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7日，东京，当年的少尉要领兵出征了白天，冈村宁次参加了在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举行的任命他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的仪式。仪式后，东条英机与冈村宁次来到一间密室，交谈起来。东条英机说：“你在重庆也有朋友，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看来，日本政府对冈村宁次真是寄予“厚望”，付与重托的。一方面，希望他对中共军队实施残酷镇压，用冈村宁次本人的话讲，他在“北京三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持治安，清剿作战——即对中共军的讨伐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则指示他尽力利用他的“旧友”关系，予以拉拢。

　　晚上，冈村宁次回到住所，请来邻人片山下围棋。日后片山写了一篇“对弈记”，记叙了那天晚上的情景：“×月×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府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鸟鹭(谕围棋黑白子——译注)之战。”

　　近一周来，将军府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弈，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使者回复，随即出战。

　　将军像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前次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

　　于是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此。

　　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坐，一面安稳地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启程。舍下请多关照。”

　　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

　　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这样也可以躲过新闻记者”，此时确有邻舍远行的那种寂静气氛。英雄心情如此从容不迫，令人赞叹。

　　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

　　冈村宁次大概觉得这篇所谓“对弈记”写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和“军人风度”，故把它抄了下来，收入自己的回忆录中，抛开那些吹捧之辞，我们从中确可看出，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一职时的心情，是颇为自得，十分自信的。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或许更为准确：“我戴上崭新少尉军衔时，正值日俄战争末期，随即出征桦太接受炮火洗礼。从那时算起，这是第八次出征，心情已不甚紧张了。这应该说是领兵出征吧。”

　　当年的少尉，如今居然“领兵出征”了，话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冈村宁次后来曾与一位颇受信任的部下开玩笑说：“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现在，这位自负的“泥瓦匠”，即将去“涂抹”

　　被八路军打得千疮百孔的华北“治安”之壁了，他能得手吗?7月9日，冈村宁次身着陆军大将戎装，率众幕僚乘火车离开东京。“东条陆相和其他陆海将领以下达官显贵竟有数百人之多参加送行。”场面十分隆重，冈村宁次着实风光了一回。

　　喜好飞行的冈村宁次“这次却特意选择了多费时间的海路前往。”他说：“这是因为我适应乘船，在航海中遇到风浪，旅客不去食堂时，我也常有独自去食堂与船员一起用餐的经验，对在海上航行感到十分愉快。”冈村宁次“一边享受着也许是最后一次航海之乐，一边在旅途中悠然自得地思考着未来的重任。”

　　冈村宁次是把杀气深藏在心里，表面看似十分悠闲地去赴任的，这种人，就好比一声不吭，咬起人来却非常凶狠的狗，比那种叫个不停，咬起人来却不狠的狗要厉害得多，也可怕得多。

　　7月15日，冈村宁次抵达北平。

　　8月18日，冈村宁次即出发赴各地巡视部队，策划部署。在这一天，他先乘飞机来到石家庄，视察了日军110师团司令部。次日，乘装甲列车抵晋县，视察了日军33师团司令部。20日，又到保定视察了日军21师团司令部。华北人民面临着新的、巨大的威胁。
至于路西山区，有山药蛋吃还真算不错。正像刘伯承当年说的：“晋西北的山药蛋、荞麦面和晋东南的小米都很好啊!不要小看这些粗糙东西，它能抗日，使我们兵强马壮。”实际上，有的地方，有的年景，恐怕连山药蛋都没得吃。

　　就说1940年吧，如果当年李健等人去了晋西北一二〇师，可能真是连山药蛋都吃不上。一位当年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那一年的生活，说：1940年初，发生了“晋西事变”。我们战斗剧社随部队返回晋西北。这个地区经过敌人“三光政策”的洗劫和阎锡山顽固军的无情掠夺，似乎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生活十分穷困。再加以敌人连续“扫荡”，战斗频繁，整个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时期。有好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粮食，而主要是以黑豆充饥。偶然吃一顿煮豌豆，便很高兴，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黑豆，即使在晋西北——中国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也是用来喂牲口的。对我们不少人来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更不要说吃了。我在江苏老家农村，吃过煮鲜毛豆，样子和黑豆差不多，鲜毛豆的皮是青的，老了变成黄的，无论鲜毛豆或老毛豆都很好吃，清香还带甜味。而黑豆煮出来却是一锅黑里透红的稀汤。因为已经变质，气味也很难闻。本来饥肠辘辘，一闻那味道，胃里往上翻，怎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饿呀，我们硬着头皮往下吃，吃到嘴里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肚子当然很难吃得饱，经常是半饥饿状态。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粮的情况更趋严重。连黑豆这样的“食粮”都不能保证，要吃树皮、树叶了。聂荣臻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据说，当时路西部队内部规定，司务长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

　　粮食，粮食，没有粮食，百姓无法生存，部队无法打仗。人们常说，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鱼水关系，没有粮食，水就枯了，鱼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扫荡”，不用“三光”，岂不一样可以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粮食，粮食，党的北方局领导及八路军的将帅们心中不能不常常挂念着这两个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着这两个字。党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冀中根据地和路西山区根据地是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如今，山区遇到了困难，冀中，就好比家庭里经济宽裕些的成员，予以支援是义不容辞的。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冀中往路西运去粮食1900万斤。

　　说冀中宽裕，也是相对而言。冀中虽是产粮区，但1939年刚闹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为了解洪水造成的损失，冀中领导机关组成4个工作团赴各地进行了摸底调查。据各团报告，冀中全区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众缺半年以上口粮”，“粮价开始上涨”，“有的地区已出现十四五岁女孩子出嫁的现象”，“小孩、老人要饭的事”，“杀牛宰驴的现象”均已发生。总之，在大水盈门的情况下，群众的悲观情绪是相当严重的。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等人详细听取了各工作团的汇报，心情都非常沉重。黄敬和吕正操本来都是非常豁达，平日有说有笑的人，听了汇报，他们有如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再也笑不出来了。

　　平汉铁路，正好把冀中和冀西隔开。当年，平汉铁路以东，叫“路东”；平汉铁路以西，叫“路西”。过平汉线，叫“过路”。过路这出戏可不是那么好唱的。日本人把平汉铁路看成自己的大动脉，在铁路两侧，挖有两丈深、两丈宽的“护路沟”，每隔两里地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此外，还强迫百姓沿路轮班打更(或许大家还记得电影《平原游击队》里老乡敲着梆子，喊着“平安无事啰”的情景)。如今，这么多粮食要过路，这出戏可怎么唱?

