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古之圣品。乃短兵之祖，近搏之器，以道艺精深，遂入玄传奇。实则因其携之轻便，佩之神采，用之迅捷，故历朝王公帝候，文士侠客，商贾庶民，莫不以持之为荣。剑与艺，自古常纵横沙场，称霸武林，立身立国，行仁仗义，故流传至今，仍为世人喜爱，亦以其光荣历史，深植人心，斯可历传不衰。

　　尽管剑的实用价值和显赫军事地位，只存在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却从未削弱，尚剑之风发展为以“剑”代“武”，后来与侠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剑文化。

　　早期铸剑比铸造其他兵器难度大，特别是铸造需经特殊工艺的宝剑更加耗时耗力，因此只有有权势的人才能获得宝剑，剑于是成为帝王君主权利威严的象征。

　　在十八般传统冷兵器中，剑被称作“百刃之君”、“百兵之帅”。在武行中剑多作为防身性兵器，由于携带美观，所以名士贵族多佩剑，久而久之剑被大众视作有智慧、有内涵、有身份的兵器。

　　在大多数武侠小说中，名门正派的大侠总是使用宝剑，以此区别于使用暗器、毒药的旁门左道；负剑行侠则意味着光明正大地快意恩仇。也只有剑的风雅气度和舞剑的表演性，最能给武侠作家提供空间去营造他们的诗意江湖。

　　剑修长光洁的形态颇具优雅气质，自古还受到文人的特殊青睐，不仅以剑抒怀作诗咏叹，更佩带操练。

　　李白终生以剑匣相伴，十五岁在峨嵋学剑，自称“我家青干剑，操割有余闻”，“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杜甫从二十岁开始挟剑浪迹天涯，表达自己“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

　　经过道教的神化与文人墨客的写意化，剑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兵器，而被赋予了正义、正气的道德伦理色彩。到了人人佩剑、家家悬剑的唐代，剑侠小说的出现让剑文化与侠文化融合一体，负剑行侠的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剑的来历要追溯到轩辕黄帝时代。据《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有“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之说。该记载表明,黄帝与蚩尤的时代便已经有了剑。黄帝于公元前2704年建庙，国号有熊氏，当时尚系初入青铜器时期，但由此推知，剑之出世极为古远，历史悠久，故后人称之“短兵之祖”，确可当之无愧。

　　远古时期的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淮南子?汜论》所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侑戟无刺。”为利于在山地丛林中奔跃和近战，那时人们普遍习惯使用短兵器。剑是短兵的一种，脱胎于矛形刺兵及短匕首，始原于殷商以前，形极为短小，仅有短平茎，而无管筒。古人用此剑插腰，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抵御匪寇与野兽都是必不可少。到了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构造简单容易制造的剑已成为主要短兵器，成为社会各阶层必有之佩备。连冯谖与汉初的韩信，虽然贫至无食，也仍然随身携带。著名的有干将、莫邪、龙泉、太阿、纯钧、湛卢、鱼肠、巨阙等。春秋时的龙泉剑，仍有一只藏于故宫，至今仍很锋利，证明我国在剑的制造和使用上，有著很悠久的历史。

　　至东周时期，西方大陆此时仍处在蛮荒时期，但是中土的冶铜工业已经非常发达。工匠大多以铜铸剑，造就出一大批剑质颇佳的精品，制剑技术亦逐渐进步。依据《考工记》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工匠以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能充分的掌握冶炼青铜的技术，按照器具不同的用途，合金中的铜与铅、锡比例也有所不同。这样的冶炼技术领先西方国家近千年。

　　早期的青铜剑约在商朝即已大致成形，最初仅长十余公分，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亦无剑格，而后发展出固定的形制，主要由剑身与剑茎两部分组成，每一部位都有名称。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锷”，合脊与两从为“腊”。剑把称“茎”。茎主要有扁形与圆形的两种。茎和身之间有的有护手的“格”，又称为“卫”。茎的末端常有圆形的“首”或“镡”。茎上有的有圆形的“箍”。茎上常以绳缠绕，绳称为“缑”，剑柄尾端旋环称做铎。剑鞘也谓之“室”。短剑也称“匕”。考究的青铜剑的首与格等常以玉质作成，这种剑，一般则称为“玉具剑”。在未来的千年间，这种剑的造型逐步迈向成熟，并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而活跃于战场上。

