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原名沈琬，出身于江苏省泰兴县城的一个封建世家，大伯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是个秀才。沈安娜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诵读古典诗文，练习书法。这些都成为她日后顺利打入国民党内部比较关键的因素。

1932年，沈安娜为支持二姐沈伊娜反抗包办婚姻，和她一起“出走”来到上海。二姐考进了务本女子中学，沈安娜则考入了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沈安娜怀着“做个独立新女性”的愿望，希望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然而，看不到中国前途的她内心非常苦闷。1934年春节，沈安娜姐妹俩因没有路费不能回老家过年，就去给恩师毛啸岑拜年。在毛家，沈安娜意外遇到了在南洋高商的校友和同学，比她高两届已毕业的舒曰信，比她高一届还在校读书的华明之。四人相见，交谈甚欢。沈家姐妹刚开始并不知道舒、华的真实身份，只觉得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学长。

几次在恩师家的聚会，彻底改变了沈家姐妹的命运，不仅使她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为她们的个人情感找到了归宿。姐姐沈伊娜与舒曰信来往密切，情投意合，不久结为伴侣。华明之的“舅舅”王学文让其好好启发沈安娜的革命思想，所以华明之和沈安娜也越走越近。

从1932年冬开始，姐妹俩因学费告罄而相继辍学。沈安娜为了能尽快自食其力，进入了只需半年即可毕业求职的邴勋速记学校。

此时，舒曰信和华明之已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王学文直接领导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二姐也在舒曰信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共情报机关的秘密工作，成为机要交通员。

就在沈安娜毕业前的一个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邴勋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因为沈安娜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校长决定派她和另外两个男生去应试。

这个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沈安娜却拒绝了，因为她在上海见到过国民党对许多革命青年的残酷镇压。舒曰信得知后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王学文。王学文听后高兴极了，拍着大腿说：“太好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们一定要动员沈琬去考，而且只许考好，不许考砸！只有她考进去了，才有可能做情报工作，拿到我们要的东西。”

在舒曰信等人的开导之下，沈安娜刚刚过完19岁生日便去杭州报到了。在实习期间，沈安娜继续苦练速记。一个月后，她以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毛笔字，在浙江省政府机关脱颖而出被正式录用，成为议事科唯一的一名女速记员。1935年1月，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中央特科”一员，走上革命道路。

速记高手 出色地战斗在隐秘战线

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机关工作，人生地不熟。为取信于敌，她除了勤奋肯干，埋头工作外，还与科长薛元燕搞好关系，取得信任：认薛夫人为干娘，租住她家的空房。听说薛的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无人辅导功课，她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前去辅导。薛元燕多次在省主席黄绍和秘书长朱家骅面前夸奖沈安娜。大小头目都很信任她。

1935年初的一天，沈安娜接到姐姐的暗语密信，她机灵地抽取一些尚未销毁的机密文件和高层会议速记，与衣服混装在一只小皮箱，坐火车回到上海。她一进门便神秘地说：“我给‘舅舅’带来了‘见面礼’。”王学文看到这些剿匪文件后，兴奋地说：“不错嘛！其中涉及‘剿共’的军事情报很重要，太好啦！”

起初，沈安娜为保密起见使用隐形药水的原始方法密写情报，以家信形式邮寄上海。但这种密写技术容易出问题，党组织马上指示，不能再用密写，改由华明之去杭州取，或由沈安娜亲自送往上海。最后决定由华明之利用星期天到杭州取情报，并对沈安娜进行指导、联络。两人的密切交往也是以恋人关系做掩护的。

1935年中秋节，经党组织批准，华明之和沈安娜结成生死与共的“神仙眷侣”。

不久，组织决定，华明之辞去国民党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公开职业，到杭州与沈安娜共同战斗。华明之在浙赣铁路局谋到一份职业，作为掩护，也为养家糊口。他们的情报质量也随之有了明显提高。沈安娜获得情报后，经过华明之的整理、浓缩，用很薄的纸，很细的钢笔，把一大张情报，缩小成一小块，及时将情报装进香烟盒或者火柴盒中传递出来，源源不断地送到上海。

聪慧能干 潜入敌人心脏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沈安娜、华明之与党以及所有亲人失去了联系。他们决定到武汉找组织。1938年春，沈安娜辗转到达武汉，在这里意外遇见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政治保证和引荐下，沈安娜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他们交代给沈安娜一项重要、紧迫的任务：打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继续收集情报。董必武对她说：“朱家骅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找他要求进中央党部工作，为党继续收集情报。”

见面的第二天，沈安娜去当时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求见朱家骅，请求安排工作，为党国效劳。朱家骅是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的上司，十分赏识沈安娜。由于机要速记必须是国民党员，朱家骅给沈安娜办理了证件，证件编号前注有“特”字，意思是“特别入党”，暗示来头大、后台硬，为沈安娜的谍报生涯增添了保护色。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国民党机关开始陆续撤往重庆。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跟着“国民参政会”的包船前往重庆。到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沈安娜，安排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

为使工作更加安全、缜密，沈安娜独创了一种速联符号，自信“天地知我知”。

她利用在国民党中央总部工作的机会，获取的情报不仅有数量而且有质量。1941年，沈安娜为了拿到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报告草案，虽然已怀孕8个月，仍坚持上班。由于草案不便带出，她便练就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强记本领，然后用速联符号记下来，顺利完成任务。