　1942年元旦，冀中部队18团3营正住在之光县(今清苑县东部)田蒿村，在同村住的地方干部，觉得“有主力部队”住在这，“心里觉得很踏实。上午饭大家包饺子过年，饺子正煮在锅里，突然，村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敌人特务进村，打死了我部队的哨兵，并包围上来。”枪一响，大伙忙着突围出村，哪还顾得上吃饺子，亏得有人手疾眼快，临走从锅里捞了两笊篱饺子。用大棉袍前襟兜着跑了出来，大伙这才分着吃上几个饺子。日本人专挑我们过节吃饺子的时候搞偷袭，且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的战术思想的确要变一变了。本来，像聂荣臻说的，“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观思想一定要赶上去。”又像刘伯承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干吧。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有一次，在山西辽县，他跟刘伯承师长骑着马聊天，正说着，他骑的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同时也受惊了，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奔跑。我们使劲抓住缰绳，等到各自勒马站定，才知道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么呢?”李达很有兴趣地问。

　　“游击战。”刘伯承说，话音刚落，又一群黄蜂飞过来，两匹战马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就战栗起来，嘶叫着又跑了几步。

　　“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捋了捋马鬃，让马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

　　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李达领会了刘伯承的比喻，兴奋地说。

　　和日本人硬拼不行，就应像黄蜂一样去蜇敌人。五团一个团，一个月就打死打伤敌人400多，华北八路军上百个团，一个月就可打死打伤4万多敌人，一年就是近50万。日本人在华北总共才几个兵?可当年许多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抱着老经验不放手。当年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换上了军装的农民，头脑顽固，眼光狭隘，不容易转弯子，又容易骄傲。正如毛泽东在致敦沫若的信中讲的，农民革命“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到敌人后方去”总算变成了各部队的自觉行动。在敌后开辟了许多隐藏的、秘密的根据地。彭德怀讲：“1942年秋，隐藏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日本人也供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当年，整个华北都吹响了“到敌人后方去”的号角，但由于各地区敌情、我情的不同以及领导人重视程度的不同，这号角有的响得早一点，有的响得晚一点；有的声音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

　　像晋察冀军区，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概括地说，华北各地区通过“敌进我进”的对策。早则1942年秋，迟则1943年甚至更晚，都先后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这步棋又走活了。无怪当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称赞这一做法对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药是好药，可惜开得稍晚了一点，吃得稍迟了一点，见效自然也就缓了一点。在1941年，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到各团，虽然都已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蚕食”政策等一套新谋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办法。像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的方针，这时尚未提出。在冀中，与1940年底相比，1941年底，“敌人点

　　碉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冈村宁次很感兴趣地问这位“满铁”出身，在中国待过多年的矿长，如此简单的防备，如此信任中国人，就不怕中国人进攻或捣乱吗?这位矿长回答说：矿上拿出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为周围村庄装设卫生及其他设施，发展福利事业。结果当地农民很感激煤矿，自然不会来破坏煤矿，而且“一旦发现情况，这些边缘村庄即向煤矿告急。”这种看不见的围墙、电网，比看得见的围墙、电网要管用得多。

　　冈村宁次听了“不胜叹服”，称赞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日华合作模范地区”。冈村宁次还总结说：“我视察了几乎全部煤矿及其他企业。这些厂矿的经营成就如何，非我所能识别。至于警卫工作，因处于敌国境内，又在共匪猖獗的形势下，不能掉以轻心。”“视察华北全部厂矿后，发现负责经营管理的人们采用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在敌国境内办企业以安全为第一，因而全力加强警卫；另一种是掌握附近民心，谋求日华共存与间接进行警卫。前者占多数，经理人大多是初次从国内来华的公司高级职员出身；后者占少数，其经理人以在满洲和中国有多年经验者居多。”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冈村宁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当然“赞佩后者的作法。”不过，他在赞赏软刀子杀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挥舞硬刀子。

　　3月下旬，冈村宁次来到石家庄，召开联队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对冀中的“扫荡”。这次会议十分诡秘，至今仍不得其详。但据各方文献分析，也可略知其一、二。据战后日方出版物披露，“扫荡”冀中，虽说在2月份就已定了下来，但那时日华北派遣军的参谋人员正热衷于“西安作战”，进攻西安需要多少兵力、需要多少物资等倒都有详细的计划，而对冀中的“扫荡”，迟至“4月中旬”，才“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因而在3月份的石家庄会议上，冈村宁次和他的部下们，不太可能讨论“扫荡”冀中的具体细节和作战安排，倒很可能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进攻中共军还是重庆军?进攻中共军，又以哪一地区为主?采取什么战术为好?在1941年已予“共军”一年的“扫荡”、“蚕食”，“共军”势力已下降的情况下，在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的形势下，在1942年，为维持华北“治安”，是继续打击中共呢，还是转而进攻国民党军呢?据日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回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仍应以中共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对此“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与会者中，大概还有人记得去年的教训。1941年2月，日中国派遣军决定从华中抽调第十七、三七三两个师团回师华北后，日华北派遣军立即讨论如何运用这些部队，结果，“方面军第一个目标选在晋南的重庆军，这是由第一军发起，一直到中央一致同意的作战。”多田骏说，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并希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当时也有人提出，“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现在把年度的第一个目标选定对重庆军，”这合适吗?因而，他们建议，“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共军。”但当时这种意见未被重视，大部分日军将领和参谋人员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当时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一带，有26个师约18万人的兵力。为此日军调动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主力共约5万人，把从华北新调来的部队及在华北能搜罗到的机动力量几乎全押了上去。5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至6月15日，国民党军近20万人，有10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日方认为这次作战“实施了彻底的包围作战，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取得“赫赫战果。”然而，“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日华北派遣军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这时见结局果然如他所料，不由半是悲伤半是埋怨地说：“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对此，也有人反驳说“共党势力向沁河河谷伸张，是因中条山会战后没有适当的措施。对于方面军来说，发动中条山会战歼灭了重庆军，使过去被牵制在该方面的日本军得到了行动自由，以后可以举全力对共军作战。”认为这一仗还是合算的。不难看出，这种反驳已是有些勉强和软弱。与战前的情况相比，原来占优势的意见，这时已变成弱势。原来不为人所重的意见，这时则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明白了，打跑了重庆军换来的那点“行动自由”，远远抵不上中共军带给他们的“烦恼”。因而，到了1942年，在驻华北日军讨论“讨伐”对象时，自然几乎是异口同声：打击中共军。

