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东

　　中篇小说《坚硬的月光》(《朔方》2010年第3期)始终围绕着一对山村老人看似不幸的婚姻展开叙述。爷爷在54岁这年毅然决然地提出，要跟奶奶离婚，举家上下顿时被这来势凶猛且异常突兀的消息所震惊。在晚辈们看来，这个唐突的要求太过分了，根本没人理解，更没有人会支持爷爷。在“我”和奶奶的一次次娓娓的对话中故事层层推进，那些陈年旧事不断地被插叙进来：奶奶当年如何出嫁，如何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怎样去公社食堂打汤水饭……奶奶嫁给爷爷几十年的苦涩辛酸的婚姻往事被一一解密。爷爷这辈子对自己的女人始终心存不满，因为他认为自己未能娶上一个“攒劲的女人”，而时常感到窝囊憋屈，爷爷这个始终活在疯狂与虚幻当中的男人，用他半辈子的光阴做着那些不断伤害奶奶的荒唐勾当。

　　作者在精心刻画爷爷这个有些荒诞又极不安分的特殊人物时，也为读者深情描绘了一位忍辱负重、死心踏地、不离不弃的善良的妻子形象――奶奶。爷爷的离婚计划最后宣告破产，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在他离家后的那段日子里，奶奶变得有些唠叨和神经质，她依旧日日惦记着爷爷一生的种种“好”处，甚而至于每天晚上都要将爷爷的空尿盆拿进屋，天亮后再拿出去，如此反复。这个看似已毫无意义的朴素举动，却足以真实地表达出一个山村老妪对那样一个丈夫、对那么一种婚姻生活的忠贞不渝，读来叫人感动。

　　对作者而言，如何以她非常个性化的审美视角，写出独属于她眼中的西海固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罕见的生存状况，是下一步面临的挑战。

　　潘红英

　　在当代作家中，宗璞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她的作品篇篇精湛，独具特色。在其意蕴丰厚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宗璞创作的大气与凝重。她的作品和时代、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紧密相连，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符码。宗璞一直坚持“诚”与“雅”的写作。宗璞：《小说和我》，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诚，即真实地反映人生；雅，则是追求那种优雅、含蕴的艺术风格。宗璞的写作从50年代的发端，直到如今笔墨不辍，无论外界多少风雨与动荡，宗璞的创作本色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创作风格，我们在细读宗璞的作品时，可以发现她对社会生活不是作“镜子式”的纯粹摹写，而是于现实人生的真切展示中，总融汇着一种伦理道德的热力。“诚”是一个伦理的概念，儒者有“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就是把诚作为人格教育和个人人格修养的核心来看待的。在宗璞的创作中，诚既表现为作者的态度，表现为她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尺度，也表现为她笔下人物的态度，特别是那些她所肯定的人物的伦理态度。因此宗璞的小说中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

　　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就说过：“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深厚的伦理文化，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宗璞小说中的伦理意识。宗璞小说中既有传统伦理文化的浓厚根基，又有现代伦理文化的鲜明意识。宗璞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文学审美态度，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审美文化在当代人身上的映射与延伸，是伦理文化与现代审美观念双向作用下的复合体。

　　中国的伦理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伦理文化。宗璞家学渊远，深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濡染，所以自然而深刻地融注到其写作中。宗璞的小说描写对象大多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承载了良知、气节、正义和真诚。宗璞描写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写他们背负的伦理意义。“铁肩担道义”是他们的生动写照。这是伦理文化极为重要的方面。

　　萧红、钱锺书等作家在表现国家危难之际的作品中，首先看到的是民族精神的衰弱，这与五四以来的精神一脉相承。然而宗璞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质，是少见的对国民性做“加法”的作家。她是在以“加法”寻找希望和力量。的确如此，在已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南渡记》和《东藏记》中，宗璞锦心绣口地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战争虽然能够消灭无数肉体，但暴力却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着重笔墨地写了吕清非、孟樾、庄卣辰、卫葑等老中青知识分子，他们已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家园被摧，他们依然坚守自己的精神堡垒，那一腔浩气、一片丹心在宗璞含蕴蕴藉的表述方式下，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一种神圣感。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品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出自明末清初一代学者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它蕴含着的那种责任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歌。这种品格在《南渡记》和《东藏记》中得到了鲜明而又集中的体现。

　　宗璞在作品中善于通过细节营造氛围，表达意绪。在一家人坐火车离开北平去昆明时，小娃的一句话“北平哭了！”承载了太多的意义与心绪。既有家园丢失的沉重感，又有对侵略者肆意的入侵无可奈何之感。通过一个儿童的视角展现了国家失落的廓影。作品中无论是吕清非老人，还是嵋、玮玮等孩子，面对日本入侵，国土沦丧，都表现出了做一个亡国奴的悲愤，他们都深深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早日驱走侵略者，因此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自己的信念与希冀。孩子们玩游戏、做地图时，都显现了对侵略者的憎恨，幼小的心灵承担着民族沉落的凝重与重整民族的愿望。而吕清非老人却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我们民族高尚的文化品格。他年轻时奋请缨志，骥老犹怀伏枥志。晚年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能再上战场，就把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寄寓给孩子，并躬身教育。他和小辈们练习拳术时，一边做动作，一边大声念诵：“前三后三，还我河山；左七右七，恢复失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几句铿锵有力的话体现了老人心中的那股民族大义和铮铮铁骨的精神。而最能体现老人凛然大节的是他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明志的行为。面对日本人的咄咄威逼，老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民族气节与苟活之间的抉择，他毅然而清醒地选择了前者。践行了“士”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威武不能屈”的本色。

