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大木仓胡同是清朝郑亲王府所在地，当年的郑王府花园号称“京城第一”，民国时，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买下郑王府办学。中国大学拥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李大钊曾在此教授政治经济学，中国大学还培养了李兆麟、白乙化等抗日名将。解放后，郑亲王府成了教育部所在地。

郑亲王府 变身中国大学

西城区大木仓胡同，一处红门绿顶的院落与不远处的现代化的商业街彼此为邻，在众多高楼大厦中，显得有些另类。与旁边的西单商业街的喧闹相比，这里显得更加静谧。写有“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牌匾表明了院落现在的身份，而立于院门外的石碑上写着“郑王府”，在向路人诉说着它的身世。

郑王府东为郑王府夹道，西侧为二龙坑，府后为辟才胡同。院门前的保安给外来人员做着登记，“这里是教育部的院子，在院子西侧与教育部是通着的。”北京文保协会会员陆原介绍，1912年，孙中山决定在北京创办一所国民大学，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这所大学的早期校址就在前门西大街13号，现在的北京市第29中学内。如今29中学的校史展览室内，还陈列着一只铜铸的校钟。1913年4月13日10时，这只校钟鸣响，宣告国民大学开学。1917年，国民大学改称中国大学，后于1925年迁往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新校址。

中国大学于1949年停办，解放后郑亲王府成为教育部机关所在地。现在的王府旧址内，仍保留有二宫门、前殿、后殿等许多大型古建。其中面阔七间、上覆绿琉璃瓦的后殿的“逸仙堂”保存完好，当年由民国元老谭延闿题写的“逸仙堂”匾额仍悬挂在后殿的屋檐下。

陆原在史料中发现，鲁迅、胡适、马寅初、张申府等许多名人都曾在中国大学讲课，李大钊于1927年被军阀杀害前，曾连续5年在中国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国大学开办36年来，共有毕业生近2万名，著名抗日将领白乙化，以及任过北京市领导的段君毅、齐燕铭都曾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中国大学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历次革命运动。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反动军警曾闯入学校抓捕爱国学生，那时在校园中纪念孙中山的“逸仙堂”中，举办过被打学生的血衣展览会。  
一部恐怖片把郑王府变凶宅

1949年3月，作为旧北京最有革命传统的高校之一，中国大学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师范大学，校舍成为教育部办公场所。现在的王府大院，已被列为北京市级文保单位。历经修缮依旧金碧辉煌的王府殿堂与杂乱无章的住宅楼挤在一起，颇有岁月沧桑的感觉。

曾有“京城第一”美名的王府花园早已荡然无存。北京文保协会会员陆原说：“在中国大学进驻时已在花园里建造了理化楼、生物楼等许多房舍。如今建在花园旧址上的教育部办公区，也已将大门改在北边的辟才胡同路边。据一位1947年起就在王府大院居住的老大爷讲，现在东单公园里的假山，就是当年王府花园的旧物。”

在北京众多的王府中，或被修缮、或被保存、或被再利用，穿梭于此的人们或许无法感受到琉璃瓦片中渗出的百年岁月，也很难穿越地想起院落里曾经的主人，发生在这里的点滴也随着王府的变迁变得越来越模糊。1947年3月，北京开始放映由谢添、白光主演的恐怖电影《十三号凶宅》，剧情以郑亲王府为背景，讲述郑亲王被八国联军用战马拖死后，王府日趋没落。王族中一对兄妹私通，生下了私生女，私生女长大后，经常穿着白衣在王府里夜游。当时的宣传海报还使用了诸如“王府之夜，鬼影憧憧。奇情怪闻，兄妹私通。即日上映，勿失良机”这样的煽惑性语言。

《十三号凶宅》充满阴森恐怖，但以真人实地为背景编造故事，老百姓也真把郑王府当成了凶宅。这引起了末代郑亲王后人金绍勋的诉讼，要求赔偿70亿元名誉损失费，中国大学也因电影渲染恐怖影响学校招生而要求禁映。

陆原说，当时这一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法庭连续四次开庭审理，最终法院判决电影厂赔偿末代郑亲王后人金绍勋13亿元法币，电影将“郑亲王府”改成“正亲王府”后获准上映，官司成了这部电影最好的炒作，电影上映后空前热闹。法庭开庭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郑亲王的其他五位后裔在《华北日报》上联名指责金绍勋，称他为不肖子孙，祖坟的殿阁和参天松柏，甚至包括围墙，都被他卖光了，大家虽然同是郑亲王后裔但是绝不能与此人同伍。

