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物了解越深，人物就塑造得越好，故事也就越有力量。

　　——罗斯兰。雷克
　　我办公室的公告牌上，贴着许多标有警句的小纸片，其中有句格言是：“这就是我们让事情发生的方法。”

　　人物和故事关系紧密，二者不可分：给定了人物，就有了故事。故事来源于何处？来源于人物。

　　人物从何而来？他们是逐渐地产生的，从记忆、观察和想象中积累而来。一些很容易，另一些很困难。

　　我的小说《朋友之间》是从视觉图像展开的。一开始，我只知道人物是女性。她逐渐成为这样一个角色：50多岁，独身，是一家小杂志的秘书和接待员。她保守、自负、孤独，从不寻求他人帮助。她曾受过惊吓，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骇人的幻觉。下面这几行在最后定稿时出现在第132页，写的是艾米丽的危机。

　　艾米丽一动不动地站在市中心的小径上，死死地盯着路面上的一团东西，路面又湿又滑，路尽头的街灯发出幽暗的光。灯火照射不到的地方，有个老人卷曲着双腿，缩成一团，双眼紧闭，像个摇篮中熟睡的婴儿。他的右颊紧贴着人行道，灰白的头发钢针般直立着，左手拿着只空酒瓶。他盖了一件灰色的旧大衣，露出白色的衬衣领，脚上穿了双小靴踏。艾米丽慢慢转过身去，双手握紧小包，轻轻地叹了口气，轻得几乎难以察觉，往回走去……每至深夜，如果她在市中心的小径上瞥见什么活动的、半藏半露的东西，她都不会径直走过去。她不理解是什么支配她来到这里。她忆起一种飘乎的感觉，觉得自己是隐形人，或者，至少别人看不见她。

　　更准确地说，由于描绘胡同里的情景，我开始塑造人物。

　　另一个是难于找寻的人物，是我神秘系列小说中的加拿大皇家武装警察队的一位警卫。也许，正是因为太难得到他，我才特别喜爱他。

　　开初，我并不知道我的第四部作品《嫌疑犯》会成为一部神秘小说，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接一个的八旬老人被谋杀。由于情节需要，我需要一位警察，于是我根据性格、年龄、婚姻状况设计了他。但我绞尽脑汁，也不能让他真实动人。我多少有些绝望，甚至想把他从书中剔除。可他几乎无处不在：葬礼上，杂货店里，结识各种各样的人，希望他获得生命。但毫无用处，所有的尝试都是失败的，他仍然僵硬，别扭，全然不可信。直到一天早晨，我递给他一套修剪工具，把他赶到植物太过繁茂的后院去修剪绿色植物。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他竟变得真实可信起来。

　　《一月的冷雨》是惟—一部不是从视觉开始的小说，可是中心人物有些模糊不清。我对缺少良知的人感到奇怪，他们不能区分善与恶，他们的生活肯定复杂而危险。由于他们不懂得愧疚，因而也是危险分子。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不平衡造成的，是心理失常。我以为很对。

　　起先受书本的影响，我只写些男性反社会人物。后来我觉得女性社会工作者会更为有趣，女性社会工作者需要有更强的控制愤怒的能力。但我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情感体验。我回忆自己的童年，寻找关于道德的冲突。接着我以第一人称叙述，似乎自己已变成了他人，一个还不懂“道德”的孩子。

　　在我未成年的时候，一天，我一时兴起，剪掉了我家猫背上的毛。记得那只猎（名叫玛特尔）当时又是尖叫又是哀嚎，从我的手中拼命挣脱开来，夺门而去，从此不见踪影（我母亲曾用很肯定的口气告诉我，尽管玛特尔躲了我好几天，但不会跑得太远）。当我突然悟到，我做的事为一个生物带来了巨痛，而我并没有权利这么做的时候，那种震惊与反悔至今记忆犹新。我把这件事改写成一个虚构的事件：猫尖叫着，在燃烧的树叶中来回猛冲，终于冲出了火焰。它浑身冒着烟，飞也似地跑了。主人公喝醉了酒似的穿过公园，逃之夭夭……

　　索尔的母亲瞪着索尔，一遍又一遍叫着她的名字，她不相信是索尔站在那里，女儿竟能作出这种事。

　　“你做什么了？”索尔的母亲问。

　　“我把玛特尔放到火里去了。”

　　“为什么？你怎么能做这样可怕的事情？”她盯着索尔，双手抓住钱包。钱包上有几道新的抓痕，索尔想，恐怕是玛特尔用它愚蠢的爪子干的。“我不知道。她惹我生气了。”