　　郑锷更于剑有所详解，他这样说到：人之形貌大小长短不一，选择不同的剑，不是为了美观，而是要使之各适其用而已。因此分为为三等剑制，以适合三等带剑之士，什么人用什么剑则自取其便。剑柄长五寸，剑身若是剑柄的五倍，那么就该有三尺，重九锵，也就是三斤十二两，长之极，重之至，故谓上制。只有高大有力的剑士可以佩带，所以称为上士之制。剑身是剑柄的四倍，那么剑之长则有二尺五寸，重七锵，也就是二斤十四两，长短轻重取其中，谓之中制。适合普通身材和力量大小的人使用，故称为中士之制。若剑身只有三倍剑柄长短，则只有二尺，重量只有五锵，则只重二斤一两三分，轻而且短，称为下制，矮小羸弱者适用。

　　上述剑制，大抵沿用于远古，历代仍有频繁变更，自秦至宋，其中的变化最多。郑锷云：“若以秦汉之剑与宋时之剑比较，则宋时长剑有二十一寸三分，汉时长剑仅十七寸九分。宋时短剑十五寸二分，汉时短剑仅十寸五分，故宋时之剑较汉时之剑长，且品质更优”。

　　剑之用途，不只是专供杀戮之用，也用做文士饰品，不过终究是以防身拒敌为主，如剑过长则运用不便，剑短则难以及远，过短的剑轻而没有打击力度，长剑重而挥动迟缓，二者均不适合实用。另外古籍有言：“汉高祖仗三尺剑而得天下”，由此可见汉代剑长不及两尺之说应当有误。若综合剑史所记，大抵古剑之长，由一尺三寸至四尺多不等，其重量则为二至三斤。

　　春秋时期，互为世仇的吴越两国却同以铸剑精良闻名于当世，其技术之精湛、工艺之华美，可称举世无匹，尤其是剑身的表面处理，不但具有神秘华丽的花纹，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寒光四射、锋锐如新，这种处理技术至今仍然是个谜。

　　1994年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这柄古剑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为什么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提取十分不易，但是此时的铸剑工艺水平成为一个谜。其中还发现了一批青铜剑，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春秋晚期至战国可说是铜剑最发达的时期，除个别地区的剑反映了地域或民族风格外，形制上一般都开始定型。春秋晚期的铜剑，绝大部分都有剑首，并普遍出现了剑格，但具剑箍的还较少。长度一般都要在40－50厘米以上。有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宝剑制作精美，表现了卓越的制作工艺。东周青铜剑，以吴国、越国的最为上乘，《周礼?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湖北江陵古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通长55．7厘米，身满饰菱形纹，剑格两面以蓝色琉璃镶嵌花纹。

　　此时，钢铁制的兵器也登上了舞台，或许对于青铜兵器的锻冶技术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又或许摺叠钢的技术本来就承袭自打造青铜兵器的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钢铁兵器，其水准的确领先了全世界一大截，著名的铸剑大师如：欧冶子、干将等人，链就一批千古名剑：干将、莫邪、湛卢、巨阙、纯钩、龙渊、太阿、工布、鱼肠等，即使实物不存，它们的赫赫威名仍令我们心驰神往；《吴越春秋》中记载薛烛评纯钩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沉沉如如芙蓉始生于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外，太阿剑“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工布剑“文若流水不绝”，以及：龟文、缦理、列星、溢水、冰释、高山、深渊、水波、珠衽、流泉等等形容，均是指剑身上的摺叠花纹而言，当我们看到古代刀剑上的花纹时，才能体会古人所言实非虚语。

　　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同时剑的型制也有变化，长度曾加到一百公分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有一层铬盐氧化物，显现著乌黑的光泽，能防蚀防锈，陕西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几乎有如新制。

　　直到9世纪末，意大利青铜剑工艺仍然在这个水平上

　　钢铁兵器正式装备部队后，因为硬度和韧度都明显地优于青铜，也由于骑兵的大量使用，配合其冲锋陷阵、马上接战的战术需要，对兵器的强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西汉末年时，钢铁兵器几已完全取代了青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数百年的交替期间，同时也是青铜兵器的发展巅峰，无论长度、硬度、韧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其最后的灿烂风华。