　　孟樾这一代知识分子，则达到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境界。孟樾一家在战火胁迫、物质匮乏和教育事业中断的艰难中，他们从未放弃希望与信念。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不能佩剑请缨，但他们坚韧地做好自己的教育工作。知识是一种力量，知识的传播也是对战争另一种样态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努力，知识和教育在炮火硝烟中延续传承，使硝烟迷漫的战争年代拥有一代代不屈的灵魂。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

　　二、“和合”思维方式的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能占据核心地位，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合思维方式。李明：《儒家“天人合一”观价值意蕴的多重性》，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这种思维方式有重整体、重和谐的本质特征。宗璞的作品蕴含了“和合”的思维趋势。它在宗璞作品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

　　宗璞的小说中，有许多细腻而真切的自然景色描写。这些描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白描，而是作品中人物心境的寄寓。它们不仅仅打上了“人”的烙印，甚或本身就是人生命和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故而人类特有的伦理精神也必然投射与灌注其中。如《红豆》中的那盆粉红色的夹竹桃。开始时江玫的生活是平静的，就像摆在台阶上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而齐虹要求江玫和他一起走的那个晚上，这盆夹竹桃碎了。喻示着江玫和齐虹的分离。在《熊掌》中，楚秋泓很希望能和一家人在一起吃熊掌，可是最后没能如愿。“熊掌很快给埋在了月季花下。那杏黄的一丛已有一两朵绽开了花苞，轻风拂起淡淡的香气，在空中缓缓地飘散了。”那缓缓地飘散了的香气，正是老人楚秋泓的多么希望在一起吃熊掌的心愿。

　　宗璞的作品还出现了拟人化的自然伦理景观，这种景观在其名篇《鲁鲁》中得到了亲切而又感人的显现。在战争的年代，在一个边缘的乡村，父亲、母亲、小姐弟与失去了亲人的鲁鲁，共同构成了亲情家园，构成了相濡以沫的依偎。借助鲁鲁这一条小狗，宗璞力图表达对和平的期冀和对战争的指斥。

　　从总体上来看，宗璞的创作采用的是内倾的写作视角。特别善于写人的心理活动。通过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分析，来展现人格与人生追求。新时期之初，宗璞的写作采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象征、变形等手法。《我是谁》写知识分子韦弥本是为报效祖国而从大洋彼岸飞回来却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让她感到迷惘与怀疑。作者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了韦弥生存困境的荒诞，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伦理失落、道德缺失的批判。但是最后韦弥看到的是“黑色的天空出现了一个明亮的‘人’字”。那种自我的精神追求即使在不合规范的社会秩序里依然坚守，达到了自我内心的合一。

　　在《米家山水》里，米莲予主动放弃了出国机会，而把机会给了曾经的对手刘咸。在无言之中，退出了几十年的、微妙的权力争斗，捐弃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她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心中，化解了人世间的旧账。不只为自己的内心，而且还为世间的和谐宁静抹上了一道人性的光辉。

　　三、良知――内在的支撑点

　　对于伦理文化的社会运行来说，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良知。良知是个人理解和把握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各种关系，以及自己须得处理的各种道德问题的一种特殊道德能力。肖雪慧等编：《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的视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纵观宗璞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内在的支撑点是良知。它几乎贯穿在每一部作品中，这与她坚持“诚”的写作是相吻合的。良知在宗璞小说中表现特征是“它是个人出于精神发展与完善的内在需求，而使自己的行为保持在文明规范水平上的自律精神”肖雪慧等编：《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的视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红豆》中的江玫本来的生活像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但是在朋友萧素(学生革命者)和父亲(因不满于当局者，而被迫害)的影响下，自己的生活不再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自觉而有意识地融入了那个激情昂扬的时代中，加入了同学的行列参加游行活动，参加了诗歌朗诵会。最后在祖国和爱人之间，江玫坚守了自己的良知，选择了祖国。这份良知映照了江玫个体心灵发展与完善的内在历程。

　　一般来说，人的内部伦理行为的含义就是文化上的努力。施诸他人的伦理行为的含义就是从文化上促进他人。保罗?海贝林：《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5356页。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宗璞小说中表现为信念与希望。作品中的人物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险境，总是坚守不可剥夺的心灵傲岸，颓废的气息几乎无处可寻。面对生存困境，即使身体无法脱离现实的泥淖，但精神的力量已超越了现实。或者正是因为这份力量的支撑，让个体在人生的路上坚强前行。《不沉的湖》中的满姐因为腿有病，而永远失去了长袖善舞的舞台，这对于热爱艺术的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她在朋友大徐、小高的引导和鼓励下，又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虽然这个时期宗璞的写作具有那个时代乌托邦的理想意识，但在新时期以来，随着写作规范的自由化，宗璞的创作倾向并未有多大改变，依然坚持那份真诚的写作。那份对人生、对社会的责任感依然存在。在《全息摄影》中，沈斌在生病之余，坚持学习，却被领导老高认为搞自留地；在自己的努力换来成绩时，却被老高认为“名利思想”。这些无疑对沈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老高懂得全息照相的物理原理，但是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却不能给沈斌这样积极上进的青年提供相干性光源。即使如此，沈斌并没有放弃自我，依然坚守自己的良知――“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那瓢泼的大雨，是不足道的”。

　　《团聚》中的绾云在经过十三年的分居生活后，终于同爱人团聚了。在这十三年中，丈夫辛图已被磨得光光滑滑，曾经的理想在时间的磨砺中，已经变得杳无踪影。每天忙碌于生活的琐碎，生活的激情已消失殆尽。而绾云呢，在舅舅和辛图之间的对比中，她为理想、纯真的缺失而不安，为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沉重，然而她并没有随波逐流，自己内心的良知依然坚守一种纯净美好的道德境界。

