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生活，并不都是炮火轰鸣、刀光剑影的场面，也常常遇到一些曲折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留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想起来，好象并不遥远。百团大战中，我们部队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这是激烈的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里，我们的部队——三团一营的战士们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我们的医务人员及时抢救和治疗，使她脱离了危险。前线部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参加战斗，他们请示我如何处理，我答复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当时，我的相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部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子，她“嗯嗯”的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象日本女孩子的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她一九八○年来我国探望的时候，对我说，在日本话中，“兴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在问她叫什么名子，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译就由此认为她叫“兴子”了。

两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我走到那里，她跟到那里。《人民日本》在一九八○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我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是：日本军长士兵诸君：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

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

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 女尚地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扶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

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浪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施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就是将来不论同任何侵略军作战，都不能忽视这项工作。在战争中间，如果你拿着同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 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当然，这两个小孩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孩子是战争有这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

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我写的这封信没有加封，不管你高级军官理不理，反正要经过你下层人员的传递，他们总可以看到。这些下层人员同军阀，战犯是不同的，好多人是强征来的工人、农民。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没发现有逃跑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

我们将两个小女孩送交给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 路军这们做，他们很感谢。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一九八○年，报纸上发表了逃远方同志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我们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美穗子这件事，对中日友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日本人民很受感动。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感慨。他们说，八路军拯救日本小姑娘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表示要道歉，要感谢，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我收到了一大批来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这些信电来自日本各地，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有的是请美穗子带来的，有的是直接寄来的，有的还送来了礼物。日本旧军人的一个组织也送来了信和礼物，还称我是什么“活菩萨”。

美穗子及其全家来我国探望的时候，我接见了他们。美穗子很激动，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她讲，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美穗子说，她这次由日本来中国，北海道的渔民托她带来了一盒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她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我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今天的美穗子，纯朴善良，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没有想到，百团大战中这个小小的“插曲”，四十年后，竟成了中日人民友好的佳话。

战时的生活，并不都是炮火轰鸣、刀光剑影的场面，也常常遇到一些曲折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留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想起来，好象并不遥远。百团大战中，我们部队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这是激烈的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里，我们的部队——三团一营的战士们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我们的医务人员及时抢救和治疗，使她脱离了危险。前线部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参加战斗，他们请示我如何处理，我答复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当时，我的相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部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子，她“嗯嗯”的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象日本女孩子的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她一九八○年来我国探望的时候，对我说，在日本话中，“兴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在问她叫什么名子，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译就由此认为她叫“兴子”了。

两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我走到那里，她跟到那里。《人民日本》在一九八○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我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是：日本军长士兵诸君：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

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

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 女尚地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扶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

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浪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施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就是将来不论同任何侵略军作战，都不能忽视这项工作。在战争中间，如果你拿着同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 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当然，这两个小孩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孩子是战争有这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

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我写的这封信没有加封，不管你高级军官理不理，反正要经过你下层人员的传递，他们总可以看到。这些下层人员同军阀，战犯是不同的，好多人是强征来的工人、农民。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没发现有逃跑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

我们将两个小女孩送交给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 路军这们做，他们很感谢。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一九八○年，报纸上发表了逃远方同志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我们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美穗子这件事，对中日友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日本人民很受感动。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感慨。他们说，八路军拯救日本小姑娘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表示要道歉，要感谢，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我收到了一大批来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这些信电来自日本各地，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有的是请美穗子带来的，有的是直接寄来的，有的还送来了礼物。日本旧军人的一个组织也送来了信和礼物，还称我是什么“活菩萨”。

美穗子及其全家来我国探望的时候，我接见了他们。美穗子很激动，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她讲，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美穗子说，她这次由日本来中国，北海道的渔民托她带来了一盒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她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我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今天的美穗子，纯朴善良，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没有想到，百团大战中这个小小的“插曲”，四十年后，竟成了中日人民友好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