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周恩来听我父亲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 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

第一部电台

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

“工匠”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强。“木匠”是周恩来给涂作潮起的外号。加上蔡叔厚、张沈川，上海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而且还有了第一部密码。

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第一个译电员是邓颖超。也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

风语轻盈。风行天下。我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眸

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我们党的第一座电台建立于1929年的秋冬之交，当时李强24岁。

青春作证。上一年，26岁的“木匠”涂作潮刚在莫斯科结识周恩来，并被他亲自派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下一年，“工匠”李强和蔡叔厚、张沈川他们就成功搞出第一部收发报机，在上海西区正式建台。

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就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要知道，这时离美国人设计的无线电台在斯坦福大学草坪上跟所有大陆电台进行通讯并大获成功，也才两三年。要知道，这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简单使用几近原始的“摩尔斯码”。要知道，当年上海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有被人举报的危险。要知道，躲在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里搞电台，一旦被查，殃及全家。

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特科电台所用密码的创编者是周恩来。这一密码保密性极高，素有“豪密”之称。

然而特科电台也有致命弱点，就是发射功率太低。

李延明是李强的儿子。李延明说他父亲“最先研发成功的那一台收发报机，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50瓦，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放弃，停止试验”。

涂胜华是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也说：“那时我父亲已经回到上海，跟李强一起搞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要是邻居们稍许有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那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个危险是天线，张沈川他们以竹竿替代。他们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他们也没声张。

由于环境险恶，经常熬夜，张沈川日益体衰，终至伤寒。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张沈川病弱的身子最终竟还遭到敌人的摧残。

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挂着“福利电器公司”招牌的无线电培训班，所有的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潮侥幸脱险。其实张沈川反应很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工钱，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气得法国巡捕飞起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漆工”当场踢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

第二天的《申报》登出了张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并带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说：“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图谋不轨，请速饬员往捕等情。袁局长据报，立即饬干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协拿。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获无线电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迅办。”

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等四人，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反动当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重见天日。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红色风语者们送出了“龙潭三杰”助苏区成功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钩沉

第一座特科电台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1929年秋是在沪西极司裴尔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密台。

我们所查到的是，上海五条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的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特科时代到底有没有无线电测向仪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均先后被侦破。电视连续剧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说：“无线电测向，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拍电视剧，说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口述

百色起义成功消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再转发到上海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之子）

我父亲李强，1905年生，江苏常熟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然后入党，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四·一二”后，我父亲从上海到了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那时的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汉口余积里12号一座三楼三底两厢房的房子里，跟后来的中央特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央军委特科的一些人，譬如我父亲，后来到了上海，都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

我父亲到上海，组织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上。后来周恩来就找我父亲商量，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说我父亲有这个条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有。我父亲就找蔡叔厚帮忙。蔡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就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收发报机搞成功了。

收发报机搞成功后，我父亲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打开来看。

我父亲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

我父亲确实从小做木工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我父亲是五卅运动之后去苏联学习的。他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在中共旅莫支部。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开“六大”，我父亲是旁听代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周恩来认识了。周恩来听我父亲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父亲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都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1928年11月，东方大学将我父亲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父亲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

我父亲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回到国内，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他们一起搞特科电台。我父亲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确很险。也怪我父亲太大意了，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

走进北京东交民巷，拐进一条僻静小路，我们在一个“居有竹”的小院屋内，看到墙上挂着同一个人不同年代的一排照片。

这个人，就是李强，当年中央特科的四科科长，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第一部红色电台。他儿子李延明写给我们的题字是：“勿忘来路，不忘其初。”

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周恩来听我父亲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 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

第一部电台

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

“工匠”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强。“木匠”是周恩来给涂作潮起的外号。加上蔡叔厚、张沈川，上海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而且还有了第一部密码。

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第一个译电员是邓颖超。也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

风语轻盈。风行天下。我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眸

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我们党的第一座电台建立于1929年的秋冬之交，当时李强24岁。

青春作证。上一年，26岁的“木匠”涂作潮刚在莫斯科结识周恩来，并被他亲自派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下一年，“工匠”李强和蔡叔厚、张沈川他们就成功搞出第一部收发报机，在上海西区正式建台。

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就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要知道，这时离美国人设计的无线电台在斯坦福大学草坪上跟所有大陆电台进行通讯并大获成功，也才两三年。要知道，这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简单使用几近原始的“摩尔斯码”。要知道，当年上海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有被人举报的危险。要知道，躲在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里搞电台，一旦被查，殃及全家。

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特科电台所用密码的创编者是周恩来。这一密码保密性极高，素有“豪密”之称。

然而特科电台也有致命弱点，就是发射功率太低。

李延明是李强的儿子。李延明说他父亲“最先研发成功的那一台收发报机，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50瓦，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放弃，停止试验”。

涂胜华是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也说：“那时我父亲已经回到上海，跟李强一起搞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要是邻居们稍许有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那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个危险是天线，张沈川他们以竹竿替代。他们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他们也没声张。

由于环境险恶，经常熬夜，张沈川日益体衰，终至伤寒。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张沈川病弱的身子最终竟还遭到敌人的摧残。

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挂着“福利电器公司”招牌的无线电培训班，所有的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潮侥幸脱险。其实张沈川反应很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工钱，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气得法国巡捕飞起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漆工”当场踢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

第二天的《申报》登出了张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并带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说：“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图谋不轨，请速饬员往捕等情。袁局长据报，立即饬干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协拿。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获无线电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迅办。”

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等四人，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反动当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重见天日。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红色风语者们送出了“龙潭三杰”助苏区成功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钩沉

第一座特科电台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1929年秋是在沪西极司裴尔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密台。

我们所查到的是，上海五条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的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特科时代到底有没有无线电测向仪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均先后被侦破。电视连续剧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说：“无线电测向，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拍电视剧，说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口述

百色起义成功消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再转发到上海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之子）

我父亲李强，1905年生，江苏常熟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然后入党，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四·一二”后，我父亲从上海到了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那时的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汉口余积里12号一座三楼三底两厢房的房子里，跟后来的中央特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央军委特科的一些人，譬如我父亲，后来到了上海，都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

我父亲到上海，组织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上。后来周恩来就找我父亲商量，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说我父亲有这个条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有。我父亲就找蔡叔厚帮忙。蔡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就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收发报机搞成功了。

收发报机搞成功后，我父亲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打开来看。

我父亲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

我父亲确实从小做木工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我父亲是五卅运动之后去苏联学习的。他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在中共旅莫支部。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开“六大”，我父亲是旁听代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周恩来认识了。周恩来听我父亲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父亲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都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1928年11月，东方大学将我父亲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父亲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

我父亲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回到国内，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他们一起搞特科电台。我父亲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确很险。也怪我父亲太大意了，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

走进北京东交民巷，拐进一条僻静小路，我们在一个“居有竹”的小院屋内，看到墙上挂着同一个人不同年代的一排照片。

这个人，就是李强，当年中央特科的四科科长，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第一部红色电台。他儿子李延明写给我们的题字是：“勿忘来路，不忘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