　　既然确定下来要打击中共军，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重点打击哪个地区的中共军。全面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1942年年中，整个“华北方面军的总兵力为步兵约138个大队。”

　　兵力是很紧张的。横山幸雄回忆说：至于是在讨论以哪一地区的中共势力为主要对象的问题上，曾进行过多方研究，结果选定了冀中地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

　　从这段话看，当时日本人选定冀中作为这一年“扫荡”

　　的首选目标，是出于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经济的，冀中是华北重要的产粮区，占据冀中，可以夺取粮食及其他物资；第二，军事的，占据了冀中，可切断太行山区八路军根据地的粮食供给，从而削弱其军事实力；第三，政治的，冀中是中共“根深蒂固”的根据地，如能一举摧毁，自然有其政治上的意义。

　　1941年底1942年初，华北日军占领区的粮食状况十分紧张，日方文献宣称：当时华北粮食需求情况，主食的自给率(生产对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断如下：面粉为53%，杂粮为98%，军用大米为20%。

　　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1939年底，华北汉奸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就说：“政治的要诀在于民生，而民生的基本在于有吃，华北政治的先决问题是吃饭问题。”日华北派遣军第四科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听了这话，“感受很深”，说这话“一针见血”。日本人充分意识到，“没有粮食，就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

　　“确立粮食对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础，是完成各项政策的根本。”为此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叫“粮食第一主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粮食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和不容忽视了。因为没有粮食，已不仅仅是“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的问题，还关系到所谓“大东亚圣战”能否支持下去的问题。日本大本营要求，华北的粮食，不仅不能输入，还应设法输出。对此，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倒是理解得相当透彻，他们说：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军所认识的那样，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此要求则比过去更为迫切……因此，华北治安战的政治目的淡薄了。总而言之，作战目的在于取得和运输供应日本的物资，确保资源地区及交通线。肃正作战和警备的任务也都归结于此。

　　当年的冀中军区政委，解放后当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和商业部部长的程子华，也十分强调敌人“扫荡”冀中的经济背景。他说：这次日军对冀中的“扫荡”(指“五一”大“扫荡”)，是在新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由于长期侵略战争的消耗，物资非常匮乏，南洋作战暂时胜利，使日军获得攫取巨大资源的场所；可是，南洋缺乏熟练工人，加上英、美实施焦土抗战，很难开发和利用南洋物资来挽救它目前经济上的困境。相反，日军在南洋作战中消耗沉重，得不偿失。所以，日军目前的物资来源更加短缺，经济困难愈益加深。正因如此，日军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就不得不变本加厉，不得不提出“确保华北”作为其支持“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兵站基地”的口号。

　　敌人要确保华北，须先确保冀中，因冀中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是华北主要产棉区与产粮地。军事上冀中是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堡垒，与北岳山区唇齿相依。

　　故敌人把冀中平原与八路军的关系比之如滇缅对于中国，乌克兰对于苏联一样。因此，这次日寇对冀中的“扫荡”，既在于置我边区军民于死地，又为了从冀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以解决它由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使战争能够维持下去。

　　如果把华北日军比作一群饿狼，那么冀中就是一块最让他们垂涎欲滴的肥肉。

　　既然首选作战地区已定了下来，那么，再下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办法，使这一“非治安区”迅速转化为“治安区”?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提出不搞“扫荡”，而是多安据点。他说：像一阵风似的讨伐，并不能捕获敌人。不如从一开始就编成多数轻快机动的讨伐队，分别部署在作战地区内各要点待命，利用各警备队现有的侦察谍报和联络网，一旦接到敌情报告，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的“居座战术。”

　　所谓“居座战术”，就是日军稳坐据点中，一旦发现敌情，再猛扑过去。日本人当时曾得意地把这种作法又称作“猫扑鼠”战术。如果冀中地区敌人的钉子越安越多，据点里的兵力越来越大，无疑将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不过，这一次，冈村宁次却没有采取这个建议，他认为“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根深蒂固的。”首先必须“以猛烈的攻击迫使敌人离开根据地，”然后方可照110师团所建议的那样做，如此“经过长期努力”，“并在其党、政、军、民中间打进楔子破坏其团结，”以“建立我方的军、政、会、民的组织，”方可达到目的。如此“以压倒共军为基础，治安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也就是说，冈村宁次坚持像多田骏“扫荡”十分区那样先集中兵力“讨伐”，然后再分散兵力“治安”。先予对手以猛烈的军事打击，然后再实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进攻。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冈村宁次的选择已为1942年的“讨伐”作战证实是正确的。相反，冈村宁次对41师团提出的“撒网”战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采纳。这种战术的具体做法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显然，这种后来被冀中百姓称为“拉大网”的做法，是不适用于山地的。据称，这是日军为此次“扫荡”专门研究的战术，并为此进行了训练。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幅画面：几十颗留着平头或是光头的脑袋，几十双戴着眼镜或不戴眼镜的眼睛，都在望着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这时，他或许要对他的部下们简洁地说道：“如能全部控制冀中，则华北心脏之患基本已去，‘剿共’工作可谓初步完成。”

　　石家庄会议后，驻华北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

　　箭在弓上，已是不得不发。

　　头狼已经下定了决心，整个狼群跃跃欲试。

　　3月28日，日军人事局长富永专程来到北京，送交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和授勋证书。并对冈村宁次说，此军功章本只能授予大将，这是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3月30日，是冈村宁次很得意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新闻公布我荣膺一级军功，并特别提到作为中将受此荣誉乃是首次。于是贺电、贺信频频而来，甚至有人赠送了贺礼。”同日，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东亚总动员之参战体制下，首先完成其‘兵站’任务，以剿灭‘共匪’，确保‘治安’。”
　　的具体步骤和总体设想。不清楚敌人是要长期占领而非短期“扫荡”，不仅要消灭我有生力量，还要变冀中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如果说我方在“扫荡”前就了解到这些情报，那么此后许多事情无法解释，李健说，“对敌人的计划和阴谋，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了的。”这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五一”大“扫荡”

　　后曾感叹：“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优越性”

　　吕正操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指出“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从将帅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虽有所不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均认为“五一”大“扫荡”前，我们的精神准备还不够好。那么，人们或许要问：冀中是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四周一直是强兵压境。1941年以来，日伪军又实施“蚕食”，步步紧逼。在这种弦拧得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按理说只会有人夸大敌情，惊慌失措，怎么还会“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呢?■定期的操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就是说，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等虽然都是虚构的，假的，但在涉及人们的心态等方面，却又可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比如说《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它又是清初社会的一幅十分逼真的历史画卷，要想了解当时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读懂一部《红楼梦》，也许比看十部干巴巴的历史书还有帮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才认为，虽说是搞历史的，但“小说亦可参考。”研究古代历史，可以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去把握当时人的心态和情绪，研究现代历史，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研究“五一”大“扫荡”的历史，就不应忘记冀中作家王林创作的一部以“五一”大“扫荡”

默听着，心里说道：“反正哪一次动员都说是‘空前残酷’，可是哪一次也都闯过来了!”

