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对话介绍故事背景



　　文学作家利用对话来介绍故事背景的写作技巧是常见的，但克里斯蒂使用这种技巧的情况。首先，故事背景在侦探小说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关于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还很可能提示读者罪犯作案的动机。克里斯蒂利用两个人物间的对话来交待故事背景，而不是用“全知的第三者叙述”的形式来介绍背景，这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是使读者了解案件背景，二是隐瞒重要线索。例如，在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作者用第一部分的第八章节来展现侦探波洛和鲍克先生之间的对话：

　　“你还记不记得读过有关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文章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个人－－凯赛梯。”

　　“现在我想起来了。一桩震惊世界的事件－－虽然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一位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他是半个美国人，因为他的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韦。克。范德霍德的女儿。他自己娶了琳达。阿登的女儿为妻。琳达。阿登是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美国悲剧演员。他们住在美国，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他们宠如掌上明珠。在她三岁那年，她突然被拐骗走了。拐骗者需要一大笔几乎无法办到的钱，作为放回她的赎金。我不想拿这件事以后的全部错综复杂的细节，来让你听得发腻。我要讲的主要是，在交付了二十万美元这一大笔赎金后，竟然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她死去已有两个多星期了。公众的义愤达到了爆炸点。接下去还有更糟糕的事。当时，阿姆斯特朗夫人正怀着另一个孩子。在受了这一刺激之后，她早产了，生下一个死胎儿，自己也死去。而她的悲伤过度的丈夫也开枪自杀了。”

　　“我的天呀！多惨啊。我现在想起来了。”鲍克先生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死了一个吧？”

　　“是的－－－还有一个法国的或者是瑞士的保姆。警察当局认为她了解某些罪行情况。他们不顾她的歇斯底里地否认。最后，在绝望之余，这个可怜的姑娘跳窗自杀了。事后证实，在这一罪行中，她没有任何同谋关系，完全是无辜的。”

　　“这我想起来就不舒服。”鲍克先生说。

　　“大约六个月以后，这个凯赛梯，作为拐骗儿童集团的头子被逮捕了。他们过去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一旦警察当局似乎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弄死拐来的孩子，埋掉尸体，然后继续敲诈尽可能多的钱，直到案发。”

　　“好吧，我来给你讲清楚这件事，我的朋友。凯赛梯就是此人！可是依靠他积起来的大量钱财，以及通过各种人的秘密疏通，利用法律上的某些不严密，他竟被宣判无罪。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可能被公众私刑处死，公众是决不会善良到让他轻易漏网的。现在，我认为发生的事情很清楚。他改姓换名，并且离开了美国。打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位悠闲自在的绅士，在国外旅行，靠他的利息收入生活。”

　　从话语文体学的角度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就能发现比字面意义更为深刻的内涵。首先，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鲍克先生在对话中多用间接言语行为的方式表现他和波洛之间亲切平等的朋友关系。波洛的陈述行为不仅向鲍克先生叙述案件背景，还同时在向读者交待人物身份。从合作原则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虽然要鲍克先生对于绑架案件有所了解，但又安排他对于细节的追问，使得波洛有机会向读者介绍人物背景。波洛遵守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原则，可是违反了数量原则，提供了整个案件比较详细的描述，其目的与其说是向鲍克先生提供细节，不如说是向读者介绍背景。更重要的是，由于是通过波洛之口来讲述，由于他本人对于情况的了解有限，作者很轻松地隐瞒了很多与此案件有关的人物，从而使读者不可能想到在快车谋杀案中直接涉及到的人员达12人之多。

利用对话介绍故事背景



　　文学作家利用对话来介绍故事背景的写作技巧是常见的，但克里斯蒂使用这种技巧的情况。首先，故事背景在侦探小说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关于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还很可能提示读者罪犯作案的动机。克里斯蒂利用两个人物间的对话来交待故事背景，而不是用“全知的第三者叙述”的形式来介绍背景，这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是使读者了解案件背景，二是隐瞒重要线索。例如，在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作者用第一部分的第八章节来展现侦探波洛和鲍克先生之间的对话：

　　“你还记不记得读过有关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文章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个人－－凯赛梯。”

　　“现在我想起来了。一桩震惊世界的事件－－虽然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一位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他是半个美国人，因为他的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韦。克。范德霍德的女儿。他自己娶了琳达。阿登的女儿为妻。琳达。阿登是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美国悲剧演员。他们住在美国，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他们宠如掌上明珠。在她三岁那年，她突然被拐骗走了。拐骗者需要一大笔几乎无法办到的钱，作为放回她的赎金。我不想拿这件事以后的全部错综复杂的细节，来让你听得发腻。我要讲的主要是，在交付了二十万美元这一大笔赎金后，竟然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她死去已有两个多星期了。公众的义愤达到了爆炸点。接下去还有更糟糕的事。当时，阿姆斯特朗夫人正怀着另一个孩子。在受了这一刺激之后，她早产了，生下一个死胎儿，自己也死去。而她的悲伤过度的丈夫也开枪自杀了。”

　　“我的天呀！多惨啊。我现在想起来了。”鲍克先生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死了一个吧？”

　　“是的－－－还有一个法国的或者是瑞士的保姆。警察当局认为她了解某些罪行情况。他们不顾她的歇斯底里地否认。最后，在绝望之余，这个可怜的姑娘跳窗自杀了。事后证实，在这一罪行中，她没有任何同谋关系，完全是无辜的。”

　　“这我想起来就不舒服。”鲍克先生说。

　　“大约六个月以后，这个凯赛梯，作为拐骗儿童集团的头子被逮捕了。他们过去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一旦警察当局似乎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弄死拐来的孩子，埋掉尸体，然后继续敲诈尽可能多的钱，直到案发。”

　　“好吧，我来给你讲清楚这件事，我的朋友。凯赛梯就是此人！可是依靠他积起来的大量钱财，以及通过各种人的秘密疏通，利用法律上的某些不严密，他竟被宣判无罪。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可能被公众私刑处死，公众是决不会善良到让他轻易漏网的。现在，我认为发生的事情很清楚。他改姓换名，并且离开了美国。打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位悠闲自在的绅士，在国外旅行，靠他的利息收入生活。”

　　从话语文体学的角度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就能发现比字面意义更为深刻的内涵。首先，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鲍克先生在对话中多用间接言语行为的方式表现他和波洛之间亲切平等的朋友关系。波洛的陈述行为不仅向鲍克先生叙述案件背景，还同时在向读者交待人物身份。从合作原则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虽然要鲍克先生对于绑架案件有所了解，但又安排他对于细节的追问，使得波洛有机会向读者介绍人物背景。波洛遵守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原则，可是违反了数量原则，提供了整个案件比较详细的描述，其目的与其说是向鲍克先生提供细节，不如说是向读者介绍背景。更重要的是，由于是通过波洛之口来讲述，由于他本人对于情况的了解有限，作者很轻松地隐瞒了很多与此案件有关的人物，从而使读者不可能想到在快车谋杀案中直接涉及到的人员达12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