　　母亲转过身去，背朝着索尔，然后转过身来，眼睛又一次直瞪着她。“你听到它尖叫了吗？你知道它有多痛吗？”“可它不是我。”索尔说。

　　“可你刚才，刚才说，‘我把玛特尔放到火里去了’。”

　　“没错，”索尔说，“但受伤的不是我。”

　　是索尔激发了这个故事。当她感到受了威胁，惟一可做的“正确”的事，就是在她的世界中重新建立秩序，别人付出的代价与她是不相干的。

　　危机、危险、恐惧和压抑我们都曾经历过一些，记忆里的东西总是能派上用场，这令人吃惊。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经历它的方式。

　　八岁时我曾被一只看门狗袭击过。它锁在仓库后面，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当我走向它时，它正在吃东西，那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30年后，我写了一部小说《宠爱》，讲一位小姑娘被学校里一个同学殴打。我用到了“记忆”，那正来源于被狗袭击的感觉。

　　……她立在操场上，感到自己很渺小。鲜血缓慢地从她的鼻子里流出来。脑袋上的包破了，沾满灰尘，上面的头发凌乱不堪地扭结着……莎拉转过身去，直冲着人行道，开始一步步挪动双脚。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一定已经碎成了千百块，只是因为皮肤裹着，才没掉下来。她很感激自己的皮肤，如果她的身体在人行道上当众碎掉，那一定是件可怕的事情。

　　她挣扎着走上人行道，经过邻居的房子，就算她遇见了熟人，后来也什么都记不得了……

　　她走近自家的前门，希望穆莉尔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她知道，父亲晓得该怎么做，可他在上班，母亲也是。她伸出手，抓住门把，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全身都在发抖。她想，如果自己一直这么抖下去，皮肤一定会撑不住了。她打开门，尖叫起来。

　　如果你要塑造一个具体而详尽的人物，你一定会使用个人的记忆，还有你的想象，把人物放在你设置的环境中，让他面对别的人物，想象他们该如何反应。

　　就是这些受控的舞台冲突：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生活中的事件，给我的故事最好也是最出乎意料的结果，大家称之为情节。

　　对人物了解越深，人物就塑造得越好，故事也就越有力量。

　　——罗斯兰。雷克
　　我办公室的公告牌上，贴着许多标有警句的小纸片，其中有句格言是：“这就是我们让事情发生的方法。”

　　人物和故事关系紧密，二者不可分：给定了人物，就有了故事。故事来源于何处？来源于人物。

　　人物从何而来？他们是逐渐地产生的，从记忆、观察和想象中积累而来。一些很容易，另一些很困难。

　　我的小说《朋友之间》是从视觉图像展开的。一开始，我只知道人物是女性。她逐渐成为这样一个角色：50多岁，独身，是一家小杂志的秘书和接待员。她保守、自负、孤独，从不寻求他人帮助。她曾受过惊吓，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骇人的幻觉。下面这几行在最后定稿时出现在第132页，写的是艾米丽的危机。

　　艾米丽一动不动地站在市中心的小径上，死死地盯着路面上的一团东西，路面又湿又滑，路尽头的街灯发出幽暗的光。灯火照射不到的地方，有个老人卷曲着双腿，缩成一团，双眼紧闭，像个摇篮中熟睡的婴儿。他的右颊紧贴着人行道，灰白的头发钢针般直立着，左手拿着只空酒瓶。他盖了一件灰色的旧大衣，露出白色的衬衣领，脚上穿了双小靴踏。艾米丽慢慢转过身去，双手握紧小包，轻轻地叹了口气，轻得几乎难以察觉，往回走去……每至深夜，如果她在市中心的小径上瞥见什么活动的、半藏半露的东西，她都不会径直走过去。她不理解是什么支配她来到这里。她忆起一种飘乎的感觉，觉得自己是隐形人，或者，至少别人看不见她。

　　更准确地说，由于描绘胡同里的情景，我开始塑造人物。

　　另一个是难于找寻的人物，是我神秘系列小说中的加拿大皇家武装警察队的一位警卫。也许，正是因为太难得到他，我才特别喜爱他。

　　开初，我并不知道我的第四部作品《嫌疑犯》会成为一部神秘小说，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接一个的八旬老人被谋杀。由于情节需要，我需要一位警察，于是我根据性格、年龄、婚姻状况设计了他。但我绞尽脑汁，也不能让他真实动人。我多少有些绝望，甚至想把他从书中剔除。可他几乎无处不在：葬礼上，杂货店里，结识各种各样的人，希望他获得生命。但毫无用处，所有的尝试都是失败的，他仍然僵硬，别扭，全然不可信。直到一天早晨，我递给他一套修剪工具，把他赶到植物太过繁茂的后院去修剪绿色植物。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他竟变得真实可信起来。