　　骑兵成为军队的功击主力后，伴随而来的是战术的改变与装备的革新，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极快，单手施力的长剑固然仍能直刺敌人，予以重创，但冲力之大也足可把骑兵拉下马来，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马上的短兵显然要特重其切削的性能，加上强韧的铁器也已相当成熟，长剑于是渐渐为长刀所取代，并在汉代末期完全退出战场。这个时期的长剑常以玉石为装具，千年之后，长剑已朽，玉剑饰却已其精美的质地与纹饰为人珍爱，成为玉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目，我们可以说：剑虽然在战场上没落了，但在民间它始终保有王者的地位。

　　中国刀剑工艺最高水准，在史料上有详细记录的，应该是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百炼，则是反覆加热、折叠锻打一百次，使得杂质尽出，最后锻造出最精纯的钢。可惜这样的技术太费工，动辄耗费数年，才得神兵三五把。到了唐末“安史之乱”，社会大乱，十室九空，百炼钢的技术就逐渐失传了。到了北宋，当时的大科学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到他造访磁州锻坊，观看炼铁，才认识所谓“真钢”。他还记述了当时的一把宝剑：有人将十支大钉钉入柱中，挥此宝剑一削，钉子全部截断，剑锋却纤毫无损；用力弯曲，剑身如勾，放开来铿然有声，又如箭弦一般平直。

　　到了明朝，更是每下愈况。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中指出，当时的工匠不肯好好磨刀，结果“砍入不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矣。”

　　清朝的乾隆皇帝是非常重视文治武功的一位。他尤其喜爱刀剑，从乾隆十三年到二十二年，不惜人力物力，制作了一批款式精美的刀剑。由于“今上”的重视，当时冶炼刀剑的技术又大幅提升。有花纹钢就是百炼钢？根据中国自唐朝后就少有刀剑著作、墓葬出土来推测：百炼钢的技术，唐以后可能就失传了。清朝扣鸣刀上花纹钢的技术，很可能是从日本、东南亚、中东、印度学习的。世界上最好的花纹钢不在中国，我们古代刀剑的铸造技术，没有流传下来。

　　剑，古之圣品。乃短兵之祖，近搏之器，以道艺精深，遂入玄传奇。实则因其携之轻便，佩之神采，用之迅捷，故历朝王公帝候，文士侠客，商贾庶民，莫不以持之为荣。剑与艺，自古常纵横沙场，称霸武林，立身立国，行仁仗义，故流传至今，仍为世人喜爱，亦以其光荣历史，深植人心，斯可历传不衰。

　　尽管剑的实用价值和显赫军事地位，只存在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却从未削弱，尚剑之风发展为以“剑”代“武”，后来与侠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剑文化。

　　早期铸剑比铸造其他兵器难度大，特别是铸造需经特殊工艺的宝剑更加耗时耗力，因此只有有权势的人才能获得宝剑，剑于是成为帝王君主权利威严的象征。

　　在十八般传统冷兵器中，剑被称作“百刃之君”、“百兵之帅”。在武行中剑多作为防身性兵器，由于携带美观，所以名士贵族多佩剑，久而久之剑被大众视作有智慧、有内涵、有身份的兵器。

　　在大多数武侠小说中，名门正派的大侠总是使用宝剑，以此区别于使用暗器、毒药的旁门左道；负剑行侠则意味着光明正大地快意恩仇。也只有剑的风雅气度和舞剑的表演性，最能给武侠作家提供空间去营造他们的诗意江湖。

　　剑修长光洁的形态颇具优雅气质，自古还受到文人的特殊青睐，不仅以剑抒怀作诗咏叹，更佩带操练。

　　李白终生以剑匣相伴，十五岁在峨嵋学剑，自称“我家青干剑，操割有余闻”，“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杜甫从二十岁开始挟剑浪迹天涯，表达自己“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

　　经过道教的神化与文人墨客的写意化，剑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兵器，而被赋予了正义、正气的道德伦理色彩。到了人人佩剑、家家悬剑的唐代，剑侠小说的出现让剑文化与侠文化融合一体，负剑行侠的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剑的来历要追溯到轩辕黄帝时代。据《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有“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之说。该记载表明,黄帝与蚩尤的时代便已经有了剑。黄帝于公元前2704年建庙，国号有熊氏，当时尚系初入青铜器时期，但由此推知，剑之出世极为古远，历史悠久，故后人称之“短兵之祖”，确可当之无愧。

