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国会，议员们不顾舆论痛骂，给自己定出了5万之高的月薪

1913年7月，因宋教仁之死，孙中山在南方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吊诡的是，孙身为国民党领袖，却号召不了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据时人统计，国会之中，选择南下的国民党参议员仅30余人，众议员则不足40人①——作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当时在参议院拥有123个席位（共274席），在众议院拥有269个席位（共596席），占绝对优势。换句话说，只有不足18%的国民党国会议员，选择南下追随孙中山。

为什么孙中山如此“不得人心”？有些学者认为，主要是“二次革命”本身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脱离了民主、法治的范畴，属于武力作乱，所以不但全社会反对孙，连国民党内部也不再支持他。不过，这种说法很可疑。最真实的原因，或许藏在议员们的薪金之中。

民国第一届国会，共选出议员862人。自1913年5月起，至同年9月10日，经过四个月漫长的会议讨论，参众两院终以多数选票通过，定出了自己的薪金标准：议员年薪（“岁费”）5000元；议长另有年交际费5000元，副议长年交际费3000元。②

这个薪金水平，是什么概念呢？可以与当时的物价略作对比：1911年-1920年间，北京的大米约为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1.1角钱，白糖每斤5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分钱。到1920年代，物价略涨，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月租金约为20元左右；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所请女佣，全包食宿外工资只需3元。③若以猪肉购买力为换算标准，则议员们当年为自己制定的工资标准，放到今天应在月薪5万元人民币以上，接近6万。

自己为自己制定了这样高的薪俸，也就难怪当年民间舆论对国会议员骂声载道。《大公报》骂他们“不要脸而但要钱”、“堂堂国会议员竟无一个非卖品”，《申报》也骂“所谓议员者良心丧尽矣！”可以说，参众两院花了整整四个月来“开会表决”自己的薪俸标准；媒体也就整整骂了四个月。即便如此，议员们最终还是坚决不作退让。不但不退让，还一度在骂声中又增入了出席费和交际费的名目，出席费虽因舆论汹汹而最终取消，但正、副议长的交际费却保留了下来。④大多数议员如此在乎自己的高薪俸，自然不可能追随孙中山去干亏本的“二次革命”。

议员们为什么不要脸，不怕骂？简略说来，至少有三大原因。第一，许多议员对“民意代表”的身份认知甚浅，仍有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处处以“最高机关”成员自居，在薪俸上处处与高级行政文官攀比。主张将年俸提升至6000元的议员汤漪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吾议员受国民之委托，责任如何之重大，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且行政官月费动辄八百元，至少二百余元，我议员在最高机关，何能大相悬殊。”针对舆论指出的国家财政困难的现实，议员解树强的回应是：“财政困难乃一时之影响，万无终困之理。”媒体报道时，则在“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一句后面，用括号愤怒点评：“放屁！”。第二，不少议员在竞选时采取贿赂手段，自然也会希望用高薪俸来“补偿”前期投入。⑤第三，据张朋园统计，第一届国会议员当选时，平均年龄为36.45岁。其中30-39岁者人数最多，在参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71.49%，在众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58.55%。⑥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无疑正处于最需要钱的年龄段。

不过，议员们终究是白挨了舆论四个月的痛骂。9月份工资标准出台，11月份，议会即被袁世凯非法解散了（每人400元遣散费）。换句话说，议员们至多仅在10月份领了一次标准工资——9月份（包括9月份）之前，议员们每月按时领到的，是袁世凯临时发放的“月费银”300元。孙中山7月份发起“二次革命”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正拿着袁世凯的300元“月费银”，以多数票热烈通过了议员年俸6000元的提案，并将其交付给众议院讨论。⑦

民初议员跟着钱跑，孙中山无奈感叹：我们给150元，北京给400元

民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们为自己制定高薪俸，是一个影响极坏的事件，对中国近代议会政治的历史进程，有很大冲击。袁世凯后来非法解散国会，就以此为借口，指责议员们除自定高薪外，只会捣乱，一事无成。民间舆论也始终不能忘怀此事，1921年，学者、政论家丁文江仍不忘警告旧国会议员：“明目张胆，悍然不顾舆论的牟利，如厚定议员自己的岁费，我们做国民的，还没有忘记！”⑧

