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在“五一”大“扫荡”时，我们火线剧社都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行动。我是跟指导员解杰在一组。那天晚上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想着已经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了，进村找饭吃。没想到正钻到敌人包围圈里来了。跟着老百姓往村外跑吧，一跑跑散了，就剩我和丁冬在一起，到了村外，就看见日本骑兵在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就把人全围在里头了。

　　问：有多大一个圈子?刘：不大，也就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吧，几百人。这时候敌人的骑兵一边跑着压缩包围圈，一边叫喊着。步兵也上来了。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就过来了。

　　一边走一边喊：“八路的，八路的?”老百姓都挤成一团了，最后只好都蹲下。不敢抬头，也不敢睁眼看。听着不远处有个人惨叫一声，知道是敌人拿刺刀挑了一个。我和丁冬没在一起，可也离的不远，互相看得见。

　　赶紧就着点露水，拍点地上的浮土，弄在脸上。可手里空空的，不像个逃难的老百姓。正着急，“啪”

　　的一下，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扔过来，吓了我一跳，睁眼一看，是个旧包袱。是边上一个很瘦小，还有点喘病的大娘扔给我的。大娘小声说：“闺女，快拿着，”我赶快两手抱着。回头一瞧，觉得丁冬比我更不像老百姓，就又扔给她了。这会子听见日本兵大马靴踩着就过来了，赶紧低下头。日本兵端着刺刀先走到丁冬那儿，丁冬把头低下来，双手紧紧抱着包袱。日本兵一刺刀把包袱挑到地上，一看都是些破衣服，破布头，只看了一眼，就朝我走过来，猛然吼了一句：“什么的干活?”我赶快回答：“老百姓，老百姓。”那日本兵又问了一句：“哪个村的有?”

　　我想回答就是附近那个村的，可又不知道村名，这不急死人吗?亏得我旁边那位大娘抢着回答：“就是这村的，太君，她是良民。”说着把我往她身后拉。日本兵瞧了瞧我，反正我一半是真的，一半装的，那么半真半假吧，做出直哆嗦害怕的样子。日本兵就端着刺刀往前去搜索别人去了。听得见远近日本兵一个个挨着用半拉子中国话问：“什么的干活?”“八路的?”

　　问：这要是汉奸就坏了，你们都是外乡人，一张口就能听出来不是本地人。

　　刘：不用张口也能瞧出来。别看都换了便衣，可许多地方还是和老百姓不一样。亏得那天都是日本兵。就这么着，还抓走一个男的——不是我们剧社的人。

　　也穿着便衣，可衣服上有那么点钢笔水。老百姓不用钢笔。

　　日本兵抓了些人，骑上马就走了。听见马蹄声越来越远，可我们还是一动不敢动。我看看丁冬，丁冬看看我，好像做梦一样。不相信又闯过了一关。这会已是过晌午了。就听见村头上有老头和小孩在喊：“维持上了，不要紧了，回家吃饭去吧!”藏在麦垅里的老乡们一个个陆陆续续地回村了。那位给我包袱的大娘，也要回家了。我们把包袱拾起来，拍打拍打还给她，道了谢。她对我们说：“闺女，跟我回村吧。”这村里情况怎么样不摸底，我们没敢去。她走后，我和丁冬赶快去找自己的人，附近的各个麦洼都找过了，一个我们的人也没找着。老乡都走了，茫茫无边的大麦洼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了。东望望，西望望，不知道村名，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怎么办呢?刚才还满是人的麦地里这会人影也没有。

　　只听见微风吹着麦子窸窸地响，天上一上一下地掠过打食的飞鸟。

　　我们俩都是外乡人，口音不对，本地汉奸一听就听得出来。虽然参加八路军也四年多了，可是过去光是跟着主力兵团打游击，一切服从指挥，过惯了集体生活，今天突然单独行动，由我们两个姑娘独立自主地应付这种瞬息万变的敌情，实在没有经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没个主意。再加上从昨夜行军一直到今天晌午，水米没打牙，渴得饿得心发慌。脚掌子上都磨成了铃铛泡，太阳又毒热毒热地，一步也移不动。

