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之称，由来已久。关于它的含义，研究者颇多，成果亦颇多，但仍未能彻底搞清。笔者不揣浅陋，在此继承前人成果，再做一辨，以求教于学界。

　　关于九州，目前学界已达成一点共识，即“九州”原是虚指，后来才逐渐具体化。这是非常精辟的。从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象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当与《诗经·王风·关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与行政区划无关。古时降水丰沛，人们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阳州”、“外州”、“瓜州”、“舒州”、“作州兵”之说，犹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类。“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确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之“九”；一是虚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九”就不可能是确指，而应是虚指。所以从本意上讲，“九州”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由人之故，又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到后来，“九州”终于具体化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因在现有可靠资料中，具体的“九州”只见于战国，而未见于春秋，所以其时间可能在战国初期。对此大家异议不多。这里的关键是，这具体的九个州域，文献诸说却很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研究方便，先将文献诸说分列如下：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逸周书·职方解》与《周礼》全同，考虑到《周礼》较有系统，很可能是《逸周书》抄袭的《周礼》。）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淮南子·地形训》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申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宫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曰阳州。”

　　上述材料虽然联系密切，但区别也很明显，尤其是前四条与后三条之间差异更大。如各条中均有弇州（或作兖州，弇、兖字通。《初学记》形讹作拾州），但前四条定位在济、河间，后三条则定位在“正西”；冀州、阳州（形讹作扬州、杨州，阳古作陽）也是如此。所以上述材料应当基本分为两派：前四条为一派，可暂称为《周礼》派；后三条为一派，可暂称为《河图》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两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周礼》派各家虽然也略有差异，但“九州”所包括的地域基本符合周朝的统治范围，并且各州分布亦与汉晋分布大致相同，易于理解，并无多少疑点，疑点最多的是《河图》派。《河图》派既曰“正西弇州”，而弇州就在山东西部（或曰济、河之间），古来如此，至今仍然，那“九州”范围岂不只限山东地区了吗？并且《河图》派有八个州均按以东南西北确定的八个方位分布着，正中则是冀州，为什么九州分布这么均匀呢？为什么冀州会是中心呢？

　　笔者前曾发表系列文章，论证了自黄帝始的先夏氏族和夏氏族可能都起于山东，夏代中晚期乃渐西迁至于河南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则《河图》派的诸种疑点都能迎刃而解。如果禹治水等活动的范围就在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地区，那根据茫茫禹迹所画的九州（虚指）自然就只能限于山东。后来（战国初期）九州具体化，如果明白真相的话（已有很多人不明真相了，如《左传·昭公元年》），学者仍会将它限于山东，在山东境内寻找要确定为州名的地名。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否则，如果九州原本就囊括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山东又长时期不再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学者们又怎能将它完全压缩到山东境内呢？

　　并且，《河图》派九州现在多能在山东境内找到地名来源。具体如下：

　　弇州，即今兖州。今市西30里有山名嵫山，大概因有奄国在附近，所以嵫山又名崦嵫山、奄山，为神话中日之所入。其上有神称弇兹，《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兹。”西海即古之大野泽，在嵫山之西。弇州之名盖源于此；台州（或讹作括州、柱州），《列子·黄帝》曰：“华胥氏之国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地难考实。或谓源于古臺县，《山东通志》卷三十三疆域志古迹一济南府历城县条云：“臺县古城，在县东八十里，春秋齐邑，汉置县，属济南郡。高帝六年，封东郡尉戴野为臺侯。”在今济南市东北30里，但台、臺二字古异，疑非；玄州，《庄子·在宥》曰：“尧……流共工于幽都。”《尚书·尧典》曰：“流共工于幽州。”玄、幽意同，或即幽州，地难考实。或作济州，泰沂山系之北古有济水流过（今为黄河河道），依此而名济州，亦通。薄州（一作咸州），山东东北部古有薄姑氏，《史记·周本纪》曰：“迁其（奄）君于薄姑”，在博兴县东北15里，薄州之名盖源于此。

　　阳州，为神话中日之所出，山东东部古有阳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古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见《春秋·闵公二年》。益都今有河名阳水，莱州古有阳邱山（《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八莱州府云：“阳邱山在掖县东南三十里，亦名马鞍山。”今名大泽山），都可能与阳国有关。阳州之名盖源于此；神州，《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难考实，惟《姓苑》云：“琅邪有神氏”，不知是否有关；卬州（或作次州），地难考实；戎州，山东西南部古有徐戎，《左传·隐公二年》云：“公会戎于潜。”即是。戎州之名盖源于此。

　　冀州，位居正中。文献中言之较多，如《楚辞·离骚》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但均未指出具体所在。我们只能根据其它材料做一估计。

