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节目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提问:假如你现在的财力不佳,你是接受还是拒绝女友的爱情?男嘉宾几乎千篇一律地表示拒绝,个别策略点儿的说要暂时离开,等处境好了再回来。他想当中国的“简·爱”。
只有一个人回答“接受”,不过那不是男的,也不是来派对的嘉宾,而是一位被请来做“玫瑰访谈”的“老右派”的妻子。“老右派”当时也在场,他承认在自己不能给妻子和孩子提供食物的那段日子里想自杀(他下放在农场,个人的生存倒是能维持),而她不准他“离开”。她说由她来提供自己和孩子的食物。那位机智的男主持人怀着虔诚的心情(这与他平时带点调侃的台风相左)问了一个笨拙的问题:“当时你为何有这样的勇气?”“老右派”的妻子说了一句值得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永远记住的话:“因为我有一双手。”
男人羞于或耻于公开承认在困顿中接受一位姑娘的爱,源于一种使自己“看上去很美”的自恋心理。我发现每一位赴“玫瑰之约”的嘉宾都刻意修饰过,起码穿着比平时更体面、更光鲜。平时不爱系领带的,这时可能会系上一条;平时不爱涂脂抹粉的,这时也可能将就着略施一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公认的美和漂亮。为了这个“公认”,情愿让自己别扭一点。那些口头上把可心的人从自己身边驱逐开去的男士就没有一个违心的?天晓得!
其实,伟大导师马克思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并没因自身贫寒而放弃对大家闺秀燕妮的追求,之后,他也没有因家庭生活的困顿而离开燕妮和孩子,尽管有两个女儿因饥饿先他而去。马克思的深刻便在这里:虽然过着受恩格斯的接济、靠燕妮的双手照料的生活,但他始终不失一颗男子汉的尊贵之心。
在经济时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指标缩减到了只有金钱一项,保持男人尊贵之心的,也就只有靠财力来保持对女人、对家庭、对孩子的“领权感”这一途径。这一时代公认的做人准则,使得当代的男子很难像马克思那样,在爱情的领域打破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人、主动与被动的分野,承认“对方”也是一个“自我”。在和谐的家庭中,无论男方还是女方有维持家计的能力,都是“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是可以接受并值得欣慰的人生际遇。除了那种陈腐的“领权感”的丧失,我看并无别的损失。
“领权感”一直主宰着男人去自我实现,同时,也牵引着女性主动把自己置于被动、被领权的位置,将配合有“领权感”的男人视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领域。可悲的是,不少女性对此并无意识。就在那期的“玫瑰之约”中,一位女嘉宾听完“老右派”妻子的故事后,提出了一个她大惑不解的问题:“你是如何判断‘老右派’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实际上,那位妻子并没有把终身托付给“老右派”,她一直把自己托付给了自己,而且顺带把那个家也托付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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