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1938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五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合750克)，1斤4两(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　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　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　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　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　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5—20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则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自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适当解决了机关、部队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证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1月间，还规定了如下的自给标准：

　　机关自给方面：(1)九个月以上的蔬菜；(2)每人每月肉2斤，调料6元；(3)每人每年过年过节肉2斤；(4)每人熟毛2.5斤，单鞋１双，衬衣１件，肥皂两条；(5)每人每年文化娱乐费50元，修理补充费120元；(6)照顾小厨房待遇的病号所需的开支，个人自给方面：毛巾两条，牙刷两把，精盐4两(125克)，单鞋１双，袜子2双，用公家发的熟毛打成毛衣１件，毛袜１双。

　　毛泽东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抗战开始后，延安是流浪各地的左翼文化人向往的地方。林斤澜写道：“萧军到达延安，一度离开，后来又返回延安。”据徐懋庸回忆：“1938年3月下旬，我和萧军、何思敬等文化人刚到延安，丁玲带领战地服务团（包括塞克、聂绀弩等）也从山西回来；一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举行宴会，欢迎我们这几个新来延安的文化人。……”

　　丁玲1940年所写的《入伍》一文记载：“前方战士对一般文化人（和没有固定工作、来参观的文人）俗呼为新闻记”，就是“战地新闻记者”的简称。1940年以后一直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的李普回忆：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常称呼他们这些有一定水平的记者们为“文化人”。（引自李普：《用第三人称的自述》）

　　1941年以后，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如艾青夫妇、欧阳山夫妇、罗烽夫妇等，从重庆等国统区转移到了延安。丁玲回忆1942年春在延安时，贺龙将军来到“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窑洞里看望丁玲、艾青、白朗、罗烽等，贺龙表达了“对文化人、对文工团员的关心、爱护。”（引自《元帅呵，我想念您》一文）当时的延安，正高扬鲁迅的旗帜，毛泽东亲自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以后又成立了“鲁迅研究会”等等，这就更鼓励了这些热血青年、左翼文化人。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1938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五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合750克)，1斤4两(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　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　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　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　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　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5—20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则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自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适当解决了机关、部队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证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1月间，还规定了如下的自给标准：

　　机关自给方面：(1)九个月以上的蔬菜；(2)每人每月肉2斤，调料6元；(3)每人每年过年过节肉2斤；(4)每人熟毛2.5斤，单鞋１双，衬衣１件，肥皂两条；(5)每人每年文化娱乐费50元，修理补充费120元；(6)照顾小厨房待遇的病号所需的开支，个人自给方面：毛巾两条，牙刷两把，精盐4两(125克)，单鞋１双，袜子2双，用公家发的熟毛打成毛衣１件，毛袜１双。

　　毛泽东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抗战开始后，延安是流浪各地的左翼文化人向往的地方。林斤澜写道：“萧军到达延安，一度离开，后来又返回延安。”据徐懋庸回忆：“1938年3月下旬，我和萧军、何思敬等文化人刚到延安，丁玲带领战地服务团（包括塞克、聂绀弩等）也从山西回来；一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举行宴会，欢迎我们这几个新来延安的文化人。……”

　　丁玲1940年所写的《入伍》一文记载：“前方战士对一般文化人（和没有固定工作、来参观的文人）俗呼为新闻记”，就是“战地新闻记者”的简称。1940年以后一直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的李普回忆：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常称呼他们这些有一定水平的记者们为“文化人”。（引自李普：《用第三人称的自述》）

　　1941年以后，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如艾青夫妇、欧阳山夫妇、罗烽夫妇等，从重庆等国统区转移到了延安。丁玲回忆1942年春在延安时，贺龙将军来到“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窑洞里看望丁玲、艾青、白朗、罗烽等，贺龙表达了“对文化人、对文工团员的关心、爱护。”（引自《元帅呵，我想念您》一文）当时的延安，正高扬鲁迅的旗帜，毛泽东亲自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以后又成立了“鲁迅研究会”等等，这就更鼓励了这些热血青年、左翼文化人。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