　　现在所知最早与冀州结下关系的恐怕就是黄帝和蚩尤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其它有关黄帝战蚩尤的材料还有，《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盐铁论·结和》：“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赤帝即炎帝，又号大庭氏，在今曲阜市附近。空桑即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穷桑很可能就是宁阳县与曲阜、泗水两县交界处的小山脉。黄帝所居，即轩辕之丘，《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其北]，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一曰]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一曰]在轩辕国北。”既曰“不敢西射”，则轩辕丘当在穷山西，“一曰”者并不可靠。穷山即穷桑，地在“鲁北”，可见轩辕之丘当在曲阜西北。《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曰：“封黄帝之后于铸。”铸后为蛇丘县治，在今泰安市西南夏张镇南故县村，正在曲阜西北。既封其后于此，可能此即古轩辕之丘所在，至少不会太远。涿鹿即蜀禄、烛龙、九淖，为古蜀族。《左传·宣公十八年》曰：“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西。可见这里远古确有蜀族。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章尾（yǐ）山即钟山，又名舂山、东山。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该山很可能即今蒙山山脉的主峰龟蒙顶。若果如此，则古蜀族当原在平邑县东北一带。

　　冀，金文作“B”正象双角鬼脸人形。中国古有崇鬼风俗，冀州当即鬼州之意。梁《述异记》卷上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正是鬼的形象。蚩尤被杀于冀州，看来应是被杀于他的老巢。赤帝、黄帝、穷桑、涿鹿既然都在汶泗上源，由此分析，蚩尤、冀州也应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述异记》又曰：“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山东地区蚩尤遗迹很多，并且也有蚩尤戏，据马德怀先生说：“早年山东泗水县民间保存了此项传统。”也可为证。

　　再具体说来，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洋水很可能就是流穿今新泰市境内的今柴汶河，为汶河的支流之一。关于柴汶河，学界有一定争议。依《水经·汶水注》，古柴汶河原名淄水，因流经柴县故城（今新泰市柴城村）北而“世谓之柴汶河”，但其源头并非今东周河，而是今羊流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成在今宁阳县东北90里，足证古柴汶河确名淄水，郦说当有所据。至于今东周河，《水经·洙水注》则以之为古洙水之源，西南流入泗水。但是今东周河与泗水之间隔有关山，不可能相通，也就是说今东周河不可能是古洙水的上源，而只能向西流注淄水（古柴汶河）。郦道元必是失察。至于《山东通志》言洙水之源在关山，且言小汶河（即今东周河）约在元明时汇夺淄水，那汇夺之前小汶河又流向哪里呢？总不至于自淤成渊吧？所以小汶河当自古就是淄水的一条支流，其名可能曾是洋水。《归藏·启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如果羊水就是洋水，蚩尤又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则羊水只能是以今东周河为源的今柴汶河，蚩尤只能在今新泰市境内。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果如此，冀州之地也就在今新泰市境内。

　　换个角度说，《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县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古本《纪年》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由此可知，尧都平阳应无问题。那平阳又在哪里呢？查阅文献，古名平阳者共有四处：一在山西，《左传·昭公廿八年》：“赵朝为平阳大夫，”《水经·汾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今临汾市治；一在河南，《左传·哀公十六年》曰：“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今滑县东南；两在山东，《春秋·宣公八年》曰：“城平阳。”今新泰市治；《左传·哀公廿七年》：“越子使后庸来聘，……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水经·泗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今邹城市治。

　　尧在河南并无证据，所以滑县之平阳为尧都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尧在山东的证据则较多，因而新泰、邹城两处之平阳有一处为尧都是有可能的。进一步说，顾祖禹评论泰安州的形势曰：“州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岂非建瓴之势哉！”而这种“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的形势在泰安州中尤其体现在新泰县（现设市）。据考古学研究，山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乃是鲁中南山地及其周围一带，新泰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尧虽然可能起于今菏泽地区，但设都于新泰一带，居中以驭四方却是极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僻处西南的邹城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如果尧在山东的话，其都平阳最大的可能是在新泰。尧在山西证据也较多，临汾之平阳为尧都虽不能完全肯定，但也无法完全否定。但既然尧在山东比在山西的可能性更大，证据也更多，那尧都平阳之在新泰也就比在临汾更具可能。综而言之，新泰的平阳最有可能是尧都。《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陶唐即尧的氏族，其在冀州既明，而都邑平阳最可能在新泰，也就是说古冀州最有可能是在今新泰市境内。

　　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正中）有关了。近来学界已达成共识，周代所封夏后之杞曾长期居于今新泰境内。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历史真相的《河图》派九州说了。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误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如正东、正北、正西、正南、东南、东北等以方向定位置的词语）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