　　区委书记张昭，村长范世荣当然是虚构的人物，但当年像有这样心理的村长，的确是有的。

　　再往下，百姓们听了敌人要大“扫荡”了，又是什么反应呢?王林的小说中也有一段很真实的描述：反“扫荡”紧急动员部署传达以后，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冀中平原。各村游击小组和男女自卫队日夜戒严，一方面警惕地盘查行人，一方面突击地道，修整道沟，准备战斗。八路军也都做了紧急战斗动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后方勤务部门把所有的文件、工具器材都坚壁起来；非战斗人员也统统分散，各自建立社会关系隐藏在群众里。于是各种工作人员东去西来，像乱搅云一样穿来穿去，散布着恐怖和战斗气氛。地方武委会系统的情报，更像雪花一般飞到这村又飞到那村，说敌人在这个地区天天抓人修岗楼安设据点，在那个地区疯狂地修汽车路挖封锁沟，稳扎稳打地加紧向冀中腹心地区蚕食和压缩，处处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但是，日寇的“大扫荡”并没有马上到来，于是紧张一阵以后，太平观念又在干部和群众的心里滋长了。人们笑着质问隐藏在群众里的工作人员道：“鬼子要大‘扫荡’，你们怎么事前会知道，给你捎信来啦?”

　　“俺的心刚不跳啦，你们又吓唬俺!”

　　青年和村干部们，见地道工程太费力气，就猜疑上级传达下来的日寇“大扫荡”情况是一种动员办法。因而自作聪明地分析道：“敌人吹出风要‘大扫荡’，是一种谣言攻势，鬼子专会玩这一套阴谋诡计：什么‘大扫荡’、‘小扫荡’，季节‘扫荡’，我见识过不只一次啦，到时候像推碾子推磨盘似的一转悠就回来啦，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最毒辣的方法还是从边缘地区一步步地向咱们腹心地区压缩，一口口地蚕食!”

　　民以食为天，在未看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迹象前，农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多打点粮食。1941年的收成不好，1942年春又缺雨，“粮价飞涨起来了。群众成天坐在街上庙台上盼望春雨，愁眉不展地叹息春荒春旱，把反‘扫荡’的紧急动员扔在耳朵后边了。每天虽然有闲工夫，但是只要干部不催，挖地道的劲头怎么也鼓不起来。眼看就要饿肚子，谁还愿意干那营生子呢?”后来，天遂人愿，果真盼来一场春雨。农民们高兴地一边干活一边议论：“‘扫荡’就‘扫荡’，咱见过多啦，只要种上庄稼有吃的，什么也不怕!”


　　“五一”大“扫荡”前，机关干部每人都发了两枚手榴弹，公务员都发了枪，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吕正操也剃了光头，还在大会上脱帽“公示”。这都是以往少有的举措。故而有的老人说，这次大“扫荡”准备得够充分的了，“还怎么准备啊!”吴西也说：“虽然当时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为敌人过后撤走，雨过天晴，但是，和过去的反‘扫荡’斗争相比，这次的准备工作，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以及各种工作都是充分得多了。”

　　不过，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准备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边缘区的敌情观念要比中心区强，军队系统的战备情况要比地方系统强。
。”

　　那么，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如同“天堂”般的巩固根据地，究竟还有多大地盘呢?1943年7月冀中公安局的一份报告说，自1941年底至1942年初，敌人对我根据地加紧“蚕食”，“敌人这种步步压缩，进度很快，以致当时的整块巩固根据地，只有滹沱河南、沧石路北、滏阳河西、深安路东，南北七十余里，东西百余里的一个地区。”而就在这么点地盘上，却拥挤着“我七、八、九分区及军区机关部队、后方勤务部门，以及各种制造场所等。”

　　当然了，“天堂”也不是那么宁静，人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扫荡”。刘剑华提到，来休养所看他的人也说，敌人要“扫荡”整个冀中区，这里也要准备反“扫荡”。不过，各个系统准备的情况不尽一致，一般地说，军队系统准备得要好一些，深入一些，而地方系统则差一些。当时任冀中回民抗战会主任，并兼抗联会主任的马玉槐老人对我们说，“五一”大“扫荡”，“从我来讲，是感到相当突然的。”他说，离敌占区近的，还有些敌情观念，地道战等也是在那些地方。而“深武饶安”及定县西部、肃宁南边等腹心区，生产、生活相对安定，敌情观念要淡薄得多。马玉槐说，当时干部有的也讲究点穿戴了。上身是白布衣服，下身是紫花布裤子，有点线条了，和老乡的穿戴不大一样。机关里不少人又留了头。各个群众团体差不多都有刊物。“从这也能看出形势好。”采访马玉槐记录。
1942年3月20日——距“五一”大“扫荡”约40天。

　　冀中 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开展地道斗争，挖地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基层地道斗争尚未完全开展起来。冀中的老人回忆说，“冀中的地道斗争，主要是从1942年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后搞起来的。开始在蠡县、任丘、高阳一带，以后逐渐扩展开来。”其中尤以蠡县开展较早，所以冀中武委会派人调查地道斗争时，去的就是蠡县。但就是蠡县，也并非村村有地道。当时在九分区工作的冯佩之老人，就曾提到蠡县东北的悟儿头村，直至“五一”大“扫荡”也没挖地道。吕正操说，“如果早一点开展地道战，敌人的‘五一’‘扫荡’就会好对付些。”

　　是月，冈村宁次到石家庄，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对冀中的“扫荡”。当时在冀中军区作战科工作的成学俞说：“冈村宁次到了石家庄，当时是知道的，但会议的内容，当时并不知道。”采访成学俞记录。1942年4月1日——距“五一”大“扫荡”一个月。

