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拉网扫荡”呢?一位老人回忆说，所谓“拉网扫荡”，也叫“鱼鳞式铁壁大合围，”“就是‘扫荡’时，前头是特务先行，第二层是警备队，第三层是治安军，最后日军出动，没有空隙，群众称作‘拉大网’五一”反“扫荡”示意图

　　冀中区领导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开会
1.
聂荣臻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据说，当时路西部队内部规定，司务长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

　　粮食，粮食，没有粮食，百姓无法生存，部队无法打仗。人们常说，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鱼水关系，没有粮食，水就枯了，鱼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扫荡”，不用“三光”，岂不一样可以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粮食，粮食，党的北方局领导及八路军的将帅们心中不能不常常挂念着这两个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着这两个字。党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3月下旬，冈村宁次来到石家庄，召开联队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对冀中的“扫荡”。这次会议十分诡秘，至今仍不得其详。但据各方文献分析，也可略知其一、二。据战后日方出版物披露，“扫荡”冀中，虽说在2月份就已定了下来，但那时日华北派遣军的参谋人员正热衷于“西安作战”，进攻西安需要多少兵力、需要多少物资等倒都有详细的计划，而对冀中的“扫荡”，迟至“4月中旬”，才“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因而在3月份的石家庄会议上，冈村宁次和他的部下们，不太可能讨论“扫荡”冀中的具体细节和作战安排，倒很可能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进攻中共军还是重庆军?进攻中共军，又以哪一地区为主?采取什么战术为好?在1941年已予“共军”一年的“扫荡”、“蚕食”，“共军”势力已下降的情况下，在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的形势下，在1942年，为维持华北“治安”，是继续打击中共呢，还是转而进攻国民党军呢?据日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回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仍应以中共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对此“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与会者中，大概还有人记得去年的教训。1941年2月，日中国派遣军决定从华中抽调第十七、三七三两个师团回师华北后，日华北派遣军立即讨论如何运用这些部队，结果，“方面军第一个目标选在晋南的重庆军，这是由第一军发起，一直到中央一致同意的作战。”多田骏说，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并希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当时也有人提出，“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现在把年度的第一个目标选定对重庆军，”这合适吗?因而，他们建议，“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共军。”但当时这种意见未被重视，大部分日军将领和参谋人员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当时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一带，有26个师约18万人的兵力。为此日军调动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主力共约5万人，把从华北新调来的部队及在华北能搜罗到的机动力量几乎全押了上去。5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至6月15日，国民党军近20万人，有10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日方认为这次作战“实施了彻底的包围作战，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取得“赫赫战果。”然而，“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冈村宁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当然“赞佩后者的作法。”不过，他在赞赏软刀子杀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挥舞硬刀子。

1941年底，“敌人点碉堡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冀中饶阳县大官亭村。在饶阳县北边，靠肃宁不远。是个大村。冀中军区、行署、区党委及分区党政军机关，常住我们那一片，杨成武后来也去过。是冀中腹心区的腹心区。

　　1942年4月28日——距“五一”大“扫荡”3天。

二分区27团排长叛变

　　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下达了对冀中“扫荡”的作战命令。日方文献记载说：“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N
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五一”反“扫荡”示意图

　　心思的。从1941年1月起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步步紧逼，进行“蚕食”。我方的巩固根据地已缩小了三分之二，十分区全区沦为敌占区，六、七、九分区的西部和八分区子牙河以东地区均被敌人蚕食。“鱼”们可以自由遨游的水域已经很狭窄、很拥挤了。可以说是“水少鱼多”了。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日本人的第一步棋，不是漫天撒网，而是筑坝拦水，进一步压缩我方已经十分狭窄拥挤的“水域”。据说，古人看史书是讲究“左书右图”的。下面，如果我们拿一本地图放在手头，对照着看，一定会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人在当年是怎样行动的：

　　东面和东北面：主要是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所属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29大队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在活动。当时，小川部队队部设在河间县城。5月1日前，小川部队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滏阳河是往东北方向流的。这样，日本人筑坝后，从衡水往北到小范镇这一段，就主要靠河水形成障碍，由小范镇往北到献县这一段，则主要靠人力实施封锁。4月30日夜，小川部队即开始活动，5月1日拂晓，小川部队首先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北地区，2日，则回过头来，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地区。从3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主要在子牙河以西，滹沱河以北、河间、肃宁公路以南这一块地方反复“扫荡”。北面和西北面：在这两个方向活动的日军，主要是日军第110师团白泷部队(旅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四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及归其指挥的第26师团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12联队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共有日军约六七千人。“五一”大“扫荡”前，坂本支队驻扎在平汉线上新乐、定县一带。队部设在新乐。白泷部队驻扎在安国、博野、蠡县一带。队部设在安国县城。5月1日凌晨，白泷部队由安国、博野、蠡县等驻扎地出发往南，坂本支队由新乐、定县出发往东，集中“扫荡”潴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的狭长走廊地带。5月2日至3日，对滹沱河北邢邑、深泽、新营一带，进行了合围。4日至9日，仍在上述地区进行反复搜索。进行所谓“精密扫荡”。

　　正西方向：驻无极的日军加岛部队(骑兵第110大队，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对无极附近，主要是无极以北、以东地区进行了“扫荡”。

　　正南方向：主要是日军池上部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指挥约二个大队)和骑兵第13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在活动，共有日军七八千人。“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池上部队和山崎联队在严密封锁石德路的同时，向南、向东“扫荡”我六分区的部队。看得很清楚，从5月1日至10日，日伪军并未深入冀中根据地腹心区，而是想尽可能把我方的人赶到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三角地带，然后再拉网捕鱼。用日本人制定的“五一”大“扫荡”作战计划里的话说，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因而这10天左右，冀中腹心区有如台风的中心，反倒相对平静。当时在冀中妇救会工作的齐岩，这几天正带着几个人在饶阳东南靠武强县境的一带村庄活动，她回忆说：这时因敌人刚开始在边缘地区“扫荡”，修据点，安岗楼，逐渐向中心地区压缩，所以我们所在的一带村庄还不十分紧张。只是谣言很多，人心惶惶，特务汉奸造谣说：“这次‘扫荡’是光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在野外的是八路军，在村内的是老百姓。”“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等等。

　在“五一”大“扫荡”前，冀中领导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北东西张岗村地区，就在“五一”大“扫荡”前夕，却一反常规地转移到饶阳县东西张保村地区。5月1日晚上，在村外一片枣树林子里，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人员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据吕正操讲，经过大力缩减，这时“冀中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原来的四千多人减到不足千人，”再加上警卫部队“二十七团不足两千人”，还有一些来看热闹的老乡，也还有个二三千人。二三千人席地而坐，也是黑压压的一大片。那时没有电，但点着汽灯，也是雪亮雪亮的。大伙坐在荡漾着春意的晚风中，听黄敬和吕正操讲话。据当时担任记录工作的齐岩回忆，他们主要是讲了讲形势和任务。说“现在进入我根据地的敌人约有一万人，可能北沿滹沱河，东沿滏阳河，西沿深(县)安(平)路，南沿沧石路，构成四面封锁后，对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中心地区‘扫荡’、‘合围’。反‘扫荡’的任务就是要突破敌人包围，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吕正操正讲着话，空中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敌人的飞机来盘旋侦察了。吕正操指着在空中瞎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晚上再演出戏给他看。”这天晚上，还真是演了戏，吕正操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明亮的汽灯照耀周围十几里，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我们就在这里。”

　　在没有电影、电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能看上一场大戏，可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何况，今儿演的是《日出》呢!据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郭筠回忆，最初演《日出》，是一年前的事，他说：“1941年春，冀中的环境是相对平静的，敌人占据着城市和交通线，广大的农村是我活动的广阔领域，在3月末4月初，火线剧社驻防在安平县义里村，一天，从社部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排演大型四幕话剧《日出》……”