　　宗璞小说中展现的良知作为深层洞察力和趋善避恶的内在欲求，使个体在面临选择时出于对道德、情境的直觉领悟而倾向于“应当的”至少是“正当的”做法，并持守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行为界限。良知使这些人怀着对人的价值的珍视，从而使自己在变化中能够作为真实的个人而具有人格的统一性和人的自尊。

　　四、古典审美意蕴的萦绕

　　宗璞的小说风格含蓄、蕴藉。在宗璞的作品中，无论是描写社会环境，还是展现人物情感，都可以追寻到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她的作品中萦绕着古典审美意蕴的情趣，让宗璞的小说别具一番悠远深沉的意味。苏珊?朗格说过：“艺术品是将情感(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感受到的一切)呈现供人观赏，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或不可见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宗璞小说中的伦理情感是以潜隐和浸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潜隐和浸润的方式就是古典审美意蕴的皈依。

　　“发乎情，止于礼”的爱情伦理观。宗璞小说中对爱情的叙写具有一种古典的气息。也许结局并不是完美的，但那过程却让人感到一种心驰神往之美。宗璞对爱情的表达是含蓄的，没有当下写作的那份直露。宗璞借助于音乐、绘画、古典诗词来展现这种真挚却又有些哀伤的情感。《红豆》中的江玫和齐虹的爱情是以音乐相系的，又在音乐的流动中情感日益浓厚。音乐本身就是美，是一种纯净的美，又是一种心境之美。音乐就代表江玫和齐虹之间的情感之质。那音乐如泉水，如盐，滋润着灵魂，洗涤着灵魂。而在《米家山水》中，米莲予和萌的情感则是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传统山水画的意境中表达他们之间那份情感的和谐之美。“一层层青山，一层层绿树，隐约间，一条小路蜿蜒而上。通向云端……山下一片绿水……长长的柳线，拂着水面……”意境平和悠远，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意蕴悠然而出，是宁静、平实之美。宗璞小说中的情感是丰富复杂的，其中有关涉婚外恋情感的写作，结局是明朗的，但那段婉转曲折而又心心相印的情感历程却让人无限回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心祭》中黎倩兮和程抗之间情感的写照。一句古典诗词，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们之间曾有一份真挚的情感，但是两个人最后还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的伦理观，最终并没有在一起，留下了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南渡记》和《东藏记》则是借助戏曲，来表达自己的“野葫芦心”，既有慷慨激昂之情、悲愤难抑之情，又有曲折哀伤之情。

　　如下面这个曲牌《泪洒方壶》：

　　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

　　“血泪飞，红雨凝”点出了战争的残酷。“一腔浩气吁苍穹”映出了有识之士那份大气的国家民族大义。他们不再眷恋从前的“点点流萤”，毅然决绝地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那种责任意识，赴汤蹈火的勇气清晰可见。

　　而在《南尾》却是那样沉重：

　　乱纷纷落叶滚尘埃，冷清清旧天街。?人心一壁素白，刺人眼朝霞彩。恨深深一年时光改，凄惶惶割舍了旧楼台。问秋风何事吹痛离人泪满腮。

　　道路阻雾迷关隘，衣衫薄影断苍山寨。把心儿向国托，身儿向前赶，魂儿故土埋！且休问得不得回来！

　　“乱纷纷”“冷清清”“恨深深”“凄惶惶”叠音词的连用让人忆起了李清照那首绝唱《声声慢》。但是它包含的意思是道路虽阻，但前进的动力依旧不退。心系国家，“身儿向前赶”，“且休问得不得回来”。那份执著，那份坚定荡漾其间。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页。宗璞的小说特别擅长表现个体的精神境界，记得冯友兰说过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宗璞的小说着重表达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因此在作品中，宗璞通过她笔下的人物来表达那种既尊重自己又考虑自身社会责任及与他人关系的自觉人生与那种宇宙人生融洽一体的境界。

　　王蒙

　　连载：不成样子的怀念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作者：王蒙

　　宗璞今年七十岁了。

　　一些年前李子云著文评论宗璞，借用了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我以为，以这六个字形容宗璞是贴切极了。

　　四十余年前读了她的《红豆》，只觉深情幽然，大地的风雷与人性的温馨都在从容道来

　　的小说中颤动。一场“反右”运动使这篇小说被批了个不亦乐乎，幸而，宗璞侥幸无大难。一九六二年又在天津出的《新港》上读到她的委婉中呈现着棱角的小说，真让人高兴。“特殊时期”后读到她的《弦上的梦》《我是谁》和《三生石》，读到她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你更感到她的书卷气中的英武，温柔敦厚中的分明取舍，哪怕场景只是在校园、在病房、在书斋，她的字字句句仍然流露着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关切，回应着时代的风雨雷电，她可不是只知爱惜自家羽毛的冷心者。

　　我尤其喜爱她的童话。我孤陋寡闻，把童话写成散文诗而不是去靠拢民间故事的作家，除了丹麦的安徒生之外，我知道的只有宗璞。能够写出这样的童话的作家是幸福的，这样的童话寓深情深意于童心的纯美之中，这样的文章只能天成。

　　我多么希望她多写些童话!

