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了,死了,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鲁迅去世时仅56岁,而他的二弟周作人活了82岁,三弟周建人活了96岁,鲁迅的母亲亦享年86岁,相比之下,鲁迅堪称短寿。
在鲁迅日记中,常有生病、吃药内容,最多是1936年,267天中,121天涉病,其次是1932年,366天日记中108天涉病。自1930年后,鲁迅日记中每年涉病日期基本不低于60天,而1920年至1924年间,每年涉病日期亦基本在40天以上(1922年除外,因该年日记失落,仅存47天)。可见鲁迅身体一直不太好。
对于鲁迅早逝,其亲友均深感意外。当时中日即将爆发全面战争,而鲁迅最后一任主治医又是日本人须藤五百三,故“鲁迅被日本医生暗杀”一说不胫而走。1949年后,周建人、周海婴(鲁迅的独子)均曾撰文提出疑点。
1984年2月22日,上海市组织“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经医学专家认定,鲁迅死于气胸(指气体进入胸膜腔,造成积气状态,属肺科急症之一,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及时处理可治愈),而非以往认定的肺结核,而须藤医生在《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中,已明确说“谅已引起所谓‘气胸’”。
可见,须藤断症准确,但他采取的治疗方法却匪夷所思,进一步加深了暗杀的嫌疑。
临去世前还在吸烟
据须藤后来所写《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披露,鲁迅七八岁起牙就不好,因龋齿夜难成寐,二十二三岁时“大半牙齿便已缺损”,“食量不及常人一半,而且生来不知饥饿和美味”,故“筋肉薄弱……净体重从未超过40公斤”。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也有“牙龈肿胀,三天三夜饮食未进”的原因。
留日期间,鲁迅养成吸烟的恶习。据鲁迅晚年医档记载,他“吸烟史33年,每天约50支,55岁减至每天15支”。
鲁迅多次想戒烟,1925年9月30日,鲁迅在写给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止吸烟、禁止喝酒,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可到11月,鲁迅又写信告诉徐钦文:“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
鲁迅和许广平谈恋爱期间曾有戒烟打算,却未成功,他懊恼地写道:“我于这一事自制力竟会如薄弱,总是戒不掉。”
鲁迅曾想让许广平管住他,但许也吸烟。二人婚后交流不多,每晚许广平临睡前,鲁迅会陪她,并问:“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聊些家常后,鲁迅会再问:“我再抽一支好吗?”而此时许已睡着了。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曾写道:“他(指鲁迅)嘲笑戏谑的时候,诙谐百出,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
林语堂与女儿林太乙
鲁迅49岁时已“牙齿全脱”,后因肺病日渐严重,在医生苦劝下,鲁迅减少吸烟,可1936年10月18日(即去世前一天),内山完造却看到鲁迅“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我们要他停止吸烟,他终于把吸剩的丢了”。
鲁迅并不“亲日”
鲁迅曾在日本学医,日记中常用外文记录西药名,几无拼写错误。
鲁迅接触过的日医有池田由友、山本忠孝、久米治彦、顿宫宽、吉田笃二、高桥淳三、高山章三、古屋次郎、增田忠达、坪井芳治、樋口良平、冈本繁、滨之上信隆、秋天康世、菅又吉、今村九一郎、妹尾唯治、松井胜冬、奥田爱三、田岛护士等。
有人讥讽鲁迅“亲日”,说他“有病总去日本医院”,其实鲁迅也是不得已。当时专业西医中,日医价格最廉,鲁迅曾写信向友人推荐须藤五百三,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
鲁迅晚年得子,周海婴幼儿时体弱,以1929年6月为例,鲁迅“同广平携海婴到篠崎医院”10次,平均三天一次,还不算医生上门诊治。同年9月,鲁迅在信中抱怨说:“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
就诊于日医,既无语言障碍,且省花销,但鲁迅与日本文人交往多有不快。
1935年6月,日本名作家长与善郎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会面,鲁迅开玩笑说看到商店里陈列的棺材就想爬进去,没想到长与回国后撰文称鲁迅心理“凶险、阴暗”,鲁迅极为不满。
1935年10月,内山完造又介绍日本著名艺术史家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见面,野口说:“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鲁迅不同意,野口回国后也撰文歪曲鲁迅,鲁迅生气地写道:“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
1936年5月,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笃拜见鲁迅,据武者记载,鲁迅“话不多,很和气”。可见鲁迅在刻意回避。
《呐喊》是一本短篇小说的结集,作者是鲁迅
须藤是个什么人
至于须藤五百三,其父是杂货商或和服商,须藤的几位堂兄弟曾在上海经商。1893年,须藤考入日本第三高等医学校,4年后毕业,不久加入日本陆军,曾在朝鲜驻扎,1918年退役,时军阶已相当于中校。
1918年,可能是因其堂兄在上海经商成功,须藤也到上海来开医院,须藤爱看书,有时一个月会从内山书店购入七八百日元的书。
鲁迅结识须藤,可能是内山完造介绍的,须藤与内山出生地很近,同属冈山县,距离仅有30公里,但二人关系似乎不甚密切,内山完造的弟媳内山松藻便不去须藤医院看病。
须藤医院与鲁迅住处仅隔2。4公里,往来方便。
须藤五百三曾给周海婴治病,据他称,海婴4岁起常“支气管喘息”,“(鲁迅)先生也很苦闷,回答说自己也闹不明白用怎样的方法好”,在须藤治疗下,海婴恢复了健康。所以自1932年起,鲁迅专用须藤,鲁迅去世前的3年间,鲁迅请须藤看病达150次以上。
1932年,有人指出须藤是日本“乌龙会”副会长,该会由退役军人组成,有侵华倾向。周建人曾建议鲁迅换个医生,鲁迅说:“大概不要紧吧。”
鲁迅视须藤为学长,二人一直聊得很投机。冯雪峰曾说,鲁迅非常精明,对与生命相关的事会反复考虑。从结果看,鲁迅选择了“用人不疑”。
D医生突然闯了进来
1936年3月2日,鲁迅突然病倒,须藤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鲁迅极感惊讶,他此前从未发过此病,怎么会50多岁才得?
