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喝醉了酒，信口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忍不住训他：“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斯年惊得酒都醒了。

傅斯年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傅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后留学英国德国，学习科学以及比较语言学。回国后，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

2、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毛基于所谓的“北大情意结”，他单独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当毛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伟大贡献时，傅斯年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褚与傅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的，意为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罗家伦暗地曾告诉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即是不要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

3、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坚决不聘。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发给路费，不走可以，但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就是伪教授。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

傅斯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归国后，陈为国内史学界巨擘，进入清华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而傅斯年先后出任国内诸多大学校长，更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但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一世友谊，最后却因时势隔绝两岸。

4、傅自己承认“有一件好事，即北大并无太大之损失……尤其好者，是伪文学院添了好些书。”,对自己的老师周作人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极力清算。

当初在南京作为汉奸被收审的周作人，记者中只有龚选舞，以及中央社的沈宗琳采访过他。三十年后，澳洲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人，找到龚想要请教他“周作人是否真的飘逸，优雅”。龚只好答复说，在南京首都法院，所见那位身着夏布长衫的周作人，剃掉日式胡子，的确有几分书卷气。他在庭上答辩，风度强过周佛海的轻狂，丁默村的猥琐。但淡雅飘逸四字，似乎只能到他的早期散文寻就。

5、傅斯年一生以清流自居，护爱学术。为史语所，北大，台大建设操心劳力，深得人心怀念。在1950年在台回复省议会质询时脑溢血死于任上。曾经高呼“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持他们。” 追悼会上于右任，陈诚，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钱穆 和台大所有学生同往吊唁。

台湾大学举办“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傅斯年校长逝世六十周年纪念特展”。邀请来民国38年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第一年入学的多位校友，追忆往事。老校友在翻印放大的校刊里，阅读《傅斯年校長致諸同學第一封信》。

6、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台湾大学校史馆说：尽管傅校长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安葬他骨灰的校内植物园被命名为“傅园”。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参议会上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云云。而傅答对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录取时已有降分照顾等。而傅斯年突然激动，说“不应废止奖学金，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7、傅斯年充满爱心，乐善好施。迁台之后，傅斯年连夜赶稿。妻子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想等钱到手后，请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

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8、傅斯年穿着单薄的西服，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议员傅国基关于台湾大学的有关问题。结束后倒在地上猝然而逝。当师生亲友前来悼念时，俞大彩含泪向他们说了这件事：“那晚他熬夜，若不是他说要换稿费买棉裤，我也不会任他辛劳。”董作宾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塞到俞大彩手中：“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一个学生站起来，也拿出一沓钱说：“不，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傅斯年资助了这位学生一笔学费，学生不肯收，傅斯年说：“这是我刚收到的稿费，还不知道怎么花呢。”

9、傅斯年为自己儿子取名“仁轨”，而不用“乐”字排行，借此怀念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唐代大将刘仁轨，并表达自己的抗日心志。而傅身后萧条，未能给妻儿留下积蓄和照管。据说傅的儿子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因为傅斯年去世既早，因此乏人管教，书也没有读好，荒芜一生。他的母亲俞大彩后悔之极。 但《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曾收到一封傅仁轨先生从美国寄来的信 ，全文不足百字，“尊敬的岱峻先生，我幸运的读到《发现李庄》，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好时光，愿好运赐给你。” 信是用英语写的，只有签名是中文“傅仁轨”，且歪歪扭扭。

史语所搬迁文献资料的大小箱子共计600多个，包括了20多万册珍贵图书、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古人类头盖骨、骨骼，明清皇室档案、古籍善本以及诸多保存着重要文献图纸等。这批箱子全部运到了李庄，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6月安全回到了南京。而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0、李庄是四川南溪的一个小村镇，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学府、研究机构曾经内迁于此，因日寇侵华导致的中国知识界南迁，李庄一度成为中国学术史坐标。傅斯年曾经为史语所存续耗尽心血。他的儿子还能记住在那的幼年时光，但是已不能再写出一段优美的中文了。

抗战期间，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一批学校和学术机构为避日军轰炸，遍寻校址无着。引起当时国/民党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南骇注意，他与李庄士绅商议，最后即发了一纸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这一纸电文，让学界名流感受到李庄热情，让这个江边小镇与文化结缘。 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等十多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辗转迁驻李庄，前后迁入总人数达1.1万之众，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云集李庄。