　　九州之称，由来已久。关于它的含义，研究者颇多，成果亦颇多，但仍未能彻底搞清。笔者不揣浅陋，在此继承前人成果，再做一辨，以求教于学界。

　　关于九州，目前学界已达成一点共识，即“九州”原是虚指，后来才逐渐具体化。这是非常精辟的。从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象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当与《诗经·王风·关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与行政区划无关。古时降水丰沛，人们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阳州”、“外州”、“瓜州”、“舒州”、“作州兵”之说，犹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类。“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确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之“九”；一是虚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九”就不可能是确指，而应是虚指。所以从本意上讲，“九州”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由人之故，又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到后来，“九州”终于具体化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因在现有可靠资料中，具体的“九州”只见于战国，而未见于春秋，所以其时间可能在战国初期。对此大家异议不多。这里的关键是，这具体的九个州域，文献诸说却很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研究方便，先将文献诸说分列如下：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逸周书·职方解》与《周礼》全同，考虑到《周礼》较有系统，很可能是《逸周书》抄袭的《周礼》。）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淮南子·地形训》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申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宫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曰阳州。”

　　上述材料虽然联系密切，但区别也很明显，尤其是前四条与后三条之间差异更大。如各条中均有弇州（或作兖州，弇、兖字通。《初学记》形讹作拾州），但前四条定位在济、河间，后三条则定位在“正西”；冀州、阳州（形讹作扬州、杨州，阳古作陽）也是如此。所以上述材料应当基本分为两派：前四条为一派，可暂称为《周礼》派；后三条为一派，可暂称为《河图》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两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周礼》派各家虽然也略有差异，但“九州”所包括的地域基本符合周朝的统治范围，并且各州分布亦与汉晋分布大致相同，易于理解，并无多少疑点，疑点最多的是《河图》派。《河图》派既曰“正西弇州”，而弇州就在山东西部（或曰济、河之间），古来如此，至今仍然，那“九州”范围岂不只限山东地区了吗？并且《河图》派有八个州均按以东南西北确定的八个方位分布着，正中则是冀州，为什么九州分布这么均匀呢？为什么冀州会是中心呢？

　　笔者前曾发表系列文章，论证了自黄帝始的先夏氏族和夏氏族可能都起于山东，夏代中晚期乃渐西迁至于河南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则《河图》派的诸种疑点都能迎刃而解。如果禹治水等活动的范围就在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地区，那根据茫茫禹迹所画的九州（虚指）自然就只能限于山东。后来（战国初期）九州具体化，如果明白真相的话（已有很多人不明真相了，如《左传·昭公元年》），学者仍会将它限于山东，在山东境内寻找要确定为州名的地名。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否则，如果九州原本就囊括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山东又长时期不再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学者们又怎能将它完全压缩到山东境内呢？

　　并且，《河图》派九州现在多能在山东境内找到地名来源。具体如下：

　　弇州，即今兖州。今市西30里有山名嵫山，大概因有奄国在附近，所以嵫山又名崦嵫山、奄山，为神话中日之所入。其上有神称弇兹，《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兹。”西海即古之大野泽，在嵫山之西。弇州之名盖源于此；台州（或讹作括州、柱州），《列子·黄帝》曰：“华胥氏之国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地难考实。或谓源于古臺县，《山东通志》卷三十三疆域志古迹一济南府历城县条云：“臺县古城，在县东八十里，春秋齐邑，汉置县，属济南郡。高帝六年，封东郡尉戴野为臺侯。”在今济南市东北30里，但台、臺二字古异，疑非；玄州，《庄子·在宥》曰：“尧……流共工于幽都。”《尚书·尧典》曰：“流共工于幽州。”玄、幽意同，或即幽州，地难考实。或作济州，泰沂山系之北古有济水流过（今为黄河河道），依此而名济州，亦通。薄州（一作咸州），山东东北部古有薄姑氏，《史记·周本纪》曰：“迁其（奄）君于薄姑”，在博兴县东北15里，薄州之名盖源于此。

　　阳州，为神话中日之所出，山东东部古有阳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古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见《春秋·闵公二年》。益都今有河名阳水，莱州古有阳邱山（《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八莱州府云：“阳邱山在掖县东南三十里，亦名马鞍山。”今名大泽山），都可能与阳国有关。阳州之名盖源于此；神州，《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难考实，惟《姓苑》云：“琅邪有神氏”，不知是否有关；卬州（或作次州），地难考实；戎州，山东西南部古有徐戎，《左传·隐公二年》云：“公会戎于潜。”即是。戎州之名盖源于此。

　　冀州，位居正中。文献中言之较多，如《楚辞·离骚》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但均未指出具体所在。我们只能根据其它材料做一估计。