　　1942年5月25日天亮，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敌人很快发现了目标，敌机开始疯狂俯冲扫射投弹，有同志中弹牺牲。“彭左”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总向西北，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行动。

　　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北方局和党校那麽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干部们信心倍增。左权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挥着手枪一遍遍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快往前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在左权的指挥下，突围的速度快了许多。

　　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可以保证左权合理获生。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3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突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及骨干也已大部突围，左权的掩护断后任务已完成，做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应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其时左权正为几事焦急：一是.清点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的同志没有到，他已令贴身卫士郭树保去寻找，尚无消息；二机要科的部分同志还没有冲出去，丢了文件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有一个机要员落入敌手我方密码就可能被日军破译；三是敌包围圈内尚有一些北方局机关、党校、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左权认为此时离开就是失职！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做为一名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地就能做到。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一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安全突围。

　　所以左权殉国的内在原因是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用生命证实自己对党的忠诚！做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之牺牲本可避免，当时许多一同突围的同志都有此看法，在撰写的文章中，大都用了“舍身取义，尽忠职守”这个词，可见这是公识。

　　发现和处理左权遗体的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突围时看见了牺牲的左权将军，极为惊异悲愤。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部都为日军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他上身穿灰斜纹布军夏装，前胸有两个口袋，腰束宽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是布鞋，右手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们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至一处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他们突出去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彭总，告之左参谋长已殉国，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敌人退出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木，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就地掩埋。没曾想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到处挖、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打开后给遗体照了像，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哀，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这一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公开。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八路军总部进入武乡后，在砖壁村驻扎时间最长，经历的历史重大事件最多，总部所以选择进驻砖壁，是因为这里群山环绕、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非常险要，正如《朱德历险纪实》一文说：“……天亮后，总部已安全转移到了太行山深处的偏僻地带，在群山中稍事休息后、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穿过悬崖峭壁向太行山的顶峰攀登，彻底摆脱了日军的追击，最后登上了太行山上的砖壁村。砖壁村位于武乡县东南的太行山深处，东面靠山，南、北、西三面临崖、活象太行山半腰里伸出的一个“半岛”，村东南的小松山、松柏丛生，地势极为险要，只有村西有一条峡谷马道通往山外、易守难攻，便于隐蔽。村东有一组由玉皇庙、佛爷庙、奶奶庙、大戏台和李家祠堂组成的建筑群，庙宇坐北朝南，占地面积有一万平方米，很适合部队驻防，这也是总部三进三出砖壁的关键所在。随着总部驻扎砖壁，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新华日报社、总部卫生部等分别住在砖壁周围的烟里、安乐庄、土河、大小坪等村庄。
　　总部在砖壁，经历过一个三次进驻三次转移的阶段：
　　第一次：1939年6月——同年11月底
　　第二次：1940年5月——同年12月底
　　第三次：1942年5月——同年6月底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第一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称为“晋冀豫边区作战”，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在山西东南部的八路军根据地。然而，此前的作战中，八路军总能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坚壁清野，主力跳出圈外，使日军无处发力，八路军反而在扫荡中越扫越壮大。针对这种情况，日军第一军要求各部队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法，力争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在这种要求之下，扫荡的主力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遂制定方案，以一部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展开特种作战。

　　关于这个背景，个人认为还可加以一些补充，所谓日军的“晋冀豫边区作战”，即冈村宁次所作“C号计划”，计划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日间，对华北八路军太行，太岳两区进行扫荡，出动兵力为两个师团（三十六，四十一）主力，一个师团一部（一零一），另四个独立混成旅团（第一，三，四，八），由此可见，此战日军并不仅限于攻击八路军总部，这是一次与四月的冀南扫荡，五月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相呼应的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全部占领太行根据地，歼灭在此地活动的八路军主力（主要是一二九师刘伯承部），通过这三次扫荡将八路军赶出华北。

　　整个战斗，从五月十五日开始，日军首先进攻太岳军区，太岳军区主力三八六旅果断跳出日军包围，使日军扑空。但日军对此早有准备，并没有穷追不舍，而是利用太岳主力转移，太行区较为孤立的机会，全军于十九日掉头，四面围击以涉县，偏关，辽县为中心的太行区。由于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在这个地域，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后方机关而警戒力量不足，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部队和机关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总部突围战斗中的八路军被俘人员，这些人员后来多被日军杀害，包括曾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张永清。张永清当时任华北局秘书长，因体弱未能突围被俘，不久被日军杀害。日文资料中还有被日军掘墓拍摄的左权参谋长牺牲后照片，不忍暴露忠骸，此处不再引用。

　　日军的“特别挺身杀人队”，就是在这次作战中登场的。

　　所谓“特别挺身杀人队”，实际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特别关照第三十六师团组建的，下辖两个中队，分别是来自第223联队的“益子挺身队”和第224联队的“大川挺身队”。

　　让我们看看日文资料中对这支部队的描述吧。

　　在《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身隊》一文中，对“益子挺身队”是这样描述，这支部队由益子重雄中尉指挥，前身即益子重雄所部第三中队，全军着八路军军服，所部含军官四名，士兵一百零二名，另附雨宫宪兵曹长指挥的汉奸特务工作队员十八人，共计一百二十四人，携带从无线电受发报机到重机枪的各种装备，在主力发起攻击前三天，即五月二十一日，即潜入辽县八路军根据地开始活动。

　　其实，这个日期是有点问题的，日军第一军在二十二日已经完成对太行区中心地区的包围，二十二日夜下达了开始C计划第二期，发动总攻的命令。

　　从“益子挺身队”的编成，可以判断“大川挺身队”的人数也在一百人左右，但两支部队的任务不同，益子部队的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大川挺身队的目标是一二九师师部。

　　《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身隊》一文，没有关于“大川挺身队”的作战记载，只记录了“益子挺身队”的作战，大致如下：

　　五月二十一日，从辽县出发后，向南南东方向前进，距县城十公里处绕过八路军警戒部队的阵地。

　　五月二十二日，发生小规模战斗，占据附近标高2，100米的制高点，这时，八路军已经发现日军的攻击，正在频繁更换驻地。益子挺身队根据无线电指示，不断调整方向，午夜，袭击据称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五军寺，但一无所获，八路军指挥部踪影不见。

　　五月二十三日，在辽县东南二十五公里处萨拉齐山，被两千余中国军队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烈战斗持续终日。直到入夜，才利用夜色的掩护突围成功。

　　继续向东，在郭家峪发现八路军的转移部队，正是该部寻找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分三个纵队突围，其中彭德怀和左权的第一纵队从南向北试图突围，正走向益子挺身队的方向。

　　五月二十四日，经过整天激战，彭德怀负伤，殿后的左权战死，八路军未能携带左权的遗体突围。中方记载日军此战炮火猛烈并有空军轰炸，不过日军进攻郭家峪的仅仅是“益子挺身队”的百余人。

　　五月二十日，继续向东，在天文村附近扫荡，造成中国方面较大损失。

　　这段纪录，结合中方材料和日方其他作战资料，可看到其中内容有些可信，有些则不尽不实，且含有相当的文字游戏。这支日军的作用与描述颇有出入。

　　这是因为八路军对这支日军已有警惕，早在五月三日，八路军就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 ‘挺身队’和特工人员。”情报之详细，甚至提到了前面所说日军知道“邓小平在太岳”。这也是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日军。刘伯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相关情报，并再次电告太岳军区注意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安全。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其中，日本特务曾经化妆到小曲峧“帮助土改”，结果被当地群众识破，这一结果还直接导致此后经小曲峧突袭129师师部的“大川挺身队”提前曝光。

　　否则，刘伯承的总部，就危险了。

　　益子重雄的部队在五月二十二日夜向武军寺（日文中为五军寺）的八路军总部部分机关发动奇袭，结果扑空，事实上，早在这一天早上，他们的行踪在桐峪西北老林圪洞附近已经被民兵发现，八路军总部并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１００人，后去向不明” -- 根本就没人把他们当八路军。彭，左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总部开始转移。这份报告成为八路军总部迅速转移的有利依据之一。

