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中，有一群特殊的功臣不应被忘记：他们来自当时的敌国———日本，有的是坚信真理的无产阶级战士，有的曾是顽固的军国主义少年，有的还曾是凶残的日本兵，最后他们却都以自身的抗日义举创造了一段“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前田光繁就是他们中间最早成为“八路”的日本人之一。

　　被优待的日本俘虏

　　在东京赤坂的一处由东京都经营的住宅小楼里，记者见到了前田光繁。老人清癯矍铄，虽然年高89，但双目炯炯有神，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我就是第一个日本八路”，老人一边打开一包新买的点心，一边向记者讲述着那段尘封很久的抗战记忆。

　　没到中国之前，与许多天真的日本年轻人一样，前田也曾经对军国主义深信不疑。当了一年海军之后，前田托人进入“满铁公司”来到中国沈阳。1938年7月29日，前田被派往河北省南部的一个叫做双庙的村子里监督采石。当晚，在村公所里，正在熟睡的前田被一支执行破坏铁路交通任务的八路军游击队俘虏了。

　　此前，日军一直宣传“如果被八路军抓住就要被打死”，前田被俘之后觉得自己死定了。然而令他奇怪的是，八路军没有打死他，却给他出示了一份优待俘虏的文件；更令他奇怪的是，八路军自己走路，却让他坐牛车或者马车；八路军自己吃小米，却给他吃大米饭、炒鸡蛋、猪肉和青菜；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他碰到了同样被保护得很好的俘虏小林和冈田。

　　前田回忆，当时其实已经有点开窍了，但是看到八路军使用的武器无非是旧步枪、毛瑟枪，再加上几挺机枪，实在不相信他们能打败日本，同时还顽固地认为“皇军是来帮助中国的”。最终的觉醒发生在一次去前线的过程中。在一个预定宿营的小村里，前田看到，村里的房子几乎被烧光，一家五口惨遭杀害……活生生的事实使得前田浑身颤抖，充满着“被欺骗的愤怒和对不起被害者的内疚。”而当幸存村民得知他们是日本人时，目光立刻充满了憎恨和仇视，在八路军指战员的拼命劝说下，民众最终把对准他们的枪口挪开。“如果自己的亲属被杀害、房子被烧光，心中将作何感想？”前田此刻才真正认识到：俘虏他的那个游击队长，因为自己是八路军才强忍着怒火没有开枪。由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人反抗是天经地义的，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抗战的看法。

　　觉醒后走上抗日之路

　　1939年1月2日，22岁的前田迎来了第二次人生。这一天，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警备部队在晋东南根据地欢度新年，汽灯刚刚点起，三个年轻人忽然登上了舞台，主持人介绍，这三人是“杉本一夫（前田被俘后所用名字）、小林武夫、冈田义雄，是日本同志。”三个人当着1000多名官兵的面发表了一则参军声明，前田至今还记得坐在前排的朱德总司令立刻站起来与他们握手，热烈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的情景；也记得他当时的豪言壮语：“日本军部和政府会骂我们是叛徒和卖国贼，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这些“日本八路”除了少部分拿起枪奔赴前线，主要工作有两种：一是散发传单和慰问袋，二是使用电话和扩音器直接喊话。随着工作的进行，投诚的日本人不断增加，前田等人感到有组织地开展活动非常必要。1939年11月7日，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山西辽县（即现在的左权县）麻田镇成立。随后，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战场。到1942年，各地反战团体的代表来到延安，参加了“全华北反战团体大会”和“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觉醒联盟”与其他反战组织合并，成立了反战同盟，后来又在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的领导下改称在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解放联盟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1000余人。

　　1941年5月，延安还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三任校长。前田一直都在联盟总部工作，1942年夏天到1945年8月在延安还兼任日本工农学校的干部。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这里学习，他们都曾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后来却都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有些人还在战斗中牺牲。讲到这里，前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他收集的各种书籍、照片和中国朋友赠给他的字画。翻看那些老照片的时候，前田显得特别有精神，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在山西，朱总司令与他一起打球；老罗（罗瑞卿）在他生病时带来了奇缺的奎宁针；赴延安之前，老罗和左权将军在大院里设宴为他饯行。在延安，窑洞前纺线，宝塔山上开荒，延河水中洗澡，宝塔之下照相；亲自接待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观看他们的话剧《岛田上等兵》；学员伙食有羊肉、猪肉、粉条、豆腐、白面馒头、面条，而八路军的将领却天天吃小米饭……

