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计划将北京的大批文物精品迁移到南方，这一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发巨大争论。许多学者反对文物南迁，其中最激烈的反对者，当属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先生，他发起组织“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南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



著名学者胡适和著名作家鲁迅，也在反对者的行列之中。而在故宫博物院内部，关于古物是否南迁也存在争议，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最初就不赞成。最有意思的是，当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在为南迁做准备时，他的儿子马彦祥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除此之外，北平和外地的不少民意机构也纷纷通电，加入反对南迁的大合唱。
古物连夜起运，故宫到火车站沿线戒备森严

虽然反对声四起，但为了确保珍宝在外敌入侵时不致散失，古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从1933年起，这批文物陆续经铁路从北京迁往南京和上海。抗战中，这批文物又西迁至内地，那是后话。而从1933年2月《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来看，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是文物南迁的坚定支持者，1933年2月，文物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始南迁，与他的关注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3年2月7日的《中央日报》第一张第三版刊登了以《故宫古物昨夜起运》为标题的一组简讯，继续关注文物南迁事宜。从简讯看，从1933年2月6日早晨起，故宫东西华门开始戒严；9点半起，北京市区文物将要经过路线开始戒严，由军警严密把守。当晚，3000箱古物被装上汽车，从故宫运往火车站。为方便汽车夜间行驶，从故宫前往火车站的沿路，还加装了电灯。

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不过，从简讯传递的信息来看，当局的工作也有失误之处。当3000箱古物运到火车站后，发现站台仅有一列24节车厢的专列等候，而这列车只能装下四分之一左右的古物。如想将3000箱古物一起运走，还需要调配三列专列。另外，根据之前的报道，古物南运途中，国民政府监察院会派出专员监运，而实际上，直到起运，还没有见到监察院派来的人员。
南迁途中遇到的困难

翻秦岭，陷泥泞，落激流，遇轰炸……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翌年进攻热河，窥伺华北；1933年攻陷山海关。形势告急，中国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此后10多年，故宫的大批珍品文物在南下、西迁的大转移途中，历经了上万公里的漫漫长途，遇到接踵而至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故宫南路“迁徙”负责人庄尚严的儿子庄灵先生的评价不无道理，说它是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奇迹，绝不为过。
耗时一年整理包装南迁文物

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对转移文物的挑选，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以故宫转移为题材的回忆录《承载》的作者章剑华介绍说，“当时，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大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都微乎其微。”

章剑华说，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

待故宫人经过反复地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如此耗时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
沿途护卫骑兵跟着火车猛跑

央视大型纪录片《故宫》还原了当时文物离京的情景：1933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城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疾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介绍：这批浩大的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后，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一大批工人、眷属。

1933年2月和3月，当文物通过铁路运至南方后，专家组临时决定，先把装书画的箱子运到上海保存。在上海，文物被放在相对安全的外国租界的两个库房里，每个库房都有法国或英国警察辅以中国便衣守卫。来自北平的三个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书籍和文件，直接被送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外展归来形势险恶急需入川

1932年年末，正当故宫工作人员专注于文物南迁的时候，几位英国收藏家开始筹划在伦敦举办一次大型的中国艺术展览。1934年，中国教育部同意了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的提议，并成立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挑出最好的艺术品供英方选用。

伦敦中国艺术品展是中国珍宝第一次在国外大规模的展出，这次展览在其他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著文透露，1936年4月8日，出展的80箱文物从伦敦安全返回中国。这时，一场大灾难正在中华大地上蔓延，迫使这些珍宝不得不再次转移。于是，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即分三路将文物（和政府一起）向西转移到重庆和四川地区。
三批南迁文物历险记

故宫文物南迁入川，是在兵荒马乱的条件下进行的，途中遭遇了大雪封山、汽车翻覆、船只遇难、敌机轰炸等种种险情，但整个过程中文物几乎没有损伤毁坏，也没有遗失盗抢，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批  存文物图书馆被炸飞

1937年8月14日，曾经运往伦敦展出的那80只铁箱子，成了第一批被运出南京的文物中的一部分，这时还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这批文物勉强逃过了被毁的命运。

第一批运出的文物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武汉附近），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几个月内，长沙也危险了，这些箱子又经广西运至贵州——不久，长沙原来存放这些箱子的图书馆就被一颗炸弹夷为平地。