　　另一路日军大川桃吉，冒充新六旅一部试图袭击一二九师在会里村的师部，这支敌军化妆较象，竟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于二十二日渡过漳河，并在岸边的宋家庄与八路军部队同村吃饭，接着就骑自行车奔袭会里。应该说日军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确的，动作也很迅捷。不过当时日军判断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是一二九师总部。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大川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因为他的任务是突袭一二九师师部，怕自己打错。结果，刘伯承恰好在此时组织一二九师师部撤离，等大川确认了情报赶到，一二九师总部已经撤离几个小时了。刘伯承和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晚上九点离开会里的，大川是十一点赶到！

　　接着，日军总部根据一二九师电台信号，通知大川挺身队继续向王堡追击一二九师师部。如果被这支日军缠上，刘伯承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因为他的身边带有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正在这时，第五军分区司令皮定钧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了刘伯承这支奇特敌军的动向：“小曲峧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这份情报实际上是小曲峧民兵二十二日就发出的，但因为情报转手，耽误了时间，二十三日才送到刘伯承手中。

　　如果大川第一次突击更快一些，这份情报够皮定钧上军事法庭的，不过，这足够刘伯承当心这个敌手的二次打击了，一二九师师部当即第二次转移，大川扑了空，得知刘已进山，感到追不上，只好转向偏关会合日军主力去了。

　　益子重雄部队随后的动向记录颇有些混乱，乍一看似乎益子部队神勇无比，竟有百人打垮了八路军总部的印象。但如果明了日军写这类文章的习惯，就有很多文字游戏可以看出来。

　　比如二十三日和“两千名”中国军队的战斗，这个“两千”肯定是虚数，因为当时八路军总部身边欧至富的特务团和七二九团，且要用于阻击日军主力的攻击，在后方不可能拿出这样多的兵力。日军和八路军的战斗，搞不清对方有多少人的时候，常常用“两千”这个数儿，反正，也不能一一去数。

　　至于攻击郭家峪，其实和胡宗南进延安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八路军总部早已撤离。八路军总部撤离的原因当然不是怕了这支只有轻武器的特种部队，而是遭到日军的四面合围 -- 第三十六师团在西，南，第一，三，四，八混成旅团在东，北，总兵力日军两万五千人，已经压迫到总部周围二十公里左右。八路军选向东北方向的十字岭突围，是因为那里是无人山区，而且接近日军第三，第四混成旅团的接合部，容易出现缝隙。突围开始后郭家峪已经没有八路军，不要说一百多日军，就是十个，也可以冲进去的。八路军总部突围真正的激战，是在十字岭（阻击线在南艾铺），左权也是牺牲在那里.

　　日军这类的掩饰损失，夸大战果的文字游戏，在其文献中比比皆是，以此文而论，最后有一段伤亡数字的说明，提到益子挺身队经过十天激战，只有两人轻伤，就是荒唐得可以的一例。在此文前面照片的介绍中，提到益子重雄所部三个小队的小队长阵亡了两个，最后却又说整个部队的损失不过轻伤二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文中提到该部二十三日被八路军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战终日，两千八路估计是夸张，彭总身边没有这样多的部队可用，但这样的“白刃战”战斗打了一天居然只有 “轻伤二人”，就是牛皮吹得太大了。

　　为了鼓舞士气，迷惑敌人，日本的军报一向以不准著称，美国海军名将哈尔西就发过这样的电报：“被日军全部击沉的第3舰队,现正全速向着敌军撤退” -- 就是讽刺日军军报的夸张。其实，这样的经历，之前一年多哈尔西在西南太平洋就有过一次了，那次日军的军报击沉美军舰艇的数字，干脆是把哈尔西所有的舰艇都拿来抵账还不够。至于隐瞒损失，更是日军的惯技，塞班之战，美军就曾经惊讶日军损失之少，打到最后才发现日军是把阵亡人员的尸体都扛回去不报，将尸体在后方堆成了垛子。可惜，日军打到后来连汽油都没了，无法焚毁灭迹，这一招终于被美军识破。 但是，水分榨干之后，这支“特别挺进杀人队”的凶恶之处，也就暴露出来了。

　　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益子挺身队”真正给八路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它首先发现了撤到郭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在潞芳指挥作战的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这直接导致了日军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当时，八路军总部面临和一二九师师部同样的困境，但应对上出现了一些纰漏。这主要是当时八路军总部在集中精力应付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对自身安全考虑不足；前几次八路军总部遭到突袭，最终无恙的原因是一二九师主力在周边活动，以重大代价保卫了总部，这一次一二九师师部同时遭到攻击，自顾不暇；此外，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对突围拖累甚大，二十三日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全军要到二十四日晚上才能起身，而且行动迟缓。在益子挺身队的准确情报帮助下，日军在十字岭截住了撤退中的彭德怀纵队猛烈围攻并以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反复轰炸，本来以为可以寻隙觅缝的八路军却钻进了日军的伏击圈。尽管总部经过激战最终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因此遭受极大损失，左权将军就是在此战中殉国的。

　　从日方的描述看，日军对特种部队的使用，还不很到位。这种部队，是匕首，是狡狐，一击即退，而不在硬拼，看到日军津津乐道“益子挺身队”和两千对手血战一天，就可以理解二战中日军特种部队为何没有多少建树了 – 日军还是习惯象蛮牛一样的打法，并不懂得特种部队该怎么打仗。“益子挺身队”的情报导致八路军总部在突围中陷入苦战，本来是这支部队此战的亮点，日军却因为这不能展现有多少自己的具体战果没有重视。

　　“益子挺身队”到底有多大的损失，至今不得而知，不过，从残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所题名叫佐佐木的军官阵亡于则界村，根据《中国山西省地理图册》，山西有两个则界村，一个在陵川，另一个，在涉县，正是麻田的附近。而益子重雄战后的回忆，他在中国的战场上，共计损失了一百七十三名部下，其中八十七人算是“白骨凯旋”，还有八十六人的骨头，都扔在了中国，他在中国担任军事主官的最高位置，就是二二三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和“益子挺身队”的队长了（此后担任军事幕僚，不再直接指挥部队），这一百七十三名部下，其中有多少属于“益子挺身队”，我们只能猜测而已。

　　最后提一下，“益子挺身队”还将左权将军的死归入自己的战绩。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战斗中，左权将军的遗体是三名党校学生仓促下葬的，因此不够隐秘而为日军发掘并拍照炫耀战果，此后中方重新迁葬。双方的记载左权将军都是死于炮弹，而“益子挺身队”因为化妆奔袭，最重型的武器是机枪，他们的纪录，也表示 “左权将军”死于其突袭。

　　核对双方纪录，这个说法倒不是纯粹的争功谎言，八路军方面，也记载这支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和老百姓，绕过八路军欧致富团和七二九团的阻击线，在十字岭和南艾铺之间突然向八路军发起攻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所谓的“左权将军”，肯定不是左权本人，因为左权此时已经在十字岭上，冲过了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并在第三道封锁线处阵亡。

　　个人认为，这个“左权将军”，可能是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白渊，他也在此战中牺牲，朝鲜方面后来的回忆说他“突然遭到敌人特务的射击而死”。很可能是“益子挺身队”看到他使用短枪，并带有警卫员，因此认为是个重要人物。日军发现左权死于此役是根据截获八路军电报了解到的，所以金白渊被认为是左权也就不奇怪了。
左权将军之死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日军重兵包围，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放弃了一切个人突围的机会，舍身取义，尽忠职守。左权殉国后尸体三四天才得以掩埋，之后又被敌人挖出照相登报，一时间山河失色，大地举悲。


　　左权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参加了统—广东的两次东征。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从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到长征再到华北敌后战场，左权一直沐浴在枪林弹雨之中。