北京市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说：“从郑王府的平面图，能看出它的规模和气势，中国大学是很有特色的学校，它在日伪的时候依旧坚持办学。”事实上，中国大学毕业生大多很有气节，抗日英雄李兆麟、白乙化都是这里的毕业生。  
破落亲王一个比一个惨

清朝末代亲王的后代基本都是败家子，败得都很荒唐，比如，他们都爱卖祖坟坟园里的东西，郑亲王儿子干过，末代睿亲王的儿子干过，末代庄亲王的儿子也干过……

末代克勤郡王宴森喜挥霍，王府败落后，宴森又把克勤郡王墓地的树木和砖瓦石料全卖了，最后沦为洋车夫，社会上戏称他为“车王”，由此将其祖上的坟墓称为“车王坟”。末代怡亲王毓麒是溥仪的侍读，喜欢京剧但不会理财，人也豪爽，跟朋友出去吃饭经常是他买单，自行车骑出去丢了就丢了也无所谓，再买一辆就是。民国后，在戏班以跑龙套、管服装、管道具为生，1948年病死了。能当洋车夫和管道具惨是惨点，但也算自强不息，多数亲王的后代除了挥霍，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末代郑亲王昭煦把郑亲王府卖给中国大学后，开始卖祖坟上的树木。1927年，昭煦又将祖坟上驮龙碑和砖瓦石片卖给了张学良，1931年，有人盗郑亲王祖坟被抓，一审，贼竟然是昭煦的儿子。

末代睿亲王魁斌死后，他的儿子中铨和中铭开始疯狂挥霍他留下来的那点祖业，哥俩儿花巨款修建新房，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坐汽车。1919年，兄弟二人卖掉了西郊别墅，拿着两万元钱，带着妓女到天津去玩。两天的工夫钱全花完了。1924年哥俩儿把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10万元，花完了干脆把祖坟墓园的建筑和树木全都卖了。第二年法院把睿亲王府的房屋查封了。本来这些房屋能卖几十万元，但胆小的花花公子中铨听说法院查封了家产，以为一贴封条，房子里东西全归别人了，于是匆忙将汽车、马车等物品都送给司机、车夫作为工钱。把祖坟的1000多亩卖给了看坟人，然后卖衣服、首饰。1931年，实在没钱的中铨去盗祖坟，被判7年徒刑，最后死在了监狱中。

末代庄亲王载功的儿子溥绪把王府卖给了军阀李纯兄弟。溥绪算是有出息的，后来改姓庄，名清逸，号清逸居士。溥绪酷爱京剧艺术，编写了许多优秀的京剧剧本。但晚年还是“随大流”干了卖祖坟树木换钱的事。溥绪的晚年生活凄凉，靠梨园行的艺人们接济度日。  
法国神甫设套豪夺多家王府

包士杰也称包世杰，是一个法国传教士的中国名字，包士杰1896年5月从法国到北京当神甫，常以西什库天主教教堂为基地活动。包士杰能力非同一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成了罗马教皇派驻北京代表团的代表团专职秘书。当时北京的天主教正在急剧扩展，急需地产和金钱，建设更多的教堂。与基督教新教经常从各国募集资金不同，天主教更多地从当地募集经费，精于算计在赚钱方面很活络的包士杰很快就动起了王府的脑筋。

满清灭亡后，王府彻底成为私有，宗人府没了，无人管束王府人员，有钱有地又无人管，王府奢靡的风气疯狂见长。包士杰和北京各界多有来往，和孙中山等政界人物也有交情，利用自己的交际圈和影响力，他和很多末代王公成为了朋友。包士杰诈取王府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借给没落亲贵们高利贷。

末代睿亲王魁斌死后，包士杰主动借钱给他的两个儿子中铨和中铭，后来一算之下整个睿王府卖掉都还不上教会的钱，中铨准备赖账，包士杰就直接请来官府拍卖掉睿王府，发了一笔大财。利用洋人和教会背景，包士杰的高利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923年他又和郑王府打起了官司。