　　宗璞不善交际，但是在她那里你会看到一些孤傲不群、与俗鲜谐的好作家的身影，此桃李无言之谓也。宗璞也并不苟同，她对各人各文保持着自己的看法，她才不随风飘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呢。

　　宗璞性至孝，其父冯友兰先生在哲学史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临终前他终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洋洋大观的巨著。他曾说，他之所以看病吃药，是为了完成此书，如此书完成，有病亦可听之任之。读此言令人怆然肃然。在运动连年的那个年代，又常常被置于聚光灯下或最高关怀下，冯老需要怎样的忍辱负重，需要怎样的坚定和沉着才能致力于这样一部大著作的写作!当然，他也为自己的轻信、愚忠和一些中国士人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意识付出了代价。我早就在一篇谈当代作家的文章中说过，选择了投入的人不应该拒绝为了投入而付出代价，不必鸣冤叫屈；选择了疏离的人也不必为了疏离的后来日益行时而撒娇于公众。人无完人，事无万全。尽管由于时代风气的关系，今天这几个知识分子被仰视得紧，明天则是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伟名如日中天，最后，总还要看一看劳作的成果。而成果，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流言，不相信潮流也不相信掌声，更不在乎同行相轻。我曾被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错爱，要我向他们主办的电脑博物馆推荐十部中国典籍(同时被咨询的还有他国学者三十九人)，选来选去，解放后的著作我选的是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冯著毕竟既表现了新中国学术劳作的气象又反射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光辉，而且冯著系统、严谨、扎实、大气。另九部是《诗经》《老子》《论语》……直至《鲁迅全集》。

　　中国缺少多元制衡的传统，我们的平衡往往表现在纵坐标上。物极必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于是对人物的臧否也摆来摆去，历史老是重写，天平也成了秋千，此国情之一也。但成果是硬道理，公道自在人间，否定之后还有否定，我希望宗璞对那些对冯老的物议更加处之泰然些。而形象良好的尊者及其追随者，也可以平常心对己对人，叫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

　　宗璞从不关心自己的俗务。是真名士自风流，她至今没有高级职称，她常常为看病的事犯难――胡乔木已经仙逝，没有哪个为她说句顶用的话了。不止一个老作家老领导关心此事并为之进行了努力，但至今无效。

　　前年召开的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宗璞被选为作协主席团委员。想起一些同行为在作协挂个什么名义或为坚决反对与自己不是一派的人挂上名义而使出浑身解数奋力搏击的情形我便觉得稚态可掬。宗璞对此可是浑然不觉，她住在北大校园一隅，很少与文坛打交道。不觉也罢，不交也罢，同行们还是由衷地尊重与喜爱宗璞，由于“民意”，人们选出了她。哪怕就此一点来说，谁说中国的或作协的民主没有希望呢？

　　宗璞不善交际，但是在她那里你会看到一些孤傲不群、与俗鲜谐的好作家的身影，此桃李无言之谓也。宗璞也并不苟同，她对各人各文保持着自己的看法，她才不随风飘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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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如果善于交际，就不会写出这样至纯至性的作品来。不喜欢整天貌似作家，打着“有文化”的旗号到处抛头露面呱呱叫的作家，那样的作品也会如流行歌一样，经不住岁月的验证。

　　张曼娟在《笑拈梅花》的序写到：当我郑重地排列这八篇小说，并且逐页翻阅，才赫然发现，几乎都是在生命的探索以后，终于了悟。探索的过程都很艰辛，却总不可放弃。如同寻春的梅花尼子一般，能将山岭上的云彩都踏破。旁人瞧着觉得飘逸优美，当事人必有一番折磨吧！谁知春意十分，竞在自家庭院，梅花枝头。笑拈梅花之际，天地一片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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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的过程是艰辛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代价的，在这本系列小说中，第一篇小说《迷藏》写了一个内向而很有思想的女孩子，面对自己的喜欢，却一直躲藏着，不知如何打开心扉，诉说自己的的爱。作者反映了一个事实，有的人不是不敢爱，而是怕爱受到伤害，宁愿躲起来，藏起来。

　　《苏醒》反映了一青年人对父亲的严厉之爱的误解，在不停的探索发现中，这青年最后终于走出自己的心墙，回家看望自己生病的父亲，虽然回家的目的是想质问一下做教师的父亲，为什么能原谅别人作弊甚至打掩护，而自己的唯一的儿子却这样狠心的赶出家门，不准回家？世间有些亲情一直隔着屏障，直到死神降临，才突然醒悟。

　　《阳光以外》反应的是被包养的女孩子的心灵历程，女孩子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但又脱不了这份优厚的物质待遇，直到碰到他，她才想离开那个老男人，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原来这个他就是那个包养她的老男人妻子找的托，为了向老男人证明，他的小情妇背板了他。人，输掉钱财并不可怕，输掉了心才是最可怕的，女孩最后向自己的家乡走去，什么也没要。这样的探索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心，真的不能懂，有些人女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上帝给她们的美貌？物质生活再丰裕又能怎样？当你挥金如土，那么你挥掉的是快乐吗？人不可没有精神生活。

　　凡生活型的作家，从互补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多读书思考来拓展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尽可能营造出更大的文学空间，给生活的真实插上飞翔的翅膀才好。在众多小小说写作者中，具有良好素质能自觉强化自身文学储备的人并不多见，许多人长期是倚仗自己的“小聪明”来挥霍自己的生活素材的。只有极少数有此天赋并能自律的作家，才肯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不懈地锻造、提升、健全和完善着自己的文学人生。

　　读布洛克的小说，还有一个乐趣就是走上两步便会撞到几句刻薄的俏皮话。《小城》里依然满目繁花。小说家克雷顿和两位警察聊起他在一个写作班上课，警察说：“也许这是一个认识女人的好地方。”克雷顿承认，班上有很多文学女性，他又是公认的权威，按照道理说，他可以予取予求，重点是：“塞缪尔?约翰逊在读完另一个作者的作品后说，‘你的作品既原创又出色，但是，原创的部分不出色，出色的部分不原创。’在课堂里的女生，有正点的，有可以上的，但问题是：可以上的不正点，而正点的又不能上。”我太喜欢这个句型了，马上偷来练习造句。比如说，餐馆里的菜色既好吃又便宜，但是，好吃的菜不便宜，便宜的菜不好吃；夜店里的女孩既漂亮又随便，但是，漂亮的女孩不随便，随便的女孩不漂亮；我们的官吏既清廉又能干，但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干，能干的官吏不清廉……

