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期间，蒋经国拟抛开国民党，依赖秘密组织反腐败反官僚

内战剧《北平无战事》热播，从不露面、只存在于电话中的“建丰同志”，俨然成了该剧主角——“建丰”，乃蒋经国之别名。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面临两重艰难任务：对外，欲从军事上击败中共；对内，欲从政治上刷新朽腐。“建丰同志”当日即致全力于后者。而其主要手段，乃是“秘密组织”。

蒋经国最初拟利用“三青团”的力量，以抗衡、肃清国民党的贪腐。“三青团”创建于抗战初期，名义上虽附属于国民党，但受蒋介石支持长期独立运作，以“反对党政腐化”为其政治诉求，如1941年团中央曾发文，号召全体团员向当局举报贪官污吏。①

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资产的“接收”变成“劫收”，贪腐之风更烈。其时，蒋经国已出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在其策动下，1946年9月，三青团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团员发起以“反贪污、反官僚”为核心内容的“三反运动”。②

此次“三反”，有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对内，要求“实施团员财产总登记”，全面清查团员个人资产。对外，则成立各种秘密组织，调查、揭发各地党政军贪腐，主要集中力量揭发“大员”。如在平津地区，曾秘密成立“燕廉”，直属蒋经国领导，“要把平津各地的大贪污案，……从速揭发几件”。③

但可惜的是，一者，三青团当日，已拥百万之众，内部组织已不单纯，财产登记阻力重重；二者，三青团距权力核心较远，在揭发“大员”贪污问题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如“燕廉”虽耳闻诸多关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贪腐事宜，但“掌握的情况又不具体”，无法举报。④

因种种派系斗争，1947年9月，三青团被彻底并入国民党。次年4月，蒋经国遂又秘密成立“中正学社”。据学社副书记方庆延回忆，蒋经国为该组织赋予的使命是：

“当前，国民党内部腐化，而共产党恶化，都不能成功，我们主张‘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也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完成这个伟大革命使命，就必须发展‘第三种势力’。”⑤

所谓“第三种势力”，即独立于国民党之外的秘密团体。最核心的组织是“中正学社”，参与者仅21人，全部由蒋经国亲自指定。其外围秘密组织，名曰“铁血救国团”，初成立时有成员50人，后发展至200余人，主要是各大学复员的青年军学生。这两个秘密组织之外，由蒋经国掌控的公开政治力量，尚有“戡乱建国总队”，约有数千人。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主要倚仗的，就是上述组织的力量。⑥


去台湾后，蒋经国反思既往，认为改革欲成功，须彻底抛弃旧组织

蒋经国的上述做法，均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蒋氏父子之所以选择采取秘密组织的形式来刷新政治，乃是基于两个层面的反省。如蒋介石所言，其一，在宏观层面上，“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所谓“旧制度”，乃是指国民党一党训政，所谓“新制度”，乃是指1947年国民党正式“行宪”，即结束“训政”，开始实行民主宪政。

其二，在操作层面上，“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显然，所谓“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换言之，即惋惜国民政府未能如共产党那般，由党指导政府，由党指挥军队，故酿就此等惨败。⑦

上述反省，被蒋介石郑重写入日记，复交蒋经国阅览；蒋经国阅后，亦将其郑重抄入日记，并谓“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南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⑧

既然旧制度已崩溃，新制度未确立，且旧干部“只重做官”，同时为免去不必要的政争，蒋经国自然也就只剩下另造“秘密组织”一条路可以走。简而言之，即国民党已不可救药，非另起炉灶不可。迁台后，蒋经国曾对蒋介石明确建言，能否抛弃国民党旧组织，是改革能否成功最关键的先决条件：

“目前从事于新的组织，如不脱离本党之组织形态恐难于形成，而吾人在此时是否根本抛弃旧组织之决心，此实为组织之先决条件，盖一般青年对于本党已完全失望矣。”⑨

此节，蒋介石亦并非不知。早在1937年，蒋介石即已有抛弃国民党另造新党之念，并希望将中共纳入其中；抗战胜利前夕，更有抛弃旧国军，另造新“志愿军”，并亲自出任军长之计划。但前此种种，皆未能彻底实施，反走上了一条叠床架屋，党内造党，军内造军，加剧派系内耗的歧路。⑩从这一角度而言，败退台湾，于蒋氏父子，实是摆脱旧疴、另造新局的良机。
1949年，撤离大陆前夕，蒋氏父子在溪口登山远眺故里景致1949年，撤离大陆前夕，蒋氏父子在溪口登山远眺故里景致

注释：

①《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胜利对全体团员之指示》。②另外“一反”乃是“反对共产党”，此乃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必然立场，此处略而不论。③④参见：刘瑶章《忆蒋经国在华北的“反贪污运动”》；屈凌汉《蒋经国的小组织“燕廉”的活动》。⑤⑥参见：方庆延《蒋经国的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汪坚心《“戡乱建国总队”及“青年救国团”》等。⑦⑧蒋经国日记，1949年1月22日。⑨肖如平：《蒋经国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P174。⑩参见：谌旭彬《蒋介石因何事竟不惜取消国民党？》，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54期；谌旭彬《抗战末期蒋介石为何想做军长》，短史记第258期。