　　《一月的冷雨》是惟—一部不是从视觉开始的小说，可是中心人物有些模糊不清。我对缺少良知的人感到奇怪，他们不能区分善与恶，他们的生活肯定复杂而危险。由于他们不懂得愧疚，因而也是危险分子。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不平衡造成的，是心理失常。我以为很对。

　　起先受书本的影响，我只写些男性反社会人物。后来我觉得女性社会工作者会更为有趣，女性社会工作者需要有更强的控制愤怒的能力。但我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情感体验。我回忆自己的童年，寻找关于道德的冲突。接着我以第一人称叙述，似乎自己已变成了他人，一个还不懂“道德”的孩子。

　　在我未成年的时候，一天，我一时兴起，剪掉了我家猫背上的毛。记得那只猎（名叫玛特尔）当时又是尖叫又是哀嚎，从我的手中拼命挣脱开来，夺门而去，从此不见踪影（我母亲曾用很肯定的口气告诉我，尽管玛特尔躲了我好几天，但不会跑得太远）。当我突然悟到，我做的事为一个生物带来了巨痛，而我并没有权利这么做的时候，那种震惊与反悔至今记忆犹新。我把这件事改写成一个虚构的事件：猫尖叫着，在燃烧的树叶中来回猛冲，终于冲出了火焰。它浑身冒着烟，飞也似地跑了。主人公喝醉了酒似的穿过公园，逃之夭夭……

　　索尔的母亲瞪着索尔，一遍又一遍叫着她的名字，她不相信是索尔站在那里，女儿竟能作出这种事。

　　“你做什么了？”索尔的母亲问。

　　“我把玛特尔放到火里去了。”

　　“为什么？你怎么能做这样可怕的事情？”她盯着索尔，双手抓住钱包。钱包上有几道新的抓痕，索尔想，恐怕是玛特尔用它愚蠢的爪子干的。“我不知道。她惹我生气了。”

　　母亲转过身去，背朝着索尔，然后转过身来，眼睛又一次直瞪着她。“你听到它尖叫了吗？你知道它有多痛吗？”“可它不是我。”索尔说。

　　“可你刚才，刚才说，‘我把玛特尔放到火里去了’。”

　　“没错，”索尔说，“但受伤的不是我。”

　　是索尔激发了这个故事。当她感到受了威胁，惟一可做的“正确”的事，就是在她的世界中重新建立秩序，别人付出的代价与她是不相干的。

　　危机、危险、恐惧和压抑我们都曾经历过一些，记忆里的东西总是能派上用场，这令人吃惊。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经历它的方式。

　　八岁时我曾被一只看门狗袭击过。它锁在仓库后面，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当我走向它时，它正在吃东西，那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30年后，我写了一部小说《宠爱》，讲一位小姑娘被学校里一个同学殴打。我用到了“记忆”，那正来源于被狗袭击的感觉。

　　……她立在操场上，感到自己很渺小。鲜血缓慢地从她的鼻子里流出来。脑袋上的包破了，沾满灰尘，上面的头发凌乱不堪地扭结着……莎拉转过身去，直冲着人行道，开始一步步挪动双脚。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一定已经碎成了千百块，只是因为皮肤裹着，才没掉下来。她很感激自己的皮肤，如果她的身体在人行道上当众碎掉，那一定是件可怕的事情。

　　她挣扎着走上人行道，经过邻居的房子，就算她遇见了熟人，后来也什么都记不得了……

　　她走近自家的前门，希望穆莉尔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她知道，父亲晓得该怎么做，可他在上班，母亲也是。她伸出手，抓住门把，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全身都在发抖。她想，如果自己一直这么抖下去，皮肤一定会撑不住了。她打开门，尖叫起来。

　　如果你要塑造一个具体而详尽的人物，你一定会使用个人的记忆，还有你的想象，把人物放在你设置的环境中，让他面对别的人物，想象他们该如何反应。

　　就是这些受控的舞台冲突：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生活中的事件，给我的故事最好也是最出乎意料的结果，大家称之为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