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1368—1644年)、清(鸦片战争前，1616—1840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发展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主要战争是：封建王朝的统一和巩固统一的战争、国内民族战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等。军事技术有较大发展，古代火器达到鼎盛。军队装备和编制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出现炮兵、辎重兵。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相应发展。强攻城塞增多，各类坚固筑城相应产生。长城体系更加完善。海军与边、海防建设成就显著。农民战争达到空前水平。


　　元末，爆发了红巾军为主的农民起义(参见元末农民起义)。义军首领朱元璋在江北红巾军掩护下，击灭江南仅帝陈友谅、吴王张士诚后，决定北定中原、南略沿海，以夺取全国统治权。洪武元年(1368年)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当年末，北征军占领元大都(今北京)(参见明灭元之战)，南略军击灭浙江方国珍、福建陈友定及两广何真等割据势力(参见明攻闽广之战)，中原、江南尽为明有，基本上推翻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元顺帝脱欢帖木儿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史称北元。此时北元尚有军队数十万，分据上都、秦陇、云南、辽东，四川亦尚有明升之夏政权。在明军连续进攻下，北元主力扩廓帖木儿部精锐，被歼于兰州(今属甘肃)东，上都、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西南)相继失守，新继位之北元主爱猷识里达腊北逃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参见明太祖第一次北征沙漠之战)。洪武四年，明军灭夏(参见明灭夏之战)。次年，集中步骑15万再攻北元(参见明太祖第二次北征沙漠之战)。征虏大将军徐达被诱中伏，伤亡万余人。明太祖朱元璋遂暂停军事进攻，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加强边防，设卫所，修长城，屯田戍守。休整7年，洪武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又对各地北元军进行多次出击，皆获胜利(参见明太祖第三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四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五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六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七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八次北征沙漠之战)。平定云南(参见明攻云南之战)、辽东，将其势力逐至漠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北元主被部属杀死，部众奔散，北元政权基本灭亡，明朝的统治得到巩固。针对蒙古残余势力仍系主要威胁，又全为骑兵，机动性强等情况，朱元璋制订了“修葺城池，严为守备”，“来则御之，去勿穷追”(《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明太祖实录》卷78)的国防战略。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作战3年，终于击败建文帝朱允坟，夺得政权。朱棣即位后，为加强北部边防，采取五项措施：在西北建立赤斤蒙古及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哈密(今属新疆)等卫，在东北建立努尔干都司，以巩固边防两翼；迁都北京，以加强军事领导；建立战略机动军，控制80万兵力于北京地区，以便于快速反应；扩大官马民养范围，改革马政，以保障军马供应；组织有限出击，以进攻来保障、巩固边防。此时蒙古已分裂为兀良哈、鞑靼、瓦刺三部，鞑靼最强，且不时攻扰明边。永乐七年，征虏大将军丘福率军10万出击鞑靼，轻敌冒进，在胪朐河(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遇伏被歼。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朱棣率军五次出击，每次均集中30万以上兵力，不作战役展开，亦不进行战略追击，进攻纵深以斡难河(今蒙古、俄罗斯境内鄂嫩河、石勒喀河)一带为限。过于谨慎的出击，虽未能尽歼蒙古主力，但已使其严重削弱(参见明成祖第一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三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四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漠北之战)。朱棣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明国防战略转为单纯防御。


　　正统二年(1437年)，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反叛，明军初战失利。六年至十三年，明廷调集10余万兵力，三次进击，方基本平定(参见麓川之役)。但此次用兵西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部边防。此时瓦刺已强，吞并鞑靼后，于正统十四年大举攻明。太师也先自率精骑攻大同(今屑山西)。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挟持下，率京军50万反击。但到达大同后又怯敌退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瓦刺军追击，将士伤亡过半，英宗被俘(参见土木之役)。瓦刺军乘势进攻北京，兵部左侍郎于谦领导、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刺军，并加强了边防(参见北京之战)。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也先与明廷议和，送回英宗。天顺(1457—1465年)、成化(1465—1488年)中，鞑靼转强，进入河套(今内蒙古黄河以南)，连年攻掠明边。明廷乃大修长城，并设总制府于固原(今属宁夏)，统一指挥延绥(今陕西绥德)、甘肃、宁夏三镇明军。但边境战斗一直未断，通贡互市完全断绝。弘治(1488—1506年)时，达延汗统一蒙古，实力更强。嘉靖(1522—1567年)时，达延汗之孙俺答(阿勒坦汗)多次请求通贡，均被明廷拒绝。俺答企图以武力迫使明廷通贡互市，遂以河套为基地，不断进攻明军。明三边总督曾铣曾建议收复河套，未被采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攻入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直迫北京城郊。明军不敢出战，任其劫掠京畿8日后撤走。隆庆(1567—1573年)初，礼部尚书张居正辅政，一面加强边防，修缮长城，整顿京军，一面改善与蒙古的关系，允其通贡互市。明军与蒙古的战争基本结束。


　　俺答频繁进攻明北部边境时，东南沿海地区倭患又炽(参见明抗倭的战争)。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创建新军(参见戚家军、俞家军)，用新战法，作战近20年，至嘉靖四十四年方获得抗倭战争的彻底胜利。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攻占王京、平壤等地。朝鲜国王向明求援。明军于次年入朝，击败日军，收复平壤、王京，日军退往釜山求和，战争暂止(参见明抗倭援朝的战争)。明军撤回后，日军增兵，继续侵朝。万历二十五年，明军应请再次援朝，初攻蔚山失利，次年增兵，明朝联军在露梁海战中重创日军，日军退走，抗日援朝战争结束。