　　现在所知最早与冀州结下关系的恐怕就是黄帝和蚩尤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其它有关黄帝战蚩尤的材料还有，《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盐铁论·结和》：“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赤帝即炎帝，又号大庭氏，在今曲阜市附近。空桑即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穷桑很可能就是宁阳县与曲阜、泗水两县交界处的小山脉。黄帝所居，即轩辕之丘，《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其北]，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一曰]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一曰]在轩辕国北。”既曰“不敢西射”，则轩辕丘当在穷山西，“一曰”者并不可靠。穷山即穷桑，地在“鲁北”，可见轩辕之丘当在曲阜西北。《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曰：“封黄帝之后于铸。”铸后为蛇丘县治，在今泰安市西南夏张镇南故县村，正在曲阜西北。既封其后于此，可能此即古轩辕之丘所在，至少不会太远。涿鹿即蜀禄、烛龙、九淖，为古蜀族。《左传·宣公十八年》曰：“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西。可见这里远古确有蜀族。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章尾（yǐ）山即钟山，又名舂山、东山。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该山很可能即今蒙山山脉的主峰龟蒙顶。若果如此，则古蜀族当原在平邑县东北一带。

　　冀，金文作“B”正象双角鬼脸人形。中国古有崇鬼风俗，冀州当即鬼州之意。梁《述异记》卷上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正是鬼的形象。蚩尤被杀于冀州，看来应是被杀于他的老巢。赤帝、黄帝、穷桑、涿鹿既然都在汶泗上源，由此分析，蚩尤、冀州也应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述异记》又曰：“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山东地区蚩尤遗迹很多，并且也有蚩尤戏，据马德怀先生说：“早年山东泗水县民间保存了此项传统。”也可为证。

　　再具体说来，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洋水很可能就是流穿今新泰市境内的今柴汶河，为汶河的支流之一。关于柴汶河，学界有一定争议。依《水经·汶水注》，古柴汶河原名淄水，因流经柴县故城（今新泰市柴城村）北而“世谓之柴汶河”，但其源头并非今东周河，而是今羊流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成在今宁阳县东北90里，足证古柴汶河确名淄水，郦说当有所据。至于今东周河，《水经·洙水注》则以之为古洙水之源，西南流入泗水。但是今东周河与泗水之间隔有关山，不可能相通，也就是说今东周河不可能是古洙水的上源，而只能向西流注淄水（古柴汶河）。郦道元必是失察。至于《山东通志》言洙水之源在关山，且言小汶河（即今东周河）约在元明时汇夺淄水，那汇夺之前小汶河又流向哪里呢？总不至于自淤成渊吧？所以小汶河当自古就是淄水的一条支流，其名可能曾是洋水。《归藏·启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如果羊水就是洋水，蚩尤又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则羊水只能是以今东周河为源的今柴汶河，蚩尤只能在今新泰市境内。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果如此，冀州之地也就在今新泰市境内。

　　换个角度说，《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县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古本《纪年》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由此可知，尧都平阳应无问题。那平阳又在哪里呢？查阅文献，古名平阳者共有四处：一在山西，《左传·昭公廿八年》：“赵朝为平阳大夫，”《水经·汾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今临汾市治；一在河南，《左传·哀公十六年》曰：“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今滑县东南；两在山东，《春秋·宣公八年》曰：“城平阳。”今新泰市治；《左传·哀公廿七年》：“越子使后庸来聘，……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水经·泗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今邹城市治。

　　尧在河南并无证据，所以滑县之平阳为尧都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尧在山东的证据则较多，因而新泰、邹城两处之平阳有一处为尧都是有可能的。进一步说，顾祖禹评论泰安州的形势曰：“州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岂非建瓴之势哉！”而这种“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的形势在泰安州中尤其体现在新泰县（现设市）。据考古学研究，山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乃是鲁中南山地及其周围一带，新泰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尧虽然可能起于今菏泽地区，但设都于新泰一带，居中以驭四方却是极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僻处西南的邹城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如果尧在山东的话，其都平阳最大的可能是在新泰。尧在山西证据也较多，临汾之平阳为尧都虽不能完全肯定，但也无法完全否定。但既然尧在山东比在山西的可能性更大，证据也更多，那尧都平阳之在新泰也就比在临汾更具可能。综而言之，新泰的平阳最有可能是尧都。《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陶唐即尧的氏族，其在冀州既明，而都邑平阳最可能在新泰，也就是说古冀州最有可能是在今新泰市境内。

　　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正中）有关了。近来学界已达成共识，周代所封夏后之杞曾长期居于今新泰境内。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历史真相的《河图》派九州说了。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误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如正东、正北、正西、正南、东南、东北等以方向定位置的词语）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