　　正在没奈何的当儿，从道沟里走来一个高鼻梁，大眼睛，走起路来麻利快的大娘。她一手提着饭罐子，一手里提着饭篮子。像是平日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去。我们一见有人来。

　　心里也就有了希望，等她走过来，就向她打听村里的情况。一边说着话，一边两眼泪汪汪的光盯着她手里的饭罐子、饭篮子，心想：“吃点东西才好，哪怕喝口汤解解渴也好。”

　　那大娘一听就听出我们是外乡人，看出我们是八路军。就把村里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了。原来日本人在村里还没走。我们问她是给谁送的饭，说大娘，能不能给我们点吃，从昨夜到现在，一口水一口饭没吃呢。大娘说她是给在地里藏着的儿子送饭去，说着把饭罐子递给我们，说：“闺女，你们先喝点稀的，等一会打发我儿子吃了，我回来带你们进村上我家里吃去。鬼子们在村当间打尖呢，我家在村边子上，看不见，你们又都是女的，跟我回去不打紧。”

　　老大娘走后，我们俩三口两口渴了饭汤，又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娘进村吧，鬼子就在村里，太冒险了，别弄个自投罗网。不跟大娘进村吧，别处也没个投奔。

　　正在犹豫不定，大娘回来了，说：“闺女，咱们走吧。”我和丁冬相互看了看，也只好壮着胆子闯一闯了。

　　进了村，她家果然是住在村边上，出道沟就可以拐进她家的大门。进了屋，大娘就招呼我俩说：“闺女，快上炕吧，你们再喝碗饭汤，我给你们烙饼。”我俩喝了碗饭汤。

　　丁冬帮她和面，我帮着烧火。大娘说：“快歇着吧，走了一夜路哩，歇着吧。”可是我们怎么肯吃现成的呢?她烙完饼，又拿出鸡蛋说：“你看，家里也没有菜，净跑反啦，给你们两个鸡蛋吃。”我们说：“大娘，您留着。”

　　她推开我们说：“又不是买的，自己的鸡下的，这年头，省着干什么?省着也是叫鬼子汉奸抢了去。”

　　她炒完了鸡蛋往焦楞楞的大饼里一卷，一下子塞在我们手里，说：“闺女，快吃吧”。

　　我和丁冬咬一口饼，心里酸了一下，眼泪直流(流泪)。

　　吃完了，我和丁冬互相看看，该走了，鬼子就在村里住着，别给大娘找麻烦。可又往哪走呢?大娘看出我们的难处，边收拾东西，边安慰我们说：“快躺下睡一觉歇歇，天黑了你们还要赶路呢。”这当儿，听见大街上有人喊：“乡亲们，维持上了，开会去吧，一家去一个。”大娘说：“别管他们，你们睡你们的，我去瞧瞧。”说完就出去了，我和丁冬背靠背坐在炕头上，谁也没说话。后来我听见丁冬隐隐地哭，想安慰她，可刚说了一句：“别难过。”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大娘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又黑又壮，不爱说话的青年，天黑才回家。大娘问我们要投奔哪儿?我们说要朝西北走过路西去。大娘又做了一顿饭叫我们吃了，还给我们带上明天吃的干粮，然后叫她儿子送我们出村，指明了道，才回去。于是，我们在茫茫的黑夜里，又走上了茫茫的道路。

　　唉，这些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要流眼泪。

　　问：丁冬同志现在在哪里?刘：她不在了，去世了。

　　是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

　　我们见了冀中的老人们，总是想多了解一点日本人“拉大网”的具体情况，想为历史留下一点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拉网”时从公路上跑得出去吗?日本兵都是怎么个神态?那么多人，日本人总不能都带走吧，凭什么认定是八路或干部，等等。老人们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记忆：“‘拉网’的时候公路哪过得去人?鬼子、汉奸队，全站满了。汽车、马队、车子队，来回蹿，别说人了，就是只鸟也过不去。你说晚上悄悄从滹沱河过去，那倒可能。”