内战期间，蒋经国拟抛开国民党，依赖秘密组织反腐败反官僚

内战剧《北平无战事》热播，从不露面、只存在于电话中的“建丰同志”，俨然成了该剧主角——“建丰”，乃蒋经国之别名。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面临两重艰难任务：对外，欲从军事上击败中共；对内，欲从政治上刷新朽腐。“建丰同志”当日即致全力于后者。而其主要手段，乃是“秘密组织”。

蒋经国最初拟利用“三青团”的力量，以抗衡、肃清国民党的贪腐。“三青团”创建于抗战初期，名义上虽附属于国民党，但受蒋介石支持长期独立运作，以“反对党政腐化”为其政治诉求，如1941年团中央曾发文，号召全体团员向当局举报贪官污吏。①

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资产的“接收”变成“劫收”，贪腐之风更烈。其时，蒋经国已出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在其策动下，1946年9月，三青团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团员发起以“反贪污、反官僚”为核心内容的“三反运动”。②

此次“三反”，有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对内，要求“实施团员财产总登记”，全面清查团员个人资产。对外，则成立各种秘密组织，调查、揭发各地党政军贪腐，主要集中力量揭发“大员”。如在平津地区，曾秘密成立“燕廉”，直属蒋经国领导，“要把平津各地的大贪污案，……从速揭发几件”。③

但可惜的是，一者，三青团当日，已拥百万之众，内部组织已不单纯，财产登记阻力重重；二者，三青团距权力核心较远，在揭发“大员”贪污问题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如“燕廉”虽耳闻诸多关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贪腐事宜，但“掌握的情况又不具体”，无法举报。④

因种种派系斗争，1947年9月，三青团被彻底并入国民党。次年4月，蒋经国遂又秘密成立“中正学社”。据学社副书记方庆延回忆，蒋经国为该组织赋予的使命是：

“当前，国民党内部腐化，而共产党恶化，都不能成功，我们主张‘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也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完成这个伟大革命使命，就必须发展‘第三种势力’。”⑤

所谓“第三种势力”，即独立于国民党之外的秘密团体。最核心的组织是“中正学社”，参与者仅21人，全部由蒋经国亲自指定。其外围秘密组织，名曰“铁血救国团”，初成立时有成员50人，后发展至200余人，主要是各大学复员的青年军学生。这两个秘密组织之外，由蒋经国掌控的公开政治力量，尚有“戡乱建国总队”，约有数千人。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主要倚仗的，就是上述组织的力量。⑥


去台湾后，蒋经国反思既往，认为改革欲成功，须彻底抛弃旧组织

蒋经国的上述做法，均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蒋氏父子之所以选择采取秘密组织的形式来刷新政治，乃是基于两个层面的反省。如蒋介石所言，其一，在宏观层面上，“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所谓“旧制度”，乃是指国民党一党训政，所谓“新制度”，乃是指1947年国民党正式“行宪”，即结束“训政”，开始实行民主宪政。

其二，在操作层面上，“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显然，所谓“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换言之，即惋惜国民政府未能如共产党那般，由党指导政府，由党指挥军队，故酿就此等惨败。⑦

上述反省，被蒋介石郑重写入日记，复交蒋经国阅览；蒋经国阅后，亦将其郑重抄入日记，并谓“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南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⑧

既然旧制度已崩溃，新制度未确立，且旧干部“只重做官”，同时为免去不必要的政争，蒋经国自然也就只剩下另造“秘密组织”一条路可以走。简而言之，即国民党已不可救药，非另起炉灶不可。迁台后，蒋经国曾对蒋介石明确建言，能否抛弃国民党旧组织，是改革能否成功最关键的先决条件：

“目前从事于新的组织，如不脱离本党之组织形态恐难于形成，而吾人在此时是否根本抛弃旧组织之决心，此实为组织之先决条件，盖一般青年对于本党已完全失望矣。”⑨

此节，蒋介石亦并非不知。早在1937年，蒋介石即已有抛弃国民党另造新党之念，并希望将中共纳入其中；抗战胜利前夕，更有抛弃旧国军，另造新“志愿军”，并亲自出任军长之计划。但前此种种，皆未能彻底实施，反走上了一条叠床架屋，党内造党，军内造军，加剧派系内耗的歧路。⑩从这一角度而言，败退台湾，于蒋氏父子，实是摆脱旧疴、另造新局的良机。
1949年，撤离大陆前夕，蒋氏父子在溪口登山远眺故里景致1949年，撤离大陆前夕，蒋氏父子在溪口登山远眺故里景致

注释：

①《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胜利对全体团员之指示》。②另外“一反”乃是“反对共产党”，此乃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必然立场，此处略而不论。③④参见：刘瑶章《忆蒋经国在华北的“反贪污运动”》；屈凌汉《蒋经国的小组织“燕廉”的活动》。⑤⑥参见：方庆延《蒋经国的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汪坚心《“戡乱建国总队”及“青年救国团”》等。⑦⑧蒋经国日记，1949年1月22日。⑨肖如平：《蒋经国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P174。⑩参见：谌旭彬《蒋介石因何事竟不惜取消国民党？》，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54期；谌旭彬《抗战末期蒋介石为何想做军长》，短史记第2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