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一直拥有最为广泛的读者群。纵观世界文坛，侦探小说的发行量一直高居各类文学之首。但无论中外，侦探文学的研究一直都是作为一种边缘学科存在，很多文学评论家更是把侦探文学归为不入流的娱乐作品。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于洪笙指出：“专业作家很少进行这类文学样式的写作，认为这类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更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因此，对通俗文学来说，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少在国内，对于侦探文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从文体学的角度对侦探小说进行系统地研究不仅可以探讨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揭示其社会价值和审美意义，还可以对文学的创作、评价与欣赏提供有益的借鉴。

　　1.克里斯蒂小说的代表性
　　侦探文学的发展一般是以“推理小说之父”爱伦坡（Edgar Allen Poe）为起点。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延续爱伦坡风格最著名的作家是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Conan Doyle）。其作品从篇幅到构思都比较短小和单纯，但充满悬念和神秘色彩。这也是古典侦探推理小说的特点之一。所谓“推理文学的黄金时期”，则是指二十世纪初至二次大战前后的二十多年的时期。黄金时期侦探小说的风格已脱离神秘小说的形态，是古典短篇侦探小说适度的延伸，同时仍维持了爱伦坡及柯南道尔传统的架构与精神，以侦探为主的推理分析依旧是作品重心。克里斯蒂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女王”。她的作品曾被翻译为103个国家的文字，其累计发行量在世界图书品种发行量中仅此于《圣经》而位居第二，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三位）。因此她的作品在侦探文学中应该说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总的说来，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章法一般比较严谨，擅长于用多层次叙述手法设置悬念，以叙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分析犯罪心理。克里斯蒂笔下小说的背景庞杂，人物众多，案情扑朔迷离，读者必须透过书中的介绍，尤其是对话，去了解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建立自己的推理基础，捕捉情节的发展脉络。因此对话成为作者和读者读解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同时小说中的主要侦探形象波洛和马普尔小姐往往是依靠与案件相关人员的谈话来寻找破案的线索。从文体学的角度对小说对话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进行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克里斯蒂作为侦探小说大家的写作技巧和文体特征，从而对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2.本文使用的分析方法：话语文体学

　　话语文体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采用话语分析、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会话，注重人物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申丹（2000）概述了话语文体学的几种常用分析模式（参见Toolan，1990），其中尤以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Levison的礼貌原则以及伯明翰大学的“话步”理论等常用模式最具代表性。通过将这些会话分析的方法使用到对话分析中，建立一个由个人话语（personal utterance）到双方交流（interactive exchange），再到交流话语群（exchange groups）的分析流程，其中既包括分析个人话语中表现的静态的人物性格和社会关系，也包括体现在话语群中的人物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动态过程。本文的分析证实，克里斯蒂对于对话的大量运用有其特殊的用意，并且达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3.克里斯蒂小说中对话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分析

　　侦探文学可说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作者既肩负着向读者公平地展示各种线索和在智力游戏中胜过读者的任务，又面临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对读者隐瞒重要情节或诱导读者注意不重要情节的困境。克里斯蒂正是把人物对话作为最有效的表述工具来做到这一点的。

　　3.1利用对话介绍故事背景

　　文学作家利用对话来介绍故事背景的写作技巧是常见的，但克里斯蒂使用这种技巧的情况。首先，故事背景在侦探小说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关于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还很可能提示读者罪犯作案的动机。克里斯蒂利用两个人物间的对话来交待故事背景，而不是用“全知的第三者叙述”的形式来介绍背景，这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是使读者了解案件背景，二是隐瞒重要线索。例如，在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作者用第一部分的第八章节来展现侦探波洛和鲍克先生之间的对话：

　　“你还记不记得读过有关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文章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个人——凯赛梯。”

