它俨然已经成为权力和复仇的使者。它必须持续飞舞在激烈的欲望风浪里，使命一当传达，就不可能停止，逢人杀人，逢鬼杀鬼。

　　鸩鸟最可怕的地方自然是它的羽毛。鸩酒，也叫酖酒，早在《左传》中就已提到。用鸩鸟的羽毛划过酒，酒即含有剧毒，就是鸩酒，饮之令人立即毙命。鸩毒毫无颜色和异味，毒性却能够尽数溶解于酒。当然这只是个被夸大了的传说，事实上有许多毒酒并不是仅仅用鸩的羽毛划过的，而是在酒中同时掺入了某种毒物（例如乌头、毒箭木、毒芹汁等等），不过人们习惯上也都叫它鸩酒。

      但是鸩酒不是可以随意配置的，这需要技术精湛的医士出面，从而分化为一个阴鸷的职业，叫“鸩者”。这些制造毒药的天才在犀牛角、兽皮的保护下，也是颤颤巍巍地接近尤物，稍有不慎，即会引火烧身。古籍上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惧鸩忍渴”、“饮鸩止渴”就源于此。在酒中渗入某些有毒的物质制成的毒酒，历来被人们作为杀人的利器。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记》、《汉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唐书申渐高传》中说：南唐皇帝李昇顾虑大臣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之。有一次，李昇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周本察觉了皇上的意图，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昇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帝王演戏奏乐的优人申渐高见此情景，一边跳舞一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将杯揣在怀中走了。李昇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未等药到，申渐高已经“脑裂”而死。虽未说明脑裂的详情，但听起来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了。

      黑鸩为鸩鸟中最为稀少的一种，其毒性强而难发，这种引而不发的性质就像它所具备的深厚功力，待当事人的想象力和恐惧感挥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一发则动全身，发则无药可救，无怪此物一旦侵人头皮之后，非数月甚至一年之久毒性才始行发作。


　  普通鸩毒人一旦饮下就行将发炸，其性急而有治，且易辨别，黑鸩毒性缓而难察，直至慢慢地将人血化尽，其毒一旦侵入头皮，即可寄生在发根之内，使这黑丝维持原毒不绝，而且使当事人觉查不出。

    由于鸩毒的残酷性实在太过彰显，仁者一直反对使用这种奇毒。战国时，楚国的使者驸马共前往巴国，途中见到一人挑着一担下了鸩毒的酒正欲谋财害命。驸马共请求买下毒酒，但所带的钱不够，驸马最后把自己的马车也一并给了对方。东西到手，他立即把鸩酒倒入江里。这个故事，被作为宣传仁慈的例子广为流传。在晋代，朝廷曾下令严禁鸩毒，并不准鸩鸟过江。当时石崇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时，曾经捕获了一只鸩鸟雏，交给后军将军王恺养护，司隶校尉傅诋立即向朝廷告发了此事，朝廷下诏宽宥了石崇，但命令立即把鸩鸟当众烧死。东晋升平二年（358年），王饶竟然向朝廷进献鸩鸟，晋穆帝司马聃大怒，下令把王饶鞭打二百，并把那只鸩鸟当中烧死在京城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在这些仁义皇帝的围攻之下，鸩鸟自然是越杀越少；另一方面，心如蛇蝎的统治者一直大力弘扬毒文化，鸩鸟面临绝境，直至湮没在飞禽的最高空。

　　宋代之后，鸩毒的使用并没有被抛弃，直到明清两代仍然有人使用，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鸩杀之功。在这以后，鸩鸟就像镶嵌了金边的乌云，被暴力彻底地从历史的天空抹去了。现
在，我们只能使用过往文字来复圆它凌厉的形象，推测矗立在宫阙楠木梁柱上那一串“梆梆”的怪响。其实，中国是构思杀人方式最多的国家，一块砖头就可以置人死命，好像并不需要曲径通幽的鸩毒来实现宗旨。也就是说，鸩鸟之毒，多半是被权力妖魔化了的结果

