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振芳：男，山西洪洞县人，系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司号员，在1941年黄涯洞保卫战打响后，他一个人独守单人掩体，接近将两箱马尾弹投向敌群，毙敌百余，威振黄涯，最后弹尽人疲，是年仅十七岁。

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5月成立了军工部，决定将韩庄修戒所搬迁到了地形非常隐蔽的黄崖洞，扩建规模正式建设八路军的兵工厂。


黄涯洞兵工厂的位置非常隐蔽，当年，左权将军寻遍了太行山的每一座大山，最后就是看中了这里的险峻和隐蔽，才将兵工厂厂址选择在了这里。55式步枪、81式步枪、79式步枪、50炮、马尾弹、手榴弹、迫击炮等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1937年11月，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八路军进驻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麻田镇就成为根据地的前沿。1940年11月7日，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军工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党校、新华社华北分社、鲁迅艺术学校以及129师司令部等机关，移住麻田镇周围，使这里成为前方抗战的活动中心，被誉为太行山的“小延安”。


八路军军工专家刘鼎

     1940年10月底，百团大战中的关家垴之战打响了。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日军发现八路军的步枪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刺刀弹出得非常快，没等日军把“三八大盖”步枪的刺刀安上，八路军的刺刀就已经刺了过来。八路军在这场战斗中所使用的步枪，就是八路军军工部自主制造的新式武器———八一式步枪。主持研制这种步枪的，就是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

    在苏联他是神射手

    1940年5月1日的太行山，阳光明媚。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亲自把远道而来的刘鼎，从位于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送到了几公里以外的军工部。如此规格的接待，足见八路军领导在刘鼎身上寄予的厚望。

    其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近三年，战场的消耗和日军的封锁，使得八路军的枪炮弹药极为匮乏，加强武器的生产和更新，成了当务之急。当八路军总部商议谁能担此重任时，朱德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刘鼎。他到处打听刘鼎，要点名把刘鼎调来：刘鼎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也高，又有技术，特别是他有设计和改进武器的能力。

    1924年，22岁的刘鼎从家乡四川南溪乘船出发，远涉重洋到德国求学时，见到了少年时期就崇拜的人物———朱德。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勤奋踏实的刘鼎，很快赢得了朱德的喜爱，两人的交往也逐渐多了起来。在德国的求学过程中，刘鼎对国外先进的兵器制造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还专门研读了《迫击炮学》等专业书籍。

    1925年，在组织的安排下，刘鼎从德国来到了苏联，在刘伯承领导的远东游击队里任政治指导员。在那里，他又专门练习迫击炮的射击，并成为一名神射手。刘鼎说：“我这个搞政治的指导员，还要学军事、教军事，要把在苏联学到的这些兵器知识，教给游击队员们。”

    在革命烈士方志敏创作的《可爱的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们用少得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这段文字叙述的，就是红军洋源兵工厂制造枪炮的情况。当时，统领枪炮制造的正是从上海来到闽浙赣苏区的刘鼎。这些经历，让刘鼎成为了红军中为数不多的军工专家，也因为如此，熟悉刘鼎的朱德，做出了这个让大家信服的决定。所以就有了1940年5月，刘鼎调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彭德怀、左权同志亲自相送的场面。

    受命于危难之时，刘鼎自然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经反复研究，他把目光集中在了能大面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步枪改造上。当时八路军使用的步枪各式各样，有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老七九式等等。这些步枪的零件不能互换，规格不统一，杀伤力也小。刘鼎吸收各种步枪的长处，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的新型步枪设计方案。

    这种步枪只有3.58公斤，还把以往那种两两分离的枪和刺刀作了改进，将刺刀与枪身安装在一起，折放在枪托上，以便随时弹出使用。而且设计刺刀时他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平的，还是圆的？后来决定做成三棱形的，刀上有棱、有槽。那槽叫出血槽，刺刀扎进敌人身体后，血就从槽里出来，使敌人迅速失去抵抗力。这种步枪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部队的战斗力，令日寇大为吃惊。

    朱德为“八一式”步枪命名

    八路军在太行山共有7座兵工厂，其中黄崖洞兵工厂规模最大，新式步枪的研制、生产，就是在这里进行的。1940年8月1日是中国兵器工业史上里程碑式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新式步枪问世了。

