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是日本在1917~1918年间，以秘密或半公开的名义，共计八次借给段祺瑞政府款项的总称。这批借款总额为1.45亿日元，由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派代表、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亀三经手办理，故称西原借款。
一、西原亀三的目的

北洋政府借这笔钱，主要是为了维系政权的基本运作。

自辛亥以来，由袁世凯时代开始，因财权大部落入地方之手，民国中央政权的维系，始终不得不依赖外债的支援。比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曾面临无力供养“革命军队”的难题；袁世凯接手后，也只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否则军队无法安置，南北势必碎裂，民国也就无从诞生。

西原借款的时代背景，也大体相似。为支持洪宪帝制，中国、交通两大中央银行不惜牺牲储户宣布停兑，国家财政已濒临崩溃；各省应解往中央的款项，全被督军扣留；旧公债未能整理兑付，政府信用大失，发行新公债也无人认购；借外债也因信用不佳，受制于五国银行团，难以磋商……以上种种，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上台时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主动提出愿意借款，对段祺瑞政府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

该项借款的促成，与日本学者西原亀三关系极大。西原素以知华闻名，且以“亲华”为其一贯的政治立场。1916年，西原第一次访华，他得到的感受是，日本经济在中国的存在感极低：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甚为微弱，据闻比利时的在华投资已达八亿以上，而我国尚不满五千万元(东三省除外)。以目前之现状观之，日本之所谓在华经济势力，实尚未达最起码之条件”，“就目前的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先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



那么，该如何提升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呢？西原的建议是：


“日本之财力远不如欧美各国雄厚，以此薄弱之财力，与欧美各国角逐，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若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之在华经济势力当可自然发展，以至百世不衰。”



图：西原亀三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借款给北洋政府，帮助中国整顿濒临崩溃（或者说已然崩溃）的财政、金融体系，改革中国的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其最终目的，是达成一种所谓的“双赢”——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必需的资金、中国向日本提供工业发展必需的原料，将两国经济牢牢捆绑在一起。

西原的原话是：


“使中国国民开发其国土，享受其实惠，同时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谋求自给自足之道，经济上、国防上如胶似漆地结盟。”



不过，西原的“双赢”，在当时及日后的中国知识界看来，其实相当于一种经济侵略，所谓“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究其本质，是希望中国经济以满足日本工业发展之所需为走向。

以上是日本提供西原借款时，在经济层面的考虑。在政治层面，西原借款还有改善中日两国剑拔弩张关系的用意。

寺内内阁的前任大隈内阁，长期惯以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等手段对待中国，导致中国朝野对日极为反感。尤其是在“二十一条”风波之后，中国朝野的对日恶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连知日派政客曹汝霖、亲日派军阀张作霖等，也对日本表现出了强烈的警惕与敌意。



图：寺内正毅，1916年10月~1918年9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对这种反日情绪，西原访华期间深有体会。比如，在商议借款的会见中，曹汝霖曾“突然改变声色”，以一种极具敌意的语气质问西原：


“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



据西原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曹汝霖的这些话“好象不是说出的，而是喷出的”。

亲身体验了中国朝野激昂的反日情绪后，西原反思道：


“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那些不义行为，究竟是怎样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刺伤了他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对日本的猜疑心。及今思之，犹觉不寒而栗。”



当时，军阀张勋极力反对中日合作，公开的反对理由是“中国与日本合作，犹如与虎同眠。目前日本虽然戴着一个假面具，但不久就会无疑抛除假面，露出它那豺狼的本性”。基于上述体验与反思，西原也颇能理解张勋的立场，曾如此感慨道：


“从张勋本人的立场及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图：西原借款的具体项目与利率（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二、借款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

因为西原亀三与寺内内阁有着上述经济层面（中日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层面（改善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的诉求，所以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外债，西原借款开具的条件可谓优厚。西原曾建议寺内内阁，在设置借款条件时要尽量避免引起中国的反感：


“对华借款应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权利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态度。先以稳妥的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亲善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力的权益的手段。”



比如，北洋政府所借的其他外债均附有手续费，但西原借款“自始至终没有手续费，参与此次借款的人谁也不得要求手续费，也不给与任何佣金。”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周叔廉也承认，日本在借款条件上没有苛求，没有设置障碍：