　　战后半生心系中国

　　当记者问及前田抗战经历中最难忘的事情时，前田回忆道，那是1945年8月15日夜里，野坂参三打电话通知日本投降的消息。两百多名日本学员跳出被窝，冲到操场上，欢呼雀跃，流泪拥抱。

　　战后，解放联盟自行解散，半数日本人回国，而前田则选择留下来继续支援八路军的工作。1945年9月18日，一位老红军和前田带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从延安出发，急行军赶赴东北，帮助进行大约200万日军和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后来，前田又动员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成员支援我军第一个航校———东北航空学校，前田担任政治指导员，为培养我军第一代飞行员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8年，前田和在航空学校认识的妻子回到了日本。京都的老家已经在战火中焚毁，前田准备到东京找份工作。然而，当时日本是岸信介内阁当权，由于在中国当过“八路”，前田经常被跟踪调查，以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打工维持家用。记者了解到，前田干得最长的工作是锅炉工，一直干到80多岁才彻底退休，而妻子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在外边打工！虽然生活清苦，老人却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参加各种集会，讲述日军的侵略罪恶，讲述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呼吁珍视中日友好，还在锅炉房里完成了许多给左翼报刊的文章。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二战结束60年了，当年22岁的第一位“日本八路”已成耄耋老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老人两次回延安，每次都泪流满面又欣喜万分。其间，黄华曾赠给老人一幅手迹，上书“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道出了前田老人的心声。本月，这位老八路刚刚赴中国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活动，月底还要和儿子一起再到中国。老人最后告诉记者，八路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一旦加入就会为她的作风所感动，再也不愿离开。加入八路军，是他一生最英明的决定，也是他一生一世的幸运。有生之年，他还将继续向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特殊的一生。
日本八路江藤（孙岩饰）劝降日本鬼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八路军东海军区主力部队于8月16日解放威海，8月24日占领烟台，而后兵分三路向青岛挺进。
        在青岛近郊，八路包围了小林清的“老部队”——侵华日军混成第五旅团的一个大队。该部由日军大队长西田中佐、中队长松本大尉和中队长西村大尉指挥，按青岛日军总部命令，企图退往青岛，登船回国。

        但是，不向中国人民缴械，怎能逃出中国国土？

        八路军向鬼子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小林清等日本八路也向鬼子发出优待俘虏的通告。鬼子西田中佐提出请八路军派代表谈判。

        军区领导决定，委派小林清为八路军的全权谈判代表，带两名参谋去跟日军谈判。

        小林清知道，鬼子残酷无情，他对军区贾司令说：我尽力圆满完成任务，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们就坚决消灭他们，不用顾虑我的生死问题！

        贾司令却哈哈一笑：他们过去是很疯狂，现在不一样了！天皇都宣布投降了嘛，他们现在心里想的，肯定是怎样才能安全地回到日本。他们不敢相信，放下武器后八路军会活着让他们回去。所以，我们才要你去跟他们谈。你是日本人，你的话他们能听进去。不过，他们很重视军衔，所以，我委任你为上校军衔，代表八路军去跟他们谈判。

        进入据点后，在谈判室，小林清刚开始还不免有点紧张。毕竟小林清过去只是这支日军部队的一个上等兵。而谈判桌对面的则是他过去的长官，一个中佐，两个大尉。搁在过去，都不用西村中佐开口，随便来个军曹，就把小林清给灭了。

        这时，西田中佐开了口：阁下，请问您是日本人吗？

        小林清身后的八路参谋说：这位是我们八路军东海军区全权谈判代表，小林清上校！

        西田一听，好家伙，上校！立马起立、立正、敬礼！

        看到日军这个样子，小林清放下心来，充满信心地用日语严峻地宣布了八路军的要求，表示只要放下武器，缴枪投降，八路保证将他们遣送回国。

        西田还要抗拒，说必须到青岛集中，向国民政府缴械。

        小林清一拍桌子站起来：你们如果不按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八路军交出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

        西田这下软了，提出了实质问题：你我身为军人，八路军优待俘虏、放我们回家的条件都能保证吗？

        小林清说：我就是保证！我们这些日本军人，被俘以后没有一个被杀的。

        西田弯下身子，点点头：是！听说阁下原来是我们这支部队的？

        小林清说：对！不过那个小林清早就死了。你们不是把他的骨灰盒都送回日本去了吗？你要明白，我是八路军！

        谈判之后，这支日军集合列队，举行投降仪式。西田为首的日军军官向八路军立正敬礼，解下军刀，双手平端交给受降的八路军指挥员。西田在投降书上签字后，转身向全体日军了发出“放下武器”的命令。