　　“现在我想起来了。一桩震惊世界的事件——虽然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一位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他是半个美国人，因为他的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韦。克。范德霍德的女儿。他自己娶了琳达。阿登的女儿为妻。琳达。阿登是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美国悲剧演员。他们住在美国，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他们宠如掌上明珠。在她三岁那年，她突然被拐骗走了。拐骗者需要一大笔几乎无法办到的钱，作为放回她的赎金。我不想拿这件事以后的全部错综复杂的细节，来让你听得发腻。我要讲的主要是，在交付了二十万美元这一大笔赎金后，竟然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她死去已有两个多星期了。公众的义愤达到了爆炸点。接下去还有更糟糕的事。当时，阿姆斯特朗夫人正怀着另一个孩子。在受了这一刺激之后，她早产了，生下一个死胎儿，自己也死去。而她的悲伤过度的丈夫也开枪自杀了。”

　　“我的天呀！多惨啊。我现在想起来了。”鲍克先生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死了一个吧？”

　　“是的———还有一个法国的或者是瑞士的保姆。警察当局认为她了解某些罪行情况。他们不顾她的歇斯底里地否认。最后，在绝望之余，这个可怜的姑娘跳窗自杀了。事后证实，在这一罪行中，她没有任何同谋关系，完全是无辜的。”

　　“这我想起来就不舒服。”鲍克先生说。

　　“大约六个月以后，这个凯赛梯，作为拐骗儿童集团的头子被逮捕了。他们过去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一旦警察当局似乎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弄死拐来的孩子，埋掉尸体，然后继续敲诈尽可能多的钱，直到案发。”

　　“好吧，我来给你讲清楚这件事，我的朋友。凯赛梯就是此人！可是依靠他积起来的大量钱财，以及通过各种人的秘密疏通，利用法律上的某些不严密，他竟被宣判无罪。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可能被公众私刑处死，公众是决不会善良到让他轻易漏网的。现在，我认为发生的事情很清楚。他改姓换名，并且离开了美国。打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位悠闲自在的绅士，在国外旅行，靠他的利息收入生活。”

　　从话语文体学的角度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就能发现比字面意义更为深刻的内涵。首先，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鲍克先生在对话中多用间接言语行为的方式表现他和波洛之间亲切平等的朋友关系。波洛的陈述行为不仅向鲍克先生叙述案件背景，还同时在向读者交待人物身份。从合作原则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虽然要鲍克先生对于绑架案件有所了解，但又安排他对于细节的追问，使得波洛有机会向读者介绍人物背景。波洛遵守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原则，可是违反了数量原则，提供了整个案件比较详细的描述，其目的与其说是向鲍克先生提供细节，不如说是向读者介绍背景。更重要的是，由于是通过波洛之口来讲述，由于他本人对于情况的了解有限，作者很轻松地隐瞒了很多与此案件有关的人物，从而使读者不可能想到在快车谋杀案中直接涉及到的人员达12人之多。

　　3.2利用对话误导读者
　　克里斯蒂的写作技巧不仅在于峰峦迭起的情节设计，也在于她笔下人物的对话都是巧妙的暗示和伏笔，使读者若有所悟又难以准确把握。而棋高一招的侦探波洛总是能很快找到嫌疑人话语中的漏洞。其实利用会话原则和礼貌原则的理论进行分析的话，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大多数读者，因为不能对文中对话进行正确的分析，要么失去找到线索的机会，要么受到误导，与真正的解答南辕北辙。同样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听到一位保守的英国上校和一位英国家庭女教师之间的两次对话，引起了他的思索：

　　第一次：新进来的人对姑娘略微点了点头。

　　“你好，德贝汉小姐。”

　　“早上好，阿巴思诺特上校。”上校站着，一只手放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有妨碍么？”

　　“当然没有。请坐。”

　　第二次：阿巴思诺特正在说话。

　　“玛丽———”姑娘打断了他。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等事情全部结束。等那事情过去之后——那时候——”