    这款被朱德定名的“八一式”步枪，总共生产了8700支，是根据地制造的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步枪。刘鼎把“八一式”步枪送到129师师部，师长刘伯承高兴地接过枪，拍着刘鼎的肩膀说：“刘鼎，咱们俩在苏联时就想自己造好枪，今天你们造出来了，真是太好了！”随即，将第一批“八一式”步枪补充给了陈庚将军率领的386旅。

    恰在此时，关家垴之战打响了。战斗中，性能优良的“八一式”步枪，使386旅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就在战士们端起“八一式”冲锋向前的时候，日军掷弹筒发射出的小型炮弹，却严重影响了我军的进攻速度。

    掷弹筒是一种步兵作战时常用的小型火炮，配以钢质炮弹，口径50毫米，长250毫米，下方带有支架，射程为100至500米，适于山地作战，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掷弹筒可一人拿一个，拿着往里一放炮弹，“啪”地就打出去了。面对日军的优势武器，彭德怀急令刘鼎：“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

    经过对缴获来的掷弹筒反复拆卸、组装、研究，刘鼎自信地向彭德怀报告说：“我们可以制造掷弹筒，以敌人之道还治敌人之身。”

    对军工厂来说，做军火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钢材，二是火药。虽说当地有铁矿，老百姓在那儿炼铁做农具，可造军火一定要钢才行。钢从哪儿来？为了制造掷弹筒，八路军就地取材：夺敌人铺设的铁道钢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多次在夜幕的掩护下，利用破袭战等手段破坏敌人的铁路，一根一根的铁轨，从日军的铁路上转移到八路军的兵工厂车间里，变成了八路军制造掷弹筒的好材料。虽说钢轨没那么粗，但这难不倒刘鼎，他让工人把铁轨的工字形底面展开，再套上一个50厘米厚的圆柱把它卷起，锻造后再把它焊接起来。

    为能尽快把掷弹筒造出来，刘鼎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忙碌着。掷弹筒虽然小巧，但却是比手榴弹更具杀伤力的火炮，所以危险也时刻伴随着他们。做炸药所需的火硝，是从墙根挖出来的材料，用老百姓常用的土办法慢慢熬成的；硫磺是用麻杆灰造成的。后来没有麻杆灰，就用柳树根灰，把它和火硝配在一起，再慢慢碾均匀。当时的设备相当简陋，没别的办法，在老百姓的石碾子上碾炸药，所以经常出事故，常常是碾着碾着忽然就爆炸了。

    土方法造的炮远胜日军

    就是在这样的危险中，经过4个月的不懈努力，在黄涯洞里，刘鼎带领工人制造出我军第一门掷弹筒。这种掷弹筒构造简洁、操作方便，比日军的掷弹筒改进了许多，口径从50到100毫米不等，分远、中、近三个射程，最远能打到900米，而日军掷弹筒的最远射程只有500米。原太行山子弹厂厂长胡剑青回忆：“我们造的那个五零小炮掷弹筒，虽然技术上有困难，如来复线不好办，我们就不用来复线，用别的办法改进，火力效果却超过日本人。

    掷弹筒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常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不明就里的日军认为，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拥有先进的制造设备，因此对太行山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黄崖洞兵工厂则成了日军扫荡的首要目标。刘鼎率领兵工厂的战士们巧妙地与日军周旋，在反扫荡的间隙，依然坚持生产。当时的黄崖洞兵工厂指导员李宝庆回忆道：“一年三次扫荡，敌人离我们二三十里地时，我们就停工把机器、材料掩埋起来，我和两个副厂长，各带一半队伍到山上去打游击。敌人走后，再把机器挖起来，立即恢复生产。”

    1941年11月11日至19日，日军36师团第四、第六混成旅共5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黄崖洞发起攻击，妄图彻底摧毁那里的八路军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900多人奋勇迎敌，凭借太行山的天险，抗击6倍于自己的日军达8天之久，最后在大部队的增援下，彻底粉碎了日军的这次围剿行动。

    在刘鼎的带领下，兵工厂在击退日军的当天夜里就恢复了生产，马达的轰鸣声又回响在了黄崖洞的山谷之间。

    1986年，刘鼎去世。他在抗战期间的战斗经历，只有家人和同事的一些记忆片段。由于其当年所从事工作的保密性，抗战期间他的照片是少之又少，而且大都已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失散。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回望刘鼎的当年风采。这种回望，虽不免让人有一种缺少历史影像资料的遗憾，但刘鼎的身影，却并没有因此而被时间淡忘。