其中，最坏的影响是：此后，各方政治势力，无不以“岁费”为诱饵，来换取“国会”及依附于国会之上的“宪政合法性”的支持。如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后，不愿恢复第一届国会，不少议员遂南下投奔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另组“护法国会”；作为反制，段祺瑞拨款60万给议员们补发工资，要求议员亲自到京领取，结果导致“护法国会”远远无法达到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与苏联记者谈话时，也无奈承认“我们的资金不足”，所以在争取议员方面竞争不过北京政府，孙披露，“我们每个国会议员的工资不超过一百五十元，而在北京则可拿到四百元”。⑨

更让孙闹心的是，很多议员常常南北两头跑，吃两份钱。1923年，有393名议员跑到南边来领取资助经费，北洋政府宣布发“出席费”——每参加一次会议，可领取50-100元——后，又有226人陆续返京。当然，议员们也不喜欢“吃相”如此难看，所以曾建议北洋政府用“发放欠费”的名义发钱。但北洋当局也不是傻瓜，“发放欠费”则所有议员均可名正言顺领钱，是不能保证将议员们留在北京的，所以即便“吃相”被舆论一致唾弃，他们也坚持只发“出席费”。⑩1924年直奉大战后，民国国会彻底关闭，再未重开。“不得人心”的孙中山，也转而另寻近代化路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继承孙之遗志，改行“军政—训政—宪政”之路。中国近代议会政治，遂草草收尾。


民国国会会场（写实画作）

注释

①黄远庸，《政界之现状：说议会》，1913年8月8日。②李学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事实上，不止国会自订的薪俸甚高，各省议会所订薪俸，也同样极为优渥，如直隶省议会1913年规定，开会时每月100元，不开会时每月60元。而清末民初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不过12-15元而已。详见：赵艳玲，《清末民初的代议制 从顺直咨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115-120。③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P188-189。④⑤李学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另可参考：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韩系当日国会之议员。⑥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P95-96。⑦薛恒，《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⑧丁文江，《忠告旧国会议员》，《努力周刊》第9号，1922年7月2日。⑨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的谈话》，1921年4月，收录于《孙中山全集 第五卷》，1985，P528-529。⑩薛恒，《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

第一届国会，议员们不顾舆论痛骂，给自己定出了5万之高的月薪

1913年7月，因宋教仁之死，孙中山在南方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吊诡的是，孙身为国民党领袖，却号召不了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据时人统计，国会之中，选择南下的国民党参议员仅30余人，众议员则不足40人①——作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当时在参议院拥有123个席位（共274席），在众议院拥有269个席位（共596席），占绝对优势。换句话说，只有不足18%的国民党国会议员，选择南下追随孙中山。

为什么孙中山如此“不得人心”？有些学者认为，主要是“二次革命”本身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脱离了民主、法治的范畴，属于武力作乱，所以不但全社会反对孙，连国民党内部也不再支持他。不过，这种说法很可疑。最真实的原因，或许藏在议员们的薪金之中。

民国第一届国会，共选出议员862人。自1913年5月起，至同年9月10日，经过四个月漫长的会议讨论，参众两院终以多数选票通过，定出了自己的薪金标准：议员年薪（“岁费”）5000元；议长另有年交际费5000元，副议长年交际费3000元。②

这个薪金水平，是什么概念呢？可以与当时的物价略作对比：1911年-1920年间，北京的大米约为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1.1角钱，白糖每斤5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分钱。到1920年代，物价略涨，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月租金约为20元左右；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所请女佣，全包食宿外工资只需3元。③若以猪肉购买力为换算标准，则议员们当年为自己制定的工资标准，放到今天应在月薪5万元人民币以上，接近6万。

自己为自己制定了这样高的薪俸，也就难怪当年民间舆论对国会议员骂声载道。《大公报》骂他们“不要脸而但要钱”、“堂堂国会议员竟无一个非卖品”，《申报》也骂“所谓议员者良心丧尽矣！”可以说，参众两院花了整整四个月来“开会表决”自己的薪俸标准；媒体也就整整骂了四个月。即便如此，议员们最终还是坚决不作退让。不但不退让，还一度在骂声中又增入了出席费和交际费的名目，出席费虽因舆论汹汹而最终取消，但正、副议长的交际费却保留了下来。④大多数议员如此在乎自己的高薪俸，自然不可能追随孙中山去干亏本的“二次革命”。