　　出于象形文字的误会，很多人往往把鸩鸟与鸠鸟混为一谈。后者是鸠鸽科的鸟的泛称。

　　古时说有五种鸠：祝鸠、鸤鸠、爽鸠、雎鸠、鹘鸠。从分类上看，祝鸠和鹘鸠是鸠类，鸤鸠是攀禽类的布谷，爽鸠是鹰类，雎鸠是鹗类。这个混杂的种属很容易孕生一些险恶的词汇，例如：鸠

　　鸩（喻指专门诬陷好人的人）、鸠夺鹊巢（鸠性拙，不善筑巢）等等，在这样的不良暗示下，把两者混为一属，似乎又情有可原。

　　由于屈原作品里出现了鸩鸟，有人认为《离骚》中“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是说屈原看见有女戎国的美女，便托鸩鸟为媒，鸩鸟不肯并且远离了他。接着他又想托雄鸩为媒，但却“心犹豫狐疑”。其实这个解释有些一相情愿。鸩鸟并不能成为媒鸟，李商隐诗“青雀如何鸩鸟媒”显然是继承了屈原的用意，不过想想也对，连鸩鸟也可以托之为媒，就可以推测相思之毒已是深入骨髓了。有学者研究考证，“余令鸩为媒兮”除了表达屈原的思想外，还反映了古代捕鸟的一种方法，即以鸟引鸟捕之。《六臣注文选》

      晋潘安仁《射雉赋》注云：“媒者，少养雉子，长而狎人，能招引野雉。”至今在长江三峡地区，仍有人沿用养活鸟以为媒招引野鸟来捕之的古老捕鸟方法。可以肯定地说，古时确有鸩鸟存在，它的身世和功用我倾向与这样一种判断：此鸟主要是于险恶宫阙的渊薮，并推进阴谋理论的执行。它飞行的身影总是晃动在宫廷的天幕上，它是既行使着“天罚权力”的地下判官，又是被黑暗权力宠幸的鸟儿。因而，它出没于平民的注意力之外是毫不奇怪的。鸩鸟肯定不是生活在神话的古风中，它偶尔也从文化的腐质物里发出古怪、凄厉的鸣叫。

     由于它出没于人口稠密、风化奢靡的江南一带，当地人也称它为同力鸟，雄鸟叫运日，雌鸟叫阴谐，双飞双宿，俨然是连环杀手。作为顶级的剧毒鸟，黑身赤目，羽毛紫绿色，它的身躯像一块黑炭在空中飞舞，尖而长的嘴喙犹如火蜈蚣一般在空气里燃烧，连留下的气息也令人窒息。

　　如果近距离观察，鸩鸟前半身像鹰后半身像孔雀，足有三趾，走路或者嘴喙都会发出“邦邦”的执拗声音，声音阴骘而幽深，如年迈的守夜人敲着羊皮鼓，它震落的露水偶尔滴落在
皮面上，让声音蒙羞。这种鸟深居简出，如若外出必有怪事发生。雌鸩阴谐一叫，肯定是几天的连绵淫雨；而运日长鸣的话，往往是连续的大旱，均预示了死亡帷幕的开启。鸩鸟并不是饕餮之徒，所以它也不会随意攻击蛇类。它捕食的时候有一种巨大的威仪，类似于“虎行似病，鹰立如睡”的姿势，好像是不期然地从毒蛇的巢穴前经过，它以一种神秘的舞蹈步伐来显示自己的君临。这种步伐叫“禹步”，富有弹性，充满忧郁和感应，好像是按照冥念中的指示在亦步亦趋。

　　人们极其忌讳见到这种罕见的鸟步，《尔雅翼》卷十六记载说：“……昔有人入山、见其步法，归向其妻索之，妇正织而机翻”。可见此鸟毒恶之甚。鸩鸟宛如硫酸的祖先，所到之处，树木枯死，石头崩裂，毒蛇立即瘫软，鸩鸟这才上前从容进食。

　   鸩鸟在水中洗浴，其水即有毒，人若误饮，将中毒而死。自有此传说后，人们因惧怕中毒而不敢轻易饮用山林之水。《朝野佥载》也记载说，“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野葛吃了就得死。生长野葛的地方，就长有白藤花，它能解野葛的毒。鸩鸟饮水的地方，就有犀牛，犀牛不洗角的地方，生物喝了这水一定得死。因为鸩鸟吃蛇的缘故。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基本沿袭了这个说法，强调了一物克一物的仁义思想。但总体上说，鸩鸟是克不住的。因为它俨然已经成为权力和复仇的使者。它必须持续飞舞在激烈的欲望风浪里，使命一当传达，就不可能停止，逢人杀人，逢鬼杀鬼。

