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坛上曾有一段趣谈。钱玄同年轻时曾语出惊人——“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于是他过四十岁生日时，许多文人好友都给他送来了挽联，以示调侃。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过四十者杀”的创意，是始于陈冷（陈景韩）的“年过五十者杀”。陈冷在1904年的侠客小说《刀余生传》中以极端决绝的姿态谱写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谱”，列出28类可杀的人，“年过五十者杀”赫然名列第三。

说起陈冷，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史与文学史的人都略知一二，他是清末民初报业和文坛上的激进派，是改造国民性、启蒙民众的开路先锋。至少从上个世纪初至20年代末，只要翻开《时报》和《申报》，每天都可以看到一篇他的时评，犀利峻冷、短峭活泼，猛烈抨击丑恶势力和国民性痼疾。当时人把他比作伦敦《泰晤士报》的狄雷（John T Delane,1817—1879），认为我国读者不可不读陈冷的时评，犹如英国读者不可不看狄雷的评论。

陈冷同时还是颇负盛名的小说家和翻译家。他率先在日报上刊载微型小说，创作“横截面”式小说，是中国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之人。与包天笑合编《小说时报》并编辑《新新小说》时期，他尝试了多种小说题材和文学体裁的翻译和创作，是翻译“虚无党”小说和侦探小说最早、用力最勤的作家之一，创作了一系列“侠客小说”，被视为近代武侠小说的先祖。1904年至1915年，各小说杂志争相刊登他或译或著的小说，把刊登他的小说作为杂志营销的重要手段。

蒋介石一度对陈冷非常仰慕，多次请他登庐山，讲解《孙子兵法》。每次到上海，也必定请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1931年，陈冷从《申报》辞职，国民党当局曾力邀他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及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等职,但他不愿成为陈布雷和张季鸾那样的御用文人和高级幕僚，均谢绝。

陈冷在其生前可算是大名鼎鼎，但随着时代的巨潮后浪推前浪，关于他的历史记忆也似乎渐行渐远渐无声了。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寥落零星，他也没有留下坦情露性的日记、回忆录、散文之类，除了包天笑与郑逸梅两位过往并不甚密的“文字知己”外，熟知他的人都没有留下回忆性的文章。尽管如此，在对他的文字持续近两年的细致阅读过程中，这位被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老报人形象还是在笔者眼前逐渐清晰和鲜活起来。

三十功名尽报业，守正不阿显本色

陈冷（1878—1965），1878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名景韩、景寒，笔名冷、冷血、无名、不冷、华生、新中国之废物等。父亲陈菊生是私塾先生，他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科举功名是当时读书人的普遍选择，他也理所当然地考虑过这条出路，并中了秀才。但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变革的气息，不愿固守陈规，希望寻找到别样的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1897年，经好友钮永建介绍，陈冷进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昌武备学堂，接受新式科学和军事知识的教育，并初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后来还加入秘密的民间革命会党，受到张之洞的通缉。经过父亲和姐夫雷奋的四处奔走及松江士绅的极力疏通，张之洞这才放过他，只是开除学籍而没有严厉制裁。1899年，他随姐夫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1901年参加同盟会，1902年回国，进入革命党人戢翼翚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月刊做编辑。

1904年春，罗孝高和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陈冷被聘为主笔。当时《时报》的实际投资者是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梁的意思是把《时报》办成自己党派的喉舌，但是作为一个职业报人，陈冷强调的是报纸的独立品格，能公正地代表“舆论的良心”，不为党派势力所左右，所以在实际的办报过程中，他多次劝说狄楚青摒弃党见，独立办报。