议员们为什么不要脸，不怕骂？简略说来，至少有三大原因。第一，许多议员对“民意代表”的身份认知甚浅，仍有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处处以“最高机关”成员自居，在薪俸上处处与高级行政文官攀比。主张将年俸提升至6000元的议员汤漪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吾议员受国民之委托，责任如何之重大，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且行政官月费动辄八百元，至少二百余元，我议员在最高机关，何能大相悬殊。”针对舆论指出的国家财政困难的现实，议员解树强的回应是：“财政困难乃一时之影响，万无终困之理。”媒体报道时，则在“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一句后面，用括号愤怒点评：“放屁！”。第二，不少议员在竞选时采取贿赂手段，自然也会希望用高薪俸来“补偿”前期投入。⑤第三，据张朋园统计，第一届国会议员当选时，平均年龄为36.45岁。其中30-39岁者人数最多，在参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71.49%，在众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58.55%。⑥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无疑正处于最需要钱的年龄段。

不过，议员们终究是白挨了舆论四个月的痛骂。9月份工资标准出台，11月份，议会即被袁世凯非法解散了（每人400元遣散费）。换句话说，议员们至多仅在10月份领了一次标准工资——9月份（包括9月份）之前，议员们每月按时领到的，是袁世凯临时发放的“月费银”300元。孙中山7月份发起“二次革命”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正拿着袁世凯的300元“月费银”，以多数票热烈通过了议员年俸6000元的提案，并将其交付给众议院讨论。⑦

民初议员跟着钱跑，孙中山无奈感叹：我们给150元，北京给400元

民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们为自己制定高薪俸，是一个影响极坏的事件，对中国近代议会政治的历史进程，有很大冲击。袁世凯后来非法解散国会，就以此为借口，指责议员们除自定高薪外，只会捣乱，一事无成。民间舆论也始终不能忘怀此事，1921年，学者、政论家丁文江仍不忘警告旧国会议员：“明目张胆，悍然不顾舆论的牟利，如厚定议员自己的岁费，我们做国民的，还没有忘记！”⑧

其中，最坏的影响是：此后，各方政治势力，无不以“岁费”为诱饵，来换取“国会”及依附于国会之上的“宪政合法性”的支持。如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后，不愿恢复第一届国会，不少议员遂南下投奔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另组“护法国会”；作为反制，段祺瑞拨款60万给议员们补发工资，要求议员亲自到京领取，结果导致“护法国会”远远无法达到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与苏联记者谈话时，也无奈承认“我们的资金不足”，所以在争取议员方面竞争不过北京政府，孙披露，“我们每个国会议员的工资不超过一百五十元，而在北京则可拿到四百元”。⑨

更让孙闹心的是，很多议员常常南北两头跑，吃两份钱。1923年，有393名议员跑到南边来领取资助经费，北洋政府宣布发“出席费”——每参加一次会议，可领取50-100元——后，又有226人陆续返京。当然，议员们也不喜欢“吃相”如此难看，所以曾建议北洋政府用“发放欠费”的名义发钱。但北洋当局也不是傻瓜，“发放欠费”则所有议员均可名正言顺领钱，是不能保证将议员们留在北京的，所以即便“吃相”被舆论一致唾弃，他们也坚持只发“出席费”。⑩1924年直奉大战后，民国国会彻底关闭，再未重开。“不得人心”的孙中山，也转而另寻近代化路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继承孙之遗志，改行“军政—训政—宪政”之路。中国近代议会政治，遂草草收尾。


民国国会会场（写实画作）

注释

①黄远庸，《政界之现状：说议会》，1913年8月8日。②李学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事实上，不止国会自订的薪俸甚高，各省议会所订薪俸，也同样极为优渥，如直隶省议会1913年规定，开会时每月100元，不开会时每月60元。而清末民初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不过12-15元而已。详见：赵艳玲，《清末民初的代议制 从顺直咨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115-120。③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P188-189。④⑤李学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另可参考：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韩系当日国会之议员。⑥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P95-96。⑦薛恒，《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⑧丁文江，《忠告旧国会议员》，《努力周刊》第9号，1922年7月2日。⑨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的谈话》，1921年4月，收录于《孙中山全集 第五卷》，1985，P528-529。⑩薛恒，《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