鲁迅卧床一个多月,惊动了宋庆龄,在宋授意下,1936年5月,鲁迅的好友、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不经鲁迅同意,直接带“D医生”登门给鲁迅看病。
“D医生”是美国人,名托马斯·邓恩,是呼吸系统专业医生,茅盾充任翻译,邓恩表示鲁迅情况很严重,恐怕一年都坚持不了,史沫特莱潸然泪下。邓恩表示,鲁迅肋膜里有积水,需马上抽掉(须藤不以为然,延后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给鲁迅抽了肋膜积水,鲁迅病情迅速好转)。
邓恩表示,如调理好,鲁迅至少还能活10年,他建议鲁迅去日本休养一段时间。鲁迅曾认真考虑过此意见,他说:“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病)就会好得多。”冯雪峰登门时,见鲁迅桌上放着日本旅游手册。
恰在此时,鲁迅昔日学生李秉中登门拜访,李后来从军,毕业于黄埔军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来劝鲁迅出国,表示这样就可以取消当年对鲁迅的“通缉令”,鲁迅不肯承认所谓的“通缉令”,且担心出国后谣言横行,最终取消了疗养计划。
茅盾曾问邓恩是否需要给鲁迅拍个X光片,邓恩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鲁迅后去日本医院拍了X光片,结果和邓恩的诊断完全一样。
鲁迅对邓恩的医术大加赞扬,可生了病,仍然只找须藤,因鲁迅不懂英语,此外顾及须藤的感受。
最后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再度气喘,忙请内山完造去找须藤,须藤仍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打了一针后,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便回家了,第二天凌晨,鲁迅与世长辞。
鲁迅之死
从鲁迅的X光片判断,鲁迅病因是肺泡破裂引发气胸,可能3月时便破裂过一次,造成气喘,好在当时破裂的肺泡不大,经调养得以康复,可X光片表明,在鲁迅左肺中有一个更大的肺泡,正是该肺泡破裂,其中空气压迫肺和心脏,将鲁迅先生活活憋死。
面对这一情况,只需及时抽出肋间积液即可,用周海婴的话说,“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须藤曾是军医,当时日本军队流行肺结核,须藤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离奇的是,应鲁迅治丧委员会之请,须藤后来补写了一部分鲁迅病情,这时他才称他早就判断出“气胸”,此外,还将为鲁迅抽肋间积液的时间提前,似乎是未经邓恩诊疗,他已经这么做了。
不应忽略两个因素:首先,须藤毕业后无长期专业培训的经历;其次,须藤所学是德国诊疗体系,重视整体判断,在重视专科的美英医生看来,可能专业度不够。
对于鲁迅之死,日方学者多认为须藤无责任,而中方学者多认为须藤严重误诊,不排除有暗杀鲁迅的想法。
鲁迅之死未给须藤带来直接利益,但日据时期,须藤医院生意不错,1939年时每日患者数达140到170人,须藤午前看病,午后2点出诊,5点左右回来,晚饭后还要看病。
战争结束后,须藤回家乡执业,去世前一年,乡里开“须藤老医盛赞会”对他表达谢意,1959年,须藤死于胃癌,终年83岁。
一个死者,如果活在生者的心中,那便是永恒。
虽有疑点,可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能证明须藤暗害过鲁迅,对于当事人的说法,不宜尽信。
历史从来如此,许多事没有答案,只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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