　　“日本兵是个啥神态?这倒没太多印象。当然和日本人打过照面了。离得太近了。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挺紧张，你想，人群里混着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瞅准了不给他一家伙?还记得他们一个个好像挺疲倦的，大马靴上全是泥。

　　日本人编的《华北治安战》上说，41师团是5月初

　　瞧这些鬼子兵！

　　从山西临汾上火车，先运到邯郸。10日夜到了石德路衡水、辛集一带，闷罐车坐了好几天，刚下车，11号一早就背着几十斤的东西‘拉网’，想想也是够累的。”“也不一定都在野地里睡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村是组织人监视敌情，大部分人还是在家里。日本人一般爱拂晓包围村子，一有敌情，村里的老百姓都往外跑。当时有个名词，管这叫‘炸了’，某某村又‘炸了’。”

　　“到了野地里，也不一定都乱跑。有些人就挖个坑，上面用秋秸盖上。日本人‘拉网’，那人排得再密，也不会一个挨一个吧。这么大的洼地，藏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你军队没踩在上头，日本兵的刺刀没戳着，就算我的，躲过去了。相反就算你的。所以日本人‘拉网’，也是把藏着的人像赶羊似地往一块赶。几千几万人。这里头有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都带着家伙，谁也不愿坐而待毙，瞅准了打几枪，老百姓跟着往外冲，鬼子就拿机枪扫……”

　　“要说还是汉奸可恨。日本人根本搞不清谁是本地人，谁不是本地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长的可能都差不多。50年我们去朝鲜，可体会到这一点了，觉得朝鲜人长得怎么全一样?异民族军队作战，也有许多困难的。当然，战争的性质不同。”

　　…………

　　其实，日本人和日本人也不一样。像110师团这样的守备部队，在冀中地区驻扎了很长时间了，对冀中的风土人情、地形特征自然要了解得多一些。而像41师团这样的野战兵团，对冀中的了解当然就差了。故而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总结“五一”“扫荡”作战时，曾指出：“ 我作战主体兵力，是新近到来对共军作战经验少的兵团，但此次作战的目标是推进治安工作，倘为现地兵团增加兵力，使之支持作战，或可取得更大的效果。”

　　他的意思是说，要是以对冀中有更多了解的部队为主进行“扫荡”，效果一定会更好。

　　不过，不论是什么守备部队，还是什么野战兵团，都比不上汉奸对冀中的了解。这些汉奸，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滹沱河南人，还是河北人，一看举止，就知道你是不是庄稼人。这是日本人，哪怕是日本人里的“中国通”也很难做到的。更何况，谁家有人在八路军队伍里，谁是村里的抗日干部，日本人要没汉奸帮着，根本不可能弄清。所以冀中人一提起汉奸，无不咬牙切齿。而日本人对此却十分重视这些汉奸，花了很大的力气，把汉奸们识别谁是军人，谁是百姓这一套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规律性的东西，并写成文字，作为“讨伐要则”，下发部队。例如日军下发的《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的参考》一书中，有如下的内容：“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谈话和休息时，出其不意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判明是一般群众还是共军。”

　　“讯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历某年’而不说民国年月日者，多数是党员。”

　　“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够答辩，但转问有关党的事项时，沉默不作声者居多。”

　　“穿着便衣的人员，多数衣服不合体，也有脏的地方与一般群众的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沾有不是当地的土。”

　　日本人费尽心机，要弄清谁仅是一般百姓，谁是党员或军人。当然不是为了抓几个小排长、小连长，那都是些“小鱼”，日本人当然希望能抓到混迹于百姓中的“大干部”，那才是“大鱼”。因此，一些级别较高的干部，如果被日本人拉到网里，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最感兴趣的目标，另外，认识他们的人也很多，其中只要有一个告密，就麻烦了。