一年后，这批文物被运到了贵州安顺附近的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这里，此批文物度过了1938年到1947年间的漫长岁月。

“每到一地都是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贵州的路上，乌江上有一座桥，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走过去。”当年主持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的庄尚严之子庄灵，在央视纪录片《故宫》里如是说。
第二批  装箱船被水冲到下游

同年11月初，第二批文物也在准备迁移。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装箱、装车、把9369个箱子运至码头。这一大批文物在11月20日至12月8日之间离开南京，几天后，南京被攻陷。12月10日，9369箱文物通过轮船经长江被运至汉口；一天后，汉口的孔庙（文物箱件曾在这里存放）被炸毁了。箱件继续迁移，3月份到了宜昌。

文物不得不在宜昌停留几个月等待河水上涨。到了秋天，文物继续转移，穿过险恶的长江三峡到达战时首都重庆。随后重庆也陷入危机。1939年春，这些国宝箱件又被装上小木船再次迁移，部分船只由纤夫用缆绳拉着在急流中前进，目的地是四川乐山的安谷乡。

乐山地方志记载，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有一根纤绳断了，船体失去控制，装满国宝箱件的船只连同船里的工作人员一直被水冲到下游，庆幸的是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这些文物箱件，是由搬运工扛着走完去往乐山的最后一段路程的。
第三批  刚到成都又奉命去峨眉

第三批文物从南京运出后，经陕西最后被运到四川，这是运送最艰难的一路。

这批文物共7286箱，于1937年12月10日日军攻陷南京前夕从南京出发，经陆路由火车运往徐州，接着在1938年1月到5月间又被装进300辆卡车运到陕西汉中。

这条线是沿着秦岭行进的，山间道路有时泥泞不堪，有时还会遭遇山崩。其间，一场大雪将整个运输队伍困在山间，没有食物也没有地方住，幸而后来救援队赶到。运宝大队在4月10日抵达四川，路上整整花了48天。

在去成都的路上，要经过许多交叉的渡口，满装古物箱件的船只逆流而上，只能靠人力拉。文物在成都的储存地点是东门的大慈寺。没想到刚到成都，又一道命令下来了：要把国宝箱件再运到130多公里之外的峨眉山。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计划将北京的大批文物精品迁移到南方，这一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发巨大争论。许多学者反对文物南迁，其中最激烈的反对者，当属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先生，他发起组织“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南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



著名学者胡适和著名作家鲁迅，也在反对者的行列之中。而在故宫博物院内部，关于古物是否南迁也存在争议，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最初就不赞成。最有意思的是，当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在为南迁做准备时，他的儿子马彦祥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除此之外，北平和外地的不少民意机构也纷纷通电，加入反对南迁的大合唱。
古物连夜起运，故宫到火车站沿线戒备森严

虽然反对声四起，但为了确保珍宝在外敌入侵时不致散失，古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从1933年起，这批文物陆续经铁路从北京迁往南京和上海。抗战中，这批文物又西迁至内地，那是后话。而从1933年2月《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来看，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是文物南迁的坚定支持者，1933年2月，文物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始南迁，与他的关注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3年2月7日的《中央日报》第一张第三版刊登了以《故宫古物昨夜起运》为标题的一组简讯，继续关注文物南迁事宜。从简讯看，从1933年2月6日早晨起，故宫东西华门开始戒严；9点半起，北京市区文物将要经过路线开始戒严，由军警严密把守。当晚，3000箱古物被装上汽车，从故宫运往火车站。为方便汽车夜间行驶，从故宫前往火车站的沿路，还加装了电灯。

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不过，从简讯传递的信息来看，当局的工作也有失误之处。当3000箱古物运到火车站后，发现站台仅有一列24节车厢的专列等候，而这列车只能装下四分之一左右的古物。如想将3000箱古物一起运走，还需要调配三列专列。另外，根据之前的报道，古物南运途中，国民政府监察院会派出专员监运，而实际上，直到起运，还没有见到监察院派来的人员。
南迁途中遇到的困难

翻秦岭，陷泥泞，落激流，遇轰炸……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翌年进攻热河，窥伺华北；1933年攻陷山海关。形势告急，中国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此后10多年，故宫的大批珍品文物在南下、西迁的大转移途中，历经了上万公里的漫漫长途，遇到接踵而至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故宫南路“迁徙”负责人庄尚严的儿子庄灵先生的评价不无道理，说它是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奇迹，绝不为过。
耗时一年整理包装南迁文物