　　张学东

　　中篇小说《坚硬的月光》(《朔方》2010年第3期)始终围绕着一对山村老人看似不幸的婚姻展开叙述。爷爷在54岁这年毅然决然地提出，要跟奶奶离婚，举家上下顿时被这来势凶猛且异常突兀的消息所震惊。在晚辈们看来，这个唐突的要求太过分了，根本没人理解，更没有人会支持爷爷。在“我”和奶奶的一次次娓娓的对话中故事层层推进，那些陈年旧事不断地被插叙进来：奶奶当年如何出嫁，如何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怎样去公社食堂打汤水饭……奶奶嫁给爷爷几十年的苦涩辛酸的婚姻往事被一一解密。爷爷这辈子对自己的女人始终心存不满，因为他认为自己未能娶上一个“攒劲的女人”，而时常感到窝囊憋屈，爷爷这个始终活在疯狂与虚幻当中的男人，用他半辈子的光阴做着那些不断伤害奶奶的荒唐勾当。

　　作者在精心刻画爷爷这个有些荒诞又极不安分的特殊人物时，也为读者深情描绘了一位忍辱负重、死心踏地、不离不弃的善良的妻子形象――奶奶。爷爷的离婚计划最后宣告破产，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在他离家后的那段日子里，奶奶变得有些唠叨和神经质，她依旧日日惦记着爷爷一生的种种“好”处，甚而至于每天晚上都要将爷爷的空尿盆拿进屋，天亮后再拿出去，如此反复。这个看似已毫无意义的朴素举动，却足以真实地表达出一个山村老妪对那样一个丈夫、对那么一种婚姻生活的忠贞不渝，读来叫人感动。

　　对作者而言，如何以她非常个性化的审美视角，写出独属于她眼中的西海固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罕见的生存状况，是下一步面临的挑战。

　　潘红英

　　在当代作家中，宗璞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她的作品篇篇精湛，独具特色。在其意蕴丰厚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宗璞创作的大气与凝重。她的作品和时代、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紧密相连，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符码。宗璞一直坚持“诚”与“雅”的写作。宗璞：《小说和我》，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诚，即真实地反映人生；雅，则是追求那种优雅、含蕴的艺术风格。宗璞的写作从50年代的发端，直到如今笔墨不辍，无论外界多少风雨与动荡，宗璞的创作本色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创作风格，我们在细读宗璞的作品时，可以发现她对社会生活不是作“镜子式”的纯粹摹写，而是于现实人生的真切展示中，总融汇着一种伦理道德的热力。“诚”是一个伦理的概念，儒者有“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就是把诚作为人格教育和个人人格修养的核心来看待的。在宗璞的创作中，诚既表现为作者的态度，表现为她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尺度，也表现为她笔下人物的态度，特别是那些她所肯定的人物的伦理态度。因此宗璞的小说中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

　　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就说过：“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深厚的伦理文化，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宗璞小说中的伦理意识。宗璞小说中既有传统伦理文化的浓厚根基，又有现代伦理文化的鲜明意识。宗璞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文学审美态度，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审美文化在当代人身上的映射与延伸，是伦理文化与现代审美观念双向作用下的复合体。

　　中国的伦理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伦理文化。宗璞家学渊远，深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濡染，所以自然而深刻地融注到其写作中。宗璞的小说描写对象大多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承载了良知、气节、正义和真诚。宗璞描写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写他们背负的伦理意义。“铁肩担道义”是他们的生动写照。这是伦理文化极为重要的方面。

　　萧红、钱锺书等作家在表现国家危难之际的作品中，首先看到的是民族精神的衰弱，这与五四以来的精神一脉相承。然而宗璞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质，是少见的对国民性做“加法”的作家。她是在以“加法”寻找希望和力量。的确如此，在已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南渡记》和《东藏记》中，宗璞锦心绣口地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战争虽然能够消灭无数肉体，但暴力却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着重笔墨地写了吕清非、孟樾、庄卣辰、卫葑等老中青知识分子，他们已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家园被摧，他们依然坚守自己的精神堡垒，那一腔浩气、一片丹心在宗璞含蕴蕴藉的表述方式下，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一种神圣感。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品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出自明末清初一代学者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它蕴含着的那种责任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歌。这种品格在《南渡记》和《东藏记》中得到了鲜明而又集中的体现。

　　宗璞在作品中善于通过细节营造氛围，表达意绪。在一家人坐火车离开北平去昆明时，小娃的一句话“北平哭了！”承载了太多的意义与心绪。既有家园丢失的沉重感，又有对侵略者肆意的入侵无可奈何之感。通过一个儿童的视角展现了国家失落的廓影。作品中无论是吕清非老人，还是嵋、玮玮等孩子，面对日本入侵，国土沦丧，都表现出了做一个亡国奴的悲愤，他们都深深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早日驱走侵略者，因此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自己的信念与希冀。孩子们玩游戏、做地图时，都显现了对侵略者的憎恨，幼小的心灵承担着民族沉落的凝重与重整民族的愿望。而吕清非老人却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我们民族高尚的文化品格。他年轻时奋请缨志，骥老犹怀伏枥志。晚年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能再上战场，就把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寄寓给孩子，并躬身教育。他和小辈们练习拳术时，一边做动作，一边大声念诵：“前三后三，还我河山；左七右七，恢复失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几句铿锵有力的话体现了老人心中的那股民族大义和铮铮铁骨的精神。而最能体现老人凛然大节的是他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明志的行为。面对日本人的咄咄威逼，老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民族气节与苟活之间的抉择，他毅然而清醒地选择了前者。践行了“士”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威武不能屈”的本色。