　　刘：在“五一”大“扫荡”时，我们火线剧社都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行动。我是跟指导员解杰在一组。那天晚上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想着已经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了，进村找饭吃。没想到正钻到敌人包围圈里来了。跟着老百姓往村外跑吧，一跑跑散了，就剩我和丁冬在一起，到了村外，就看见日本骑兵在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就把人全围在里头了。

　　问：有多大一个圈子?刘：不大，也就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吧，几百人。这时候敌人的骑兵一边跑着压缩包围圈，一边叫喊着。步兵也上来了。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就过来了。

　　一边走一边喊：“八路的，八路的?”老百姓都挤成一团了，最后只好都蹲下。不敢抬头，也不敢睁眼看。听着不远处有个人惨叫一声，知道是敌人拿刺刀挑了一个。我和丁冬没在一起，可也离的不远，互相看得见。

　　赶紧就着点露水，拍点地上的浮土，弄在脸上。可手里空空的，不像个逃难的老百姓。正着急，“啪”

　　的一下，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扔过来，吓了我一跳，睁眼一看，是个旧包袱。是边上一个很瘦小，还有点喘病的大娘扔给我的。大娘小声说：“闺女，快拿着，”我赶快两手抱着。回头一瞧，觉得丁冬比我更不像老百姓，就又扔给她了。这会子听见日本兵大马靴踩着就过来了，赶紧低下头。日本兵端着刺刀先走到丁冬那儿，丁冬把头低下来，双手紧紧抱着包袱。日本兵一刺刀把包袱挑到地上，一看都是些破衣服，破布头，只看了一眼，就朝我走过来，猛然吼了一句：“什么的干活?”我赶快回答：“老百姓，老百姓。”那日本兵又问了一句：“哪个村的有?”

　　我想回答就是附近那个村的，可又不知道村名，这不急死人吗?亏得我旁边那位大娘抢着回答：“就是这村的，太君，她是良民。”说着把我往她身后拉。日本兵瞧了瞧我，反正我一半是真的，一半装的，那么半真半假吧，做出直哆嗦害怕的样子。日本兵就端着刺刀往前去搜索别人去了。听得见远近日本兵一个个挨着用半拉子中国话问：“什么的干活?”“八路的?”

　　问：这要是汉奸就坏了，你们都是外乡人，一张口就能听出来不是本地人。

　　刘：不用张口也能瞧出来。别看都换了便衣，可许多地方还是和老百姓不一样。亏得那天都是日本兵。就这么着，还抓走一个男的——不是我们剧社的人。

　　也穿着便衣，可衣服上有那么点钢笔水。老百姓不用钢笔。

　　日本兵抓了些人，骑上马就走了。听见马蹄声越来越远，可我们还是一动不敢动。我看看丁冬，丁冬看看我，好像做梦一样。不相信又闯过了一关。这会已是过晌午了。就听见村头上有老头和小孩在喊：“维持上了，不要紧了，回家吃饭去吧!”藏在麦垅里的老乡们一个个陆陆续续地回村了。那位给我包袱的大娘，也要回家了。我们把包袱拾起来，拍打拍打还给她，道了谢。她对我们说：“闺女，跟我回村吧。”这村里情况怎么样不摸底，我们没敢去。她走后，我和丁冬赶快去找自己的人，附近的各个麦洼都找过了，一个我们的人也没找着。老乡都走了，茫茫无边的大麦洼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了。东望望，西望望，不知道村名，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怎么办呢?刚才还满是人的麦地里这会人影也没有。

　　只听见微风吹着麦子窸窸地响，天上一上一下地掠过打食的飞鸟。

　　我们俩都是外乡人，口音不对，本地汉奸一听就听得出来。虽然参加八路军也四年多了，可是过去光是跟着主力兵团打游击，一切服从指挥，过惯了集体生活，今天突然单独行动，由我们两个姑娘独立自主地应付这种瞬息万变的敌情，实在没有经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没个主意。再加上从昨夜行军一直到今天晌午，水米没打牙，渴得饿得心发慌。脚掌子上都磨成了铃铛泡，太阳又毒热毒热地，一步也移不动。