　　鸩鸟最可怕的地方自然是它的羽毛。鸩酒，也叫酖酒，早在《左传》中就已提到。用鸩鸟的羽毛划过酒，酒即含有剧毒，就是鸩酒，饮之令人立即毙命。鸩毒毫无颜色和异味，毒性却能够尽数溶解于酒。当然这只是个被夸大了的传说，事实上有许多毒酒并不是仅仅用鸩的羽毛划过的，而是在酒中同时掺入了某种毒物（例如乌头、毒箭木、毒芹汁等等），不过人们习惯上也都叫它鸩酒。

      但是鸩酒不是可以随意配置的，这需要技术精湛的医士出面，从而分化为一个阴鸷的职业，叫“鸩者”。这些制造毒药的天才在犀牛角、兽皮的保护下，也是颤颤巍巍地接近尤物，稍有不慎，即会引火烧身。古籍上有很多关于以鸩酒赐死和饮鸩酒自杀的记载，“惧鸩忍渴”、“饮鸩止渴”就源于此。在酒中渗入某些有毒的物质制成的毒酒，历来被人们作为杀人的利器。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记》、《汉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唐书申渐高传》中说：南唐皇帝李昇顾虑大臣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之。有一次，李昇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周本察觉了皇上的意图，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昇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帝王演戏奏乐的优人申渐高见此情景，一边跳舞一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将杯揣在怀中走了。李昇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未等药到，申渐高已经“脑裂”而死。虽未说明脑裂的详情，但听起来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了。

      黑鸩为鸩鸟中最为稀少的一种，其毒性强而难发，这种引而不发的性质就像它所具备的深厚功力，待当事人的想象力和恐惧感挥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一发则动全身，发则无药可救，无怪此物一旦侵人头皮之后，非数月甚至一年之久毒性才始行发作。


　  普通鸩毒人一旦饮下就行将发炸，其性急而有治，且易辨别，黑鸩毒性缓而难察，直至慢慢地将人血化尽，其毒一旦侵入头皮，即可寄生在发根之内，使这黑丝维持原毒不绝，而且使当事人觉查不出。

    由于鸩毒的残酷性实在太过彰显，仁者一直反对使用这种奇毒。战国时，楚国的使者驸马共前往巴国，途中见到一人挑着一担下了鸩毒的酒正欲谋财害命。驸马共请求买下毒酒，但所带的钱不够，驸马最后把自己的马车也一并给了对方。东西到手，他立即把鸩酒倒入江里。这个故事，被作为宣传仁慈的例子广为流传。在晋代，朝廷曾下令严禁鸩毒，并不准鸩鸟过江。当时石崇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时，曾经捕获了一只鸩鸟雏，交给后军将军王恺养护，司隶校尉傅诋立即向朝廷告发了此事，朝廷下诏宽宥了石崇，但命令立即把鸩鸟当众烧死。东晋升平二年（358年），王饶竟然向朝廷进献鸩鸟，晋穆帝司马聃大怒，下令把王饶鞭打二百，并把那只鸩鸟当中烧死在京城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在这些仁义皇帝的围攻之下，鸩鸟自然是越杀越少；另一方面，心如蛇蝎的统治者一直大力弘扬毒文化，鸩鸟面临绝境，直至湮没在飞禽的最高空。

　　宋代之后，鸩毒的使用并没有被抛弃，直到明清两代仍然有人使用，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鸩杀之功。在这以后，鸩鸟就像镶嵌了金边的乌云，被暴力彻底地从历史的天空抹去了。现
在，我们只能使用过往文字来复圆它凌厉的形象，推测矗立在宫阙楠木梁柱上那一串“梆梆”的怪响。其实，中国是构思杀人方式最多的国家，一块砖头就可以置人死命，好像并不需要曲径通幽的鸩毒来实现宗旨。也就是说，鸩鸟之毒，多半是被权力妖魔化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