日军重兵包围八路军总部

　　“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因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1942年春，华北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先对冀中平原实施“五一大扫荡”，接着趁我方注意力集中在冀中时，又转向太行地区，冈村的第一军的主力 3万多人，开始“蚕食”太行、太岳地区。日军派出两个精锐联队，身穿中国老百姓的衣服或八路军的灰色军衣。不仅样子像，行为作风也十分逼真，骗过太行根据地众多的眼睛，在我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深入太行腹地与我军接近。

　　为掩人耳目，日军频繁在晋、冀之间调动。5月 22日，从太原至和顺，从邢台到武安，从襄洹到潞城都出现了敌情。至22日晚，我方又收到日军第四十一师团主力乘汽车向辽县、和顺快速开拔的情报。彭德怀、左权当机立断，命令主力部队快速开拔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圈到外线作战。主力开拔后，敌人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总部的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日军以为是一二九师的首脑机关，即刻重兵包围。5月中旬以后，日军迅速改变在华北的战场部署，导致我方的情报延迟，敌人又采用最先进的电讯技术，以数十倍的重兵包围我方，而我方大多为非武装的机关干部，突围困难。

　　左权是我党我军的最高指挥员之一，手握军事大权。而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与其军事地位形成了强烈反差，由于他不向王明靠拢，直到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

左参谋长舍生取义，尽忠职守

　　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包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敌人很快发现了目标，敌机开始疯狂地扫射投弹，很多同志中弹牺牲。彭德怀、左权立即召开了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及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总率部向西北，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行动。

　　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口拒绝了。他说：“北方局机关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 人员中传开，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人员信心百倍。左权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挥着手枪一遍遍地喊：“同志们，不要害怕飞机，快往前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在左权的指挥下，突围的速度快了许多。

　　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可以保证左权的安全：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经突围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的领导骨干也突围出去了，左权的掩护断后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作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应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请左权跟他走，但被他拒绝了，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其实左权正在为几件事焦急：一是清点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的同志没有到，他已经让贴身卫士去寻找，尚无消息；二是机要科的部份同志还没有冲出去，丢了文件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有一个机要员落在敌手，我方的密码就可能被日军破译；三是敌包围圈内尚有一些北方局机关、党校、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左权认为此时离开是失职。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的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个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该有准备。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有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而安全突围。

青山处处埋忠骨

　　发现和处理左权遗体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突围时看见了牺牲在左权将军极为悲伤。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都被日军的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他身上穿灰斜纹布军夏装，前胸有两个口袋，腰扎宽皮带，打着整齐绑腿，脚上是布鞋，右手紧握一支左轮手枪。他们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到了荆棘处，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他们突出去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彭总，告诉他左参谋长牺牲了，并呈上了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敌人退出去了，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材，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没想到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到我方的“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挖出了左权的棺材，打开后给遗体照了相，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悲，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驻山西省的第一军根据日本驻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指导纲要，制定和实施了以歼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及129师首脑机关为主要目标的“驻晋日军总进攻”，并于5月8日下达了扫荡作战计划，即“C号作战”命令，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对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击”。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前往河北省伪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就近指挥作战；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由山西省省会太原赶到晋东南重镇潞安，坐镇指挥战斗。参战的日军有：华北方面军直属第41师团、独1旅团、独8旅团；第一军所属第36师团、第69师团、独3旅团、独4旅团等共计三万余兵力。同时从第36师团步兵第223联队、步兵第224联队选拔200名精干士兵，经过特殊训练，组成两支“特别挺进杀入队”，主要任务是:“深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带，捕捉八路军及朝鲜义勇军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八路军总部作战指挥中枢，报告八路军主力退却方向及隐藏的抗日军需品。”

　　为了搜集1942年5月反扫荡作战的资料，30年来笔者曾上百次到太行山进行实地考察和到各地对战争的亲历者进行采访，那次战役的幸存者在回忆时，都不约而同地谈起八路军总部遭到围困时，曾有日伪情报人员在转移的八路军部队附近同日军进行联络，提供作战情报，使日军及时获得八路军总部的行动路线和作战方位。20世纪70年代，山西省左权县红军疗养院的几十位老红军、老八路，在座谈会上相互印证：“当年八路军总部和后方机关一万多人来到太行山十字岭时，敌人的飞机和部队就像长了眼睛，一直紧紧跟在我军后面，怎么也甩不掉。”

　　中国人民解放军权威研究机构认为：日军经过周密准备的1942年5月扫荡，其进攻手段极为毒辣，“扫荡前首先以军队佯动、制造谣言，以迷惑抗日军民，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混入根据地侦察破坏，尔后派出数个‘挺身队’，伪装我军，奔袭我首脑机关。”

　　日本防卫厅在战后披露的文件表明：当年日军在华北的情报任务，主要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负责的特务机关———“黄城事务所”负责，驻扎各地的日军分别设立有特务机构，在各县派有联络员即顾问。日本驻华北方面军第一军1942年4月16日向各兵团下达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指示，日军在作战时各支队要配属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特务工作队、俘虏工作队、政治宣传工作队等，或由支队自行编成的工作队。而这些特务活动多是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重点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华北特别是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情报活动越来越密集，八路军总部对于日军的这种动向已有察觉。1942年4月27日，八路军总部在下达的一项通报中指出：近日敌军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刺探我军情报，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了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并派出五十多人，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学生，潜入抗日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军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毒菌。八路军还从反扫荡战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都贴着八路军总部和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连履历表都印好了。

　　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这次大规模扫荡，主要由两部分参加，一是驻山西省的第一军所属之第36师团等；二是驻河北省的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如驻邯郸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等，他们都在作战前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派出了大量情报人员，主动深入到八路军总部及129师师部驻地附近进行特务活动，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驻邯郸的日本特务机关在这次战役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邯郸是华北的南大门，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自古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1937年10月17日，日军占领邯郸后，派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长期驻扎在这里，并在城内设立伪冀南道道尹公署，统管所属10余县的行政事务，还先后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特务机关和情报组织，主要的特务机构有：日军第一旅团“特务机关长长官部”、“日军邯郸宪兵分遣队”，“邯郸特别工作队”、“云霞庄”等。“云霞庄”是日本人在邯郸设立的秘密特务机关，其头目是日军驻石家庄“1417部队”派来的日本职业特务，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特务组织，它自成体系设立了许多以商业为掩护的秘密情报据点和联络站，触角伸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内地，进行收集八路军军事、政治情报和策反、投毒等活动，在各地建立了许多秘密联络站、点，活动十分猖狂。

　　1942年5月太行山反扫荡作战结束后，以邯郸“云霞庄”所辖之“祥林皮鞋店”为秘密联络站的“1417部队”特务朱殿林（原名郭子修）曾在石家庄吹嘘说：“八路军总部的情报是咱搞的……”

　　日本特务机关为此还在邯郸召开了庆功会。

　　这次战役对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震动很大，集中力量对隐藏在根据地内的日伪特务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如河北省武安县公安局在5月反扫荡后，一举破获敌特组织———“日本军事情报武辽线”，该线从武安县营井起，经继城、沙洺、陈家坪、王庄、木作，到辽县大小南庄、新店一带，先后逮捕特务分子多人，并将主犯公开枪毙。该组织主犯白某从1940年3月开始和日军发生联系，受日军指使到辽县大南庄以开饭铺为名，暗中发展特务，5月反扫荡时，他曾把进攻八路军兵工厂的道路告密日军，使我兵工厂遭到破坏。白某的死，对当地暗藏的特务震动很大，一些为日军服务的人员主动向抗日政府交代，使敌特情报组织逐渐消弱。

　　八路军总部驻地周围村庄的打击力度更大，发动群众揭露出一批准备向总部首长投毒的暗藏特务，都进行了严厉镇压，这项“震慑”活动到1943年达到高潮。

　　向日军提供八路军总部情报、导致左权将军、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石正、陈光华牺牲，并得到日军特别奖赏的敌特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逃到石家庄等地，但最终还是被抓捕归案，受到应有的惩罚。