沈安娜原名沈琬，出身于江苏省泰兴县城的一个封建世家，大伯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是个秀才。沈安娜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诵读古典诗文，练习书法。这些都成为她日后顺利打入国民党内部比较关键的因素。

1932年，沈安娜为支持二姐沈伊娜反抗包办婚姻，和她一起“出走”来到上海。二姐考进了务本女子中学，沈安娜则考入了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沈安娜怀着“做个独立新女性”的愿望，希望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然而，看不到中国前途的她内心非常苦闷。1934年春节，沈安娜姐妹俩因没有路费不能回老家过年，就去给恩师毛啸岑拜年。在毛家，沈安娜意外遇到了在南洋高商的校友和同学，比她高两届已毕业的舒曰信，比她高一届还在校读书的华明之。四人相见，交谈甚欢。沈家姐妹刚开始并不知道舒、华的真实身份，只觉得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学长。

几次在恩师家的聚会，彻底改变了沈家姐妹的命运，不仅使她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为她们的个人情感找到了归宿。姐姐沈伊娜与舒曰信来往密切，情投意合，不久结为伴侣。华明之的“舅舅”王学文让其好好启发沈安娜的革命思想，所以华明之和沈安娜也越走越近。

从1932年冬开始，姐妹俩因学费告罄而相继辍学。沈安娜为了能尽快自食其力，进入了只需半年即可毕业求职的邴勋速记学校。

此时，舒曰信和华明之已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王学文直接领导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二姐也在舒曰信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共情报机关的秘密工作，成为机要交通员。

就在沈安娜毕业前的一个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邴勋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因为沈安娜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校长决定派她和另外两个男生去应试。

这个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沈安娜却拒绝了，因为她在上海见到过国民党对许多革命青年的残酷镇压。舒曰信得知后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王学文。王学文听后高兴极了，拍着大腿说：“太好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们一定要动员沈琬去考，而且只许考好，不许考砸！只有她考进去了，才有可能做情报工作，拿到我们要的东西。”

在舒曰信等人的开导之下，沈安娜刚刚过完19岁生日便去杭州报到了。在实习期间，沈安娜继续苦练速记。一个月后，她以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毛笔字，在浙江省政府机关脱颖而出被正式录用，成为议事科唯一的一名女速记员。1935年1月，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中央特科”一员，走上革命道路。

速记高手 出色地战斗在隐秘战线

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机关工作，人生地不熟。为取信于敌，她除了勤奋肯干，埋头工作外，还与科长薛元燕搞好关系，取得信任：认薛夫人为干娘，租住她家的空房。听说薛的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无人辅导功课，她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前去辅导。薛元燕多次在省主席黄绍和秘书长朱家骅面前夸奖沈安娜。大小头目都很信任她。

1935年初的一天，沈安娜接到姐姐的暗语密信，她机灵地抽取一些尚未销毁的机密文件和高层会议速记，与衣服混装在一只小皮箱，坐火车回到上海。她一进门便神秘地说：“我给‘舅舅’带来了‘见面礼’。”王学文看到这些剿匪文件后，兴奋地说：“不错嘛！其中涉及‘剿共’的军事情报很重要，太好啦！”

起初，沈安娜为保密起见使用隐形药水的原始方法密写情报，以家信形式邮寄上海。但这种密写技术容易出问题，党组织马上指示，不能再用密写，改由华明之去杭州取，或由沈安娜亲自送往上海。最后决定由华明之利用星期天到杭州取情报，并对沈安娜进行指导、联络。两人的密切交往也是以恋人关系做掩护的。

1935年中秋节，经党组织批准，华明之和沈安娜结成生死与共的“神仙眷侣”。

不久，组织决定，华明之辞去国民党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公开职业，到杭州与沈安娜共同战斗。华明之在浙赣铁路局谋到一份职业，作为掩护，也为养家糊口。他们的情报质量也随之有了明显提高。沈安娜获得情报后，经过华明之的整理、浓缩，用很薄的纸，很细的钢笔，把一大张情报，缩小成一小块，及时将情报装进香烟盒或者火柴盒中传递出来，源源不断地送到上海。

聪慧能干 潜入敌人心脏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沈安娜、华明之与党以及所有亲人失去了联系。他们决定到武汉找组织。1938年春，沈安娜辗转到达武汉，在这里意外遇见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政治保证和引荐下，沈安娜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他们交代给沈安娜一项重要、紧迫的任务：打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继续收集情报。董必武对她说：“朱家骅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找他要求进中央党部工作，为党继续收集情报。”

见面的第二天，沈安娜去当时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求见朱家骅，请求安排工作，为党国效劳。朱家骅是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的上司，十分赏识沈安娜。由于机要速记必须是国民党员，朱家骅给沈安娜办理了证件，证件编号前注有“特”字，意思是“特别入党”，暗示来头大、后台硬，为沈安娜的谍报生涯增添了保护色。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国民党机关开始陆续撤往重庆。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跟着“国民参政会”的包船前往重庆。到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沈安娜，安排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

为使工作更加安全、缜密，沈安娜独创了一种速联符号，自信“天地知我知”。

她利用在国民党中央总部工作的机会，获取的情报不仅有数量而且有质量。1941年，沈安娜为了拿到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报告草案，虽然已怀孕8个月，仍坚持上班。由于草案不便带出，她便练就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强记本领，然后用速联符号记下来，顺利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