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武门》剧照，陈真踢碎写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木牌

对于上海外滩公园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中国人大都耳熟能详，视之为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铁证。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即有人质疑木牌的存在。1994年，上海学者薛理勇在《世纪》杂志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文中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是“编造一个史实去哗众取宠”。薛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在全国大小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判文章。《世纪》杂志转载了批驳薛文的文章，还被迫做了检讨，称薛文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指出该文存在严重的错误”“本刊未对史实严格核对即予发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此为契机，海内外学界针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大致还原了故事原貌。
1900年前，华人向租界争取入园权利，尚未有“华人与狗”之说

上海外滩公园建于1868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公园，占地约30亩，环境优雅。起初，公园并没有明文禁止华人入内，只是由工部局（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指示巡捕，允许衣冠整洁的所谓“上等华人”进入，从事体力劳动的“下等华人”则要挡在门外。其间，也有华人向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影响不大。

1884年，工部局对游园者做出6条规定，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工部局称，其禁止华人入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不希望华人大量涌入，影响外侨游玩；第二，华人在公园中有很多不守公德的表现，如随地吐痰、折花驱鸟，到处大小便，破坏景观，提升管理成本。
1917年的公园管理条例1917年的公园管理条例

这一禁令，激怒了租界中的华人富商。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房地产商谭同兴等致信工部局，称公园维护费用来自于租界税收，租界内中国居民作为纳税人，理应拥有自由出入的权利，并说：“我们的邻居日本人和朝鲜人（高丽人）都能自由地出入公共娱乐场所，而我们中国人则由于服装的关系，竟引出意外的麻烦，被阻止在花园门外”①，实在太不公平。

出人意料的是，对这些“上等华人”的要求，工部局董事会“一致认为，信中提出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1883年前后，工部局拿出一个折中方案，“任何受尊敬的华人都可以从公园委员会要到一张门票，让他们自己和他的朋友们进入公园”。1889年，由于唐茂枝等再次抗议，工部局同意给华人发放“游园券”，时效为一星期。②不过，这个制度仅实行了一年，即发生了问题。一是公园里中国人数量激增，外国人产生 了许多抱怨；二是有些中国人“在游园券上捣鬼，如更改日期，过期的入场券再使用”，被人指摘。此后，工部局再度加强了对华人的限制。

从以上事实来看，出于现实原因，工部局对华人进入外滩公园确实有所限制。同时工部局在处理华人的抗议时，也尚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解决华人的入园要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尚未在抗议声中出现；提出抗议的华人更关注的是：日本人和朝鲜人都能自由出入公园，华人为何反而不能？



1949年之前，自称见过“华人与狗”牌子者的回忆，差异还比较大

中华民国成立后，租界华人地位上升。工部局的6点游园规定，在措辞上也随之有所变化，1913年改为“这些公园仅供外国人使用”“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7年又改为“这些公园供外国人使用”“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③直至1928年，始同意向所有华人开放公园。此一时期，工部局从未将“华人”与“狗”并列，并有意避免再提及华人。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却也恰恰产生、流行于此时。

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的实物或照片，中国学者熊月之、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等倾向于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综合自工部局1884年颁布的游园规定。1917年到《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的鲍惠尔也回忆，“那时，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到这个公园来的注意事项和若干规定……有一条是禁止携带家犬入内……下面一项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专做学生运动的煽动家很巧妙地，很有效地把它说成：‘狗与中国不许入内’。”④同将华人与狗分列的规定相比，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给人的冲击力无疑要大得多。但是，这种“综合”显然有违事实。

虽无实物，但长期以来，不少人回忆，自己见过外滩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这些回忆材料也成为学者们反驳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的主要依据。不过，学者吴恒在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些说法全部出现于1900年以后，并以1949年为分期，前后呈不同特点。简单来说，出现于1949年前的资料，相关文字差异较大（见图1）。⑤

以上这些说法中，首先，孙中山、蔡和森等只是道听途说，将之作为宣传政治观点的一种佐证，恐怕并未深究这块牌子是否真的存在。其次，他们在相关文章中，有的用“犬”，有的用“狗”；有的把“华人”放在狗前前，有的把“华人”放在狗后面；杨昌济更是将“华人”和“狗”分为两句，显然是来自工部局颁布的6条游园规定。第三，姚公鹤的说法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说木牌不在外滩公园，而在跑马场门外，外滩公园的传说很可能是将跑马场的木牌张冠李戴了。

