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胡适，还是要鲁迅”，是当下极常见的争论

自八十年代以来，“要胡适，还是要鲁迅”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争议不休的话题。如1998年，《读书》杂志组织召开《人间鲁迅》再版研讨会，谢泳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为什么鲁迅后来被……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2000年，李慎之撰文《回归五四学些民主》，又称：“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①……这些意见，都曾引发激烈的争论。近年来，这样的争论，在民间舆论场，也已成常见之事。

鲁迅生前对胡适颇多痛骂与嘲讽，二人确实不是同路人

确实，无论是思想还是立场，鲁、胡二人的对立，在鲁迅生前已颇明显。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胡适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鲁迅遂嘲讽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1927年，胡适欲北上，顾颉刚给他写信，极力劝阻，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顾氏之言虽不免夸张，却也可见鲁迅对胡适的恶感已非一日。②

1929年，胡适曾公开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关系已难挽回。1933年因反对带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以至于牛兰夫妇这样的共产国际间谍亦在同盟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的名单之中，胡适再次被鲁迅痛骂成颠倒黑白、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 ③同年，鲁迅还曾嘲笑“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胡适刚刚在《独立评论》上刊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告诫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的爱国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真应该醒醒了。”④《独立评论》鲁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讽，似已脱离就事论事的原则，而掺杂着对胡适的个人成见在其中了。

在三十年代，胡适也已不再将鲁迅视为思想上、政见上的同路人

对于鲁迅的攻击，胡适鲜有回应。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斥“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胡适在回信中为鲁迅辩护：“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⑤

当然，胡适也未将鲁迅视为自己的同路人。苏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视胡适为右派，指责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主张“取缔鲁迅宗教宣传”。⑥对于苏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适虽不赞同（“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却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显见在左、右立场上，胡适自认为与鲁迅对立。

但到1956年，胡适却又突然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然而，到1956年，胡适却忽而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据学者周策纵回忆，1956年，“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⑧周策纵的这段回忆，近年来已成为诸多鲁迅研究者在评价鲁迅时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学者据此认定，鲁迅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林曼叔）。“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开讨论。但鲁迅当年在《论“第三种人”》中嘲讽胡秋原时，是丝毫见不到“自由主义”气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自由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自由存在。鲁迅的意见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⑨如此偏向“阶级斗争”的价值观，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鸿沟，恐非胡适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就可以填平。

其实，胡适也非是真的认为鲁迅在思想上与自己同调，是个“自由主义者”。1959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胡适对陈独秀和鲁迅的思想左转，曾有如此一番非常痛心的追忆：“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⑩

据此信可知，胡适晚年对自己和鲁迅在思想上的左右差异，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说“鲁迅是我们的人”，重心实是落在了“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这几个字上。同年4月1日，胡适致雷震函可资佐证。胡适说：“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鲁迅对胡风倾诉自己被左联掌舵人、地下党周扬各种摆布“有苦说不出”）简言之，胡适看重的主要是鲁迅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毕生致力于“开窗”的胡适，理当怀念毕生致力于“拆掉屋顶”的鲁迅

胡适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年的鲁迅，似非偶然。在大陆，自1954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掀起“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至给雷震写信谈鲁迅“也会斫头”时止（1956年4月1日），据胡适自己统计，大陆批判他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出了三册，《胡适思想批判》，已出到了第七辑。这十大册，已不止二百五十万字了”。（11）

在台湾，1956年的舆论环境也对胡适（本人在美国）很不利。该年10月，《自由中国》出版给蒋介石的祝寿专刊，胡适借祝寿的名义，劝蒋介石“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守法守宪”，约束自己的权力，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结果引火烧身。蒋经国化名“周国光”，撰写《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一书，将胡适定性为“思想上的敌人”，以“特种指示”名义秘密印发至基层单位，以“策动全体党员有计划的展开行动”批判胡适。这场批判持续了大半年，也是胡适决心从美国返回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12）

胡适在1956年对鲁迅的怀念，其实可以用鲁迅1927年的一段演讲来解释。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还说，胡适当年提倡“文学革命”，好比开窗，反对声浪是很高的；但钱玄同冒出来主张废掉汉字，好比拆掉屋顶，胡适的“文学革命”就少了阻力，白话文随后也渐渐流行了起来。（13）胡适毕生致力于从体制内“开窗”，进退维谷之时，理当怀念毕生致力于“拆掉屋顶”的鲁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是改良的驱动力，鲁迅也确实是胡适的同路人。

注释

①古大勇，《一个学术命题的“前世今生”——大陆与港台学者对“鲁迅与自由主义”命题的言说》，《上海鲁迅研究 二零一三年 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②③谌旭彬，《鲁迅当年，如何痛骂胡适？》，短史记第519期。
④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原载1933年3月19日《独立评论》第42号。
⑤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
⑥⑦胡适、苏雪林，《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收录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2 1936-193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P689-693。⑧1999年7月31日，旅美学者周策纵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曾作诗云：“‘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新犹。”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见：林曼叔，《文学岁月》，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P159-160。
⑨鲁迅，《论“第三种人”》，原载于1932年11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⑩胡适，《致吴相湘》，1959年3月4日。
（11）胡适，《致雷震》，1956年4月1日。
（12）1957年7月26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胡适如此解释自己返回台湾：“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13）鲁迅，《无声的中国》，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