几年前，末代郑亲王昭煦手紧，包士杰又故技重施主动借给他十余万元，但是需要他以王府作为抵押。到了1923年昭煦实在无钱可还，包士杰就告到了京师地方法庭，立刻查封了郑王府。这时蜗居南城的中国大学闻讯，主动联系了双方，最终于1925年由中国大学作保，中国大学向比利时一家公司借款15万元，加上中国大学仅有的现款5000元，都给了包士杰抵消债务。

在郑亲王身上大赚一笔之后，那亲王那图彦又成了包士杰的猎物。民国初的那王府比郑王府要殷实一些，一直到1924年，积蓄的财物还够花费，但是之后也渐渐难以为继。无奈之下，那王府听从了一个建议，让管事人员去北京税契处给王府办了个房产证一类的府契。用刚拿到手的府契抵押贷款2万元贴补家用。但是这笔钱期满后那王府就还不起了，包士杰又很适时地出现了。包士杰主动借给那王府7万元，月息不算高，一分五厘，税契也就整个转交给了包士杰做抵押。7万元期满后，那王府还不起，包士杰便直接起诉。那王府归了包士杰还不够，那王府两座祖茔的大片松林又搭了进去。

包士杰赚取王府的手法类似，利用教会充裕的资金和强硬的后台，在王府缺钱时“慷慨”解囊，中间不逼债安静等待几年，当积成巨债时顺势盘下王府。北京城最宏伟的恭王府也被他利用这一手法收入囊中。

恭王府有房屋1000多间，另有花园一座，共占地约130亩。1921年前后，末代恭亲王溥伟缺钱，包士杰早就看上了恭王府，于是主动上门，同意以王府图纸为抵押，借给恭王府3万5000银元，利息也相当优惠。到了当年年底结账时，本利一共是3万5500元，包士杰立刻提出既然钱不多，干脆再借给4500元，凑足4万元整。这样每年年底，包士杰不仅不催债，反而主动凑整继续借贷。如此好事持续了近十年，利滚利，直到包士杰看到恭王府欠债已经达24万元之巨时，才开始向溥伟讨债，看着溥伟还不起，就直接提出以王府抵债。

这个消息对于恭王府上下犹如晴天霹雳，溥伟和其他两个兄弟先是考虑分家，以逃避债务，但是在包士杰的介入下，根本无法分成。之后一直拖了近三年，债务没躲掉，反倒拖成了28万元。无奈之下，恭王府前半部的房屋全部给了包士杰用来抵债，仅余的后花园也只剩下了产权，地权被拿去，每年还要向包士杰缴地租300元。1932年，包士杰转手就以100多根金条的价格将恭王府建筑和地产转给了同属天主教会的辅仁大学。到了1937年，溥伟连后花园的地租也交不起了，恭王府花园被收回，成了辅仁大学的女生宿舍。
筹军费买战机 故宫险被拍卖

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出紫禁城后，曾有人提出要把三大殿改成议会，理由是这样皇帝就无法复辟了。后来紫禁城改为了故宫博物院。1928年6月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北京，派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北洋政府试图将故宫归还清室的想法彻底被废。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这一年又有人提出要拍卖故宫。

国民政府委员经享颐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议案中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的动议。经享颐的理由如下：一是故宫博物院名称不通。故宫二字，很有怀念的意图，不如称为废宫；故宫博物院五字连起来，简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机关”。二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是为皇帝服务的，这样子故宫博物院既不博，而研究的则是皇帝所用的物事，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三是图书、文献非博物院所应有。四是故宫是逆产，应当拍卖。这种头等逆产，价值一定不少。经享颐认为，如果拍卖因为是皇帝物品，买的人必多。聚得巨款，也可急国家发展之需。

经享颐的动议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故宫博物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院方理事张继以国府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的名义，逐条反驳经享颐的提案。同时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实行重复开放，邀请各界要人参观。后来第155次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不采纳经享颐的提案。

1932年，日军逼近华北，战争有扩大化的危险，北平政务委员会于8月21日召集专家，讨论保存故宫古物的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故宫的三项决议，其中第一项竟然是：“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参会故宫人员立刻电话告诉易培基，筹商对策。易培基于是向北平的张学良发出电报，请他设法阻劝。10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保护故宫办法，由于许多民间团体、舆论也呼吁反对变卖故宫文物，第二起故宫文物拍卖风波也就无声无息了。  