1949年后，自称见过牌子的亲历者们的回忆，在说法上比较统一

1949年后，政治话语体系大变，外滩公园的木牌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先是方志敏及其《可爱的中国》一文广为流传，让“华人与狗不准进园”渐为大众所知。同时，新建立的“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制作了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展出，引起轰动效应。⑥不少当红的政治人物，如陆定一、陶铸等，在讲话或文章中，也都出现了“华人与狗不得（准）入内”的说法。

1964年，毛泽东对《东方红》的指示，最为关键。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时，毛泽东亲往观看，指示在剧中加入“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⑦也有亲历者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指示提到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⑧

从现存视频看，《东方红》一剧当时使用的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不准”被更为上口的“不得”逐渐代替，也许同改革开放后，电影《精武门》的流行有关。电影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一脚踢碎了写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于是，1949年后，众人留下的回忆较为一致，大都声称在上海曾见过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字样的木牌（见图2）。⑨
图2：1949年后，亲历者们的回忆高度一致图2：1949年后，亲历者们的回忆高度一致

这些人的回忆中，金秉英、陈岱孙说在1918年，陈孟熙说自己和陈毅在1919年，姜豪说在1921年，看到了将华人与狗并称的木牌。但是，如上文所说，工部局1917年更改的游园规定中，已经不再提及华人。

综上，在上海租界内，外侨对华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将“华人与狗”并列，则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演变。略言之，这种说法，乃是史实与传闻“层层叠加”的结果。在这种“层层叠加”下，中国人在近代遭受列强歧视的集体记忆，逐渐渗透到了个体记忆之中，并对个体记忆作了“修订”。


注释：

①熊月之：《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33页；②③吴恒：《“华人与狗”与“‘华人’与‘狗’”——以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为中心重新检视近代上海租界公园歧视华人的史实与传闻》，《近代史学刊》第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④苏智良、赵胜：《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较量——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文字资料的历史解读》，《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⑤⑨表格参考自吴恒《“华人与狗”与“‘华人’与‘狗’”》、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来龙去脉》及《上海园林志》附录《有关不准中国人进入租界公园的资料辑录》等；⑥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世纪》1994年第2期；⑦杨永生编：《世界艺术风采（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⑧默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台前幕后》，《文汇报》2009年9月7日。

《精武门》剧照，陈真踢碎写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木牌

对于上海外滩公园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中国人大都耳熟能详，视之为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铁证。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即有人质疑木牌的存在。1994年，上海学者薛理勇在《世纪》杂志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文中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是“编造一个史实去哗众取宠”。薛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在全国大小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判文章。《世纪》杂志转载了批驳薛文的文章，还被迫做了检讨，称薛文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指出该文存在严重的错误”“本刊未对史实严格核对即予发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此为契机，海内外学界针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大致还原了故事原貌。
1900年前，华人向租界争取入园权利，尚未有“华人与狗”之说

上海外滩公园建于1868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公园，占地约30亩，环境优雅。起初，公园并没有明文禁止华人入内，只是由工部局（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指示巡捕，允许衣冠整洁的所谓“上等华人”进入，从事体力劳动的“下等华人”则要挡在门外。其间，也有华人向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影响不大。

1884年，工部局对游园者做出6条规定，其中第1条“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工部局称，其禁止华人入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不希望华人大量涌入，影响外侨游玩；第二，华人在公园中有很多不守公德的表现，如随地吐痰、折花驱鸟，到处大小便，破坏景观，提升管理成本。
1917年的公园管理条例1917年的公园管理条例

这一禁令，激怒了租界中的华人富商。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房地产商谭同兴等致信工部局，称公园维护费用来自于租界税收，租界内中国居民作为纳税人，理应拥有自由出入的权利，并说：“我们的邻居日本人和朝鲜人（高丽人）都能自由地出入公共娱乐场所，而我们中国人则由于服装的关系，竟引出意外的麻烦，被阻止在花园门外”①，实在太不公平。

出人意料的是，对这些“上等华人”的要求，工部局董事会“一致认为，信中提出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1883年前后，工部局拿出一个折中方案，“任何受尊敬的华人都可以从公园委员会要到一张门票，让他们自己和他的朋友们进入公园”。1889年，由于唐茂枝等再次抗议，工部局同意给华人发放“游园券”，时效为一星期。②不过，这个制度仅实行了一年，即发生了问题。一是公园里中国人数量激增，外国人产生 了许多抱怨；二是有些中国人“在游园券上捣鬼，如更改日期，过期的入场券再使用”，被人指摘。此后，工部局再度加强了对华人的限制。