　　远古时期的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淮南子?汜论》所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侑戟无刺。”为利于在山地丛林中奔跃和近战，那时人们普遍习惯使用短兵器。剑是短兵的一种，脱胎于矛形刺兵及短匕首，始原于殷商以前，形极为短小，仅有短平茎，而无管筒。古人用此剑插腰，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抵御匪寇与野兽都是必不可少。到了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构造简单容易制造的剑已成为主要短兵器，成为社会各阶层必有之佩备。连冯谖与汉初的韩信，虽然贫至无食，也仍然随身携带。著名的有干将、莫邪、龙泉、太阿、纯钧、湛卢、鱼肠、巨阙等。春秋时的龙泉剑，仍有一只藏于故宫，至今仍很锋利，证明我国在剑的制造和使用上，有著很悠久的历史。

　　至东周时期，西方大陆此时仍处在蛮荒时期，但是中土的冶铜工业已经非常发达。工匠大多以铜铸剑，造就出一大批剑质颇佳的精品，制剑技术亦逐渐进步。依据《考工记》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工匠以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能充分的掌握冶炼青铜的技术，按照器具不同的用途，合金中的铜与铅、锡比例也有所不同。这样的冶炼技术领先西方国家近千年。

　　早期的青铜剑约在商朝即已大致成形，最初仅长十余公分，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亦无剑格，而后发展出固定的形制，主要由剑身与剑茎两部分组成，每一部位都有名称。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锷”，合脊与两从为“腊”。剑把称“茎”。茎主要有扁形与圆形的两种。茎和身之间有的有护手的“格”，又称为“卫”。茎的末端常有圆形的“首”或“镡”。茎上有的有圆形的“箍”。茎上常以绳缠绕，绳称为“缑”，剑柄尾端旋环称做铎。剑鞘也谓之“室”。短剑也称“匕”。考究的青铜剑的首与格等常以玉质作成，这种剑，一般则称为“玉具剑”。在未来的千年间，这种剑的造型逐步迈向成熟，并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而活跃于战场上。

　　郑锷更于剑有所详解，他这样说到：人之形貌大小长短不一，选择不同的剑，不是为了美观，而是要使之各适其用而已。因此分为为三等剑制，以适合三等带剑之士，什么人用什么剑则自取其便。剑柄长五寸，剑身若是剑柄的五倍，那么就该有三尺，重九锵，也就是三斤十二两，长之极，重之至，故谓上制。只有高大有力的剑士可以佩带，所以称为上士之制。剑身是剑柄的四倍，那么剑之长则有二尺五寸，重七锵，也就是二斤十四两，长短轻重取其中，谓之中制。适合普通身材和力量大小的人使用，故称为中士之制。若剑身只有三倍剑柄长短，则只有二尺，重量只有五锵，则只重二斤一两三分，轻而且短，称为下制，矮小羸弱者适用。

　　上述剑制，大抵沿用于远古，历代仍有频繁变更，自秦至宋，其中的变化最多。郑锷云：“若以秦汉之剑与宋时之剑比较，则宋时长剑有二十一寸三分，汉时长剑仅十七寸九分。宋时短剑十五寸二分，汉时短剑仅十寸五分，故宋时之剑较汉时之剑长，且品质更优”。

　　剑之用途，不只是专供杀戮之用，也用做文士饰品，不过终究是以防身拒敌为主，如剑过长则运用不便，剑短则难以及远，过短的剑轻而没有打击力度，长剑重而挥动迟缓，二者均不适合实用。另外古籍有言：“汉高祖仗三尺剑而得天下”，由此可见汉代剑长不及两尺之说应当有误。若综合剑史所记，大抵古剑之长，由一尺三寸至四尺多不等，其重量则为二至三斤。

　　春秋时期，互为世仇的吴越两国却同以铸剑精良闻名于当世，其技术之精湛、工艺之华美，可称举世无匹，尤其是剑身的表面处理，不但具有神秘华丽的花纹，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寒光四射、锋锐如新，这种处理技术至今仍然是个谜。