　　孟樾这一代知识分子，则达到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境界。孟樾一家在战火胁迫、物质匮乏和教育事业中断的艰难中，他们从未放弃希望与信念。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不能佩剑请缨，但他们坚韧地做好自己的教育工作。知识是一种力量，知识的传播也是对战争另一种样态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努力，知识和教育在炮火硝烟中延续传承，使硝烟迷漫的战争年代拥有一代代不屈的灵魂。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

　　二、“和合”思维方式的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能占据核心地位，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合思维方式。李明：《儒家“天人合一”观价值意蕴的多重性》，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这种思维方式有重整体、重和谐的本质特征。宗璞的作品蕴含了“和合”的思维趋势。它在宗璞作品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

　　宗璞的小说中，有许多细腻而真切的自然景色描写。这些描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白描，而是作品中人物心境的寄寓。它们不仅仅打上了“人”的烙印，甚或本身就是人生命和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故而人类特有的伦理精神也必然投射与灌注其中。如《红豆》中的那盆粉红色的夹竹桃。开始时江玫的生活是平静的，就像摆在台阶上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而齐虹要求江玫和他一起走的那个晚上，这盆夹竹桃碎了。喻示着江玫和齐虹的分离。在《熊掌》中，楚秋泓很希望能和一家人在一起吃熊掌，可是最后没能如愿。“熊掌很快给埋在了月季花下。那杏黄的一丛已有一两朵绽开了花苞，轻风拂起淡淡的香气，在空中缓缓地飘散了。”那缓缓地飘散了的香气，正是老人楚秋泓的多么希望在一起吃熊掌的心愿。

　　宗璞的作品还出现了拟人化的自然伦理景观，这种景观在其名篇《鲁鲁》中得到了亲切而又感人的显现。在战争的年代，在一个边缘的乡村，父亲、母亲、小姐弟与失去了亲人的鲁鲁，共同构成了亲情家园，构成了相濡以沫的依偎。借助鲁鲁这一条小狗，宗璞力图表达对和平的期冀和对战争的指斥。

　　从总体上来看，宗璞的创作采用的是内倾的写作视角。特别善于写人的心理活动。通过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分析，来展现人格与人生追求。新时期之初，宗璞的写作采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象征、变形等手法。《我是谁》写知识分子韦弥本是为报效祖国而从大洋彼岸飞回来却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让她感到迷惘与怀疑。作者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了韦弥生存困境的荒诞，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伦理失落、道德缺失的批判。但是最后韦弥看到的是“黑色的天空出现了一个明亮的‘人’字”。那种自我的精神追求即使在不合规范的社会秩序里依然坚守，达到了自我内心的合一。

　　在《米家山水》里，米莲予主动放弃了出国机会，而把机会给了曾经的对手刘咸。在无言之中，退出了几十年的、微妙的权力争斗，捐弃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她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心中，化解了人世间的旧账。不只为自己的内心，而且还为世间的和谐宁静抹上了一道人性的光辉。

　　三、良知――内在的支撑点

　　对于伦理文化的社会运行来说，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良知。良知是个人理解和把握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各种关系，以及自己须得处理的各种道德问题的一种特殊道德能力。肖雪慧等编：《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的视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纵观宗璞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内在的支撑点是良知。它几乎贯穿在每一部作品中，这与她坚持“诚”的写作是相吻合的。良知在宗璞小说中表现特征是“它是个人出于精神发展与完善的内在需求，而使自己的行为保持在文明规范水平上的自律精神”肖雪慧等编：《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的视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红豆》中的江玫本来的生活像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但是在朋友萧素(学生革命者)和父亲(因不满于当局者，而被迫害)的影响下，自己的生活不再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自觉而有意识地融入了那个激情昂扬的时代中，加入了同学的行列参加游行活动，参加了诗歌朗诵会。最后在祖国和爱人之间，江玫坚守了自己的良知，选择了祖国。这份良知映照了江玫个体心灵发展与完善的内在历程。

　　一般来说，人的内部伦理行为的含义就是文化上的努力。施诸他人的伦理行为的含义就是从文化上促进他人。保罗?海贝林：《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5356页。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宗璞小说中表现为信念与希望。作品中的人物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险境，总是坚守不可剥夺的心灵傲岸，颓废的气息几乎无处可寻。面对生存困境，即使身体无法脱离现实的泥淖，但精神的力量已超越了现实。或者正是因为这份力量的支撑，让个体在人生的路上坚强前行。《不沉的湖》中的满姐因为腿有病，而永远失去了长袖善舞的舞台，这对于热爱艺术的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她在朋友大徐、小高的引导和鼓励下，又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虽然这个时期宗璞的写作具有那个时代乌托邦的理想意识，但在新时期以来，随着写作规范的自由化，宗璞的创作倾向并未有多大改变，依然坚持那份真诚的写作。那份对人生、对社会的责任感依然存在。在《全息摄影》中，沈斌在生病之余，坚持学习，却被领导老高认为搞自留地；在自己的努力换来成绩时，却被老高认为“名利思想”。这些无疑对沈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老高懂得全息照相的物理原理，但是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却不能给沈斌这样积极上进的青年提供相干性光源。即使如此，沈斌并没有放弃自我，依然坚守自己的良知――“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那瓢泼的大雨，是不足道的”。

　　《团聚》中的绾云在经过十三年的分居生活后，终于同爱人团聚了。在这十三年中，丈夫辛图已被磨得光光滑滑，曾经的理想在时间的磨砺中，已经变得杳无踪影。每天忙碌于生活的琐碎，生活的激情已消失殆尽。而绾云呢，在舅舅和辛图之间的对比中，她为理想、纯真的缺失而不安，为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沉重，然而她并没有随波逐流，自己内心的良知依然坚守一种纯净美好的道德境界。