　什么叫“拉网扫荡”呢?一位老人回忆说，所谓“拉网扫荡”，也叫“鱼鳞式铁壁大合围，”“就是‘扫荡’时，前头是特务先行，第二层是警备队，第三层是治安军，最后日军出动，没有空隙，群众称作‘拉大网’五一”反“扫荡”示意图

　　冀中区领导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开会
1.
聂荣臻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据说，当时路西部队内部规定，司务长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

　　粮食，粮食，没有粮食，百姓无法生存，部队无法打仗。人们常说，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鱼水关系，没有粮食，水就枯了，鱼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扫荡”，不用“三光”，岂不一样可以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粮食，粮食，党的北方局领导及八路军的将帅们心中不能不常常挂念着这两个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着这两个字。党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3月下旬，冈村宁次来到石家庄，召开联队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对冀中的“扫荡”。这次会议十分诡秘，至今仍不得其详。但据各方文献分析，也可略知其一、二。据战后日方出版物披露，“扫荡”冀中，虽说在2月份就已定了下来，但那时日华北派遣军的参谋人员正热衷于“西安作战”，进攻西安需要多少兵力、需要多少物资等倒都有详细的计划，而对冀中的“扫荡”，迟至“4月中旬”，才“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因而在3月份的石家庄会议上，冈村宁次和他的部下们，不太可能讨论“扫荡”冀中的具体细节和作战安排，倒很可能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进攻中共军还是重庆军?进攻中共军，又以哪一地区为主?采取什么战术为好?在1941年已予“共军”一年的“扫荡”、“蚕食”，“共军”势力已下降的情况下，在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的形势下，在1942年，为维持华北“治安”，是继续打击中共呢，还是转而进攻国民党军呢?据日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回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仍应以中共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对此“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与会者中，大概还有人记得去年的教训。1941年2月，日中国派遣军决定从华中抽调第十七、三七三两个师团回师华北后，日华北派遣军立即讨论如何运用这些部队，结果，“方面军第一个目标选在晋南的重庆军，这是由第一军发起，一直到中央一致同意的作战。”多田骏说，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并希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当时也有人提出，“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现在把年度的第一个目标选定对重庆军，”这合适吗?因而，他们建议，“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共军。”但当时这种意见未被重视，大部分日军将领和参谋人员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当时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一带，有26个师约18万人的兵力。为此日军调动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主力共约5万人，把从华北新调来的部队及在华北能搜罗到的机动力量几乎全押了上去。5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至6月15日，国民党军近20万人，有10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日方认为这次作战“实施了彻底的包围作战，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取得“赫赫战果。”然而，“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冈村宁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当然“赞佩后者的作法。”不过，他在赞赏软刀子杀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挥舞硬刀子。

1941年底，“敌人点碉堡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冀中饶阳县大官亭村。在饶阳县北边，靠肃宁不远。是个大村。冀中军区、行署、区党委及分区党政军机关，常住我们那一片，杨成武后来也去过。是冀中腹心区的腹心区。

　　1942年4月28日——距“五一”大“扫荡”3天。

二分区27团排长叛变

　　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下达了对冀中“扫荡”的作战命令。日方文献记载说：“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N
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五一”反“扫荡”示意图

　　心思的。从1941年1月起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步步紧逼，进行“蚕食”。我方的巩固根据地已缩小了三分之二，十分区全区沦为敌占区，六、七、九分区的西部和八分区子牙河以东地区均被敌人蚕食。“鱼”们可以自由遨游的水域已经很狭窄、很拥挤了。可以说是“水少鱼多”了。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日本人的第一步棋，不是漫天撒网，而是筑坝拦水，进一步压缩我方已经十分狭窄拥挤的“水域”。据说，古人看史书是讲究“左书右图”的。下面，如果我们拿一本地图放在手头，对照着看，一定会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人在当年是怎样行动的：

　　东面和东北面：主要是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所属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29大队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在活动。当时，小川部队队部设在河间县城。5月1日前，小川部队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滏阳河是往东北方向流的。这样，日本人筑坝后，从衡水往北到小范镇这一段，就主要靠河水形成障碍，由小范镇往北到献县这一段，则主要靠人力实施封锁。4月30日夜，小川部队即开始活动，5月1日拂晓，小川部队首先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北地区，2日，则回过头来，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地区。从3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主要在子牙河以西，滹沱河以北、河间、肃宁公路以南这一块地方反复“扫荡”。北面和西北面：在这两个方向活动的日军，主要是日军第110师团白泷部队(旅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四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及归其指挥的第26师团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12联队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共有日军约六七千人。“五一”大“扫荡”前，坂本支队驻扎在平汉线上新乐、定县一带。队部设在新乐。白泷部队驻扎在安国、博野、蠡县一带。队部设在安国县城。5月1日凌晨，白泷部队由安国、博野、蠡县等驻扎地出发往南，坂本支队由新乐、定县出发往东，集中“扫荡”潴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的狭长走廊地带。5月2日至3日，对滹沱河北邢邑、深泽、新营一带，进行了合围。4日至9日，仍在上述地区进行反复搜索。进行所谓“精密扫荡”。

　　正西方向：驻无极的日军加岛部队(骑兵第110大队，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对无极附近，主要是无极以北、以东地区进行了“扫荡”。

　　正南方向：主要是日军池上部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指挥约二个大队)和骑兵第13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在活动，共有日军七八千人。“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池上部队和山崎联队在严密封锁石德路的同时，向南、向东“扫荡”我六分区的部队。看得很清楚，从5月1日至10日，日伪军并未深入冀中根据地腹心区，而是想尽可能把我方的人赶到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三角地带，然后再拉网捕鱼。用日本人制定的“五一”大“扫荡”作战计划里的话说，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因而这10天左右，冀中腹心区有如台风的中心，反倒相对平静。当时在冀中妇救会工作的齐岩，这几天正带着几个人在饶阳东南靠武强县境的一带村庄活动，她回忆说：这时因敌人刚开始在边缘地区“扫荡”，修据点，安岗楼，逐渐向中心地区压缩，所以我们所在的一带村庄还不十分紧张。只是谣言很多，人心惶惶，特务汉奸造谣说：“这次‘扫荡’是光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在野外的是八路军，在村内的是老百姓。”“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等等。

　在“五一”大“扫荡”前，冀中领导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北东西张岗村地区，就在“五一”大“扫荡”前夕，却一反常规地转移到饶阳县东西张保村地区。5月1日晚上，在村外一片枣树林子里，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人员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据吕正操讲，经过大力缩减，这时“冀中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原来的四千多人减到不足千人，”再加上警卫部队“二十七团不足两千人”，还有一些来看热闹的老乡，也还有个二三千人。二三千人席地而坐，也是黑压压的一大片。那时没有电，但点着汽灯，也是雪亮雪亮的。大伙坐在荡漾着春意的晚风中，听黄敬和吕正操讲话。据当时担任记录工作的齐岩回忆，他们主要是讲了讲形势和任务。说“现在进入我根据地的敌人约有一万人，可能北沿滹沱河，东沿滏阳河，西沿深(县)安(平)路，南沿沧石路，构成四面封锁后，对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中心地区‘扫荡’、‘合围’。反‘扫荡’的任务就是要突破敌人包围，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吕正操正讲着话，空中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敌人的飞机来盘旋侦察了。吕正操指着在空中瞎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晚上再演出戏给他看。”这天晚上，还真是演了戏，吕正操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明亮的汽灯照耀周围十几里，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我们就在这里。”

　　在没有电影、电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能看上一场大戏，可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何况，今儿演的是《日出》呢!据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郭筠回忆，最初演《日出》，是一年前的事，他说：“1941年春，冀中的环境是相对平静的，敌人占据着城市和交通线，广大的农村是我活动的广阔领域，在3月末4月初，火线剧社驻防在安平县义里村，一天，从社部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排演大型四幕话剧《日出》……”