　　正在没奈何的当儿，从道沟里走来一个高鼻梁，大眼睛，走起路来麻利快的大娘。她一手提着饭罐子，一手里提着饭篮子。像是平日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去。我们一见有人来。

　　心里也就有了希望，等她走过来，就向她打听村里的情况。一边说着话，一边两眼泪汪汪的光盯着她手里的饭罐子、饭篮子，心想：“吃点东西才好，哪怕喝口汤解解渴也好。”

　　那大娘一听就听出我们是外乡人，看出我们是八路军。就把村里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了。原来日本人在村里还没走。我们问她是给谁送的饭，说大娘，能不能给我们点吃，从昨夜到现在，一口水一口饭没吃呢。大娘说她是给在地里藏着的儿子送饭去，说着把饭罐子递给我们，说：“闺女，你们先喝点稀的，等一会打发我儿子吃了，我回来带你们进村上我家里吃去。鬼子们在村当间打尖呢，我家在村边子上，看不见，你们又都是女的，跟我回去不打紧。”

　　老大娘走后，我们俩三口两口渴了饭汤，又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娘进村吧，鬼子就在村里，太冒险了，别弄个自投罗网。不跟大娘进村吧，别处也没个投奔。

　　正在犹豫不定，大娘回来了，说：“闺女，咱们走吧。”我和丁冬相互看了看，也只好壮着胆子闯一闯了。

　　进了村，她家果然是住在村边上，出道沟就可以拐进她家的大门。进了屋，大娘就招呼我俩说：“闺女，快上炕吧，你们再喝碗饭汤，我给你们烙饼。”我俩喝了碗饭汤。

　　丁冬帮她和面，我帮着烧火。大娘说：“快歇着吧，走了一夜路哩，歇着吧。”可是我们怎么肯吃现成的呢?她烙完饼，又拿出鸡蛋说：“你看，家里也没有菜，净跑反啦，给你们两个鸡蛋吃。”我们说：“大娘，您留着。”

　　她推开我们说：“又不是买的，自己的鸡下的，这年头，省着干什么?省着也是叫鬼子汉奸抢了去。”

　　她炒完了鸡蛋往焦楞楞的大饼里一卷，一下子塞在我们手里，说：“闺女，快吃吧”。

　　我和丁冬咬一口饼，心里酸了一下，眼泪直流(流泪)。

　　吃完了，我和丁冬互相看看，该走了，鬼子就在村里住着，别给大娘找麻烦。可又往哪走呢?大娘看出我们的难处，边收拾东西，边安慰我们说：“快躺下睡一觉歇歇，天黑了你们还要赶路呢。”这当儿，听见大街上有人喊：“乡亲们，维持上了，开会去吧，一家去一个。”大娘说：“别管他们，你们睡你们的，我去瞧瞧。”说完就出去了，我和丁冬背靠背坐在炕头上，谁也没说话。后来我听见丁冬隐隐地哭，想安慰她，可刚说了一句：“别难过。”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大娘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又黑又壮，不爱说话的青年，天黑才回家。大娘问我们要投奔哪儿?我们说要朝西北走过路西去。大娘又做了一顿饭叫我们吃了，还给我们带上明天吃的干粮，然后叫她儿子送我们出村，指明了道，才回去。于是，我们在茫茫的黑夜里，又走上了茫茫的道路。

　　唉，这些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要流眼泪。

　　问：丁冬同志现在在哪里?刘：她不在了，去世了。

　　是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

　　我们见了冀中的老人们，总是想多了解一点日本人“拉大网”的具体情况，想为历史留下一点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拉网”时从公路上跑得出去吗?日本兵都是怎么个神态?那么多人，日本人总不能都带走吧，凭什么认定是八路或干部，等等。老人们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记忆：“‘拉网’的时候公路哪过得去人?鬼子、汉奸队，全站满了。汽车、马队、车子队，来回蹿，别说人了，就是只鸟也过不去。你说晚上悄悄从滹沱河过去，那倒可能。”