    枪炮为笔弹为墨。抗战期间，刘鼎参与研制的各种新式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如今，这些武器珍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在这一件件承载着中国军工历史的武器背后，当年的刘鼎清晰而真切。

1941年11月，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及129师一部，在黄崖洞保卫战中，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与装备精良的5000多日军鏖战8天8夜，毙伤日军700余人
抗战时期，黄崖洞兵工厂年产武器装备可装备16个团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保卫水窑战功”的锦旗

黄崖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北境、晋冀两省接壤之处，海拔1600多米。因当年八路军在此创建抗日战争期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并为保卫这一兵工厂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坚守防御战斗——“黄崖洞保卫战”而闻名遐迩。

特务团八连八班长王振喜在工事燃烧起火、敌人乘机涌来的情况下，率领战士跃出工事，带着满身烈焰向敌群猛烈射击、投弹，与敌肉搏，毙敌70余人，直至壮烈牺牲。战士温德胜，举起最后一颗冒着烟的手榴弹，冲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

1941年11月11日，年仅17岁的司号员崔振芳和通讯员王世华在连长冀如明的带领下，跨出掩体冲到阵地突出部的陡崖上，居高临下，一口气向峪底的敌人投了两箱手榴弹，炸死炸伤敌人数十名。这一天，特务团官兵打垮了敌人10多次进攻，歼敌200多人。

1941年11月9日，日寇坂垣师团5000余人分别从武乡、辽县、黎城出发奔袭我黄崖洞兵工厂所在地山西水腰地区。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也叫朱德警卫团，担负着警卫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重任，当时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全力保证黄崖洞兵工厂的安全。


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这确实是其步兵操典的规定，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当时各国军队都一样，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二十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竞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日军典型轻武器：三八式步枪，命中精度高，但是杀伤力不足，美军吸取其教训，二战后研制了弹丸能翻滚的“小黑枪打个大窟窿”的M-16小口径突击步枪

第一，        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被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第二：        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您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
      这才是日军在白刃战前枪弹退膛的真正原因。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枪支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人家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中国军队二战中使用的主力轻兵器--中正式步枪，虽然命中精度不如三八式步枪，但是白刃战中对自己人的杀伤，没有三八枪那样严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和日军交战中表明，如果双方都使用轻武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并不亚于日军，比如众所周知的四行仓库之战，日军久攻不克，并不是谢晋元团长有三头六臂，比别人更为善战，而是因为四行仓库三面租界，日军不能使用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差别，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优势，主要在重武器。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同样问题。美军的冲锋枪枪身较短，白刃战拼刺刀吃亏，最初近战中往往用长点射弥补其不足。日军实施夜袭等行动时，多为奇袭，使美军来不及用密集弹幕将日军切断于战线之前，一旦进入混战，没有经验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造成的己方伤亡往往比敌人造成的还大，在贝蒂欧，美军指挥官肖普上校曾经威胁如果有士兵再乱开枪，就把他的枪扔到海里，而且从此再不发一颗子弹。
美军通过总结，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对抗日军的刺刀。 美军在实战中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好，它的长度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力范围远超过刺刀，至于装弹，如果弹仓子弹都打光，还有刺刀逼过来，那就只能认命了，不过，美军制式手枪填弹七发，等于有连发七刀的能力，而一次白刃战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连发七刀，这个概率太低了。

大概唯一不重视白刃战问题的就是德国人了，后来一看不是不重视，也和它的战术运用和装备有关，德军进攻特别重视装甲部队，近战的机会不多，防御重视工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近战的机会不是没有，却多发生在狭窄的工事，建筑里，比如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时，德军多用爆破，扫射来清除敌人，比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这样，就被德国人总结出了“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的真理，其实，德国人不是不能白刃战，他们更擅长在狭小空间用匕首解决问题，《拯救大兵瑞安》里面好像就有这样一个镜头。 值得一提的是老萨楼下的日本自卫队，还有白刃战训练的课程，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问题是训练已经活象慢镜头表演，训练的时候放音乐，经常看见鬼子举着枪在头上象舞蹈一样比划，大概他们也明白，自己使用这种武器的概率很低很低吧。[转自铁血读书 http://book.tiexue.net]
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工部共造枪9758支，修枪近万支，生产掷弹筒2500门，修炮约千门，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此外，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