　　波洛先生谨慎地避开了。他感到奇怪。波洛注意到两人在同一天内先后进行的两次对话中，不同的称呼语显示了截然不同的亲疏关系。对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来说，这种关系的变化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是很困难的，因此也就使他对双方的真实关系和动机产生了疑惑。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次对话中，姑娘同时违反了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显示出情况的急迫，用语的模糊又给读者制造了悬念。同样的谜题摆在了读者和波洛面前，他们到底有什么秘密，这次对话巧妙地吸引同时也误导了读者，在惨案发生后，读者很快把怀疑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从而错过了正确的答案。

　　3.3利用对话制造悬念吸引读者

　　无庸讳言，侦探小说作为悬念推理类的通俗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娱乐大众。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因为她能利用悬念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带给他们艺术的享受。为了做到这一点，克里斯蒂很注意在对话中暗含悬念。上面这个例子中，姑娘慌乱中没有说完的句子一定使得读者心存好奇而不忍释卷。这样的手法在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屡见不鲜，甚至在同一部小说中也会多次使用。例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当俄罗斯公主听到波洛的大名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先生，请原谅。”她说。“请教先生大名？你这人好面熟。”

　　“夫人，我叫赫卡尔。波洛———有什么吩咐？”

　　她沉默片刻，接着说：“赫卡尔。波洛，”她说，“啊，想起来了，这是命中注定。”

　　她走了。身子挺得很直，但步履有点艰难。

　　“是位贵妇人。”鲍克先生说，“朋友，你觉得她怎么样？”

　　赫卡尔。波洛只是摇摇头。

　　“我正在捉摸，”他说，“她说‘命中注定’，这是什么意思？”

　　和波洛同样迷惑的读者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位公主在对话中违反了关联原则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种好奇当然就会引导读者继续阅读下去了。

　　3.4用对话塑造神探形象，表现侦探技巧

　　波洛是克里斯蒂创造的最负盛名的侦探之一，可以说和福尔摩斯齐名。他的出名不仅在于他滑稽的外表，自负的言行，还在于他确实具有一个出色侦探所必须的一切技巧以及使读者折服的推理能力。表现在对话的运用中，波洛擅长抓住嫌疑人在话语中体现出的不寻常的现象。同时他也善于在对话中设置陷阱来套出他想要的证据。同样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

　　“小姐，你还有另外的睡衣？比如说，鲜红色的？”

　　“不，那不是我的。”

　　波洛俯身向前，好象一只正准备跃出去捕捉老鼠的猫。“那么，是谁的？”

　　这姑娘惊慌地把身子往后缩了缩。“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没回答‘不，我没有’，而是回答‘那不是我的’——显然这是别的什么人的。”

　　波洛的迅速反应明显使对方十分慌乱，在对方有机会喘息之前给以迅捷的心理打击是质询中很重要也很有效的一种方法。对此，波洛在和朋友的一段话中明确地说明他的技巧。

　　“我在找漏洞呢，朋友……就在那位自制力很强的小姐身上找，我想冲击一下她的镇静。成功了吗？还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她准没想到我办案会用这种方法。”

　　当然，波洛并非只会被动等待漏洞的出现，恰恰相反，他会主动出击，在对话中制造一些陷阱来引对方上钩。例如，在另一段对话中，波洛换了一种手法，利用虚假的预设来误导嫌疑人：

　　“那块手帕不是我的，先生。”伯爵夫人说。“不管那上面有起首字母H吗？”

　　“不管。虽说与我的手帕有点儿象，可不是那种式样。当然，我知道，我不指望你能相信我。可我向你保证，那块手帕不是我的。”

　　“可能是有人为了连累你，把它放在那儿的？”

　　她微微一笑。“可是，毕竟，你还是在诱使我承认，它是我的？但事实上，波洛先生，它不是我的。”

　　在这段对话中，波洛询问一块在谋杀现场发现的手帕是否是伯爵夫人的，在第一次得到否定回答后，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利用虚假预设来套伯爵夫人的话。虽然最后被伯爵夫人识破，可是他的技巧也可见一斑。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很有效的，波洛在结案时就解释了他如何通过虚假预设来发现女佣人的真实身份的：