　　“日本兵是个啥神态?这倒没太多印象。当然和日本人打过照面了。离得太近了。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挺紧张，你想，人群里混着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瞅准了不给他一家伙?还记得他们一个个好像挺疲倦的，大马靴上全是泥。

　　日本人编的《华北治安战》上说，41师团是5月初

　　瞧这些鬼子兵！

　　从山西临汾上火车，先运到邯郸。10日夜到了石德路衡水、辛集一带，闷罐车坐了好几天，刚下车，11号一早就背着几十斤的东西‘拉网’，想想也是够累的。”“也不一定都在野地里睡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村是组织人监视敌情，大部分人还是在家里。日本人一般爱拂晓包围村子，一有敌情，村里的老百姓都往外跑。当时有个名词，管这叫‘炸了’，某某村又‘炸了’。”

　　“到了野地里，也不一定都乱跑。有些人就挖个坑，上面用秋秸盖上。日本人‘拉网’，那人排得再密，也不会一个挨一个吧。这么大的洼地，藏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你军队没踩在上头，日本兵的刺刀没戳着，就算我的，躲过去了。相反就算你的。所以日本人‘拉网’，也是把藏着的人像赶羊似地往一块赶。几千几万人。这里头有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都带着家伙，谁也不愿坐而待毙，瞅准了打几枪，老百姓跟着往外冲，鬼子就拿机枪扫……”

　　“要说还是汉奸可恨。日本人根本搞不清谁是本地人，谁不是本地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长的可能都差不多。50年我们去朝鲜，可体会到这一点了，觉得朝鲜人长得怎么全一样?异民族军队作战，也有许多困难的。当然，战争的性质不同。”

　　…………

　　其实，日本人和日本人也不一样。像110师团这样的守备部队，在冀中地区驻扎了很长时间了，对冀中的风土人情、地形特征自然要了解得多一些。而像41师团这样的野战兵团，对冀中的了解当然就差了。故而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总结“五一”“扫荡”作战时，曾指出：“ 我作战主体兵力，是新近到来对共军作战经验少的兵团，但此次作战的目标是推进治安工作，倘为现地兵团增加兵力，使之支持作战，或可取得更大的效果。”

　　他的意思是说，要是以对冀中有更多了解的部队为主进行“扫荡”，效果一定会更好。

　　不过，不论是什么守备部队，还是什么野战兵团，都比不上汉奸对冀中的了解。这些汉奸，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滹沱河南人，还是河北人，一看举止，就知道你是不是庄稼人。这是日本人，哪怕是日本人里的“中国通”也很难做到的。更何况，谁家有人在八路军队伍里，谁是村里的抗日干部，日本人要没汉奸帮着，根本不可能弄清。所以冀中人一提起汉奸，无不咬牙切齿。而日本人对此却十分重视这些汉奸，花了很大的力气，把汉奸们识别谁是军人，谁是百姓这一套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规律性的东西，并写成文字，作为“讨伐要则”，下发部队。例如日军下发的《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的参考》一书中，有如下的内容：“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谈话和休息时，出其不意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判明是一般群众还是共军。”

　　“讯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历某年’而不说民国年月日者，多数是党员。”

　　“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够答辩，但转问有关党的事项时，沉默不作声者居多。”

　　“穿着便衣的人员，多数衣服不合体，也有脏的地方与一般群众的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沾有不是当地的土。”

　　日本人费尽心机，要弄清谁仅是一般百姓，谁是党员或军人。当然不是为了抓几个小排长、小连长，那都是些“小鱼”，日本人当然希望能抓到混迹于百姓中的“大干部”，那才是“大鱼”。因此，一些级别较高的干部，如果被日本人拉到网里，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最感兴趣的目标，另外，认识他们的人也很多，其中只要有一个告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