　　1940年以前，太行山区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有4个步枪制造所：

　　1所：位于山西黎城县城西北约45公里的水窑山里，厂区北有黄崖洞，故又称黄崖洞兵工厂。是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兴建的。

　　2所：位于山西平顺县偏僻的西安里村，地势险要。从1939年10月下旬全面开工到11月底两个月左右时间里，共修理枪械四五百支(件)，并依靠手工试制出两支新79步枪，送到朱总司令处报喜。

　　3所：位于山西辽县高峪村，从1940年到1944年，规模逐渐扩大，生产蓬勃发展，成为太行根据地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和军火供给地。

　　4所：1939年冬，我军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时，缴获了张荫梧、侯如墉等部的修械所。当时，将缴获的修械所与赞皇县修械所合并成立了“晋冀工作队”。他们艰苦创业，两三个月时间就生产出几十支新枪，得到了朱总司令的传令嘉奖。

　针对太行地区三个枪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且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刘鼎到职后首先抓了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反复研究，结合太行根据地设备、技术与物资供应条件，吸收国内外各种步枪的优点，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枪设计方案，并立即组织试制。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种自己设计制造的、制式化的新步枪诞生了。全枪重３．３６公斤，口径７．９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且能自动弹出，枪体轻巧，外形美观。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当刘鼎等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时，受到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总部首长的高度赞扬，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彭总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组织批量生产比设计试制更为困难，刘鼎组织技职人员与老工人设计制造了新枪的成套样板和检测工具，并反复培训工人，扭转手工作业、单件生产的旧习惯，终于将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手工业工匠、青年战士和农民，培养成适应专业分工、使用样板生产的熟练工人，从而保证了整枪的质量，零件均可互换，并大大提高了产量。仅１９４０年下半年就生产了３３００多支，八路军战士领到这种新枪都笑逐颜开，精神百倍。

崔振芳：男，山西洪洞县人，系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司号员，在1941年黄涯洞保卫战打响后，他一个人独守单人掩体，接近将两箱马尾弹投向敌群，毙敌百余，威振黄涯，最后弹尽人疲，是年仅十七岁。

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5月成立了军工部，决定将韩庄修戒所搬迁到了地形非常隐蔽的黄崖洞，扩建规模正式建设八路军的兵工厂。


黄涯洞兵工厂的位置非常隐蔽，当年，左权将军寻遍了太行山的每一座大山，最后就是看中了这里的险峻和隐蔽，才将兵工厂厂址选择在了这里。55式步枪、81式步枪、79式步枪、50炮、马尾弹、手榴弹、迫击炮等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1937年11月，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八路军进驻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麻田镇就成为根据地的前沿。1940年11月7日，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军工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党校、新华社华北分社、鲁迅艺术学校以及129师司令部等机关，移住麻田镇周围，使这里成为前方抗战的活动中心，被誉为太行山的“小延安”。


八路军军工专家刘鼎

     1940年10月底，百团大战中的关家垴之战打响了。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日军发现八路军的步枪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刺刀弹出得非常快，没等日军把“三八大盖”步枪的刺刀安上，八路军的刺刀就已经刺了过来。八路军在这场战斗中所使用的步枪，就是八路军军工部自主制造的新式武器———八一式步枪。主持研制这种步枪的，就是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

    在苏联他是神射手

    1940年5月1日的太行山，阳光明媚。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亲自把远道而来的刘鼎，从位于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送到了几公里以外的军工部。如此规格的接待，足见八路军领导在刘鼎身上寄予的厚望。

    其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近三年，战场的消耗和日军的封锁，使得八路军的枪炮弹药极为匮乏，加强武器的生产和更新，成了当务之急。当八路军总部商议谁能担此重任时，朱德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刘鼎。他到处打听刘鼎，要点名把刘鼎调来：刘鼎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也高，又有技术，特别是他有设计和改进武器的能力。

