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