　　日军第27师团部队开始“扫荡”冀东。冈村宁次“对该地区的肃正极为关心”，于4月6日到了唐山27师团司令部及丰润等地。

　1941年7月7日，东京，当年的少尉要领兵出征了白天，冈村宁次参加了在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举行的任命他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的仪式。仪式后，东条英机与冈村宁次来到一间密室，交谈起来。东条英机说：“你在重庆也有朋友，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看来，日本政府对冈村宁次真是寄予“厚望”，付与重托的。一方面，希望他对中共军队实施残酷镇压，用冈村宁次本人的话讲，他在“北京三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持治安，清剿作战——即对中共军的讨伐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则指示他尽力利用他的“旧友”关系，予以拉拢。

　　晚上，冈村宁次回到住所，请来邻人片山下围棋。日后片山写了一篇“对弈记”，记叙了那天晚上的情景：“×月×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府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鸟鹭(谕围棋黑白子——译注)之战。”

　　近一周来，将军府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弈，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使者回复，随即出战。

　　将军像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前次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

　　于是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此。

　　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坐，一面安稳地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启程。舍下请多关照。”

　　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

　　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这样也可以躲过新闻记者”，此时确有邻舍远行的那种寂静气氛。英雄心情如此从容不迫，令人赞叹。

　　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

　　冈村宁次大概觉得这篇所谓“对弈记”写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和“军人风度”，故把它抄了下来，收入自己的回忆录中，抛开那些吹捧之辞，我们从中确可看出，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一职时的心情，是颇为自得，十分自信的。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或许更为准确：“我戴上崭新少尉军衔时，正值日俄战争末期，随即出征桦太接受炮火洗礼。从那时算起，这是第八次出征，心情已不甚紧张了。这应该说是领兵出征吧。”

　　当年的少尉，如今居然“领兵出征”了，话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冈村宁次后来曾与一位颇受信任的部下开玩笑说：“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现在，这位自负的“泥瓦匠”，即将去“涂抹”

　　被八路军打得千疮百孔的华北“治安”之壁了，他能得手吗?7月9日，冈村宁次身着陆军大将戎装，率众幕僚乘火车离开东京。“东条陆相和其他陆海将领以下达官显贵竟有数百人之多参加送行。”场面十分隆重，冈村宁次着实风光了一回。

　　喜好飞行的冈村宁次“这次却特意选择了多费时间的海路前往。”他说：“这是因为我适应乘船，在航海中遇到风浪，旅客不去食堂时，我也常有独自去食堂与船员一起用餐的经验，对在海上航行感到十分愉快。”冈村宁次“一边享受着也许是最后一次航海之乐，一边在旅途中悠然自得地思考着未来的重任。”

　　冈村宁次是把杀气深藏在心里，表面看似十分悠闲地去赴任的，这种人，就好比一声不吭，咬起人来却非常凶狠的狗，比那种叫个不停，咬起人来却不狠的狗要厉害得多，也可怕得多。

　　7月15日，冈村宁次抵达北平。

　　8月18日，冈村宁次即出发赴各地巡视部队，策划部署。在这一天，他先乘飞机来到石家庄，视察了日军110师团司令部。次日，乘装甲列车抵晋县，视察了日军33师团司令部。20日，又到保定视察了日军21师团司令部。华北人民面临着新的、巨大的威胁。
至于路西山区，有山药蛋吃还真算不错。正像刘伯承当年说的：“晋西北的山药蛋、荞麦面和晋东南的小米都很好啊!不要小看这些粗糙东西，它能抗日，使我们兵强马壮。”实际上，有的地方，有的年景，恐怕连山药蛋都没得吃。

　　就说1940年吧，如果当年李健等人去了晋西北一二〇师，可能真是连山药蛋都吃不上。一位当年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那一年的生活，说：1940年初，发生了“晋西事变”。我们战斗剧社随部队返回晋西北。这个地区经过敌人“三光政策”的洗劫和阎锡山顽固军的无情掠夺，似乎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生活十分穷困。再加以敌人连续“扫荡”，战斗频繁，整个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时期。有好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粮食，而主要是以黑豆充饥。偶然吃一顿煮豌豆，便很高兴，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黑豆，即使在晋西北——中国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也是用来喂牲口的。对我们不少人来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更不要说吃了。我在江苏老家农村，吃过煮鲜毛豆，样子和黑豆差不多，鲜毛豆的皮是青的，老了变成黄的，无论鲜毛豆或老毛豆都很好吃，清香还带甜味。而黑豆煮出来却是一锅黑里透红的稀汤。因为已经变质，气味也很难闻。本来饥肠辘辘，一闻那味道，胃里往上翻，怎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饿呀，我们硬着头皮往下吃，吃到嘴里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肚子当然很难吃得饱，经常是半饥饿状态。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粮的情况更趋严重。连黑豆这样的“食粮”都不能保证，要吃树皮、树叶了。聂荣臻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据说，当时路西部队内部规定，司务长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

　　粮食，粮食，没有粮食，百姓无法生存，部队无法打仗。人们常说，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鱼水关系，没有粮食，水就枯了，鱼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扫荡”，不用“三光”，岂不一样可以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粮食，粮食，党的北方局领导及八路军的将帅们心中不能不常常挂念着这两个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着这两个字。党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冀中根据地和路西山区根据地是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如今，山区遇到了困难，冀中，就好比家庭里经济宽裕些的成员，予以支援是义不容辞的。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冀中往路西运去粮食1900万斤。

　　说冀中宽裕，也是相对而言。冀中虽是产粮区，但1939年刚闹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为了解洪水造成的损失，冀中领导机关组成4个工作团赴各地进行了摸底调查。据各团报告，冀中全区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众缺半年以上口粮”，“粮价开始上涨”，“有的地区已出现十四五岁女孩子出嫁的现象”，“小孩、老人要饭的事”，“杀牛宰驴的现象”均已发生。总之，在大水盈门的情况下，群众的悲观情绪是相当严重的。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等人详细听取了各工作团的汇报，心情都非常沉重。黄敬和吕正操本来都是非常豁达，平日有说有笑的人，听了汇报，他们有如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再也笑不出来了。

　　平汉铁路，正好把冀中和冀西隔开。当年，平汉铁路以东，叫“路东”；平汉铁路以西，叫“路西”。过平汉线，叫“过路”。过路这出戏可不是那么好唱的。日本人把平汉铁路看成自己的大动脉，在铁路两侧，挖有两丈深、两丈宽的“护路沟”，每隔两里地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此外，还强迫百姓沿路轮班打更(或许大家还记得电影《平原游击队》里老乡敲着梆子，喊着“平安无事啰”的情景)。如今，这么多粮食要过路，这出戏可怎么唱?