　　1994年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这柄古剑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为什么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提取十分不易，但是此时的铸剑工艺水平成为一个谜。其中还发现了一批青铜剑，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春秋晚期至战国可说是铜剑最发达的时期，除个别地区的剑反映了地域或民族风格外，形制上一般都开始定型。春秋晚期的铜剑，绝大部分都有剑首，并普遍出现了剑格，但具剑箍的还较少。长度一般都要在40－50厘米以上。有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宝剑制作精美，表现了卓越的制作工艺。东周青铜剑，以吴国、越国的最为上乘，《周礼?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湖北江陵古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通长55．7厘米，身满饰菱形纹，剑格两面以蓝色琉璃镶嵌花纹。

　　此时，钢铁制的兵器也登上了舞台，或许对于青铜兵器的锻冶技术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又或许摺叠钢的技术本来就承袭自打造青铜兵器的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钢铁兵器，其水准的确领先了全世界一大截，著名的铸剑大师如：欧冶子、干将等人，链就一批千古名剑：干将、莫邪、湛卢、巨阙、纯钩、龙渊、太阿、工布、鱼肠等，即使实物不存，它们的赫赫威名仍令我们心驰神往；《吴越春秋》中记载薛烛评纯钩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沉沉如如芙蓉始生于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外，太阿剑“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工布剑“文若流水不绝”，以及：龟文、缦理、列星、溢水、冰释、高山、深渊、水波、珠衽、流泉等等形容，均是指剑身上的摺叠花纹而言，当我们看到古代刀剑上的花纹时，才能体会古人所言实非虚语。

　　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同时剑的型制也有变化，长度曾加到一百公分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有一层铬盐氧化物，显现著乌黑的光泽，能防蚀防锈，陕西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几乎有如新制。

　　直到9世纪末，意大利青铜剑工艺仍然在这个水平上

　　钢铁兵器正式装备部队后，因为硬度和韧度都明显地优于青铜，也由于骑兵的大量使用，配合其冲锋陷阵、马上接战的战术需要，对兵器的强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西汉末年时，钢铁兵器几已完全取代了青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数百年的交替期间，同时也是青铜兵器的发展巅峰，无论长度、硬度、韧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其最后的灿烂风华。

　　骑兵成为军队的功击主力后，伴随而来的是战术的改变与装备的革新，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极快，单手施力的长剑固然仍能直刺敌人，予以重创，但冲力之大也足可把骑兵拉下马来，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马上的短兵显然要特重其切削的性能，加上强韧的铁器也已相当成熟，长剑于是渐渐为长刀所取代，并在汉代末期完全退出战场。这个时期的长剑常以玉石为装具，千年之后，长剑已朽，玉剑饰却已其精美的质地与纹饰为人珍爱，成为玉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目，我们可以说：剑虽然在战场上没落了，但在民间它始终保有王者的地位。

　　中国刀剑工艺最高水准，在史料上有详细记录的，应该是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百炼，则是反覆加热、折叠锻打一百次，使得杂质尽出，最后锻造出最精纯的钢。可惜这样的技术太费工，动辄耗费数年，才得神兵三五把。到了唐末“安史之乱”，社会大乱，十室九空，百炼钢的技术就逐渐失传了。到了北宋，当时的大科学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到他造访磁州锻坊，观看炼铁，才认识所谓“真钢”。他还记述了当时的一把宝剑：有人将十支大钉钉入柱中，挥此宝剑一削，钉子全部截断，剑锋却纤毫无损；用力弯曲，剑身如勾，放开来铿然有声，又如箭弦一般平直。

　　到了明朝，更是每下愈况。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中指出，当时的工匠不肯好好磨刀，结果“砍入不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矣。”

　　清朝的乾隆皇帝是非常重视文治武功的一位。他尤其喜爱刀剑，从乾隆十三年到二十二年，不惜人力物力，制作了一批款式精美的刀剑。由于“今上”的重视，当时冶炼刀剑的技术又大幅提升。有花纹钢就是百炼钢？根据中国自唐朝后就少有刀剑著作、墓葬出土来推测：百炼钢的技术，唐以后可能就失传了。清朝扣鸣刀上花纹钢的技术，很可能是从日本、东南亚、中东、印度学习的。世界上最好的花纹钢不在中国，我们古代刀剑的铸造技术，没有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