梁启超对于狄楚青的“转向”强烈不满，对陈冷则尤为愤恨，在1906年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道：“楚卿信任陈景韩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实非吾党，孝高亦袒此人，怪极。故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一致，大损本党名誉，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语气之怨愤俨然已将陈冷视为仇敌。其实，他二人早就结下过“梁子”。早在1900年7月，陈冷与梁启超见面并会谈，但由于当时的政见不同，陈冷倾向革命，而梁启超主张立宪与改良，所以俩人并没有进一步的交往。非但没有再交往，反而打起笔仗来。1903年2月2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出版未久的《大陆》作了评论，认为“敷衍篇幅者居全册之半，无甚精彩……虽铺张扬厉，其价值自为识者所共见也”。《大陆》对此大为恼火，接连刊出5篇反驳文章，不断地对康、梁进行人身攻击，极尽丑化诋毁。陈冷是1903年《大陆》报主笔之一，大概脱不了攻击梁启超的嫌疑。此外，陈冷提倡的侠客、刺客精神也显然与梁启超的言行多变异趣，1905年他写了六回的《刺客谈》，讥讽了康梁空洞的论说和在现实中的畏葸，把他们描绘得如同跳梁小丑，把“圣人”刻画成到处招摇撞骗的人物，说其徒弟不过是“一班无行文人，败类子弟”。“新仇旧恨”夹杂在一起，无怪乎梁启超对陈冷“深恨”了。

说来有趣，俩人不但政见不同，连文风都有点针锋相对的意味。清末民初文坛上流行两种不同的文风，一为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民体”，一是陈冷犀利峭冷的“冷血体”。不仅文风截然不同，连笔名也有较劲的意味，梁启超叫“中国之新民”，而陈冷偏偏要叫“新中国之废物”，一热一冷也反衬出二人迥异的性格和人生态度。但是政见的不同，并不代表办报理念的不同。对于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以报纸为利器，批评时政、开启民智”的做法和思路陈冷是赞同的，从实际办报过程中也可以看出陈冷是梁启超报业思想的积极且成功的实践者。或许陈冷对梁启超的态度正像阮籍对于儒教那样，心中是认同梁启超的报业思想的，只是鉴于梁的思想多变，不能完全言行一致，故对于其人采取漠然态度。

事实证明，狄楚青对陈冷的倚重完全是正确的。在陈冷的大胆改革下，《时报》打破了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替中国报业开了许多先路：分栏分版块报道时事，奠定了现代报纸的基本版面形式；首创“时评”栏目，配合时事抒发议论，被各报纷纷仿效；率先在日报上刊载微型小说，开始了“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因此很快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个宠儿，跻身上海三大报之一。胡适曾饱含深情地回忆过《时报》及陈冷对同时代人的影响。《时报》不仅在国内新闻界独占鳌头，在国外也闯出一片天地，与《中外日报》一道成为在欧洲销售的中文报纸。而《时报》进行营销的一张重要名片就是陈冷“简洁隽冷，令人意远”的短评与小说。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对清末民初文坛的小说，除了林纾的之外，较为关注的就是陈冷的，觉得“有趣”，在后来的翻译和写作上，鲁迅显然受了陈冷文风的影响。

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高薪聘请陈冷为主笔。进入《申报》后，陈冷逐渐放弃了文学创作和翻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新闻编辑事业。他在上海新闻界工作了28年，先后作为《时报》和《申报》的掌门人，将两大报分别推到其历史上的巅峰状态，为黯淡的近代中国编辑了两份真正有品质的报纸，对于促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可谓是功不可没。同时代的报人曾给予陈冷极高的赞誉。1922年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32年张蕴和的《六十年来之申报》等书、文中都对其赞叹、感佩不已。1947年出版的《上海时人志》这样评价他：“陈冷先生肃穆寡言，头脑冷静，总揽社政，守正不阿，笔苛如剑，尤注意社会黑暗面之揭发。凡大义所在，不为利诱，不为势屈，均能奋勇以赴。《申报》之超然姿态，独立风格，殆先生数十年来孕育葆养所致。左右以其资望日隆，力劝从政，而先生唯置一笑，仍坚守其新闻岗位不懈。嘻，如先生者，亦大足风世已！”

从当时人们对陈冷的推崇，可以想见他当年在报界的影响力。在中国新闻界还处于垦荒时代，他以鲜明的办报宗旨、勤恳的耕耘、别出心裁的创意，及对社会独特深刻的洞察力，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舆论界的权威之一。陈冷于1929年冬辞职《申报》，退隐江湖，到江浙财阀所属的中兴煤矿去任总经理。其年52岁，也算是自动实践了“年过五十者杀”的救国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