　1942年元旦，冀中部队18团3营正住在之光县(今清苑县东部)田蒿村，在同村住的地方干部，觉得“有主力部队”住在这，“心里觉得很踏实。上午饭大家包饺子过年，饺子正煮在锅里，突然，村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敌人特务进村，打死了我部队的哨兵，并包围上来。”枪一响，大伙忙着突围出村，哪还顾得上吃饺子，亏得有人手疾眼快，临走从锅里捞了两笊篱饺子。用大棉袍前襟兜着跑了出来，大伙这才分着吃上几个饺子。日本人专挑我们过节吃饺子的时候搞偷袭，且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的战术思想的确要变一变了。本来，像聂荣臻说的，“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观思想一定要赶上去。”又像刘伯承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干吧。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有一次，在山西辽县，他跟刘伯承师长骑着马聊天，正说着，他骑的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同时也受惊了，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奔跑。我们使劲抓住缰绳，等到各自勒马站定，才知道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么呢?”李达很有兴趣地问。

　　“游击战。”刘伯承说，话音刚落，又一群黄蜂飞过来，两匹战马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就战栗起来，嘶叫着又跑了几步。

　　“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捋了捋马鬃，让马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

　　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李达领会了刘伯承的比喻，兴奋地说。

　　和日本人硬拼不行，就应像黄蜂一样去蜇敌人。五团一个团，一个月就打死打伤敌人400多，华北八路军上百个团，一个月就可打死打伤4万多敌人，一年就是近50万。日本人在华北总共才几个兵?可当年许多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抱着老经验不放手。当年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换上了军装的农民，头脑顽固，眼光狭隘，不容易转弯子，又容易骄傲。正如毛泽东在致敦沫若的信中讲的，农民革命“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到敌人后方去”总算变成了各部队的自觉行动。在敌后开辟了许多隐藏的、秘密的根据地。彭德怀讲：“1942年秋，隐藏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日本人也供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当年，整个华北都吹响了“到敌人后方去”的号角，但由于各地区敌情、我情的不同以及领导人重视程度的不同，这号角有的响得早一点，有的响得晚一点；有的声音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

　　像晋察冀军区，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概括地说，华北各地区通过“敌进我进”的对策。早则1942年秋，迟则1943年甚至更晚，都先后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这步棋又走活了。无怪当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称赞这一做法对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药是好药，可惜开得稍晚了一点，吃得稍迟了一点，见效自然也就缓了一点。在1941年，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到各团，虽然都已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蚕食”政策等一套新谋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办法。像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的方针，这时尚未提出。在冀中，与1940年底相比，1941年底，“敌人点

　　碉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冈村宁次很感兴趣地问这位“满铁”出身，在中国待过多年的矿长，如此简单的防备，如此信任中国人，就不怕中国人进攻或捣乱吗?这位矿长回答说：矿上拿出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为周围村庄装设卫生及其他设施，发展福利事业。结果当地农民很感激煤矿，自然不会来破坏煤矿，而且“一旦发现情况，这些边缘村庄即向煤矿告急。”这种看不见的围墙、电网，比看得见的围墙、电网要管用得多。

　　冈村宁次听了“不胜叹服”，称赞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日华合作模范地区”。冈村宁次还总结说：“我视察了几乎全部煤矿及其他企业。这些厂矿的经营成就如何，非我所能识别。至于警卫工作，因处于敌国境内，又在共匪猖獗的形势下，不能掉以轻心。”“视察华北全部厂矿后，发现负责经营管理的人们采用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在敌国境内办企业以安全为第一，因而全力加强警卫；另一种是掌握附近民心，谋求日华共存与间接进行警卫。前者占多数，经理人大多是初次从国内来华的公司高级职员出身；后者占少数，其经理人以在满洲和中国有多年经验者居多。”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冈村宁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当然“赞佩后者的作法。”不过，他在赞赏软刀子杀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挥舞硬刀子。

　　3月下旬，冈村宁次来到石家庄，召开联队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对冀中的“扫荡”。这次会议十分诡秘，至今仍不得其详。但据各方文献分析，也可略知其一、二。据战后日方出版物披露，“扫荡”冀中，虽说在2月份就已定了下来，但那时日华北派遣军的参谋人员正热衷于“西安作战”，进攻西安需要多少兵力、需要多少物资等倒都有详细的计划，而对冀中的“扫荡”，迟至“4月中旬”，才“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因而在3月份的石家庄会议上，冈村宁次和他的部下们，不太可能讨论“扫荡”冀中的具体细节和作战安排，倒很可能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进攻中共军还是重庆军?进攻中共军，又以哪一地区为主?采取什么战术为好?在1941年已予“共军”一年的“扫荡”、“蚕食”，“共军”势力已下降的情况下，在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的形势下，在1942年，为维持华北“治安”，是继续打击中共呢，还是转而进攻国民党军呢?据日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回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仍应以中共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对此“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与会者中，大概还有人记得去年的教训。1941年2月，日中国派遣军决定从华中抽调第十七、三七三两个师团回师华北后，日华北派遣军立即讨论如何运用这些部队，结果，“方面军第一个目标选在晋南的重庆军，这是由第一军发起，一直到中央一致同意的作战。”多田骏说，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并希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当时也有人提出，“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现在把年度的第一个目标选定对重庆军，”这合适吗?因而，他们建议，“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共军。”但当时这种意见未被重视，大部分日军将领和参谋人员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当时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一带，有26个师约18万人的兵力。为此日军调动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主力共约5万人，把从华北新调来的部队及在华北能搜罗到的机动力量几乎全押了上去。5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至6月15日，国民党军近20万人，有10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日方认为这次作战“实施了彻底的包围作战，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取得“赫赫战果。”然而，“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日华北派遣军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这时见结局果然如他所料，不由半是悲伤半是埋怨地说：“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对此，也有人反驳说“共党势力向沁河河谷伸张，是因中条山会战后没有适当的措施。对于方面军来说，发动中条山会战歼灭了重庆军，使过去被牵制在该方面的日本军得到了行动自由，以后可以举全力对共军作战。”认为这一仗还是合算的。不难看出，这种反驳已是有些勉强和软弱。与战前的情况相比，原来占优势的意见，这时已变成弱势。原来不为人所重的意见，这时则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明白了，打跑了重庆军换来的那点“行动自由”，远远抵不上中共军带给他们的“烦恼”。因而，到了1942年，在驻华北日军讨论“讨伐”对象时，自然几乎是异口同声：打击中共军。