    1924年，22岁的刘鼎从家乡四川南溪乘船出发，远涉重洋到德国求学时，见到了少年时期就崇拜的人物———朱德。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勤奋踏实的刘鼎，很快赢得了朱德的喜爱，两人的交往也逐渐多了起来。在德国的求学过程中，刘鼎对国外先进的兵器制造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还专门研读了《迫击炮学》等专业书籍。

    1925年，在组织的安排下，刘鼎从德国来到了苏联，在刘伯承领导的远东游击队里任政治指导员。在那里，他又专门练习迫击炮的射击，并成为一名神射手。刘鼎说：“我这个搞政治的指导员，还要学军事、教军事，要把在苏联学到的这些兵器知识，教给游击队员们。”

    在革命烈士方志敏创作的《可爱的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们用少得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这段文字叙述的，就是红军洋源兵工厂制造枪炮的情况。当时，统领枪炮制造的正是从上海来到闽浙赣苏区的刘鼎。这些经历，让刘鼎成为了红军中为数不多的军工专家，也因为如此，熟悉刘鼎的朱德，做出了这个让大家信服的决定。所以就有了1940年5月，刘鼎调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彭德怀、左权同志亲自相送的场面。

    受命于危难之时，刘鼎自然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经反复研究，他把目光集中在了能大面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步枪改造上。当时八路军使用的步枪各式各样，有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老七九式等等。这些步枪的零件不能互换，规格不统一，杀伤力也小。刘鼎吸收各种步枪的长处，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的新型步枪设计方案。

    这种步枪只有3.58公斤，还把以往那种两两分离的枪和刺刀作了改进，将刺刀与枪身安装在一起，折放在枪托上，以便随时弹出使用。而且设计刺刀时他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平的，还是圆的？后来决定做成三棱形的，刀上有棱、有槽。那槽叫出血槽，刺刀扎进敌人身体后，血就从槽里出来，使敌人迅速失去抵抗力。这种步枪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部队的战斗力，令日寇大为吃惊。

    朱德为“八一式”步枪命名

    八路军在太行山共有7座兵工厂，其中黄崖洞兵工厂规模最大，新式步枪的研制、生产，就是在这里进行的。1940年8月1日是中国兵器工业史上里程碑式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新式步枪问世了。

    这款被朱德定名的“八一式”步枪，总共生产了8700支，是根据地制造的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步枪。刘鼎把“八一式”步枪送到129师师部，师长刘伯承高兴地接过枪，拍着刘鼎的肩膀说：“刘鼎，咱们俩在苏联时就想自己造好枪，今天你们造出来了，真是太好了！”随即，将第一批“八一式”步枪补充给了陈庚将军率领的386旅。

    恰在此时，关家垴之战打响了。战斗中，性能优良的“八一式”步枪，使386旅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就在战士们端起“八一式”冲锋向前的时候，日军掷弹筒发射出的小型炮弹，却严重影响了我军的进攻速度。

    掷弹筒是一种步兵作战时常用的小型火炮，配以钢质炮弹，口径50毫米，长250毫米，下方带有支架，射程为100至500米，适于山地作战，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掷弹筒可一人拿一个，拿着往里一放炮弹，“啪”地就打出去了。面对日军的优势武器，彭德怀急令刘鼎：“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

    经过对缴获来的掷弹筒反复拆卸、组装、研究，刘鼎自信地向彭德怀报告说：“我们可以制造掷弹筒，以敌人之道还治敌人之身。”

    对军工厂来说，做军火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钢材，二是火药。虽说当地有铁矿，老百姓在那儿炼铁做农具，可造军火一定要钢才行。钢从哪儿来？为了制造掷弹筒，八路军就地取材：夺敌人铺设的铁道钢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多次在夜幕的掩护下，利用破袭战等手段破坏敌人的铁路，一根一根的铁轨，从日军的铁路上转移到八路军的兵工厂车间里，变成了八路军制造掷弹筒的好材料。虽说钢轨没那么粗，但这难不倒刘鼎，他让工人把铁轨的工字形底面展开，再套上一个50厘米厚的圆柱把它卷起，锻造后再把它焊接起来。