        “日本八路”劝降日本鬼子，不止这一件。

        “日本八路”水野靖夫也有类似的经历。水野靖夫是千叶县馆上镇人，1939年1月只有17岁就隐瞒年龄志愿报名参军。在日本经过初级训练后，来到驻中国山东汶上县的山口联队长田大队。在中国，水野靖夫经过了日军最野蛮的训练，包括去慰安所和用活人“试斩”、“试射”。2年后的一次战斗中，长田大队被八路军全歼，水野靖夫负伤昏迷被俘。

        跟所有被俘日军惊人地一致，他也是从顽固不化、冒死逃跑，逐渐被中国抗日军民所打动，逐渐转变。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

        在跟随八路军转移的途中，水野靖夫发现，八路总是在凌晨4、5点钟转移到一个新的村庄。为了不惊扰老乡，进村后就悄悄地坐在地上，从不坐在麦草或秫秸上。有一次，水野嫌地上坐着不舒服，就坐到麦草堆上，被一个大个八路一把抓起来扔出去！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敌工干部跑来向他解释：人坐在麦草堆上，牲口闻到人味就不吃了！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位在日本留学工作的中国人写的文章，Y居然说“抗战时给一些日本人‘洗脑’，很搞笑”，还有什么“你们反日，你们了解日本吗？”之类的话。给兄弟气得够呛！看了这些日本人写的不少书，还真的没有哪一个是看了几本小册子、听了敌工部的几次谈话，就幡然醒悟了的。）

        后来，水野靖夫被送到延安学习。

        1973年，在南洋的密林中，发现了战后坚持28年的日军小野田少尉和横井上等兵，直到日本政府发出命令，这两人才放下武器投降。由此，日本国内发出了一片“日本军人的榜样”、“为全体国民作出过贡献的楷模”的赞美声。

        这时，水野靖夫站出来，写了回忆录《反战士兵手记》。

        在这本书中，水野靖夫记录了“日本八路”劝降日本鬼子的一些事件。

        在延安学习之后，水野靖夫被分配到八路军太行军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太行军区立即安排85名日本八路回国，留下包括水野靖夫在内的10几名日本八路，编成三个前线工作队，任务就是劝降日军部队，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水野靖夫随第一工作队来到山西太岳县。

        一次，水野靖夫和八路军来到一个日军据点，要求鬼子中队长立即缴枪投降，被鬼子拒绝。这时，绝望的鬼子兵开始自杀，碉堡里传出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水野靖夫想，再也不能犹豫了，他拔出枪来对天就是一梭子，用日语厉声喊道：再不投降，就发起攻击！

        几个鬼子兵举起了双手，从碉堡里走出来，接着又听到碉堡里传来几声自杀的炸响。水野靖夫一挥手，八路军冲进碉堡中——半数以上的鬼子已经断气，只救出来8个。

        山西的鬼子，打死都不敢向八路军缴枪，实在是太怕了！

        在这本《反战士兵手册》的前言中，水野靖夫写道：我写这本书，是想通过事实把这些情况，告诉那些不了解战争的人。当然也希望小野田和横井两位先生重新认识“战争”的本质。在南洋密林中“坚持”了28年的这两个人，同我们这些人一样，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战争受害者之中的两个而已。


        大伙儿看看，受过中国人教育的日本人，是不是就真的不一样了？
        《生死十日》中的江藤，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日本NHK节目主持人大森涥郎仔细阅读了日本陆军医院保留的侵华期间的8000份病历，发现因战争中的屠杀行为而产生精神障碍的只有2份。8000分之2！这个比例令大森吃惊。他拿着这两份病历找到日本精神病学专家野田正彰。

        野田正彰也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研究结果显示：

        德国党卫军屠杀犹太人，由此造成的精神障碍的比例是10%——20%；

        美国侵越战争中，这个比例是35%！

        日本人这是怎么了？野田正彰从此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六年之后，野田将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一本书——《战争罪责》。他的总体结论是：日本的整个民族文化，至今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战争罪责。

        但是他发现，那些在战争中被俘和战后作为战犯被关押的日本人——就是兄弟所谓“被中国人教育过的日本人”，他们的思想转变得十分彻底，是真正认识到战争罪恶、从而坚决反战的一群日本人。由此，野田正彰发出感叹：