“（日方）对借款的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铁路垫款则铁路并没有进行兴建，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



而当贷款无法收回，这些优厚的借款条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日本国内舆论指责西原亀三与寺内内阁“卖国”的主要证据。对此，民国中日关系史学者王芸生有一段评价：


“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



图：西原借款的担保情况（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西原借款之所以“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与西原亀三本人的政治愿景——以“王道主义”改善中日关系，进而在中国扩张日本的势力——有极大的关系。当时，日本政府曾委托西原亀三前往劝说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西原的回应是：


“只要政府能改变过去那种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日中亲善关系，诚心诚意地和中国携手合作，本人亦愿欣然前往。但日本必须努力对中国付出最大的善意与支持。”



按西原的建议，所谓“付出最大的善意与支持”，包括如下四项条件：


(1)归还约二亿日元的庚子赔款。
(2)怂恿列强承认中国提高关税。相应的，中国停止征收扰民病商的厘金税和阻碍产业发达的其他苛捐杂税，停止棉花，羊毛、铁等项物资的输出税。
(3)废除治外法权和租借地。
(4)提供约三千万日元的援助，以为参战和建军之用。”



这些建议太过“激进”，自然不会被当时的日本政府采纳。但从这些建议中，不难窥见西原亀三以“王道主义”改善中日关系，进而在中国扩张日本势力的政治理念。


三、借款用在了什么地方？

西原亀三希望借款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最好是与日本工业所需配套的领域），但北洋政府拿到该项借款后，主要用在了政府的日常运作与军费方面。

依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存档数据，日方曾得出过一组西原借款开支的不完全统计，该统计显示，直接财政性支出占西原借款总支出的65.22% ；军费占总支出的25.40%。（见王芸生：《西原亀三对西原借款之回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

曹汝霖参与了西原借款的交涉，又做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他很清楚西原借款的用途趋向。在回忆录中，他如此写道：


“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见《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一节）



这段回忆，也可以佐证西原借款大部分用在了给官员发薪、给军警发饷、给公务员发工资等事情上。这种资金流向，与北洋政府中央财政体系的瘫痪、崩溃是直接相关的。



图：西原借款从实业建设挪用为政府运作开支的基本情况（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四、“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

北洋政府当日，欲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必须要对外借款；其他国家的借款很难获得，而西原借款的条件又如此优厚，段祺瑞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不过，据曾做过冯国璋的幕僚、时任段祺瑞内阁秘书长的恽宝惠回忆，自借款伊始，段祺瑞就不打算向日本还款：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北洋人士话沧桑》,第45页，恽宝惠讲述，王毓超记录)



图：段祺瑞

类似的话，段祺瑞对左右之人似乎说过不止一次。曾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工作的王楚卿也回忆道：


“段祺瑞掌握政权的时代，曾向日本人大量借款，购买日本军火，在军队里还聘用了若干日本教官，所以大家都说段祺瑞亲日。不过老段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他常说：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文史资料选辑 第14卷 第41辑》，第224页)



段祺瑞既无意偿还——实际上段执政期间完全无力偿还，加上政局动荡、借款担保又非切实之物（比如用来担保的铁路，因借款被挪作他用，根本就没修建），段倒台后，后继者更无意替段还债，西原借款的绝大部分，遂都打了水漂。时任财政部库藏司出纳主任的周叔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除了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日金五百万元在1920年正值日金汇价低落的时候已经还清外，其余各借款到期本息，到了中国政府（笔者注：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曾一度坚持“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的政策）的时候，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的担保品无法处分，变成了一笔大滥账。”



西原借款无法得到归还（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整理外债，西原借款曾是南北纷争的焦点，政治色彩浓厚，故日方虽一再要求偿还，但考虑到舆论影响，南京长期采取了搁置态度），日方预设的政治、经济目的也未获实现，日本国内舆论指责该项借款实乃卖国之举者，遂日益增多。寺内内阁“对华释放善意”的政策路线（以经济手段怀柔而非以军事手段压迫、注意与欧美各国协调同步），也失去了市场。

原敬内阁上台后，在“对华借款及财政援助”方面采取了严格管控的政策，“废止了寺内内阁时代的援段政策”，停止了对华贷款。中日关系的基调，也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