　　既然确定下来要打击中共军，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重点打击哪个地区的中共军。全面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1942年年中，整个“华北方面军的总兵力为步兵约138个大队。”

　　兵力是很紧张的。横山幸雄回忆说：至于是在讨论以哪一地区的中共势力为主要对象的问题上，曾进行过多方研究，结果选定了冀中地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

　　从这段话看，当时日本人选定冀中作为这一年“扫荡”

　　的首选目标，是出于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经济的，冀中是华北重要的产粮区，占据冀中，可以夺取粮食及其他物资；第二，军事的，占据了冀中，可切断太行山区八路军根据地的粮食供给，从而削弱其军事实力；第三，政治的，冀中是中共“根深蒂固”的根据地，如能一举摧毁，自然有其政治上的意义。

　　1941年底1942年初，华北日军占领区的粮食状况十分紧张，日方文献宣称：当时华北粮食需求情况，主食的自给率(生产对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断如下：面粉为53%，杂粮为98%，军用大米为20%。

　　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1939年底，华北汉奸政权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就说：“政治的要诀在于民生，而民生的基本在于有吃，华北政治的先决问题是吃饭问题。”日华北派遣军第四科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听了这话，“感受很深”，说这话“一针见血”。日本人充分意识到，“没有粮食，就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

　　“确立粮食对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础，是完成各项政策的根本。”为此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叫“粮食第一主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粮食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和不容忽视了。因为没有粮食，已不仅仅是“不能确保治安和开发资源”的问题，还关系到所谓“大东亚圣战”能否支持下去的问题。日本大本营要求，华北的粮食，不仅不能输入，还应设法输出。对此，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倒是理解得相当透彻，他们说：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军所认识的那样，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此要求则比过去更为迫切……因此，华北治安战的政治目的淡薄了。总而言之，作战目的在于取得和运输供应日本的物资，确保资源地区及交通线。肃正作战和警备的任务也都归结于此。

　　当年的冀中军区政委，解放后当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和商业部部长的程子华，也十分强调敌人“扫荡”冀中的经济背景。他说：这次日军对冀中的“扫荡”(指“五一”大“扫荡”)，是在新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由于长期侵略战争的消耗，物资非常匮乏，南洋作战暂时胜利，使日军获得攫取巨大资源的场所；可是，南洋缺乏熟练工人，加上英、美实施焦土抗战，很难开发和利用南洋物资来挽救它目前经济上的困境。相反，日军在南洋作战中消耗沉重，得不偿失。所以，日军目前的物资来源更加短缺，经济困难愈益加深。正因如此，日军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就不得不变本加厉，不得不提出“确保华北”作为其支持“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兵站基地”的口号。

　　敌人要确保华北，须先确保冀中，因冀中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是华北主要产棉区与产粮地。军事上冀中是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堡垒，与北岳山区唇齿相依。

　　故敌人把冀中平原与八路军的关系比之如滇缅对于中国，乌克兰对于苏联一样。因此，这次日寇对冀中的“扫荡”，既在于置我边区军民于死地，又为了从冀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以解决它由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并使战争能够维持下去。

　　如果把华北日军比作一群饿狼，那么冀中就是一块最让他们垂涎欲滴的肥肉。

　　既然首选作战地区已定了下来，那么，再下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办法，使这一“非治安区”迅速转化为“治安区”?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提出不搞“扫荡”，而是多安据点。他说：像一阵风似的讨伐，并不能捕获敌人。不如从一开始就编成多数轻快机动的讨伐队，分别部署在作战地区内各要点待命，利用各警备队现有的侦察谍报和联络网，一旦接到敌情报告，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的“居座战术。”

　　所谓“居座战术”，就是日军稳坐据点中，一旦发现敌情，再猛扑过去。日本人当时曾得意地把这种作法又称作“猫扑鼠”战术。如果冀中地区敌人的钉子越安越多，据点里的兵力越来越大，无疑将会带来极大的压力。不过，这一次，冈村宁次却没有采取这个建议，他认为“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根深蒂固的。”首先必须“以猛烈的攻击迫使敌人离开根据地，”然后方可照110师团所建议的那样做，如此“经过长期努力”，“并在其党、政、军、民中间打进楔子破坏其团结，”以“建立我方的军、政、会、民的组织，”方可达到目的。如此“以压倒共军为基础，治安工作才能取得成效。”也就是说，冈村宁次坚持像多田骏“扫荡”十分区那样先集中兵力“讨伐”，然后再分散兵力“治安”。先予对手以猛烈的军事打击，然后再实施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进攻。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冈村宁次的选择已为1942年的“讨伐”作战证实是正确的。相反，冈村宁次对41师团提出的“撒网”战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采纳。这种战术的具体做法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显然，这种后来被冀中百姓称为“拉大网”的做法，是不适用于山地的。据称，这是日军为此次“扫荡”专门研究的战术，并为此进行了训练。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幅画面：几十颗留着平头或是光头的脑袋，几十双戴着眼镜或不戴眼镜的眼睛，都在望着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这时，他或许要对他的部下们简洁地说道：“如能全部控制冀中，则华北心脏之患基本已去，‘剿共’工作可谓初步完成。”

　　石家庄会议后，驻华北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

　　箭在弓上，已是不得不发。

　　头狼已经下定了决心，整个狼群跃跃欲试。

　　3月28日，日军人事局长富永专程来到北京，送交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和授勋证书。并对冈村宁次说，此军功章本只能授予大将，这是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3月30日，是冈村宁次很得意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新闻公布我荣膺一级军功，并特别提到作为中将受此荣誉乃是首次。于是贺电、贺信频频而来，甚至有人赠送了贺礼。”同日，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东亚总动员之参战体制下，首先完成其‘兵站’任务，以剿灭‘共匪’，确保‘治安’。”
　　的具体步骤和总体设想。不清楚敌人是要长期占领而非短期“扫荡”，不仅要消灭我有生力量，还要变冀中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如果说我方在“扫荡”前就了解到这些情报，那么此后许多事情无法解释，李健说，“对敌人的计划和阴谋，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了的。”这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五一”大“扫荡”

　　后曾感叹：“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优越性”

　　吕正操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指出“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从将帅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虽有所不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均认为“五一”大“扫荡”前，我们的精神准备还不够好。那么，人们或许要问：冀中是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四周一直是强兵压境。1941年以来，日伪军又实施“蚕食”，步步紧逼。在这种弦拧得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按理说只会有人夸大敌情，惊慌失措，怎么还会“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呢?■定期的操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就是说，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等虽然都是虚构的，假的，但在涉及人们的心态等方面，却又可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比如说《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它又是清初社会的一幅十分逼真的历史画卷，要想了解当时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读懂一部《红楼梦》，也许比看十部干巴巴的历史书还有帮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才认为，虽说是搞历史的，但“小说亦可参考。”研究古代历史，可以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去把握当时人的心态和情绪，研究现代历史，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研究“五一”大“扫荡”的历史，就不应忘记冀中作家王林创作的一部以“五一”大“扫荡”

默听着，心里说道：“反正哪一次动员都说是‘空前残酷’，可是哪一次也都闯过来了!”