1、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喝醉了酒，信口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忍不住训他：“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斯年惊得酒都醒了。

傅斯年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傅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后留学英国德国，学习科学以及比较语言学。回国后，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

2、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毛基于所谓的“北大情意结”，他单独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当毛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伟大贡献时，傅斯年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褚与傅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的，意为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罗家伦暗地曾告诉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即是不要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

3、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坚决不聘。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发给路费，不走可以，但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就是伪教授。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

傅斯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归国后，陈为国内史学界巨擘，进入清华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而傅斯年先后出任国内诸多大学校长，更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但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一世友谊，最后却因时势隔绝两岸。

4、傅自己承认“有一件好事，即北大并无太大之损失……尤其好者，是伪文学院添了好些书。”,对自己的老师周作人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极力清算。

当初在南京作为汉奸被收审的周作人，记者中只有龚选舞，以及中央社的沈宗琳采访过他。三十年后，澳洲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人，找到龚想要请教他“周作人是否真的飘逸，优雅”。龚只好答复说，在南京首都法院，所见那位身着夏布长衫的周作人，剃掉日式胡子，的确有几分书卷气。他在庭上答辩，风度强过周佛海的轻狂，丁默村的猥琐。但淡雅飘逸四字，似乎只能到他的早期散文寻就。

5、傅斯年一生以清流自居，护爱学术。为史语所，北大，台大建设操心劳力，深得人心怀念。在1950年在台回复省议会质询时脑溢血死于任上。曾经高呼“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持他们。” 追悼会上于右任，陈诚，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钱穆 和台大所有学生同往吊唁。

台湾大学举办“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傅斯年校长逝世六十周年纪念特展”。邀请来民国38年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第一年入学的多位校友，追忆往事。老校友在翻印放大的校刊里，阅读《傅斯年校長致諸同學第一封信》。

6、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台湾大学校史馆说：尽管傅校长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安葬他骨灰的校内植物园被命名为“傅园”。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参议会上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云云。而傅答对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录取时已有降分照顾等。而傅斯年突然激动，说“不应废止奖学金，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7、傅斯年充满爱心，乐善好施。迁台之后，傅斯年连夜赶稿。妻子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想等钱到手后，请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

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8、傅斯年穿着单薄的西服，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议员傅国基关于台湾大学的有关问题。结束后倒在地上猝然而逝。当师生亲友前来悼念时，俞大彩含泪向他们说了这件事：“那晚他熬夜，若不是他说要换稿费买棉裤，我也不会任他辛劳。”董作宾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塞到俞大彩手中：“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一个学生站起来，也拿出一沓钱说：“不，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傅斯年资助了这位学生一笔学费，学生不肯收，傅斯年说：“这是我刚收到的稿费，还不知道怎么花呢。”

9、傅斯年为自己儿子取名“仁轨”，而不用“乐”字排行，借此怀念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唐代大将刘仁轨，并表达自己的抗日心志。而傅身后萧条，未能给妻儿留下积蓄和照管。据说傅的儿子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因为傅斯年去世既早，因此乏人管教，书也没有读好，荒芜一生。他的母亲俞大彩后悔之极。 但《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曾收到一封傅仁轨先生从美国寄来的信 ，全文不足百字，“尊敬的岱峻先生，我幸运的读到《发现李庄》，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好时光，愿好运赐给你。” 信是用英语写的，只有签名是中文“傅仁轨”，且歪歪扭扭。

史语所搬迁文献资料的大小箱子共计600多个，包括了20多万册珍贵图书、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古人类头盖骨、骨骼，明清皇室档案、古籍善本以及诸多保存着重要文献图纸等。这批箱子全部运到了李庄，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6月安全回到了南京。而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0、李庄是四川南溪的一个小村镇，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学府、研究机构曾经内迁于此，因日寇侵华导致的中国知识界南迁，李庄一度成为中国学术史坐标。傅斯年曾经为史语所存续耗尽心血。他的儿子还能记住在那的幼年时光，但是已不能再写出一段优美的中文了。

抗战期间，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一批学校和学术机构为避日军轰炸，遍寻校址无着。引起当时国/民党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南骇注意，他与李庄士绅商议，最后即发了一纸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这一纸电文，让学界名流感受到李庄热情，让这个江边小镇与文化结缘。 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等十多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辗转迁驻李庄，前后迁入总人数达1.1万之众，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云集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