    为能尽快把掷弹筒造出来，刘鼎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忙碌着。掷弹筒虽然小巧，但却是比手榴弹更具杀伤力的火炮，所以危险也时刻伴随着他们。做炸药所需的火硝，是从墙根挖出来的材料，用老百姓常用的土办法慢慢熬成的；硫磺是用麻杆灰造成的。后来没有麻杆灰，就用柳树根灰，把它和火硝配在一起，再慢慢碾均匀。当时的设备相当简陋，没别的办法，在老百姓的石碾子上碾炸药，所以经常出事故，常常是碾着碾着忽然就爆炸了。

    土方法造的炮远胜日军

    就是在这样的危险中，经过4个月的不懈努力，在黄涯洞里，刘鼎带领工人制造出我军第一门掷弹筒。这种掷弹筒构造简洁、操作方便，比日军的掷弹筒改进了许多，口径从50到100毫米不等，分远、中、近三个射程，最远能打到900米，而日军掷弹筒的最远射程只有500米。原太行山子弹厂厂长胡剑青回忆：“我们造的那个五零小炮掷弹筒，虽然技术上有困难，如来复线不好办，我们就不用来复线，用别的办法改进，火力效果却超过日本人。

    掷弹筒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常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不明就里的日军认为，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拥有先进的制造设备，因此对太行山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黄崖洞兵工厂则成了日军扫荡的首要目标。刘鼎率领兵工厂的战士们巧妙地与日军周旋，在反扫荡的间隙，依然坚持生产。当时的黄崖洞兵工厂指导员李宝庆回忆道：“一年三次扫荡，敌人离我们二三十里地时，我们就停工把机器、材料掩埋起来，我和两个副厂长，各带一半队伍到山上去打游击。敌人走后，再把机器挖起来，立即恢复生产。”

    1941年11月11日至19日，日军36师团第四、第六混成旅共5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黄崖洞发起攻击，妄图彻底摧毁那里的八路军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900多人奋勇迎敌，凭借太行山的天险，抗击6倍于自己的日军达8天之久，最后在大部队的增援下，彻底粉碎了日军的这次围剿行动。

    在刘鼎的带领下，兵工厂在击退日军的当天夜里就恢复了生产，马达的轰鸣声又回响在了黄崖洞的山谷之间。

    1986年，刘鼎去世。他在抗战期间的战斗经历，只有家人和同事的一些记忆片段。由于其当年所从事工作的保密性，抗战期间他的照片是少之又少，而且大都已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失散。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回望刘鼎的当年风采。这种回望，虽不免让人有一种缺少历史影像资料的遗憾，但刘鼎的身影，却并没有因此而被时间淡忘。

    枪炮为笔弹为墨。抗战期间，刘鼎参与研制的各种新式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如今，这些武器珍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在这一件件承载着中国军工历史的武器背后，当年的刘鼎清晰而真切。

1941年11月，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及129师一部，在黄崖洞保卫战中，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与装备精良的5000多日军鏖战8天8夜，毙伤日军700余人
抗战时期，黄崖洞兵工厂年产武器装备可装备16个团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保卫水窑战功”的锦旗

黄崖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北境、晋冀两省接壤之处，海拔1600多米。因当年八路军在此创建抗日战争期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并为保卫这一兵工厂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坚守防御战斗——“黄崖洞保卫战”而闻名遐迩。

特务团八连八班长王振喜在工事燃烧起火、敌人乘机涌来的情况下，率领战士跃出工事，带着满身烈焰向敌群猛烈射击、投弹，与敌肉搏，毙敌70余人，直至壮烈牺牲。战士温德胜，举起最后一颗冒着烟的手榴弹，冲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

1941年11月11日，年仅17岁的司号员崔振芳和通讯员王世华在连长冀如明的带领下，跨出掩体冲到阵地突出部的陡崖上，居高临下，一口气向峪底的敌人投了两箱手榴弹，炸死炸伤敌人数十名。这一天，特务团官兵打垮了敌人10多次进攻，歼敌200多人。

1941年11月9日，日寇坂垣师团5000余人分别从武乡、辽县、黎城出发奔袭我黄崖洞兵工厂所在地山西水腰地区。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也叫朱德警卫团，担负着警卫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重任，当时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全力保证黄崖洞兵工厂的安全。


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这确实是其步兵操典的规定，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当时各国军队都一样，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二十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竞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日军典型轻武器：三八式步枪，命中精度高，但是杀伤力不足，美军吸取其教训，二战后研制了弹丸能翻滚的“小黑枪打个大窟窿”的M-16小口径突击步枪

