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老战士忆秘密战线：地下党均单线联系

1942年8月，中共粤南省委在广州米市路开设的“广安”柴店。据抗战后期的地下党核心负责人陈翔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广州地下党总人数约60人，外围组织“游击之友”约100人。

1942年8月，中共粤南省委在广州米市路开设的“广安”柴店。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但广州军民的反抗却始终没有停止。

广州刚刚沦陷时，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进攻中国香港，香港沦陷、交通遭到封锁，作为敌后斗争基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广州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员往来，传递情报，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加强广州地下斗争，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1941年起，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为了配合共产党在敌后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先后派遣了中共党员进入广州市区，建立联络站、交通站，收集情报，购买物资，输送人员，为抗日部队服务。

广州约有60名地下党员

卖杏饼做泥工 实为中共地下党

1941年前后，在沦陷初期一度中断的广州党组织再度恢复。在中共广东临委的领导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分别派共产党员进入广州。根据党中央指示，当时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当时领导成员之一的中共广东省临时工委委员梁广在回忆文章中写到：要开展敌后城市工作，首先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起来；第二步要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作为掩护；第三步还要广交朋友，联系群众。然而，在日伪统治下的广州百业凋零，要找到一份正当职业并不容易。有人做泥水工、收购破烂，有人上山打柴，有人卖杏仁饼，有人在敌伪工厂做工人……

梁广在十三行路开了一家名为“华昌京果药材行”的商店。这间药行既是梁广的职业掩护，也是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主要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情报。

据抗战后期的地下党核心负责人陈翔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广州地下党总人数约60人，外围组织“游击之友”约100人。

柴店里油灯下 秘印四千份传单

1945年5月，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此后，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展开进攻，日本完全孤立。

与此同时，共产党“七大”胜利召开的消息传到广州，一同传来的还有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份报告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中国沦陷区的任务”一段，为沦陷区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广州，地下党员们以东纵和珠纵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告全市同胞书》，制成传单，在全市范围内派发。陈翔南回忆，广州的中共地下党有好几个秘密油印点，传单复写了好几份，再分别交给各个秘密印刷点印刷，总共印了四千份以上。按照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动员了全市的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投入这一行动。

当时，要印刻这么多宣传品并不容易，珠纵队员董世扬曾回忆过这段往事，他写道，油印地点就在米市路口的“广安”柴店，白天，他关起铁闸刻写，晚上则开始印刷。晚上实行灯火管制时，只能靠着微弱的煤油灯工作，第二天早上，又得故作悠闲地到茶楼饮早茶。过了一个多月，担心暴露，他们又得找其他的联络站继续印刷刻写传单。

散发传单行动选择了一个晚上灯火管制开始的时候，所有人员同时行动。每个行动小组都在自己负责的地段，将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或信箱里，少数则张贴在市场、公厕这类公共场所等显眼处。次日清晨，广州市民发现了传单的消息在全市各个角落传开了。有人说“手枪队昨晚进城啦”，全市为之震动。由于敌人对这次行动没有丝毫准备，一些平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汉奸走狗惶恐不安。

88岁老战士忆秘密战线：地下党均单线联系

1942年8月，中共粤南省委在广州米市路开设的“广安”柴店。据抗战后期的地下党核心负责人陈翔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广州地下党总人数约60人，外围组织“游击之友”约100人。

1942年8月，中共粤南省委在广州米市路开设的“广安”柴店。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但广州军民的反抗却始终没有停止。

广州刚刚沦陷时，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进攻中国香港，香港沦陷、交通遭到封锁，作为敌后斗争基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广州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员往来，传递情报，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加强广州地下斗争，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1941年起，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为了配合共产党在敌后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先后派遣了中共党员进入广州市区，建立联络站、交通站，收集情报，购买物资，输送人员，为抗日部队服务。

广州约有60名地下党员

卖杏饼做泥工 实为中共地下党

1941年前后，在沦陷初期一度中断的广州党组织再度恢复。在中共广东临委的领导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分别派共产党员进入广州。根据党中央指示，当时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当时领导成员之一的中共广东省临时工委委员梁广在回忆文章中写到：要开展敌后城市工作，首先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起来；第二步要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作为掩护；第三步还要广交朋友，联系群众。然而，在日伪统治下的广州百业凋零，要找到一份正当职业并不容易。有人做泥水工、收购破烂，有人上山打柴，有人卖杏仁饼，有人在敌伪工厂做工人……

梁广在十三行路开了一家名为“华昌京果药材行”的商店。这间药行既是梁广的职业掩护，也是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主要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情报。

据抗战后期的地下党核心负责人陈翔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广州地下党总人数约60人，外围组织“游击之友”约100人。

柴店里油灯下 秘印四千份传单

1945年5月，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此后，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展开进攻，日本完全孤立。

与此同时，共产党“七大”胜利召开的消息传到广州，一同传来的还有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份报告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中国沦陷区的任务”一段，为沦陷区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广州，地下党员们以东纵和珠纵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告全市同胞书》，制成传单，在全市范围内派发。陈翔南回忆，广州的中共地下党有好几个秘密油印点，传单复写了好几份，再分别交给各个秘密印刷点印刷，总共印了四千份以上。按照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动员了全市的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投入这一行动。

当时，要印刻这么多宣传品并不容易，珠纵队员董世扬曾回忆过这段往事，他写道，油印地点就在米市路口的“广安”柴店，白天，他关起铁闸刻写，晚上则开始印刷。晚上实行灯火管制时，只能靠着微弱的煤油灯工作，第二天早上，又得故作悠闲地到茶楼饮早茶。过了一个多月，担心暴露，他们又得找其他的联络站继续印刷刻写传单。

散发传单行动选择了一个晚上灯火管制开始的时候，所有人员同时行动。每个行动小组都在自己负责的地段，将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或信箱里，少数则张贴在市场、公厕这类公共场所等显眼处。次日清晨，广州市民发现了传单的消息在全市各个角落传开了。有人说“手枪队昨晚进城啦”，全市为之震动。由于敌人对这次行动没有丝毫准备，一些平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汉奸走狗惶恐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