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规范化的表现，草书则含有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它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同时，古代“书者，如也”、“书品即人品”等理论在草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狂放不羁者，表现为书法的豪放飘逸，沉稳成熟者则表现为凝重圆润。当然，这并不是说楷书不具备审美效益，楷书自有楷书的妙处。总之，小小毫锋凝聚着万千品性，奇妙异常。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 “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 “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 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 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 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 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 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 “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 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 《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 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 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其他书法家

　　钟 会

　　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受其父影响，在书法上有独到成就，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张怀瓘《书断》赞其“书有父风，稍备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书法上，学习师宜宫的书法艺术，以善八分著称。后来依附刘表，不久归于曹操。曹操非常喜欢其书法作品，认为超过了其师。因此，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

　　曹 操

　　曹操不但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亦喜欢书法，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钟繇、梁鹄的关系中看出。现在发现曹操的唯一墨迹为“衮雪”二字，这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到汉中，经过栈道咽喉石门(今陕西褒城)时，看到河中景象所书，字刻于河水礁石上。“衮雪”二字表现了河水汹涌澎湃的流势，河水冲击石块水花四散溅出，水大石众，犹如滚动之雪浪，故云“衮”(滚)雪”。此石现存陕西博物馆，左端书有“魏王”二小字。

　　韦 诞

　　韦诞，事迹参本书文学部分。韦诞原官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待中，与卫觊、邯郸淳等皆因善书而有名，魏室宝器铭题等皆韦诞所书。曾师邯郸淳。

　　邯郸淳

　　邯郸淳，事迹略见本书文学部分。善篆书，有名。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邯郸淳的书法成就很大，《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巳不传。

　　卫 觊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以才学著名。建安中任曹操司空掾属，累迁至尚书。魏时任侍中，与王粲等同掌礼仪制度。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成就较大。死后谥为敬侯。邯郸淳传古文后，卫觊写《尚书》，后来让邯郸淳看，邯郸淳竟没有辨别出来。到魏正始时，邯郸淳的书法消失殆 尽，但卫觊仍致力于科斗文的书法创作。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策书十余万言，其中就有敬侯卫觊之书。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避乱于冀州，袁绍征之，辞而不就，隐还乡里。曹操为司空丞相，多次请之，胡昭无奈，只好应命见曹操，但到了之后，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仍恳求归去。曹操不得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胡昭便居于陆浑山中，躬耕乐 道，以经籍自娱，颇有德行于世。胡昭在书法上亦取得了较大成就，当时与邯郭淳、卫觊、韦诞并有声名。 此外，在书法艺术上较有成就者如刘德升(善行书)、刘胜(钟觊师)、孙子荆、关枇杷、师宜官(梁鹄师)、宋翼(钟觊弟子)、崔璀(蔡邕弟子)以及蔡琰等，可惜事迹多巳无考。

　　晋司马芳残碑

　　此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碑额称：“故汉司隶校尉京兆司马君之碑颂。”碑额雕蟠螭文，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头向隋唐碑首过度阶段。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芳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是由隶书转向楷书的过度书体，书法峻逸，在陕西地区发现晋碑仅此一石，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摘自赵西尧等著《三国文化概览》

　　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规范化的表现，草书则含有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它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同时，古代“书者，如也”、“书品即人品”等理论在草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狂放不羁者，表现为书法的豪放飘逸，沉稳成熟者则表现为凝重圆润。当然，这并不是说楷书不具备审美效益，楷书自有楷书的妙处。总之，小小毫锋凝聚着万千品性，奇妙异常。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 “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 “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 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 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 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 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 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 “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 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 《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 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 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其他书法家

　　钟 会

　　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受其父影响，在书法上有独到成就，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张怀瓘《书断》赞其“书有父风，稍备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书法上，学习师宜宫的书法艺术，以善八分著称。后来依附刘表，不久归于曹操。曹操非常喜欢其书法作品，认为超过了其师。因此，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

　　曹 操

　　曹操不但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亦喜欢书法，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钟繇、梁鹄的关系中看出。现在发现曹操的唯一墨迹为“衮雪”二字，这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到汉中，经过栈道咽喉石门(今陕西褒城)时，看到河中景象所书，字刻于河水礁石上。“衮雪”二字表现了河水汹涌澎湃的流势，河水冲击石块水花四散溅出，水大石众，犹如滚动之雪浪，故云“衮”(滚)雪”。此石现存陕西博物馆，左端书有“魏王”二小字。

　　韦 诞

　　韦诞，事迹参本书文学部分。韦诞原官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待中，与卫觊、邯郸淳等皆因善书而有名，魏室宝器铭题等皆韦诞所书。曾师邯郸淳。

　　邯郸淳

　　邯郸淳，事迹略见本书文学部分。善篆书，有名。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邯郸淳的书法成就很大，《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巳不传。

　　卫 觊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以才学著名。建安中任曹操司空掾属，累迁至尚书。魏时任侍中，与王粲等同掌礼仪制度。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成就较大。死后谥为敬侯。邯郸淳传古文后，卫觊写《尚书》，后来让邯郸淳看，邯郸淳竟没有辨别出来。到魏正始时，邯郸淳的书法消失殆 尽，但卫觊仍致力于科斗文的书法创作。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策书十余万言，其中就有敬侯卫觊之书。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避乱于冀州，袁绍征之，辞而不就，隐还乡里。曹操为司空丞相，多次请之，胡昭无奈，只好应命见曹操，但到了之后，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仍恳求归去。曹操不得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胡昭便居于陆浑山中，躬耕乐 道，以经籍自娱，颇有德行于世。胡昭在书法上亦取得了较大成就，当时与邯郭淳、卫觊、韦诞并有声名。 此外，在书法艺术上较有成就者如刘德升(善行书)、刘胜(钟觊师)、孙子荆、关枇杷、师宜官(梁鹄师)、宋翼(钟觊弟子)、崔璀(蔡邕弟子)以及蔡琰等，可惜事迹多巳无考。

　　晋司马芳残碑

　　此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碑额称：“故汉司隶校尉京兆司马君之碑颂。”碑额雕蟠螭文，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头向隋唐碑首过度阶段。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芳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是由隶书转向楷书的过度书体，书法峻逸，在陕西地区发现晋碑仅此一石，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摘自赵西尧等著《三国文化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