第一，        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被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第二：        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您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
      这才是日军在白刃战前枪弹退膛的真正原因。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枪支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人家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中国军队二战中使用的主力轻兵器--中正式步枪，虽然命中精度不如三八式步枪，但是白刃战中对自己人的杀伤，没有三八枪那样严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和日军交战中表明，如果双方都使用轻武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并不亚于日军，比如众所周知的四行仓库之战，日军久攻不克，并不是谢晋元团长有三头六臂，比别人更为善战，而是因为四行仓库三面租界，日军不能使用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差别，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优势，主要在重武器。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同样问题。美军的冲锋枪枪身较短，白刃战拼刺刀吃亏，最初近战中往往用长点射弥补其不足。日军实施夜袭等行动时，多为奇袭，使美军来不及用密集弹幕将日军切断于战线之前，一旦进入混战，没有经验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造成的己方伤亡往往比敌人造成的还大，在贝蒂欧，美军指挥官肖普上校曾经威胁如果有士兵再乱开枪，就把他的枪扔到海里，而且从此再不发一颗子弹。
美军通过总结，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对抗日军的刺刀。 美军在实战中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好，它的长度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力范围远超过刺刀，至于装弹，如果弹仓子弹都打光，还有刺刀逼过来，那就只能认命了，不过，美军制式手枪填弹七发，等于有连发七刀的能力，而一次白刃战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连发七刀，这个概率太低了。

大概唯一不重视白刃战问题的就是德国人了，后来一看不是不重视，也和它的战术运用和装备有关，德军进攻特别重视装甲部队，近战的机会不多，防御重视工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近战的机会不是没有，却多发生在狭窄的工事，建筑里，比如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时，德军多用爆破，扫射来清除敌人，比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这样，就被德国人总结出了“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的真理，其实，德国人不是不能白刃战，他们更擅长在狭小空间用匕首解决问题，《拯救大兵瑞安》里面好像就有这样一个镜头。 值得一提的是老萨楼下的日本自卫队，还有白刃战训练的课程，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问题是训练已经活象慢镜头表演，训练的时候放音乐，经常看见鬼子举着枪在头上象舞蹈一样比划，大概他们也明白，自己使用这种武器的概率很低很低吧。[转自铁血读书 http://book.tiexue.net]
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工部共造枪9758支，修枪近万支，生产掷弹筒2500门，修炮约千门，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此外，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



　　1940年以前，太行山区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有4个步枪制造所：

　　1所：位于山西黎城县城西北约45公里的水窑山里，厂区北有黄崖洞，故又称黄崖洞兵工厂。是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兴建的。

　　2所：位于山西平顺县偏僻的西安里村，地势险要。从1939年10月下旬全面开工到11月底两个月左右时间里，共修理枪械四五百支(件)，并依靠手工试制出两支新79步枪，送到朱总司令处报喜。

　　3所：位于山西辽县高峪村，从1940年到1944年，规模逐渐扩大，生产蓬勃发展，成为太行根据地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和军火供给地。

　　4所：1939年冬，我军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时，缴获了张荫梧、侯如墉等部的修械所。当时，将缴获的修械所与赞皇县修械所合并成立了“晋冀工作队”。他们艰苦创业，两三个月时间就生产出几十支新枪，得到了朱总司令的传令嘉奖。

　针对太行地区三个枪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且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刘鼎到职后首先抓了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反复研究，结合太行根据地设备、技术与物资供应条件，吸收国内外各种步枪的优点，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枪设计方案，并立即组织试制。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种自己设计制造的、制式化的新步枪诞生了。全枪重３．３６公斤，口径７．９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且能自动弹出，枪体轻巧，外形美观。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当刘鼎等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时，受到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总部首长的高度赞扬，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彭总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组织批量生产比设计试制更为困难，刘鼎组织技职人员与老工人设计制造了新枪的成套样板和检测工具，并反复培训工人，扭转手工作业、单件生产的旧习惯，终于将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手工业工匠、青年战士和农民，培养成适应专业分工、使用样板生产的熟练工人，从而保证了整枪的质量，零件均可互换，并大大提高了产量。仅１９４０年下半年就生产了３３００多支，八路军战士领到这种新枪都笑逐颜开，精神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