　　“女佣人，希尔德加德。施密特，我能推测出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地位，也许我过于性急，但我本能地觉得，她是个称职的厨娘。我给她设了个圈套———她上当了。我说，我知道她是个好厨娘。她回答说：”是的。所有的女主人都这样说。‘然而，假如你被雇用作女佣人，你的主人将很少有机会知道，你是否是个称职的厨娘。“

　　3.5利用对话显示人物之间的冲突和侦探的质询策略

　　伯明翰大学的话步理论原是用来分析比较具有规律性的课堂对话的。侦探小说中的对话多是证人作证和侦探质询时所进行的对话，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应用话步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侦探的质询技巧以及人物之间的冲突。

　　一般来说，侦探质询证人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案件始末借以推理找出真凶。因此，侦探此时一般是选取合作型的话步，推动会话的进程以了解更多信息。而当他收集到了足够多的信息，找到了疑点并决定进行质询时，他所选用的话步就更多地倾向于对证词和辩解的挑战。对话进行艰难时，对话人的冲突明显增多。这种紧张刺激的气氛能够吸引读者继续阅读。这也是克里斯蒂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在以了解情况为目的的首次取证过程中多使用开始和支持话步，以鼓励对方多说来保证对话的顺畅进行。证人则大部分使用支持话步遵循合作原则以显示自己的无辜和与侦探的配合态度，例如：

　　“据我所知，你是雷切特先生的佣人吧？”

　　“是的，先生。”

　　“叫什么名字？”

　　“爱德华。亨利。马斯特曼。”

　　“多大年龄？”

　　“三十九。”

　　“家庭地址？”

　　“克拉肯威尔，弗里大街二十一号。”

　　“你的主人被人杀害了，你可听到这消息？”

　　“听到了，这实在太意外了。”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后一次见到雷切特先生是什么时候？”

　　佣人想了一会儿。“先生，很可能是昨晚九点以后，兴许还迟些。”

　　“你说，当时你在做什么？”

　　“跟往常一样，我到雷切特先生那儿，侍候他。”

　　“你的确切职责是什么？”

　　“把他的衣服叠好，或者挂起来，先生。把他的假牙放入水中，再看看睡觉前他还需要些什么？”

　　而当波洛在了解各方情况，逐渐发现疑点之后，开始对质的时候，他的话语中的挑战话步明显增多，对话在冲突中艰难进行，被质询的人也开始违反合作原则，用各种方式来避免被当作疑犯，或对抗质询。以波洛和俄罗斯公主的在取证过程中发生的对话为例：

　　从话步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在第一次取证过程中，波洛主要用开始话步询问尽可能多的信息，而公主则是主要用支持话步确保提供答案，从而使对话顺畅进行，显示了一种合作的态度。而在第二次对话过程中，波洛由于已经掌握了更多的情况，对于证词中不符合矛盾之处开始质询，因此挑战话步的使用大大增加。公主的回击显示她强硬的态度和对波洛的反驳。从话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次对话中双方克制合作的气氛在第二次对话中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激烈地质问和反驳。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情节的曲折都反映在对话中。

　　4.结语

　　在以上实例中，我们用话语文体学中的一些常用分析方法对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部分对话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可以说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正是建立在精致的对话描写的基础上，一方面，克里斯蒂透过说话者提供给读者必要的故事背景，同时又不留痕迹地隐瞒了重要的线索。另一方面，通过对话，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尤其是精明的侦探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对话误导读者，使之一次次地败在作者和侦探手中，同时对话中时时体现的紧张悬疑的气氛又深深吸引了读者。利用话语文体学的工具，我们可以发现克里斯蒂不仅是通俗文学的情节大师，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她是个语用学的行家。灵活运用对话使得她的小说在发挥娱乐功能的同时成为对话的艺术，这也是克里斯蒂小说具有持久魅力的重要原因！