从以上事实来看，出于现实原因，工部局对华人进入外滩公园确实有所限制。同时工部局在处理华人的抗议时，也尚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解决华人的入园要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尚未在抗议声中出现；提出抗议的华人更关注的是：日本人和朝鲜人都能自由出入公园，华人为何反而不能？



1949年之前，自称见过“华人与狗”牌子者的回忆，差异还比较大

中华民国成立后，租界华人地位上升。工部局的6点游园规定，在措辞上也随之有所变化，1913年改为“这些公园仅供外国人使用”“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7年又改为“这些公园供外国人使用”“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③直至1928年，始同意向所有华人开放公园。此一时期，工部局从未将“华人”与“狗”并列，并有意避免再提及华人。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却也恰恰产生、流行于此时。

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的实物或照片，中国学者熊月之、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等倾向于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综合自工部局1884年颁布的游园规定。1917年到《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的鲍惠尔也回忆，“那时，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到这个公园来的注意事项和若干规定……有一条是禁止携带家犬入内……下面一项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专做学生运动的煽动家很巧妙地，很有效地把它说成：‘狗与中国不许入内’。”④同将华人与狗分列的规定相比，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给人的冲击力无疑要大得多。但是，这种“综合”显然有违事实。

虽无实物，但长期以来，不少人回忆，自己见过外滩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这些回忆材料也成为学者们反驳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的主要依据。不过，学者吴恒在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些说法全部出现于1900年以后，并以1949年为分期，前后呈不同特点。简单来说，出现于1949年前的资料，相关文字差异较大（见图1）。⑤

以上这些说法中，首先，孙中山、蔡和森等只是道听途说，将之作为宣传政治观点的一种佐证，恐怕并未深究这块牌子是否真的存在。其次，他们在相关文章中，有的用“犬”，有的用“狗”；有的把“华人”放在狗前前，有的把“华人”放在狗后面；杨昌济更是将“华人”和“狗”分为两句，显然是来自工部局颁布的6条游园规定。第三，姚公鹤的说法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说木牌不在外滩公园，而在跑马场门外，外滩公园的传说很可能是将跑马场的木牌张冠李戴了。

1949年后，自称见过牌子的亲历者们的回忆，在说法上比较统一

1949年后，政治话语体系大变，外滩公园的木牌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先是方志敏及其《可爱的中国》一文广为流传，让“华人与狗不准进园”渐为大众所知。同时，新建立的“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制作了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展出，引起轰动效应。⑥不少当红的政治人物，如陆定一、陶铸等，在讲话或文章中，也都出现了“华人与狗不得（准）入内”的说法。

1964年，毛泽东对《东方红》的指示，最为关键。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时，毛泽东亲往观看，指示在剧中加入“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⑦也有亲历者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指示提到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⑧

从现存视频看，《东方红》一剧当时使用的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不准”被更为上口的“不得”逐渐代替，也许同改革开放后，电影《精武门》的流行有关。电影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一脚踢碎了写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于是，1949年后，众人留下的回忆较为一致，大都声称在上海曾见过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字样的木牌（见图2）。⑨
图2：1949年后，亲历者们的回忆高度一致图2：1949年后，亲历者们的回忆高度一致

这些人的回忆中，金秉英、陈岱孙说在1918年，陈孟熙说自己和陈毅在1919年，姜豪说在1921年，看到了将华人与狗并称的木牌。但是，如上文所说，工部局1917年更改的游园规定中，已经不再提及华人。

综上，在上海租界内，外侨对华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将“华人与狗”并列，则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演变。略言之，这种说法，乃是史实与传闻“层层叠加”的结果。在这种“层层叠加”下，中国人在近代遭受列强歧视的集体记忆，逐渐渗透到了个体记忆之中，并对个体记忆作了“修订”。


注释：

①熊月之：《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33页；②③吴恒：《“华人与狗”与“‘华人’与‘狗’”——以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为中心重新检视近代上海租界公园歧视华人的史实与传闻》，《近代史学刊》第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④苏智良、赵胜：《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较量——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文字资料的历史解读》，《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⑤⑨表格参考自吴恒《“华人与狗”与“‘华人’与‘狗’”》、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来龙去脉》及《上海园林志》附录《有关不准中国人进入租界公园的资料辑录》等；⑥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世纪》1994年第2期；⑦杨永生编：《世界艺术风采（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⑧默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台前幕后》，《文汇报》2009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