        如果战后，几千万日本人都受到中国人的教育，现在日本人的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会不一样了！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中，有一群特殊的功臣不应被忘记：他们来自当时的敌国———日本，有的是坚信真理的无产阶级战士，有的曾是顽固的军国主义少年，有的还曾是凶残的日本兵，最后他们却都以自身的抗日义举创造了一段“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前田光繁就是他们中间最早成为“八路”的日本人之一。

　　被优待的日本俘虏

　　在东京赤坂的一处由东京都经营的住宅小楼里，记者见到了前田光繁。老人清癯矍铄，虽然年高89，但双目炯炯有神，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我就是第一个日本八路”，老人一边打开一包新买的点心，一边向记者讲述着那段尘封很久的抗战记忆。

　　没到中国之前，与许多天真的日本年轻人一样，前田也曾经对军国主义深信不疑。当了一年海军之后，前田托人进入“满铁公司”来到中国沈阳。1938年7月29日，前田被派往河北省南部的一个叫做双庙的村子里监督采石。当晚，在村公所里，正在熟睡的前田被一支执行破坏铁路交通任务的八路军游击队俘虏了。

　　此前，日军一直宣传“如果被八路军抓住就要被打死”，前田被俘之后觉得自己死定了。然而令他奇怪的是，八路军没有打死他，却给他出示了一份优待俘虏的文件；更令他奇怪的是，八路军自己走路，却让他坐牛车或者马车；八路军自己吃小米，却给他吃大米饭、炒鸡蛋、猪肉和青菜；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他碰到了同样被保护得很好的俘虏小林和冈田。

　　前田回忆，当时其实已经有点开窍了，但是看到八路军使用的武器无非是旧步枪、毛瑟枪，再加上几挺机枪，实在不相信他们能打败日本，同时还顽固地认为“皇军是来帮助中国的”。最终的觉醒发生在一次去前线的过程中。在一个预定宿营的小村里，前田看到，村里的房子几乎被烧光，一家五口惨遭杀害……活生生的事实使得前田浑身颤抖，充满着“被欺骗的愤怒和对不起被害者的内疚。”而当幸存村民得知他们是日本人时，目光立刻充满了憎恨和仇视，在八路军指战员的拼命劝说下，民众最终把对准他们的枪口挪开。“如果自己的亲属被杀害、房子被烧光，心中将作何感想？”前田此刻才真正认识到：俘虏他的那个游击队长，因为自己是八路军才强忍着怒火没有开枪。由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人反抗是天经地义的，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抗战的看法。

　　觉醒后走上抗日之路

　　1939年1月2日，22岁的前田迎来了第二次人生。这一天，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警备部队在晋东南根据地欢度新年，汽灯刚刚点起，三个年轻人忽然登上了舞台，主持人介绍，这三人是“杉本一夫（前田被俘后所用名字）、小林武夫、冈田义雄，是日本同志。”三个人当着1000多名官兵的面发表了一则参军声明，前田至今还记得坐在前排的朱德总司令立刻站起来与他们握手，热烈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的情景；也记得他当时的豪言壮语：“日本军部和政府会骂我们是叛徒和卖国贼，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这些“日本八路”除了少部分拿起枪奔赴前线，主要工作有两种：一是散发传单和慰问袋，二是使用电话和扩音器直接喊话。随着工作的进行，投诚的日本人不断增加，前田等人感到有组织地开展活动非常必要。1939年11月7日，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山西辽县（即现在的左权县）麻田镇成立。随后，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战场。到1942年，各地反战团体的代表来到延安，参加了“全华北反战团体大会”和“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觉醒联盟”与其他反战组织合并，成立了反战同盟，后来又在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的领导下改称在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解放联盟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1000余人。

　　1941年5月，延安还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三任校长。前田一直都在联盟总部工作，1942年夏天到1945年8月在延安还兼任日本工农学校的干部。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这里学习，他们都曾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后来却都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有些人还在战斗中牺牲。讲到这里，前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他收集的各种书籍、照片和中国朋友赠给他的字画。翻看那些老照片的时候，前田显得特别有精神，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在山西，朱总司令与他一起打球；老罗（罗瑞卿）在他生病时带来了奇缺的奎宁针；赴延安之前，老罗和左权将军在大院里设宴为他饯行。在延安，窑洞前纺线，宝塔山上开荒，延河水中洗澡，宝塔之下照相；亲自接待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观看他们的话剧《岛田上等兵》；学员伙食有羊肉、猪肉、粉条、豆腐、白面馒头、面条，而八路军的将领却天天吃小米饭……