　　侦探小说一直拥有最为广泛的读者群。纵观世界文坛，侦探小说的发行量一直高居各类文学之首。但无论中外，侦探文学的研究一直都是作为一种边缘学科存在，很多文学评论家更是把侦探文学归为不入流的娱乐作品。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于洪笙指出：“专业作家很少进行这类文学样式的写作，认为这类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更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因此，对通俗文学来说，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少在国内，对于侦探文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从文体学的角度对侦探小说进行系统地研究不仅可以探讨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揭示其社会价值和审美意义，还可以对文学的创作、评价与欣赏提供有益的借鉴。

　　1.克里斯蒂小说的代表性
　　侦探文学的发展一般是以“推理小说之父”爱伦坡（Edgar Allen Poe）为起点。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延续爱伦坡风格最著名的作家是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Conan Doyle）。其作品从篇幅到构思都比较短小和单纯，但充满悬念和神秘色彩。这也是古典侦探推理小说的特点之一。所谓“推理文学的黄金时期”，则是指二十世纪初至二次大战前后的二十多年的时期。黄金时期侦探小说的风格已脱离神秘小说的形态，是古典短篇侦探小说适度的延伸，同时仍维持了爱伦坡及柯南道尔传统的架构与精神，以侦探为主的推理分析依旧是作品重心。克里斯蒂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女王”。她的作品曾被翻译为103个国家的文字，其累计发行量在世界图书品种发行量中仅此于《圣经》而位居第二，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三位）。因此她的作品在侦探文学中应该说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总的说来，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章法一般比较严谨，擅长于用多层次叙述手法设置悬念，以叙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分析犯罪心理。克里斯蒂笔下小说的背景庞杂，人物众多，案情扑朔迷离，读者必须透过书中的介绍，尤其是对话，去了解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建立自己的推理基础，捕捉情节的发展脉络。因此对话成为作者和读者读解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同时小说中的主要侦探形象波洛和马普尔小姐往往是依靠与案件相关人员的谈话来寻找破案的线索。从文体学的角度对小说对话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进行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克里斯蒂作为侦探小说大家的写作技巧和文体特征，从而对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2.本文使用的分析方法：话语文体学

　　话语文体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采用话语分析、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会话，注重人物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申丹（2000）概述了话语文体学的几种常用分析模式（参见Toolan，1990），其中尤以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Levison的礼貌原则以及伯明翰大学的“话步”理论等常用模式最具代表性。通过将这些会话分析的方法使用到对话分析中，建立一个由个人话语（personal utterance）到双方交流（interactive exchange），再到交流话语群（exchange groups）的分析流程，其中既包括分析个人话语中表现的静态的人物性格和社会关系，也包括体现在话语群中的人物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动态过程。本文的分析证实，克里斯蒂对于对话的大量运用有其特殊的用意，并且达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3.克里斯蒂小说中对话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分析

　　侦探文学可说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作者既肩负着向读者公平地展示各种线索和在智力游戏中胜过读者的任务，又面临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对读者隐瞒重要情节或诱导读者注意不重要情节的困境。克里斯蒂正是把人物对话作为最有效的表述工具来做到这一点的。

　　3.1利用对话介绍故事背景

　　文学作家利用对话来介绍故事背景的写作技巧是常见的，但克里斯蒂使用这种技巧的情况。首先，故事背景在侦探小说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关于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还很可能提示读者罪犯作案的动机。克里斯蒂利用两个人物间的对话来交待故事背景，而不是用“全知的第三者叙述”的形式来介绍背景，这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是使读者了解案件背景，二是隐瞒重要线索。例如，在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作者用第一部分的第八章节来展现侦探波洛和鲍克先生之间的对话：

　　“你还记不记得读过有关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文章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个人——凯赛梯。”