　　1942年5月25日天亮，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敌人很快发现了目标，敌机开始疯狂俯冲扫射投弹，有同志中弹牺牲。“彭左”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总向西北，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行动。

　　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北方局和党校那麽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干部们信心倍增。左权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挥着手枪一遍遍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快往前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在左权的指挥下，突围的速度快了许多。

　　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可以保证左权合理获生。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3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突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及骨干也已大部突围，左权的掩护断后任务已完成，做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应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其时左权正为几事焦急：一是.清点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的同志没有到，他已令贴身卫士郭树保去寻找，尚无消息；二机要科的部分同志还没有冲出去，丢了文件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有一个机要员落入敌手我方密码就可能被日军破译；三是敌包围圈内尚有一些北方局机关、党校、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左权认为此时离开就是失职！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做为一名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地就能做到。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一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安全突围。

　　所以左权殉国的内在原因是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用生命证实自己对党的忠诚！做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之牺牲本可避免，当时许多一同突围的同志都有此看法，在撰写的文章中，大都用了“舍身取义，尽忠职守”这个词，可见这是公识。

　　发现和处理左权遗体的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突围时看见了牺牲的左权将军，极为惊异悲愤。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部都为日军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他上身穿灰斜纹布军夏装，前胸有两个口袋，腰束宽皮带，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是布鞋，右手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他们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至一处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他们突出去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彭总，告之左参谋长已殉国，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敌人退出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木，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就地掩埋。没曾想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到处挖、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打开后给遗体照了像，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哀，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这一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公开。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八路军总部进入武乡后，在砖壁村驻扎时间最长，经历的历史重大事件最多，总部所以选择进驻砖壁，是因为这里群山环绕、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非常险要，正如《朱德历险纪实》一文说：“……天亮后，总部已安全转移到了太行山深处的偏僻地带，在群山中稍事休息后、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穿过悬崖峭壁向太行山的顶峰攀登，彻底摆脱了日军的追击，最后登上了太行山上的砖壁村。砖壁村位于武乡县东南的太行山深处，东面靠山，南、北、西三面临崖、活象太行山半腰里伸出的一个“半岛”，村东南的小松山、松柏丛生，地势极为险要，只有村西有一条峡谷马道通往山外、易守难攻，便于隐蔽。村东有一组由玉皇庙、佛爷庙、奶奶庙、大戏台和李家祠堂组成的建筑群，庙宇坐北朝南，占地面积有一万平方米，很适合部队驻防，这也是总部三进三出砖壁的关键所在。随着总部驻扎砖壁，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新华日报社、总部卫生部等分别住在砖壁周围的烟里、安乐庄、土河、大小坪等村庄。
　　总部在砖壁，经历过一个三次进驻三次转移的阶段：
　　第一次：1939年6月——同年11月底
　　第二次：1940年5月——同年12月底
　　第三次：1942年5月——同年6月底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第一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称为“晋冀豫边区作战”，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在山西东南部的八路军根据地。然而，此前的作战中，八路军总能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坚壁清野，主力跳出圈外，使日军无处发力，八路军反而在扫荡中越扫越壮大。针对这种情况，日军第一军要求各部队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法，力争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在这种要求之下，扫荡的主力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遂制定方案，以一部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展开特种作战。

　　关于这个背景，个人认为还可加以一些补充，所谓日军的“晋冀豫边区作战”，即冈村宁次所作“C号计划”，计划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日间，对华北八路军太行，太岳两区进行扫荡，出动兵力为两个师团（三十六，四十一）主力，一个师团一部（一零一），另四个独立混成旅团（第一，三，四，八），由此可见，此战日军并不仅限于攻击八路军总部，这是一次与四月的冀南扫荡，五月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相呼应的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全部占领太行根据地，歼灭在此地活动的八路军主力（主要是一二九师刘伯承部），通过这三次扫荡将八路军赶出华北。

　　整个战斗，从五月十五日开始，日军首先进攻太岳军区，太岳军区主力三八六旅果断跳出日军包围，使日军扑空。但日军对此早有准备，并没有穷追不舍，而是利用太岳主力转移，太行区较为孤立的机会，全军于十九日掉头，四面围击以涉县，偏关，辽县为中心的太行区。由于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在这个地域，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后方机关而警戒力量不足，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部队和机关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总部突围战斗中的八路军被俘人员，这些人员后来多被日军杀害，包括曾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张永清。张永清当时任华北局秘书长，因体弱未能突围被俘，不久被日军杀害。日文资料中还有被日军掘墓拍摄的左权参谋长牺牲后照片，不忍暴露忠骸，此处不再引用。

　　日军的“特别挺身杀人队”，就是在这次作战中登场的。

　　所谓“特别挺身杀人队”，实际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特别关照第三十六师团组建的，下辖两个中队，分别是来自第223联队的“益子挺身队”和第224联队的“大川挺身队”。

　　让我们看看日文资料中对这支部队的描述吧。

　　在《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身隊》一文中，对“益子挺身队”是这样描述，这支部队由益子重雄中尉指挥，前身即益子重雄所部第三中队，全军着八路军军服，所部含军官四名，士兵一百零二名，另附雨宫宪兵曹长指挥的汉奸特务工作队员十八人，共计一百二十四人，携带从无线电受发报机到重机枪的各种装备，在主力发起攻击前三天，即五月二十一日，即潜入辽县八路军根据地开始活动。

　　其实，这个日期是有点问题的，日军第一军在二十二日已经完成对太行区中心地区的包围，二十二日夜下达了开始C计划第二期，发动总攻的命令。

　　从“益子挺身队”的编成，可以判断“大川挺身队”的人数也在一百人左右，但两支部队的任务不同，益子部队的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大川挺身队的目标是一二九师师部。

　　《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身隊》一文，没有关于“大川挺身队”的作战记载，只记录了“益子挺身队”的作战，大致如下：

　　五月二十一日，从辽县出发后，向南南东方向前进，距县城十公里处绕过八路军警戒部队的阵地。

　　五月二十二日，发生小规模战斗，占据附近标高2，100米的制高点，这时，八路军已经发现日军的攻击，正在频繁更换驻地。益子挺身队根据无线电指示，不断调整方向，午夜，袭击据称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五军寺，但一无所获，八路军指挥部踪影不见。

　　五月二十三日，在辽县东南二十五公里处萨拉齐山，被两千余中国军队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烈战斗持续终日。直到入夜，才利用夜色的掩护突围成功。

　　继续向东，在郭家峪发现八路军的转移部队，正是该部寻找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分三个纵队突围，其中彭德怀和左权的第一纵队从南向北试图突围，正走向益子挺身队的方向。

　　五月二十四日，经过整天激战，彭德怀负伤，殿后的左权战死，八路军未能携带左权的遗体突围。中方记载日军此战炮火猛烈并有空军轰炸，不过日军进攻郭家峪的仅仅是“益子挺身队”的百余人。

　　五月二十日，继续向东，在天文村附近扫荡，造成中国方面较大损失。

　　这段纪录，结合中方材料和日方其他作战资料，可看到其中内容有些可信，有些则不尽不实，且含有相当的文字游戏。这支日军的作用与描述颇有出入。

　　这是因为八路军对这支日军已有警惕，早在五月三日，八路军就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 ‘挺身队’和特工人员。”情报之详细，甚至提到了前面所说日军知道“邓小平在太岳”。这也是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日军。刘伯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相关情报，并再次电告太岳军区注意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安全。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其中，日本特务曾经化妆到小曲峧“帮助土改”，结果被当地群众识破，这一结果还直接导致此后经小曲峧突袭129师师部的“大川挺身队”提前曝光。

　　否则，刘伯承的总部，就危险了。

　　益子重雄的部队在五月二十二日夜向武军寺（日文中为五军寺）的八路军总部部分机关发动奇袭，结果扑空，事实上，早在这一天早上，他们的行踪在桐峪西北老林圪洞附近已经被民兵发现，八路军总部并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１００人，后去向不明” -- 根本就没人把他们当八路军。彭，左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总部开始转移。这份报告成为八路军总部迅速转移的有利依据之一。