西单大木仓胡同是清朝郑亲王府所在地，当年的郑王府花园号称“京城第一”，民国时，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买下郑王府办学。中国大学拥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李大钊曾在此教授政治经济学，中国大学还培养了李兆麟、白乙化等抗日名将。解放后，郑亲王府成了教育部所在地。

郑亲王府 变身中国大学

西城区大木仓胡同，一处红门绿顶的院落与不远处的现代化的商业街彼此为邻，在众多高楼大厦中，显得有些另类。与旁边的西单商业街的喧闹相比，这里显得更加静谧。写有“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牌匾表明了院落现在的身份，而立于院门外的石碑上写着“郑王府”，在向路人诉说着它的身世。

郑王府东为郑王府夹道，西侧为二龙坑，府后为辟才胡同。院门前的保安给外来人员做着登记，“这里是教育部的院子，在院子西侧与教育部是通着的。”北京文保协会会员陆原介绍，1912年，孙中山决定在北京创办一所国民大学，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这所大学的早期校址就在前门西大街13号，现在的北京市第29中学内。如今29中学的校史展览室内，还陈列着一只铜铸的校钟。1913年4月13日10时，这只校钟鸣响，宣告国民大学开学。1917年，国民大学改称中国大学，后于1925年迁往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新校址。

中国大学于1949年停办，解放后郑亲王府成为教育部机关所在地。现在的王府旧址内，仍保留有二宫门、前殿、后殿等许多大型古建。其中面阔七间、上覆绿琉璃瓦的后殿的“逸仙堂”保存完好，当年由民国元老谭延闿题写的“逸仙堂”匾额仍悬挂在后殿的屋檐下。

陆原在史料中发现，鲁迅、胡适、马寅初、张申府等许多名人都曾在中国大学讲课，李大钊于1927年被军阀杀害前，曾连续5年在中国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国大学开办36年来，共有毕业生近2万名，著名抗日将领白乙化，以及任过北京市领导的段君毅、齐燕铭都曾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中国大学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历次革命运动。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反动军警曾闯入学校抓捕爱国学生，那时在校园中纪念孙中山的“逸仙堂”中，举办过被打学生的血衣展览会。  
一部恐怖片把郑王府变凶宅

1949年3月，作为旧北京最有革命传统的高校之一，中国大学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师范大学，校舍成为教育部办公场所。现在的王府大院，已被列为北京市级文保单位。历经修缮依旧金碧辉煌的王府殿堂与杂乱无章的住宅楼挤在一起，颇有岁月沧桑的感觉。

曾有“京城第一”美名的王府花园早已荡然无存。北京文保协会会员陆原说：“在中国大学进驻时已在花园里建造了理化楼、生物楼等许多房舍。如今建在花园旧址上的教育部办公区，也已将大门改在北边的辟才胡同路边。据一位1947年起就在王府大院居住的老大爷讲，现在东单公园里的假山，就是当年王府花园的旧物。”

在北京众多的王府中，或被修缮、或被保存、或被再利用，穿梭于此的人们或许无法感受到琉璃瓦片中渗出的百年岁月，也很难穿越地想起院落里曾经的主人，发生在这里的点滴也随着王府的变迁变得越来越模糊。1947年3月，北京开始放映由谢添、白光主演的恐怖电影《十三号凶宅》，剧情以郑亲王府为背景，讲述郑亲王被八国联军用战马拖死后，王府日趋没落。王族中一对兄妹私通，生下了私生女，私生女长大后，经常穿着白衣在王府里夜游。当时的宣传海报还使用了诸如“王府之夜，鬼影憧憧。奇情怪闻，兄妹私通。即日上映，勿失良机”这样的煽惑性语言。

《十三号凶宅》充满阴森恐怖，但以真人实地为背景编造故事，老百姓也真把郑王府当成了凶宅。这引起了末代郑亲王后人金绍勋的诉讼，要求赔偿70亿元名誉损失费，中国大学也因电影渲染恐怖影响学校招生而要求禁映。

陆原说，当时这一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法庭连续四次开庭审理，最终法院判决电影厂赔偿末代郑亲王后人金绍勋13亿元法币，电影将“郑亲王府”改成“正亲王府”后获准上映，官司成了这部电影最好的炒作，电影上映后空前热闹。法庭开庭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郑亲王的其他五位后裔在《华北日报》上联名指责金绍勋，称他为不肖子孙，祖坟的殿阁和参天松柏，甚至包括围墙，都被他卖光了，大家虽然同是郑亲王后裔但是绝不能与此人同伍。