　　宗璞小说中展现的良知作为深层洞察力和趋善避恶的内在欲求，使个体在面临选择时出于对道德、情境的直觉领悟而倾向于“应当的”至少是“正当的”做法，并持守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行为界限。良知使这些人怀着对人的价值的珍视，从而使自己在变化中能够作为真实的个人而具有人格的统一性和人的自尊。

　　四、古典审美意蕴的萦绕

　　宗璞的小说风格含蓄、蕴藉。在宗璞的作品中，无论是描写社会环境，还是展现人物情感，都可以追寻到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她的作品中萦绕着古典审美意蕴的情趣，让宗璞的小说别具一番悠远深沉的意味。苏珊?朗格说过：“艺术品是将情感(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感受到的一切)呈现供人观赏，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或不可见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宗璞小说中的伦理情感是以潜隐和浸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潜隐和浸润的方式就是古典审美意蕴的皈依。

　　“发乎情，止于礼”的爱情伦理观。宗璞小说中对爱情的叙写具有一种古典的气息。也许结局并不是完美的，但那过程却让人感到一种心驰神往之美。宗璞对爱情的表达是含蓄的，没有当下写作的那份直露。宗璞借助于音乐、绘画、古典诗词来展现这种真挚却又有些哀伤的情感。《红豆》中的江玫和齐虹的爱情是以音乐相系的，又在音乐的流动中情感日益浓厚。音乐本身就是美，是一种纯净的美，又是一种心境之美。音乐就代表江玫和齐虹之间的情感之质。那音乐如泉水，如盐，滋润着灵魂，洗涤着灵魂。而在《米家山水》中，米莲予和萌的情感则是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传统山水画的意境中表达他们之间那份情感的和谐之美。“一层层青山，一层层绿树，隐约间，一条小路蜿蜒而上。通向云端……山下一片绿水……长长的柳线，拂着水面……”意境平和悠远，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意蕴悠然而出，是宁静、平实之美。宗璞小说中的情感是丰富复杂的，其中有关涉婚外恋情感的写作，结局是明朗的，但那段婉转曲折而又心心相印的情感历程却让人无限回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心祭》中黎倩兮和程抗之间情感的写照。一句古典诗词，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们之间曾有一份真挚的情感，但是两个人最后还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的伦理观，最终并没有在一起，留下了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南渡记》和《东藏记》则是借助戏曲，来表达自己的“野葫芦心”，既有慷慨激昂之情、悲愤难抑之情，又有曲折哀伤之情。

　　如下面这个曲牌《泪洒方壶》：

　　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

　　“血泪飞，红雨凝”点出了战争的残酷。“一腔浩气吁苍穹”映出了有识之士那份大气的国家民族大义。他们不再眷恋从前的“点点流萤”，毅然决绝地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那种责任意识，赴汤蹈火的勇气清晰可见。

　　而在《南尾》却是那样沉重：

　　乱纷纷落叶滚尘埃，冷清清旧天街。?人心一壁素白，刺人眼朝霞彩。恨深深一年时光改，凄惶惶割舍了旧楼台。问秋风何事吹痛离人泪满腮。

　　道路阻雾迷关隘，衣衫薄影断苍山寨。把心儿向国托，身儿向前赶，魂儿故土埋！且休问得不得回来！

　　“乱纷纷”“冷清清”“恨深深”“凄惶惶”叠音词的连用让人忆起了李清照那首绝唱《声声慢》。但是它包含的意思是道路虽阻，但前进的动力依旧不退。心系国家，“身儿向前赶”，“且休问得不得回来”。那份执著，那份坚定荡漾其间。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页。宗璞的小说特别擅长表现个体的精神境界，记得冯友兰说过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宗璞的小说着重表达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因此在作品中，宗璞通过她笔下的人物来表达那种既尊重自己又考虑自身社会责任及与他人关系的自觉人生与那种宇宙人生融洽一体的境界。

　　王蒙

　　连载：不成样子的怀念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作者：王蒙

　　宗璞今年七十岁了。

　　一些年前李子云著文评论宗璞，借用了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我以为，以这六个字形容宗璞是贴切极了。

　　四十余年前读了她的《红豆》，只觉深情幽然，大地的风雷与人性的温馨都在从容道来

　　的小说中颤动。一场“反右”运动使这篇小说被批了个不亦乐乎，幸而，宗璞侥幸无大难。一九六二年又在天津出的《新港》上读到她的委婉中呈现着棱角的小说，真让人高兴。“特殊时期”后读到她的《弦上的梦》《我是谁》和《三生石》，读到她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你更感到她的书卷气中的英武，温柔敦厚中的分明取舍，哪怕场景只是在校园、在病房、在书斋，她的字字句句仍然流露着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关切，回应着时代的风雨雷电，她可不是只知爱惜自家羽毛的冷心者。

　　我尤其喜爱她的童话。我孤陋寡闻，把童话写成散文诗而不是去靠拢民间故事的作家，除了丹麦的安徒生之外，我知道的只有宗璞。能够写出这样的童话的作家是幸福的，这样的童话寓深情深意于童心的纯美之中，这样的文章只能天成。

　　我多么希望她多写些童话!

