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北洋政府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却被迫签署了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他深谙外交之道，却因国力羸弱而在巴黎和会上受尽欺辱，他放下了政治定居欧洲，却让中国的命运占去了四分之三的心（陆征祥语）。

如此跌宕一生，令人感叹。他便是陆征祥。

陆征祥生于广东，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因为这个原因，陆征祥对于西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陆征祥的父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科举的道路，而是教他一些西方思想。因此他学习的第一本书并不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一本《新约福音》。不久，陆征祥的父亲把他送到了上海官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陆征祥在那里学习外语，并接受一些外交方面的培训。在陆征祥二十一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方言馆毕业，并被推荐进入北京的同文馆深造，一年后被总理衙门选中留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才刚刚二十岁出头，陆征祥已经开始接触外交事物。在这个时期，陆征祥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当时的驻俄公使许景澄，作为陆征祥的老师，许教他办理外交事务，在许的指导下，陆征祥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家。

中华民国成立，内阁总理唐绍仪组阁，认为外交总长非陆征祥莫属。一来，陆征祥长期在国外，自己的履历没有任何国内政治派系的干预。二来，陆征祥深谙外交之道。但是陆征祥一开始是拒绝的，认为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胜任外交总长的职务。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大力邀请，陆征祥终是同意了，也就立刻从俄国赶回了中国。回国后，陆征祥请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琴南写下“不要忘记马关”六个大字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用以明志。

随后，内阁总理唐绍仪因为与袁世凯的矛盾而下台，陆征祥短暂的担任过内阁总理的职务，但很快也因国内问题下台。之后，陆征祥做过总统府的高级顾问，随即又再次接任了外交总长一职。而这次，却把陆征祥推向了深渊。

1915年，欧洲各个帝国忙于一战，放松了对于中国的侵略。日本见此情景，便产生了独霸中国的野心，于是日本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见到此条约大为骇然，立即让当时的内阁总理孙宝琦来处理此事。孙宝琦自知这是个烫手山芋，因此便把这件事情交给了陆征祥。万般无奈之下，陆征祥只得坐上了日本人的谈判桌。

弱国无外交，这是在当时“适者生存”的国际社会中的准则。陆征祥深感于此，便采用拖延的战术与日本人周旋。争取条约中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要仔细的进行研究。同时，陆征祥还把条约的内容有意的透露出去，希望以中国的舆论和英美国家的反对来抗衡日本人的强权。但是，舆论终究是没有枪炮管用，在日本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照会中国政府后，袁世凯政府也只能签订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虽然，陆征祥凭借着谈判，划去了条约中侵略中国最严重的几条，但是《民四条约》的签订也是非常的耻辱。而且陆征祥也知道，一旦在这个条约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将是遗臭万年。只可惜时局如此，陆征祥一人之力，不能挽大厦将倾。签订条约之后，陆征祥沮丧的对袁世凯说：“从此我陆征祥千秋万代被人唾骂！”

《民四条约》的签订让陆征祥抱憾终身，在签订之后，陆征祥便想到了如何去解除这个条约对于中国的限制。那就是参加一战结束后的和会。不仅是陆征祥，当时许多的中国人都看到了这个和会是一个机遇，一个让中国完成“土地之完全，主权之恢复，经济之自由”的机遇。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在之后的几年里积极的谋划加入这个和会。对德宣战之前主要谋划如何加入和会，对德宣战之后主要谋划如何争取权利。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各国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这使得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人们无比期望这个和会能够伸张公理，埋葬强权。而这个时候，陆征祥接到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委任状，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的团长参加巴黎和会。团队中其他人还包括南方代表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

在和会期间，陆征祥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职责。一来，他需要平衡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冲突，还需要及时的制定各种政策，以便于联合美国，反对日本。工作非常艰巨，尤其是代表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竟使得陆征祥一气之下辞职了事。但是真当陆征祥辞职了，所有人才发现没有陆征祥是真不行，而代表团内的成员也选择了一定的妥协，自此之后，陆征祥的权利便增大了许多。

由于中华民国在和会中想要得到的一些权利与日本产生了冲突，因此在和会中不免会与日本人产生一系列的争执。尤其是在山东问题上，日本坚持要接管德国的租借地，而中国坚持收回德国在华租借地，并且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系列特权。中国的一系列要求得到了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但是日本与英国，法国在战争时签订了秘密协定，因此英法两国更倾向于日本。

有关于和会中，顾维钧的精彩辩论一直令人称道，尤其是将中国山东比作为西方的耶路撒冷，这个片段更是被当下国人搬上了电视荧屏。不过，根据台湾学者唐启华老师的考证，这个比喻并没有出现在当时的辩论现场，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顾维钧的发言不精彩。顾维钧从法理上分七个方面表明山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得到了与会各国的肯定。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外交代表团的胜利，陆征祥多年的心结在此刻得到了一丝的宣泄。

但是，事情终没能顺着陆征祥的构想向下发展。由于意大利退出了和会，使得和会的局势变得严峻起来。日本也趁机威胁美国要退出和会。如果日本，意大利都退出和会，那么威尔逊对于国联的设想将付之一炬。因此，威尔逊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对日本妥协，这也就标志着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入中国，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此时，陆征祥也给北京政府发电报征询是否签字，北京政府的回答是不签字。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不断的进行调停，日本也在给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内部的一些人，也认为签订条约会有利于中国。如果不签，中国无法加入国联，对德也还处于战争的状态。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另立条约，这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经过5月，6月两个月份的考虑，北京政府逐渐倾向于签字。

历史，与陆征祥开出了同样的玩笑，四年前的《民四条约》，如今的《凡尔赛条约》，这让陆征祥百感交集。一方面，是势如排山倒海的民意，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训令。陆征祥在这两个极端中挣扎。最后，陆征祥没有选择签字，而《凡尔赛条约》，也没能留下中国人的名字。

多年之后，陆征祥回忆起这段往事，颇多感慨的说：在我生平的事业中我第一次坚信，不服从命令是我的职责，我们的国家应自己做主，不能再允许别国耍弄，我不愿意再在不公正的条约上签署我的名字，我完全是自作主张拒绝签字的。

1920年1月24日，陆征祥回到北京，受到了英雄一般的待遇。美国驻北京代办丁家立报告华盛顿：陆征祥从上海到北京，沿路受到热烈欢迎，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巴黎和会采取的方针，赢得了人民支持。他拒绝回任外交总长，政府面临日本压力要谈判山东问题，但全国反对谈判。北京聚集了一两千名学生持旗欢迎陆氏，表达对他与日本抗争之支持。对陆氏之支持，为近代中国公仆之史无前例者，表明中国人民对本国事物利益之觉醒。

此后，陆征祥逐渐的远离政坛并在晚年定居瑞士，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陆征祥积极在欧洲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差点被纳粹德国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