北京市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说：“从郑王府的平面图，能看出它的规模和气势，中国大学是很有特色的学校，它在日伪的时候依旧坚持办学。”事实上，中国大学毕业生大多很有气节，抗日英雄李兆麟、白乙化都是这里的毕业生。  
破落亲王一个比一个惨

清朝末代亲王的后代基本都是败家子，败得都很荒唐，比如，他们都爱卖祖坟坟园里的东西，郑亲王儿子干过，末代睿亲王的儿子干过，末代庄亲王的儿子也干过……

末代克勤郡王宴森喜挥霍，王府败落后，宴森又把克勤郡王墓地的树木和砖瓦石料全卖了，最后沦为洋车夫，社会上戏称他为“车王”，由此将其祖上的坟墓称为“车王坟”。末代怡亲王毓麒是溥仪的侍读，喜欢京剧但不会理财，人也豪爽，跟朋友出去吃饭经常是他买单，自行车骑出去丢了就丢了也无所谓，再买一辆就是。民国后，在戏班以跑龙套、管服装、管道具为生，1948年病死了。能当洋车夫和管道具惨是惨点，但也算自强不息，多数亲王的后代除了挥霍，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末代郑亲王昭煦把郑亲王府卖给中国大学后，开始卖祖坟上的树木。1927年，昭煦又将祖坟上驮龙碑和砖瓦石片卖给了张学良，1931年，有人盗郑亲王祖坟被抓，一审，贼竟然是昭煦的儿子。

末代睿亲王魁斌死后，他的儿子中铨和中铭开始疯狂挥霍他留下来的那点祖业，哥俩儿花巨款修建新房，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坐汽车。1919年，兄弟二人卖掉了西郊别墅，拿着两万元钱，带着妓女到天津去玩。两天的工夫钱全花完了。1924年哥俩儿把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10万元，花完了干脆把祖坟墓园的建筑和树木全都卖了。第二年法院把睿亲王府的房屋查封了。本来这些房屋能卖几十万元，但胆小的花花公子中铨听说法院查封了家产，以为一贴封条，房子里东西全归别人了，于是匆忙将汽车、马车等物品都送给司机、车夫作为工钱。把祖坟的1000多亩卖给了看坟人，然后卖衣服、首饰。1931年，实在没钱的中铨去盗祖坟，被判7年徒刑，最后死在了监狱中。

末代庄亲王载功的儿子溥绪把王府卖给了军阀李纯兄弟。溥绪算是有出息的，后来改姓庄，名清逸，号清逸居士。溥绪酷爱京剧艺术，编写了许多优秀的京剧剧本。但晚年还是“随大流”干了卖祖坟树木换钱的事。溥绪的晚年生活凄凉，靠梨园行的艺人们接济度日。  
法国神甫设套豪夺多家王府

包士杰也称包世杰，是一个法国传教士的中国名字，包士杰1896年5月从法国到北京当神甫，常以西什库天主教教堂为基地活动。包士杰能力非同一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成了罗马教皇派驻北京代表团的代表团专职秘书。当时北京的天主教正在急剧扩展，急需地产和金钱，建设更多的教堂。与基督教新教经常从各国募集资金不同，天主教更多地从当地募集经费，精于算计在赚钱方面很活络的包士杰很快就动起了王府的脑筋。

满清灭亡后，王府彻底成为私有，宗人府没了，无人管束王府人员，有钱有地又无人管，王府奢靡的风气疯狂见长。包士杰和北京各界多有来往，和孙中山等政界人物也有交情，利用自己的交际圈和影响力，他和很多末代王公成为了朋友。包士杰诈取王府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借给没落亲贵们高利贷。

末代睿亲王魁斌死后，包士杰主动借钱给他的两个儿子中铨和中铭，后来一算之下整个睿王府卖掉都还不上教会的钱，中铨准备赖账，包士杰就直接请来官府拍卖掉睿王府，发了一笔大财。利用洋人和教会背景，包士杰的高利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923年他又和郑王府打起了官司。