　　另一路日军大川桃吉，冒充新六旅一部试图袭击一二九师在会里村的师部，这支敌军化妆较象，竟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于二十二日渡过漳河，并在岸边的宋家庄与八路军部队同村吃饭，接着就骑自行车奔袭会里。应该说日军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确的，动作也很迅捷。不过当时日军判断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是一二九师总部。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大川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因为他的任务是突袭一二九师师部，怕自己打错。结果，刘伯承恰好在此时组织一二九师师部撤离，等大川确认了情报赶到，一二九师总部已经撤离几个小时了。刘伯承和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晚上九点离开会里的，大川是十一点赶到！

　　接着，日军总部根据一二九师电台信号，通知大川挺身队继续向王堡追击一二九师师部。如果被这支日军缠上，刘伯承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因为他的身边带有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正在这时，第五军分区司令皮定钧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了刘伯承这支奇特敌军的动向：“小曲峧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这份情报实际上是小曲峧民兵二十二日就发出的，但因为情报转手，耽误了时间，二十三日才送到刘伯承手中。

　　如果大川第一次突击更快一些，这份情报够皮定钧上军事法庭的，不过，这足够刘伯承当心这个敌手的二次打击了，一二九师师部当即第二次转移，大川扑了空，得知刘已进山，感到追不上，只好转向偏关会合日军主力去了。

　　益子重雄部队随后的动向记录颇有些混乱，乍一看似乎益子部队神勇无比，竟有百人打垮了八路军总部的印象。但如果明了日军写这类文章的习惯，就有很多文字游戏可以看出来。

　　比如二十三日和“两千名”中国军队的战斗，这个“两千”肯定是虚数，因为当时八路军总部身边欧至富的特务团和七二九团，且要用于阻击日军主力的攻击，在后方不可能拿出这样多的兵力。日军和八路军的战斗，搞不清对方有多少人的时候，常常用“两千”这个数儿，反正，也不能一一去数。

　　至于攻击郭家峪，其实和胡宗南进延安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八路军总部早已撤离。八路军总部撤离的原因当然不是怕了这支只有轻武器的特种部队，而是遭到日军的四面合围 -- 第三十六师团在西，南，第一，三，四，八混成旅团在东，北，总兵力日军两万五千人，已经压迫到总部周围二十公里左右。八路军选向东北方向的十字岭突围，是因为那里是无人山区，而且接近日军第三，第四混成旅团的接合部，容易出现缝隙。突围开始后郭家峪已经没有八路军，不要说一百多日军，就是十个，也可以冲进去的。八路军总部突围真正的激战，是在十字岭（阻击线在南艾铺），左权也是牺牲在那里.

　　日军这类的掩饰损失，夸大战果的文字游戏，在其文献中比比皆是，以此文而论，最后有一段伤亡数字的说明，提到益子挺身队经过十天激战，只有两人轻伤，就是荒唐得可以的一例。在此文前面照片的介绍中，提到益子重雄所部三个小队的小队长阵亡了两个，最后却又说整个部队的损失不过轻伤二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文中提到该部二十三日被八路军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战终日，两千八路估计是夸张，彭总身边没有这样多的部队可用，但这样的“白刃战”战斗打了一天居然只有 “轻伤二人”，就是牛皮吹得太大了。

　　为了鼓舞士气，迷惑敌人，日本的军报一向以不准著称，美国海军名将哈尔西就发过这样的电报：“被日军全部击沉的第3舰队,现正全速向着敌军撤退” -- 就是讽刺日军军报的夸张。其实，这样的经历，之前一年多哈尔西在西南太平洋就有过一次了，那次日军的军报击沉美军舰艇的数字，干脆是把哈尔西所有的舰艇都拿来抵账还不够。至于隐瞒损失，更是日军的惯技，塞班之战，美军就曾经惊讶日军损失之少，打到最后才发现日军是把阵亡人员的尸体都扛回去不报，将尸体在后方堆成了垛子。可惜，日军打到后来连汽油都没了，无法焚毁灭迹，这一招终于被美军识破。 但是，水分榨干之后，这支“特别挺进杀人队”的凶恶之处，也就暴露出来了。

　　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益子挺身队”真正给八路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它首先发现了撤到郭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在潞芳指挥作战的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这直接导致了日军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当时，八路军总部面临和一二九师师部同样的困境，但应对上出现了一些纰漏。这主要是当时八路军总部在集中精力应付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对自身安全考虑不足；前几次八路军总部遭到突袭，最终无恙的原因是一二九师主力在周边活动，以重大代价保卫了总部，这一次一二九师师部同时遭到攻击，自顾不暇；此外，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对突围拖累甚大，二十三日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全军要到二十四日晚上才能起身，而且行动迟缓。在益子挺身队的准确情报帮助下，日军在十字岭截住了撤退中的彭德怀纵队猛烈围攻并以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反复轰炸，本来以为可以寻隙觅缝的八路军却钻进了日军的伏击圈。尽管总部经过激战最终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因此遭受极大损失，左权将军就是在此战中殉国的。

　　从日方的描述看，日军对特种部队的使用，还不很到位。这种部队，是匕首，是狡狐，一击即退，而不在硬拼，看到日军津津乐道“益子挺身队”和两千对手血战一天，就可以理解二战中日军特种部队为何没有多少建树了 – 日军还是习惯象蛮牛一样的打法，并不懂得特种部队该怎么打仗。“益子挺身队”的情报导致八路军总部在突围中陷入苦战，本来是这支部队此战的亮点，日军却因为这不能展现有多少自己的具体战果没有重视。

　　“益子挺身队”到底有多大的损失，至今不得而知，不过，从残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所题名叫佐佐木的军官阵亡于则界村，根据《中国山西省地理图册》，山西有两个则界村，一个在陵川，另一个，在涉县，正是麻田的附近。而益子重雄战后的回忆，他在中国的战场上，共计损失了一百七十三名部下，其中八十七人算是“白骨凯旋”，还有八十六人的骨头，都扔在了中国，他在中国担任军事主官的最高位置，就是二二三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和“益子挺身队”的队长了（此后担任军事幕僚，不再直接指挥部队），这一百七十三名部下，其中有多少属于“益子挺身队”，我们只能猜测而已。

　　最后提一下，“益子挺身队”还将左权将军的死归入自己的战绩。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战斗中，左权将军的遗体是三名党校学生仓促下葬的，因此不够隐秘而为日军发掘并拍照炫耀战果，此后中方重新迁葬。双方的记载左权将军都是死于炮弹，而“益子挺身队”因为化妆奔袭，最重型的武器是机枪，他们的纪录，也表示 “左权将军”死于其突袭。

　　核对双方纪录，这个说法倒不是纯粹的争功谎言，八路军方面，也记载这支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和老百姓，绕过八路军欧致富团和七二九团的阻击线，在十字岭和南艾铺之间突然向八路军发起攻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所谓的“左权将军”，肯定不是左权本人，因为左权此时已经在十字岭上，冲过了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并在第三道封锁线处阵亡。

　　个人认为，这个“左权将军”，可能是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白渊，他也在此战中牺牲，朝鲜方面后来的回忆说他“突然遭到敌人特务的射击而死”。很可能是“益子挺身队”看到他使用短枪，并带有警卫员，因此认为是个重要人物。日军发现左权死于此役是根据截获八路军电报了解到的，所以金白渊被认为是左权也就不奇怪了。
左权将军之死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日军重兵包围，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放弃了一切个人突围的机会，舍身取义，尽忠职守。左权殉国后尸体三四天才得以掩埋，之后又被敌人挖出照相登报，一时间山河失色，大地举悲。


　　左权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参加了统—广东的两次东征。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从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到长征再到华北敌后战场，左权一直沐浴在枪林弹雨之中。