　　“现在我想起来了。一桩震惊世界的事件——虽然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一位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他是半个美国人，因为他的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韦。克。范德霍德的女儿。他自己娶了琳达。阿登的女儿为妻。琳达。阿登是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美国悲剧演员。他们住在美国，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他们宠如掌上明珠。在她三岁那年，她突然被拐骗走了。拐骗者需要一大笔几乎无法办到的钱，作为放回她的赎金。我不想拿这件事以后的全部错综复杂的细节，来让你听得发腻。我要讲的主要是，在交付了二十万美元这一大笔赎金后，竟然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她死去已有两个多星期了。公众的义愤达到了爆炸点。接下去还有更糟糕的事。当时，阿姆斯特朗夫人正怀着另一个孩子。在受了这一刺激之后，她早产了，生下一个死胎儿，自己也死去。而她的悲伤过度的丈夫也开枪自杀了。”

　　“我的天呀！多惨啊。我现在想起来了。”鲍克先生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死了一个吧？”

　　“是的———还有一个法国的或者是瑞士的保姆。警察当局认为她了解某些罪行情况。他们不顾她的歇斯底里地否认。最后，在绝望之余，这个可怜的姑娘跳窗自杀了。事后证实，在这一罪行中，她没有任何同谋关系，完全是无辜的。”

　　“这我想起来就不舒服。”鲍克先生说。

　　“大约六个月以后，这个凯赛梯，作为拐骗儿童集团的头子被逮捕了。他们过去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一旦警察当局似乎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弄死拐来的孩子，埋掉尸体，然后继续敲诈尽可能多的钱，直到案发。”

　　“好吧，我来给你讲清楚这件事，我的朋友。凯赛梯就是此人！可是依靠他积起来的大量钱财，以及通过各种人的秘密疏通，利用法律上的某些不严密，他竟被宣判无罪。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可能被公众私刑处死，公众是决不会善良到让他轻易漏网的。现在，我认为发生的事情很清楚。他改姓换名，并且离开了美国。打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位悠闲自在的绅士，在国外旅行，靠他的利息收入生活。”

　　从话语文体学的角度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就能发现比字面意义更为深刻的内涵。首先，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鲍克先生在对话中多用间接言语行为的方式表现他和波洛之间亲切平等的朋友关系。波洛的陈述行为不仅向鲍克先生叙述案件背景，还同时在向读者交待人物身份。从合作原则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虽然要鲍克先生对于绑架案件有所了解，但又安排他对于细节的追问，使得波洛有机会向读者介绍人物背景。波洛遵守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原则，可是违反了数量原则，提供了整个案件比较详细的描述，其目的与其说是向鲍克先生提供细节，不如说是向读者介绍背景。更重要的是，由于是通过波洛之口来讲述，由于他本人对于情况的了解有限，作者很轻松地隐瞒了很多与此案件有关的人物，从而使读者不可能想到在快车谋杀案中直接涉及到的人员达12人之多。

　　3.2利用对话误导读者
　　克里斯蒂的写作技巧不仅在于峰峦迭起的情节设计，也在于她笔下人物的对话都是巧妙的暗示和伏笔，使读者若有所悟又难以准确把握。而棋高一招的侦探波洛总是能很快找到嫌疑人话语中的漏洞。其实利用会话原则和礼貌原则的理论进行分析的话，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大多数读者，因为不能对文中对话进行正确的分析，要么失去找到线索的机会，要么受到误导，与真正的解答南辕北辙。同样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听到一位保守的英国上校和一位英国家庭女教师之间的两次对话，引起了他的思索：

　　第一次：新进来的人对姑娘略微点了点头。

　　“你好，德贝汉小姐。”

　　“早上好，阿巴思诺特上校。”上校站着，一只手放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有妨碍么？”

　　“当然没有。请坐。”

　　第二次：阿巴思诺特正在说话。

　　“玛丽———”姑娘打断了他。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等事情全部结束。等那事情过去之后——那时候——”