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对转移文物的挑选，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以故宫转移为题材的回忆录《承载》的作者章剑华介绍说，“当时，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大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都微乎其微。”

章剑华说，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

待故宫人经过反复地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如此耗时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
沿途护卫骑兵跟着火车猛跑

央视大型纪录片《故宫》还原了当时文物离京的情景：1933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城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疾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介绍：这批浩大的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后，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一大批工人、眷属。

1933年2月和3月，当文物通过铁路运至南方后，专家组临时决定，先把装书画的箱子运到上海保存。在上海，文物被放在相对安全的外国租界的两个库房里，每个库房都有法国或英国警察辅以中国便衣守卫。来自北平的三个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书籍和文件，直接被送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外展归来形势险恶急需入川

1932年年末，正当故宫工作人员专注于文物南迁的时候，几位英国收藏家开始筹划在伦敦举办一次大型的中国艺术展览。1934年，中国教育部同意了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的提议，并成立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挑出最好的艺术品供英方选用。

伦敦中国艺术品展是中国珍宝第一次在国外大规模的展出，这次展览在其他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著文透露，1936年4月8日，出展的80箱文物从伦敦安全返回中国。这时，一场大灾难正在中华大地上蔓延，迫使这些珍宝不得不再次转移。于是，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即分三路将文物（和政府一起）向西转移到重庆和四川地区。
三批南迁文物历险记

故宫文物南迁入川，是在兵荒马乱的条件下进行的，途中遭遇了大雪封山、汽车翻覆、船只遇难、敌机轰炸等种种险情，但整个过程中文物几乎没有损伤毁坏，也没有遗失盗抢，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批  存文物图书馆被炸飞

1937年8月14日，曾经运往伦敦展出的那80只铁箱子，成了第一批被运出南京的文物中的一部分，这时还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这批文物勉强逃过了被毁的命运。

第一批运出的文物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武汉附近），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几个月内，长沙也危险了，这些箱子又经广西运至贵州——不久，长沙原来存放这些箱子的图书馆就被一颗炸弹夷为平地。

一年后，这批文物被运到了贵州安顺附近的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这里，此批文物度过了1938年到1947年间的漫长岁月。

“每到一地都是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贵州的路上，乌江上有一座桥，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走过去。”当年主持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的庄尚严之子庄灵，在央视纪录片《故宫》里如是说。
第二批  装箱船被水冲到下游

同年11月初，第二批文物也在准备迁移。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装箱、装车、把9369个箱子运至码头。这一大批文物在11月20日至12月8日之间离开南京，几天后，南京被攻陷。12月10日，9369箱文物通过轮船经长江被运至汉口；一天后，汉口的孔庙（文物箱件曾在这里存放）被炸毁了。箱件继续迁移，3月份到了宜昌。

文物不得不在宜昌停留几个月等待河水上涨。到了秋天，文物继续转移，穿过险恶的长江三峡到达战时首都重庆。随后重庆也陷入危机。1939年春，这些国宝箱件又被装上小木船再次迁移，部分船只由纤夫用缆绳拉着在急流中前进，目的地是四川乐山的安谷乡。

乐山地方志记载，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有一根纤绳断了，船体失去控制，装满国宝箱件的船只连同船里的工作人员一直被水冲到下游，庆幸的是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这些文物箱件，是由搬运工扛着走完去往乐山的最后一段路程的。
第三批  刚到成都又奉命去峨眉

第三批文物从南京运出后，经陕西最后被运到四川，这是运送最艰难的一路。

这批文物共7286箱，于1937年12月10日日军攻陷南京前夕从南京出发，经陆路由火车运往徐州，接着在1938年1月到5月间又被装进300辆卡车运到陕西汉中。

这条线是沿着秦岭行进的，山间道路有时泥泞不堪，有时还会遭遇山崩。其间，一场大雪将整个运输队伍困在山间，没有食物也没有地方住，幸而后来救援队赶到。运宝大队在4月10日抵达四川，路上整整花了48天。

在去成都的路上，要经过许多交叉的渡口，满装古物箱件的船只逆流而上，只能靠人力拉。文物在成都的储存地点是东门的大慈寺。没想到刚到成都，又一道命令下来了：要把国宝箱件再运到130多公里之外的峨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