日军重兵包围八路军总部

　　“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因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1942年春，华北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先对冀中平原实施“五一大扫荡”，接着趁我方注意力集中在冀中时，又转向太行地区，冈村的第一军的主力 3万多人，开始“蚕食”太行、太岳地区。日军派出两个精锐联队，身穿中国老百姓的衣服或八路军的灰色军衣。不仅样子像，行为作风也十分逼真，骗过太行根据地众多的眼睛，在我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深入太行腹地与我军接近。

　　为掩人耳目，日军频繁在晋、冀之间调动。5月 22日，从太原至和顺，从邢台到武安，从襄洹到潞城都出现了敌情。至22日晚，我方又收到日军第四十一师团主力乘汽车向辽县、和顺快速开拔的情报。彭德怀、左权当机立断，命令主力部队快速开拔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圈到外线作战。主力开拔后，敌人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总部的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日军以为是一二九师的首脑机关，即刻重兵包围。5月中旬以后，日军迅速改变在华北的战场部署，导致我方的情报延迟，敌人又采用最先进的电讯技术，以数十倍的重兵包围我方，而我方大多为非武装的机关干部，突围困难。

　　左权是我党我军的最高指挥员之一，手握军事大权。而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与其军事地位形成了强烈反差，由于他不向王明靠拢，直到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

左参谋长舍生取义，尽忠职守

　　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包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敌人很快发现了目标，敌机开始疯狂地扫射投弹，很多同志中弹牺牲。彭德怀、左权立即召开了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及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总率部向西北，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行动。

　　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口拒绝了。他说：“北方局机关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 人员中传开，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人员信心百倍。左权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挥着手枪一遍遍地喊：“同志们，不要害怕飞机，快往前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在左权的指挥下，突围的速度快了许多。

　　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可以保证左权的安全：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经突围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的领导骨干也突围出去了，左权的掩护断后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作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应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请左权跟他走，但被他拒绝了，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其实左权正在为几件事焦急：一是清点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的同志没有到，他已经让贴身卫士去寻找，尚无消息；二是机要科的部份同志还没有冲出去，丢了文件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有一个机要员落在敌手，我方的密码就可能被日军破译；三是敌包围圈内尚有一些北方局机关、党校、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左权认为此时离开是失职。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的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个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该有准备。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有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而安全突围。

青山处处埋忠骨

　　发现和处理左权遗体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突围时看见了牺牲在左权将军极为悲伤。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都被日军的弹片击中，鲜血涂地。他身上穿灰斜纹布军夏装，前胸有两个口袋，腰扎宽皮带，打着整齐绑腿，脚上是布鞋，右手紧握一支左轮手枪。他们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到了荆棘处，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他们突出去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彭总，告诉他左参谋长牺牲了，并呈上了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敌人退出去了，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材，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没想到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到我方的“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挖出了左权的棺材，打开后给遗体照了相，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悲，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驻山西省的第一军根据日本驻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指导纲要，制定和实施了以歼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及129师首脑机关为主要目标的“驻晋日军总进攻”，并于5月8日下达了扫荡作战计划，即“C号作战”命令，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对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击”。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前往河北省伪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就近指挥作战；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由山西省省会太原赶到晋东南重镇潞安，坐镇指挥战斗。参战的日军有：华北方面军直属第41师团、独1旅团、独8旅团；第一军所属第36师团、第69师团、独3旅团、独4旅团等共计三万余兵力。同时从第36师团步兵第223联队、步兵第224联队选拔200名精干士兵，经过特殊训练，组成两支“特别挺进杀入队”，主要任务是:“深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带，捕捉八路军及朝鲜义勇军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八路军总部作战指挥中枢，报告八路军主力退却方向及隐藏的抗日军需品。”

　　为了搜集1942年5月反扫荡作战的资料，30年来笔者曾上百次到太行山进行实地考察和到各地对战争的亲历者进行采访，那次战役的幸存者在回忆时，都不约而同地谈起八路军总部遭到围困时，曾有日伪情报人员在转移的八路军部队附近同日军进行联络，提供作战情报，使日军及时获得八路军总部的行动路线和作战方位。20世纪70年代，山西省左权县红军疗养院的几十位老红军、老八路，在座谈会上相互印证：“当年八路军总部和后方机关一万多人来到太行山十字岭时，敌人的飞机和部队就像长了眼睛，一直紧紧跟在我军后面，怎么也甩不掉。”

　　中国人民解放军权威研究机构认为：日军经过周密准备的1942年5月扫荡，其进攻手段极为毒辣，“扫荡前首先以军队佯动、制造谣言，以迷惑抗日军民，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混入根据地侦察破坏，尔后派出数个‘挺身队’，伪装我军，奔袭我首脑机关。”

　　日本防卫厅在战后披露的文件表明：当年日军在华北的情报任务，主要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负责的特务机关———“黄城事务所”负责，驻扎各地的日军分别设立有特务机构，在各县派有联络员即顾问。日本驻华北方面军第一军1942年4月16日向各兵团下达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指示，日军在作战时各支队要配属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特务工作队、俘虏工作队、政治宣传工作队等，或由支队自行编成的工作队。而这些特务活动多是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重点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华北特别是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情报活动越来越密集，八路军总部对于日军的这种动向已有察觉。1942年4月27日，八路军总部在下达的一项通报中指出：近日敌军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刺探我军情报，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了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并派出五十多人，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学生，潜入抗日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军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毒菌。八路军还从反扫荡战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都贴着八路军总部和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连履历表都印好了。

　　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这次大规模扫荡，主要由两部分参加，一是驻山西省的第一军所属之第36师团等；二是驻河北省的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如驻邯郸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等，他们都在作战前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派出了大量情报人员，主动深入到八路军总部及129师师部驻地附近进行特务活动，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驻邯郸的日本特务机关在这次战役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邯郸是华北的南大门，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自古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1937年10月17日，日军占领邯郸后，派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长期驻扎在这里，并在城内设立伪冀南道道尹公署，统管所属10余县的行政事务，还先后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特务机关和情报组织，主要的特务机构有：日军第一旅团“特务机关长长官部”、“日军邯郸宪兵分遣队”，“邯郸特别工作队”、“云霞庄”等。“云霞庄”是日本人在邯郸设立的秘密特务机关，其头目是日军驻石家庄“1417部队”派来的日本职业特务，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特务组织，它自成体系设立了许多以商业为掩护的秘密情报据点和联络站，触角伸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内地，进行收集八路军军事、政治情报和策反、投毒等活动，在各地建立了许多秘密联络站、点，活动十分猖狂。

　　1942年5月太行山反扫荡作战结束后，以邯郸“云霞庄”所辖之“祥林皮鞋店”为秘密联络站的“1417部队”特务朱殿林（原名郭子修）曾在石家庄吹嘘说：“八路军总部的情报是咱搞的……”

　　日本特务机关为此还在邯郸召开了庆功会。

　　这次战役对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震动很大，集中力量对隐藏在根据地内的日伪特务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如河北省武安县公安局在5月反扫荡后，一举破获敌特组织———“日本军事情报武辽线”，该线从武安县营井起，经继城、沙洺、陈家坪、王庄、木作，到辽县大小南庄、新店一带，先后逮捕特务分子多人，并将主犯公开枪毙。该组织主犯白某从1940年3月开始和日军发生联系，受日军指使到辽县大南庄以开饭铺为名，暗中发展特务，5月反扫荡时，他曾把进攻八路军兵工厂的道路告密日军，使我兵工厂遭到破坏。白某的死，对当地暗藏的特务震动很大，一些为日军服务的人员主动向抗日政府交代，使敌特情报组织逐渐消弱。

　　八路军总部驻地周围村庄的打击力度更大，发动群众揭露出一批准备向总部首长投毒的暗藏特务，都进行了严厉镇压，这项“震慑”活动到1943年达到高潮。

　　向日军提供八路军总部情报、导致左权将军、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石正、陈光华牺牲，并得到日军特别奖赏的敌特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逃到石家庄等地，但最终还是被抓捕归案，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