　　战后半生心系中国

　　当记者问及前田抗战经历中最难忘的事情时，前田回忆道，那是1945年8月15日夜里，野坂参三打电话通知日本投降的消息。两百多名日本学员跳出被窝，冲到操场上，欢呼雀跃，流泪拥抱。

　　战后，解放联盟自行解散，半数日本人回国，而前田则选择留下来继续支援八路军的工作。1945年9月18日，一位老红军和前田带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从延安出发，急行军赶赴东北，帮助进行大约200万日军和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后来，前田又动员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成员支援我军第一个航校———东北航空学校，前田担任政治指导员，为培养我军第一代飞行员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8年，前田和在航空学校认识的妻子回到了日本。京都的老家已经在战火中焚毁，前田准备到东京找份工作。然而，当时日本是岸信介内阁当权，由于在中国当过“八路”，前田经常被跟踪调查，以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打工维持家用。记者了解到，前田干得最长的工作是锅炉工，一直干到80多岁才彻底退休，而妻子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在外边打工！虽然生活清苦，老人却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参加各种集会，讲述日军的侵略罪恶，讲述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呼吁珍视中日友好，还在锅炉房里完成了许多给左翼报刊的文章。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二战结束60年了，当年22岁的第一位“日本八路”已成耄耋老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老人两次回延安，每次都泪流满面又欣喜万分。其间，黄华曾赠给老人一幅手迹，上书“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道出了前田老人的心声。本月，这位老八路刚刚赴中国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活动，月底还要和儿子一起再到中国。老人最后告诉记者，八路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一旦加入就会为她的作风所感动，再也不愿离开。加入八路军，是他一生最英明的决定，也是他一生一世的幸运。有生之年，他还将继续向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特殊的一生。
日本八路江藤（孙岩饰）劝降日本鬼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八路军东海军区主力部队于8月16日解放威海，8月24日占领烟台，而后兵分三路向青岛挺进。
        在青岛近郊，八路包围了小林清的“老部队”——侵华日军混成第五旅团的一个大队。该部由日军大队长西田中佐、中队长松本大尉和中队长西村大尉指挥，按青岛日军总部命令，企图退往青岛，登船回国。

        但是，不向中国人民缴械，怎能逃出中国国土？

        八路军向鬼子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小林清等日本八路也向鬼子发出优待俘虏的通告。鬼子西田中佐提出请八路军派代表谈判。

        军区领导决定，委派小林清为八路军的全权谈判代表，带两名参谋去跟日军谈判。

        小林清知道，鬼子残酷无情，他对军区贾司令说：我尽力圆满完成任务，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们就坚决消灭他们，不用顾虑我的生死问题！

        贾司令却哈哈一笑：他们过去是很疯狂，现在不一样了！天皇都宣布投降了嘛，他们现在心里想的，肯定是怎样才能安全地回到日本。他们不敢相信，放下武器后八路军会活着让他们回去。所以，我们才要你去跟他们谈。你是日本人，你的话他们能听进去。不过，他们很重视军衔，所以，我委任你为上校军衔，代表八路军去跟他们谈判。

        进入据点后，在谈判室，小林清刚开始还不免有点紧张。毕竟小林清过去只是这支日军部队的一个上等兵。而谈判桌对面的则是他过去的长官，一个中佐，两个大尉。搁在过去，都不用西村中佐开口，随便来个军曹，就把小林清给灭了。

        这时，西田中佐开了口：阁下，请问您是日本人吗？

        小林清身后的八路参谋说：这位是我们八路军东海军区全权谈判代表，小林清上校！

        西田一听，好家伙，上校！立马起立、立正、敬礼！

        看到日军这个样子，小林清放下心来，充满信心地用日语严峻地宣布了八路军的要求，表示只要放下武器，缴枪投降，八路保证将他们遣送回国。

        西田还要抗拒，说必须到青岛集中，向国民政府缴械。

        小林清一拍桌子站起来：你们如果不按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八路军交出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

        西田这下软了，提出了实质问题：你我身为军人，八路军优待俘虏、放我们回家的条件都能保证吗？

        小林清说：我就是保证！我们这些日本军人，被俘以后没有一个被杀的。

        西田弯下身子，点点头：是！听说阁下原来是我们这支部队的？

        小林清说：对！不过那个小林清早就死了。你们不是把他的骨灰盒都送回日本去了吗？你要明白，我是八路军！

        谈判之后，这支日军集合列队，举行投降仪式。西田为首的日军军官向八路军立正敬礼，解下军刀，双手平端交给受降的八路军指挥员。西田在投降书上签字后，转身向全体日军了发出“放下武器”的命令。