　　宗璞不善交际，但是在她那里你会看到一些孤傲不群、与俗鲜谐的好作家的身影，此桃李无言之谓也。宗璞也并不苟同，她对各人各文保持着自己的看法，她才不随风飘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呢。

　　宗璞性至孝，其父冯友兰先生在哲学史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临终前他终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洋洋大观的巨著。他曾说，他之所以看病吃药，是为了完成此书，如此书完成，有病亦可听之任之。读此言令人怆然肃然。在运动连年的那个年代，又常常被置于聚光灯下或最高关怀下，冯老需要怎样的忍辱负重，需要怎样的坚定和沉着才能致力于这样一部大著作的写作!当然，他也为自己的轻信、愚忠和一些中国士人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意识付出了代价。我早就在一篇谈当代作家的文章中说过，选择了投入的人不应该拒绝为了投入而付出代价，不必鸣冤叫屈；选择了疏离的人也不必为了疏离的后来日益行时而撒娇于公众。人无完人，事无万全。尽管由于时代风气的关系，今天这几个知识分子被仰视得紧，明天则是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伟名如日中天，最后，总还要看一看劳作的成果。而成果，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流言，不相信潮流也不相信掌声，更不在乎同行相轻。我曾被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错爱，要我向他们主办的电脑博物馆推荐十部中国典籍(同时被咨询的还有他国学者三十九人)，选来选去，解放后的著作我选的是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冯著毕竟既表现了新中国学术劳作的气象又反射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光辉，而且冯著系统、严谨、扎实、大气。另九部是《诗经》《老子》《论语》……直至《鲁迅全集》。

　　中国缺少多元制衡的传统，我们的平衡往往表现在纵坐标上。物极必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于是对人物的臧否也摆来摆去，历史老是重写，天平也成了秋千，此国情之一也。但成果是硬道理，公道自在人间，否定之后还有否定，我希望宗璞对那些对冯老的物议更加处之泰然些。而形象良好的尊者及其追随者，也可以平常心对己对人，叫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

　　宗璞从不关心自己的俗务。是真名士自风流，她至今没有高级职称，她常常为看病的事犯难――胡乔木已经仙逝，没有哪个为她说句顶用的话了。不止一个老作家老领导关心此事并为之进行了努力，但至今无效。

　　前年召开的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宗璞被选为作协主席团委员。想起一些同行为在作协挂个什么名义或为坚决反对与自己不是一派的人挂上名义而使出浑身解数奋力搏击的情形我便觉得稚态可掬。宗璞对此可是浑然不觉，她住在北大校园一隅，很少与文坛打交道。不觉也罢，不交也罢，同行们还是由衷地尊重与喜爱宗璞，由于“民意”，人们选出了她。哪怕就此一点来说，谁说中国的或作协的民主没有希望呢？

　　宗璞不善交际，但是在她那里你会看到一些孤傲不群、与俗鲜谐的好作家的身影，此桃李无言之谓也。宗璞也并不苟同，她对各人各文保持着自己的看法，她才不随风飘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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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如果善于交际，就不会写出这样至纯至性的作品来。不喜欢整天貌似作家，打着“有文化”的旗号到处抛头露面呱呱叫的作家，那样的作品也会如流行歌一样，经不住岁月的验证。

　　张曼娟在《笑拈梅花》的序写到：当我郑重地排列这八篇小说，并且逐页翻阅，才赫然发现，几乎都是在生命的探索以后，终于了悟。探索的过程都很艰辛，却总不可放弃。如同寻春的梅花尼子一般，能将山岭上的云彩都踏破。旁人瞧着觉得飘逸优美，当事人必有一番折磨吧！谁知春意十分，竞在自家庭院，梅花枝头。笑拈梅花之际，天地一片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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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的过程是艰辛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代价的，在这本系列小说中，第一篇小说《迷藏》写了一个内向而很有思想的女孩子，面对自己的喜欢，却一直躲藏着，不知如何打开心扉，诉说自己的的爱。作者反映了一个事实，有的人不是不敢爱，而是怕爱受到伤害，宁愿躲起来，藏起来。

　　《苏醒》反映了一青年人对父亲的严厉之爱的误解，在不停的探索发现中，这青年最后终于走出自己的心墙，回家看望自己生病的父亲，虽然回家的目的是想质问一下做教师的父亲，为什么能原谅别人作弊甚至打掩护，而自己的唯一的儿子却这样狠心的赶出家门，不准回家？世间有些亲情一直隔着屏障，直到死神降临，才突然醒悟。

　　《阳光以外》反应的是被包养的女孩子的心灵历程，女孩子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但又脱不了这份优厚的物质待遇，直到碰到他，她才想离开那个老男人，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原来这个他就是那个包养她的老男人妻子找的托，为了向老男人证明，他的小情妇背板了他。人，输掉钱财并不可怕，输掉了心才是最可怕的，女孩最后向自己的家乡走去，什么也没要。这样的探索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心，真的不能懂，有些人女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上帝给她们的美貌？物质生活再丰裕又能怎样？当你挥金如土，那么你挥掉的是快乐吗？人不可没有精神生活。

　　凡生活型的作家，从互补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多读书思考来拓展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尽可能营造出更大的文学空间，给生活的真实插上飞翔的翅膀才好。在众多小小说写作者中，具有良好素质能自觉强化自身文学储备的人并不多见，许多人长期是倚仗自己的“小聪明”来挥霍自己的生活素材的。只有极少数有此天赋并能自律的作家，才肯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不懈地锻造、提升、健全和完善着自己的文学人生。

　　读布洛克的小说，还有一个乐趣就是走上两步便会撞到几句刻薄的俏皮话。《小城》里依然满目繁花。小说家克雷顿和两位警察聊起他在一个写作班上课，警察说：“也许这是一个认识女人的好地方。”克雷顿承认，班上有很多文学女性，他又是公认的权威，按照道理说，他可以予取予求，重点是：“塞缪尔?约翰逊在读完另一个作者的作品后说，‘你的作品既原创又出色，但是，原创的部分不出色，出色的部分不原创。’在课堂里的女生，有正点的，有可以上的，但问题是：可以上的不正点，而正点的又不能上。”我太喜欢这个句型了，马上偷来练习造句。比如说，餐馆里的菜色既好吃又便宜，但是，好吃的菜不便宜，便宜的菜不好吃；夜店里的女孩既漂亮又随便，但是，漂亮的女孩不随便，随便的女孩不漂亮；我们的官吏既清廉又能干，但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干，能干的官吏不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