“西原借款，是日本在1917~1918年间，以秘密或半公开的名义，共计八次借给段祺瑞政府款项的总称。这批借款总额为1.45亿日元，由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派代表、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亀三经手办理，故称西原借款。
一、西原亀三的目的

北洋政府借这笔钱，主要是为了维系政权的基本运作。

自辛亥以来，由袁世凯时代开始，因财权大部落入地方之手，民国中央政权的维系，始终不得不依赖外债的支援。比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曾面临无力供养“革命军队”的难题；袁世凯接手后，也只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否则军队无法安置，南北势必碎裂，民国也就无从诞生。

西原借款的时代背景，也大体相似。为支持洪宪帝制，中国、交通两大中央银行不惜牺牲储户宣布停兑，国家财政已濒临崩溃；各省应解往中央的款项，全被督军扣留；旧公债未能整理兑付，政府信用大失，发行新公债也无人认购；借外债也因信用不佳，受制于五国银行团，难以磋商……以上种种，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上台时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主动提出愿意借款，对段祺瑞政府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

该项借款的促成，与日本学者西原亀三关系极大。西原素以知华闻名，且以“亲华”为其一贯的政治立场。1916年，西原第一次访华，他得到的感受是，日本经济在中国的存在感极低：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甚为微弱，据闻比利时的在华投资已达八亿以上，而我国尚不满五千万元(东三省除外)。以目前之现状观之，日本之所谓在华经济势力，实尚未达最起码之条件”，“就目前的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先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



那么，该如何提升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呢？西原的建议是：


“日本之财力远不如欧美各国雄厚，以此薄弱之财力，与欧美各国角逐，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若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之在华经济势力当可自然发展，以至百世不衰。”



图：西原亀三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借款给北洋政府，帮助中国整顿濒临崩溃（或者说已然崩溃）的财政、金融体系，改革中国的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其最终目的，是达成一种所谓的“双赢”——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必需的资金、中国向日本提供工业发展必需的原料，将两国经济牢牢捆绑在一起。

西原的原话是：


“使中国国民开发其国土，享受其实惠，同时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谋求自给自足之道，经济上、国防上如胶似漆地结盟。”



不过，西原的“双赢”，在当时及日后的中国知识界看来，其实相当于一种经济侵略，所谓“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究其本质，是希望中国经济以满足日本工业发展之所需为走向。

以上是日本提供西原借款时，在经济层面的考虑。在政治层面，西原借款还有改善中日两国剑拔弩张关系的用意。

寺内内阁的前任大隈内阁，长期惯以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等手段对待中国，导致中国朝野对日极为反感。尤其是在“二十一条”风波之后，中国朝野的对日恶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连知日派政客曹汝霖、亲日派军阀张作霖等，也对日本表现出了强烈的警惕与敌意。



图：寺内正毅，1916年10月~1918年9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对这种反日情绪，西原访华期间深有体会。比如，在商议借款的会见中，曹汝霖曾“突然改变声色”，以一种极具敌意的语气质问西原：


“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



据西原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曹汝霖的这些话“好象不是说出的，而是喷出的”。

亲身体验了中国朝野激昂的反日情绪后，西原反思道：


“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那些不义行为，究竟是怎样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刺伤了他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对日本的猜疑心。及今思之，犹觉不寒而栗。”



当时，军阀张勋极力反对中日合作，公开的反对理由是“中国与日本合作，犹如与虎同眠。目前日本虽然戴着一个假面具，但不久就会无疑抛除假面，露出它那豺狼的本性”。基于上述体验与反思，西原也颇能理解张勋的立场，曾如此感慨道：


“从张勋本人的立场及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图：西原借款的具体项目与利率（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二、借款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

因为西原亀三与寺内内阁有着上述经济层面（中日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层面（改善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的诉求，所以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外债，西原借款开具的条件可谓优厚。西原曾建议寺内内阁，在设置借款条件时要尽量避免引起中国的反感：


“对华借款应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权利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态度。先以稳妥的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亲善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力的权益的手段。”



比如，北洋政府所借的其他外债均附有手续费，但西原借款“自始至终没有手续费，参与此次借款的人谁也不得要求手续费，也不给与任何佣金。”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周叔廉也承认，日本在借款条件上没有苛求，没有设置障碍：