　　区委书记张昭，村长范世荣当然是虚构的人物，但当年像有这样心理的村长，的确是有的。

　　再往下，百姓们听了敌人要大“扫荡”了，又是什么反应呢?王林的小说中也有一段很真实的描述：反“扫荡”紧急动员部署传达以后，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冀中平原。各村游击小组和男女自卫队日夜戒严，一方面警惕地盘查行人，一方面突击地道，修整道沟，准备战斗。八路军也都做了紧急战斗动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后方勤务部门把所有的文件、工具器材都坚壁起来；非战斗人员也统统分散，各自建立社会关系隐藏在群众里。于是各种工作人员东去西来，像乱搅云一样穿来穿去，散布着恐怖和战斗气氛。地方武委会系统的情报，更像雪花一般飞到这村又飞到那村，说敌人在这个地区天天抓人修岗楼安设据点，在那个地区疯狂地修汽车路挖封锁沟，稳扎稳打地加紧向冀中腹心地区蚕食和压缩，处处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但是，日寇的“大扫荡”并没有马上到来，于是紧张一阵以后，太平观念又在干部和群众的心里滋长了。人们笑着质问隐藏在群众里的工作人员道：“鬼子要大‘扫荡’，你们怎么事前会知道，给你捎信来啦?”

　　“俺的心刚不跳啦，你们又吓唬俺!”

　　青年和村干部们，见地道工程太费力气，就猜疑上级传达下来的日寇“大扫荡”情况是一种动员办法。因而自作聪明地分析道：“敌人吹出风要‘大扫荡’，是一种谣言攻势，鬼子专会玩这一套阴谋诡计：什么‘大扫荡’、‘小扫荡’，季节‘扫荡’，我见识过不只一次啦，到时候像推碾子推磨盘似的一转悠就回来啦，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最毒辣的方法还是从边缘地区一步步地向咱们腹心地区压缩，一口口地蚕食!”

　　民以食为天，在未看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迹象前，农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多打点粮食。1941年的收成不好，1942年春又缺雨，“粮价飞涨起来了。群众成天坐在街上庙台上盼望春雨，愁眉不展地叹息春荒春旱，把反‘扫荡’的紧急动员扔在耳朵后边了。每天虽然有闲工夫，但是只要干部不催，挖地道的劲头怎么也鼓不起来。眼看就要饿肚子，谁还愿意干那营生子呢?”后来，天遂人愿，果真盼来一场春雨。农民们高兴地一边干活一边议论：“‘扫荡’就‘扫荡’，咱见过多啦，只要种上庄稼有吃的，什么也不怕!”


　　“五一”大“扫荡”前，机关干部每人都发了两枚手榴弹，公务员都发了枪，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吕正操也剃了光头，还在大会上脱帽“公示”。这都是以往少有的举措。故而有的老人说，这次大“扫荡”准备得够充分的了，“还怎么准备啊!”吴西也说：“虽然当时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为敌人过后撤走，雨过天晴，但是，和过去的反‘扫荡’斗争相比，这次的准备工作，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以及各种工作都是充分得多了。”

　　不过，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准备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边缘区的敌情观念要比中心区强，军队系统的战备情况要比地方系统强。
。”

　　那么，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如同“天堂”般的巩固根据地，究竟还有多大地盘呢?1943年7月冀中公安局的一份报告说，自1941年底至1942年初，敌人对我根据地加紧“蚕食”，“敌人这种步步压缩，进度很快，以致当时的整块巩固根据地，只有滹沱河南、沧石路北、滏阳河西、深安路东，南北七十余里，东西百余里的一个地区。”而就在这么点地盘上，却拥挤着“我七、八、九分区及军区机关部队、后方勤务部门，以及各种制造场所等。”

　　当然了，“天堂”也不是那么宁静，人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扫荡”。刘剑华提到，来休养所看他的人也说，敌人要“扫荡”整个冀中区，这里也要准备反“扫荡”。不过，各个系统准备的情况不尽一致，一般地说，军队系统准备得要好一些，深入一些，而地方系统则差一些。当时任冀中回民抗战会主任，并兼抗联会主任的马玉槐老人对我们说，“五一”大“扫荡”，“从我来讲，是感到相当突然的。”他说，离敌占区近的，还有些敌情观念，地道战等也是在那些地方。而“深武饶安”及定县西部、肃宁南边等腹心区，生产、生活相对安定，敌情观念要淡薄得多。马玉槐说，当时干部有的也讲究点穿戴了。上身是白布衣服，下身是紫花布裤子，有点线条了，和老乡的穿戴不大一样。机关里不少人又留了头。各个群众团体差不多都有刊物。“从这也能看出形势好。”采访马玉槐记录。
1942年3月20日——距“五一”大“扫荡”约40天。

　　冀中 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开展地道斗争，挖地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基层地道斗争尚未完全开展起来。冀中的老人回忆说，“冀中的地道斗争，主要是从1942年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后搞起来的。开始在蠡县、任丘、高阳一带，以后逐渐扩展开来。”其中尤以蠡县开展较早，所以冀中武委会派人调查地道斗争时，去的就是蠡县。但就是蠡县，也并非村村有地道。当时在九分区工作的冯佩之老人，就曾提到蠡县东北的悟儿头村，直至“五一”大“扫荡”也没挖地道。吕正操说，“如果早一点开展地道战，敌人的‘五一’‘扫荡’就会好对付些。”

　　是月，冈村宁次到石家庄，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对冀中的“扫荡”。当时在冀中军区作战科工作的成学俞说：“冈村宁次到了石家庄，当时是知道的，但会议的内容，当时并不知道。”采访成学俞记录。1942年4月1日——距“五一”大“扫荡”一个月。

　　日军第27师团部队开始“扫荡”冀东。冈村宁次“对该地区的肃正极为关心”，于4月6日到了唐山27师团司令部及丰润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