几年前，末代郑亲王昭煦手紧，包士杰又故技重施主动借给他十余万元，但是需要他以王府作为抵押。到了1923年昭煦实在无钱可还，包士杰就告到了京师地方法庭，立刻查封了郑王府。这时蜗居南城的中国大学闻讯，主动联系了双方，最终于1925年由中国大学作保，中国大学向比利时一家公司借款15万元，加上中国大学仅有的现款5000元，都给了包士杰抵消债务。

在郑亲王身上大赚一笔之后，那亲王那图彦又成了包士杰的猎物。民国初的那王府比郑王府要殷实一些，一直到1924年，积蓄的财物还够花费，但是之后也渐渐难以为继。无奈之下，那王府听从了一个建议，让管事人员去北京税契处给王府办了个房产证一类的府契。用刚拿到手的府契抵押贷款2万元贴补家用。但是这笔钱期满后那王府就还不起了，包士杰又很适时地出现了。包士杰主动借给那王府7万元，月息不算高，一分五厘，税契也就整个转交给了包士杰做抵押。7万元期满后，那王府还不起，包士杰便直接起诉。那王府归了包士杰还不够，那王府两座祖茔的大片松林又搭了进去。

包士杰赚取王府的手法类似，利用教会充裕的资金和强硬的后台，在王府缺钱时“慷慨”解囊，中间不逼债安静等待几年，当积成巨债时顺势盘下王府。北京城最宏伟的恭王府也被他利用这一手法收入囊中。

恭王府有房屋1000多间，另有花园一座，共占地约130亩。1921年前后，末代恭亲王溥伟缺钱，包士杰早就看上了恭王府，于是主动上门，同意以王府图纸为抵押，借给恭王府3万5000银元，利息也相当优惠。到了当年年底结账时，本利一共是3万5500元，包士杰立刻提出既然钱不多，干脆再借给4500元，凑足4万元整。这样每年年底，包士杰不仅不催债，反而主动凑整继续借贷。如此好事持续了近十年，利滚利，直到包士杰看到恭王府欠债已经达24万元之巨时，才开始向溥伟讨债，看着溥伟还不起，就直接提出以王府抵债。

这个消息对于恭王府上下犹如晴天霹雳，溥伟和其他两个兄弟先是考虑分家，以逃避债务，但是在包士杰的介入下，根本无法分成。之后一直拖了近三年，债务没躲掉，反倒拖成了28万元。无奈之下，恭王府前半部的房屋全部给了包士杰用来抵债，仅余的后花园也只剩下了产权，地权被拿去，每年还要向包士杰缴地租300元。1932年，包士杰转手就以100多根金条的价格将恭王府建筑和地产转给了同属天主教会的辅仁大学。到了1937年，溥伟连后花园的地租也交不起了，恭王府花园被收回，成了辅仁大学的女生宿舍。
筹军费买战机 故宫险被拍卖

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出紫禁城后，曾有人提出要把三大殿改成议会，理由是这样皇帝就无法复辟了。后来紫禁城改为了故宫博物院。1928年6月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北京，派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北洋政府试图将故宫归还清室的想法彻底被废。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这一年又有人提出要拍卖故宫。

国民政府委员经享颐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议案中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的动议。经享颐的理由如下：一是故宫博物院名称不通。故宫二字，很有怀念的意图，不如称为废宫；故宫博物院五字连起来，简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机关”。二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是为皇帝服务的，这样子故宫博物院既不博，而研究的则是皇帝所用的物事，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三是图书、文献非博物院所应有。四是故宫是逆产，应当拍卖。这种头等逆产，价值一定不少。经享颐认为，如果拍卖因为是皇帝物品，买的人必多。聚得巨款，也可急国家发展之需。

经享颐的动议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故宫博物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院方理事张继以国府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的名义，逐条反驳经享颐的提案。同时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实行重复开放，邀请各界要人参观。后来第155次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不采纳经享颐的提案。

1932年，日军逼近华北，战争有扩大化的危险，北平政务委员会于8月21日召集专家，讨论保存故宫古物的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故宫的三项决议，其中第一项竟然是：“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参会故宫人员立刻电话告诉易培基，筹商对策。易培基于是向北平的张学良发出电报，请他设法阻劝。10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保护故宫办法，由于许多民间团体、舆论也呼吁反对变卖故宫文物，第二起故宫文物拍卖风波也就无声无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