“（日方）对借款的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铁路垫款则铁路并没有进行兴建，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



而当贷款无法收回，这些优厚的借款条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日本国内舆论指责西原亀三与寺内内阁“卖国”的主要证据。对此，民国中日关系史学者王芸生有一段评价：


“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



图：西原借款的担保情况（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西原借款之所以“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与西原亀三本人的政治愿景——以“王道主义”改善中日关系，进而在中国扩张日本的势力——有极大的关系。当时，日本政府曾委托西原亀三前往劝说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西原的回应是：


“只要政府能改变过去那种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日中亲善关系，诚心诚意地和中国携手合作，本人亦愿欣然前往。但日本必须努力对中国付出最大的善意与支持。”



按西原的建议，所谓“付出最大的善意与支持”，包括如下四项条件：


(1)归还约二亿日元的庚子赔款。
(2)怂恿列强承认中国提高关税。相应的，中国停止征收扰民病商的厘金税和阻碍产业发达的其他苛捐杂税，停止棉花，羊毛、铁等项物资的输出税。
(3)废除治外法权和租借地。
(4)提供约三千万日元的援助，以为参战和建军之用。”



这些建议太过“激进”，自然不会被当时的日本政府采纳。但从这些建议中，不难窥见西原亀三以“王道主义”改善中日关系，进而在中国扩张日本势力的政治理念。


三、借款用在了什么地方？

西原亀三希望借款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最好是与日本工业所需配套的领域），但北洋政府拿到该项借款后，主要用在了政府的日常运作与军费方面。

依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存档数据，日方曾得出过一组西原借款开支的不完全统计，该统计显示，直接财政性支出占西原借款总支出的65.22% ；军费占总支出的25.40%。（见王芸生：《西原亀三对西原借款之回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

曹汝霖参与了西原借款的交涉，又做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他很清楚西原借款的用途趋向。在回忆录中，他如此写道：


“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见《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一节）



这段回忆，也可以佐证西原借款大部分用在了给官员发薪、给军警发饷、给公务员发工资等事情上。这种资金流向，与北洋政府中央财政体系的瘫痪、崩溃是直接相关的。



图：西原借款从实业建设挪用为政府运作开支的基本情况（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四、“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

北洋政府当日，欲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必须要对外借款；其他国家的借款很难获得，而西原借款的条件又如此优厚，段祺瑞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不过，据曾做过冯国璋的幕僚、时任段祺瑞内阁秘书长的恽宝惠回忆，自借款伊始，段祺瑞就不打算向日本还款：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北洋人士话沧桑》,第45页，恽宝惠讲述，王毓超记录)



图：段祺瑞

类似的话，段祺瑞对左右之人似乎说过不止一次。曾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工作的王楚卿也回忆道：


“段祺瑞掌握政权的时代，曾向日本人大量借款，购买日本军火，在军队里还聘用了若干日本教官，所以大家都说段祺瑞亲日。不过老段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他常说：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文史资料选辑 第14卷 第41辑》，第224页)



段祺瑞既无意偿还——实际上段执政期间完全无力偿还，加上政局动荡、借款担保又非切实之物（比如用来担保的铁路，因借款被挪作他用，根本就没修建），段倒台后，后继者更无意替段还债，西原借款的绝大部分，遂都打了水漂。时任财政部库藏司出纳主任的周叔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除了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日金五百万元在1920年正值日金汇价低落的时候已经还清外，其余各借款到期本息，到了中国政府（笔者注：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曾一度坚持“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的政策）的时候，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的担保品无法处分，变成了一笔大滥账。”



西原借款无法得到归还（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整理外债，西原借款曾是南北纷争的焦点，政治色彩浓厚，故日方虽一再要求偿还，但考虑到舆论影响，南京长期采取了搁置态度），日方预设的政治、经济目的也未获实现，日本国内舆论指责该项借款实乃卖国之举者，遂日益增多。寺内内阁“对华释放善意”的政策路线（以经济手段怀柔而非以军事手段压迫、注意与欧美各国协调同步），也失去了市场。

原敬内阁上台后，在“对华借款及财政援助”方面采取了严格管控的政策，“废止了寺内内阁时代的援段政策”，停止了对华贷款。中日关系的基调，也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