        “日本八路”劝降日本鬼子，不止这一件。

        “日本八路”水野靖夫也有类似的经历。水野靖夫是千叶县馆上镇人，1939年1月只有17岁就隐瞒年龄志愿报名参军。在日本经过初级训练后，来到驻中国山东汶上县的山口联队长田大队。在中国，水野靖夫经过了日军最野蛮的训练，包括去慰安所和用活人“试斩”、“试射”。2年后的一次战斗中，长田大队被八路军全歼，水野靖夫负伤昏迷被俘。

        跟所有被俘日军惊人地一致，他也是从顽固不化、冒死逃跑，逐渐被中国抗日军民所打动，逐渐转变。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

        在跟随八路军转移的途中，水野靖夫发现，八路总是在凌晨4、5点钟转移到一个新的村庄。为了不惊扰老乡，进村后就悄悄地坐在地上，从不坐在麦草或秫秸上。有一次，水野嫌地上坐着不舒服，就坐到麦草堆上，被一个大个八路一把抓起来扔出去！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敌工干部跑来向他解释：人坐在麦草堆上，牲口闻到人味就不吃了！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位在日本留学工作的中国人写的文章，Y居然说“抗战时给一些日本人‘洗脑’，很搞笑”，还有什么“你们反日，你们了解日本吗？”之类的话。给兄弟气得够呛！看了这些日本人写的不少书，还真的没有哪一个是看了几本小册子、听了敌工部的几次谈话，就幡然醒悟了的。）

        后来，水野靖夫被送到延安学习。

        1973年，在南洋的密林中，发现了战后坚持28年的日军小野田少尉和横井上等兵，直到日本政府发出命令，这两人才放下武器投降。由此，日本国内发出了一片“日本军人的榜样”、“为全体国民作出过贡献的楷模”的赞美声。

        这时，水野靖夫站出来，写了回忆录《反战士兵手记》。

        在这本书中，水野靖夫记录了“日本八路”劝降日本鬼子的一些事件。

        在延安学习之后，水野靖夫被分配到八路军太行军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太行军区立即安排85名日本八路回国，留下包括水野靖夫在内的10几名日本八路，编成三个前线工作队，任务就是劝降日军部队，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水野靖夫随第一工作队来到山西太岳县。

        一次，水野靖夫和八路军来到一个日军据点，要求鬼子中队长立即缴枪投降，被鬼子拒绝。这时，绝望的鬼子兵开始自杀，碉堡里传出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水野靖夫想，再也不能犹豫了，他拔出枪来对天就是一梭子，用日语厉声喊道：再不投降，就发起攻击！

        几个鬼子兵举起了双手，从碉堡里走出来，接着又听到碉堡里传来几声自杀的炸响。水野靖夫一挥手，八路军冲进碉堡中——半数以上的鬼子已经断气，只救出来8个。

        山西的鬼子，打死都不敢向八路军缴枪，实在是太怕了！

        在这本《反战士兵手册》的前言中，水野靖夫写道：我写这本书，是想通过事实把这些情况，告诉那些不了解战争的人。当然也希望小野田和横井两位先生重新认识“战争”的本质。在南洋密林中“坚持”了28年的这两个人，同我们这些人一样，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战争受害者之中的两个而已。


        大伙儿看看，受过中国人教育的日本人，是不是就真的不一样了？
        《生死十日》中的江藤，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日本NHK节目主持人大森涥郎仔细阅读了日本陆军医院保留的侵华期间的8000份病历，发现因战争中的屠杀行为而产生精神障碍的只有2份。8000分之2！这个比例令大森吃惊。他拿着这两份病历找到日本精神病学专家野田正彰。

        野田正彰也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研究结果显示：

        德国党卫军屠杀犹太人，由此造成的精神障碍的比例是10%——20%；

        美国侵越战争中，这个比例是35%！

        日本人这是怎么了？野田正彰从此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六年之后，野田将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一本书——《战争罪责》。他的总体结论是：日本的整个民族文化，至今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战争罪责。

        但是他发现，那些在战争中被俘和战后作为战犯被关押的日本人——就是兄弟所谓“被中国人教育过的日本人”，他们的思想转变得十分彻底，是真正认识到战争罪恶、从而坚决反战的一群日本人。由此，野田正彰发出感叹：

        如果战后，几千万日本人都受到中国人的教育，现在日本人的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会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