　　波洛先生谨慎地避开了。他感到奇怪。波洛注意到两人在同一天内先后进行的两次对话中，不同的称呼语显示了截然不同的亲疏关系。对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来说，这种关系的变化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是很困难的，因此也就使他对双方的真实关系和动机产生了疑惑。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次对话中，姑娘同时违反了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显示出情况的急迫，用语的模糊又给读者制造了悬念。同样的谜题摆在了读者和波洛面前，他们到底有什么秘密，这次对话巧妙地吸引同时也误导了读者，在惨案发生后，读者很快把怀疑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从而错过了正确的答案。

　　3.3利用对话制造悬念吸引读者

　　无庸讳言，侦探小说作为悬念推理类的通俗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娱乐大众。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因为她能利用悬念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带给他们艺术的享受。为了做到这一点，克里斯蒂很注意在对话中暗含悬念。上面这个例子中，姑娘慌乱中没有说完的句子一定使得读者心存好奇而不忍释卷。这样的手法在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屡见不鲜，甚至在同一部小说中也会多次使用。例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当俄罗斯公主听到波洛的大名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先生，请原谅。”她说。“请教先生大名？你这人好面熟。”

　　“夫人，我叫赫卡尔。波洛———有什么吩咐？”

　　她沉默片刻，接着说：“赫卡尔。波洛，”她说，“啊，想起来了，这是命中注定。”

　　她走了。身子挺得很直，但步履有点艰难。

　　“是位贵妇人。”鲍克先生说，“朋友，你觉得她怎么样？”

　　赫卡尔。波洛只是摇摇头。

　　“我正在捉摸，”他说，“她说‘命中注定’，这是什么意思？”

　　和波洛同样迷惑的读者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位公主在对话中违反了关联原则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种好奇当然就会引导读者继续阅读下去了。

　　3.4用对话塑造神探形象，表现侦探技巧

　　波洛是克里斯蒂创造的最负盛名的侦探之一，可以说和福尔摩斯齐名。他的出名不仅在于他滑稽的外表，自负的言行，还在于他确实具有一个出色侦探所必须的一切技巧以及使读者折服的推理能力。表现在对话的运用中，波洛擅长抓住嫌疑人在话语中体现出的不寻常的现象。同时他也善于在对话中设置陷阱来套出他想要的证据。同样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

　　“小姐，你还有另外的睡衣？比如说，鲜红色的？”

　　“不，那不是我的。”

　　波洛俯身向前，好象一只正准备跃出去捕捉老鼠的猫。“那么，是谁的？”

　　这姑娘惊慌地把身子往后缩了缩。“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没回答‘不，我没有’，而是回答‘那不是我的’——显然这是别的什么人的。”

　　波洛的迅速反应明显使对方十分慌乱，在对方有机会喘息之前给以迅捷的心理打击是质询中很重要也很有效的一种方法。对此，波洛在和朋友的一段话中明确地说明他的技巧。

　　“我在找漏洞呢，朋友……就在那位自制力很强的小姐身上找，我想冲击一下她的镇静。成功了吗？还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她准没想到我办案会用这种方法。”

　　当然，波洛并非只会被动等待漏洞的出现，恰恰相反，他会主动出击，在对话中制造一些陷阱来引对方上钩。例如，在另一段对话中，波洛换了一种手法，利用虚假的预设来误导嫌疑人：

　　“那块手帕不是我的，先生。”伯爵夫人说。“不管那上面有起首字母H吗？”

　　“不管。虽说与我的手帕有点儿象，可不是那种式样。当然，我知道，我不指望你能相信我。可我向你保证，那块手帕不是我的。”

　　“可能是有人为了连累你，把它放在那儿的？”

　　她微微一笑。“可是，毕竟，你还是在诱使我承认，它是我的？但事实上，波洛先生，它不是我的。”

　　在这段对话中，波洛询问一块在谋杀现场发现的手帕是否是伯爵夫人的，在第一次得到否定回答后，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利用虚假预设来套伯爵夫人的话。虽然最后被伯爵夫人识破，可是他的技巧也可见一斑。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很有效的，波洛在结案时就解释了他如何通过虚假预设来发现女佣人的真实身份的：

　　“女佣人，希尔德加德。施密特，我能推测出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地位，也许我过于性急，但我本能地觉得，她是个称职的厨娘。我给她设了个圈套———她上当了。我说，我知道她是个好厨娘。她回答说：”是的。所有的女主人都这样说。‘然而，假如你被雇用作女佣人，你的主人将很少有机会知道，你是否是个称职的厨娘。“

　　3.5利用对话显示人物之间的冲突和侦探的质询策略

　　伯明翰大学的话步理论原是用来分析比较具有规律性的课堂对话的。侦探小说中的对话多是证人作证和侦探质询时所进行的对话，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应用话步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侦探的质询技巧以及人物之间的冲突。

　　一般来说，侦探质询证人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案件始末借以推理找出真凶。因此，侦探此时一般是选取合作型的话步，推动会话的进程以了解更多信息。而当他收集到了足够多的信息，找到了疑点并决定进行质询时，他所选用的话步就更多地倾向于对证词和辩解的挑战。对话进行艰难时，对话人的冲突明显增多。这种紧张刺激的气氛能够吸引读者继续阅读。这也是克里斯蒂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在以了解情况为目的的首次取证过程中多使用开始和支持话步，以鼓励对方多说来保证对话的顺畅进行。证人则大部分使用支持话步遵循合作原则以显示自己的无辜和与侦探的配合态度，例如：

　　“据我所知，你是雷切特先生的佣人吧？”

　　“是的，先生。”

　　“叫什么名字？”

　　“爱德华。亨利。马斯特曼。”

　　“多大年龄？”

　　“三十九。”

　　“家庭地址？”

　　“克拉肯威尔，弗里大街二十一号。”

　　“你的主人被人杀害了，你可听到这消息？”

　　“听到了，这实在太意外了。”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后一次见到雷切特先生是什么时候？”

　　佣人想了一会儿。“先生，很可能是昨晚九点以后，兴许还迟些。”

　　“你说，当时你在做什么？”

　　“跟往常一样，我到雷切特先生那儿，侍候他。”

　　“你的确切职责是什么？”

　　“把他的衣服叠好，或者挂起来，先生。把他的假牙放入水中，再看看睡觉前他还需要些什么？”

　　而当波洛在了解各方情况，逐渐发现疑点之后，开始对质的时候，他的话语中的挑战话步明显增多，对话在冲突中艰难进行，被质询的人也开始违反合作原则，用各种方式来避免被当作疑犯，或对抗质询。以波洛和俄罗斯公主的在取证过程中发生的对话为例：

　　从话步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在第一次取证过程中，波洛主要用开始话步询问尽可能多的信息，而公主则是主要用支持话步确保提供答案，从而使对话顺畅进行，显示了一种合作的态度。而在第二次对话过程中，波洛由于已经掌握了更多的情况，对于证词中不符合矛盾之处开始质询，因此挑战话步的使用大大增加。公主的回击显示她强硬的态度和对波洛的反驳。从话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次对话中双方克制合作的气氛在第二次对话中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激烈地质问和反驳。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情节的曲折都反映在对话中。

　　4.结语

　　在以上实例中，我们用话语文体学中的一些常用分析方法对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部分对话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可以说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正是建立在精致的对话描写的基础上，一方面，克里斯蒂透过说话者提供给读者必要的故事背景，同时又不留痕迹地隐瞒了重要的线索。另一方面，通过对话，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尤其是精明的侦探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对话误导读者，使之一次次地败在作者和侦探手中，同时对话中时时体现的紧张悬疑的气氛又深深吸引了读者。利用话语文体学的工具，我们可以发现克里斯蒂不仅是通俗文学的情节大师，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她是个语用学的行家。灵活运用对话使得她的小说在发挥娱乐功能的同时成为对话的艺术，这也是克里斯蒂小说具有持久魅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