　　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已崛起于辽东，在对明廷伪示忠顺、对女真徐图渐进思想指导下，采用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方针，统一了建州女真(参见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战争)，并在古勒山之战中大败海西女真及科尔沁蒙古等九部联军。至万历四十三年，已吞并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乌拉三部，控制了东海及黑龙江女真，并组建了八旗军。次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开始攻明(参见明与后金的战争)，次年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浑河南岸)，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术，打破明军的分进合击战策，全歼其四路中的三路，并乘势兼并叶赫部。后金军从此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参见萨尔浒之战)。天启元年(1621年)，又发动沈辽战役，克沈阳，破辽阳(今属辽宁)，连下70余城，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次年又西渡辽河，占领广宁(今辽宁北镇)，打开了进攻辽西走廊的门户(参见河西之战)。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强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明将袁崇焕依托城防工事，发扬炮火威力，击退后金军，并炮伤努尔哈赤(参见宁远之战)。和硕贝勒皇太极继汗位后，再次强攻宁远、锦州，依然受挫(参见宁锦之战)，遂避实击虚，迂回入边，深入至明朝腹地，实施破坏战略(参见京畿之战)。明崇祯二年(1629年)至十五年，五次取道蒙古入边，大肆烧杀劫掠，严重削弱了明的战争潜力。此间，皇太极还以武力迫使朝鲜与之结盟，利用矛盾击灭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之左右臂，解除侧翼威胁，并以围困战术迫降大凌河明军，进一步获得战略优势。崇祯九年改称帝，更国号为清。清崇德五年(1640年)清太宗皇太极将主要战略方向移向辽西。针对明军“凭坚城，用大炮”的特点，采用“困中带战，战中带困”的围困战及攻心战，包围了锦州(今屑辽宁)。明廷在西线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时，调兵部尚书洪承畴总督蓟辽军务，此时已在宁远地区集结10万兵力。明军东调，使西线又趋紧张。崇祯帝朱由检命洪承畴迅速进军，企图解锦州之围后将兵力转用于西线。洪承畴被迫放弃且战且守方针，率军急进，在松山(今辽宁锦县西南)被围。除辽东总兵吴三桂等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被歼。锦州、塔山(今辽宁锦县西南)等地明军，或投降或被歼，宁远以北全为清军占领(参见松锦之战)。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爆发农民起义(参见明末农民起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相继响应。至崇祯六年(1633年)，已发展至24营、10万余人，活动中心由陕西移至山西。崇祯七年至十年间，农民军流动转战于陕晋豫川及湖广(相当今湖北、湖南)地区，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以摆脱明军之围剿及追击，并寻找明军空虚、薄弱处，实施速战速决的袭击战。在优势明军改为重点进攻后，各部农民军或战败、或就抚，农民战争陷入低潮。当明军东调、西线压力减小时，各部又乘机复起。至崇祯十三年，原72营、100多部，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几支强大农民军。战争由游击战流动作战转为运动战流动作战，并开始实施进攻战略：李自成三攻开封(今属河南)(参见开封之战)，五歼明军，破襄阳(今属湖北襄樊)，下西安(今西安市)，建立了大顺政权。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今北京市)，崇祯帝自杀，明亡。当年内，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福王朱由崧在南京(今南京市)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


　　李自成在西安时，清睿亲王多尔衮曾企图与农民军联盟共击明朝，去信未获答复，后来改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率军10万向关内进军。此时大顺军已占领北京，吴三桂降而复叛，请借清军助其抗击大顺军。多尔衮兼程前进至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与吴三桂军协同作战，大败进攻山海关之李自成军(参见山海关之战)，并乘胜追击，占领北京，李自成退回西安。多尔衮采用先西北后东南的方针，集中兵力攻李自成，同时伪称愿与南明议和(参见清统一战争)。顺治二年(1665年)初，清军攻占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参见潼关之战)，李白成放弃西安向河南、湖广转移。五月间在通山(今属湖北)被地方武装袭杀，大顺政权亡(参见清灭大顺之战)，余部在李过等率领下与南明军联合，继续抗清。清军攻克潼关后，转用兵力于南明。顺治二、三年间，连续击灭弘光、隆武、鲁监国及绍武四个南明政权(参见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清灭南明鲁王政权之战、清灭南明隆武政权之战、清灭南明绍武、永历政权之战)，占领了江浙闽粤，并进军四川，在西充(今属四川)击杀张献忠，大西政权亡(参见清灭大西之战)。余部在李定国、孙可望等率领下向南转移，以云贵为根据地继续抗清；与此同时，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以厦门等岛为根据地进行抗清(参见郑成功抗清之战)。后均汇合在永历政权下，成为南明抗清的两支主力军。在李定国、郑成功等顽强抗击下，清军多次受挫。顺治十年，清廷以降将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对南明暂取守势。南明军内讧，孙可望降清。清军乃于顺治十五年发动攻势(参见清平贵州之战、清平云南之战)。李定国败走云、缅边境。郑成功企图挽救西南危局反攻南京亦告失败。顺治十八年永历帝逃往缅甸，在清定西大将军吴三桂追击下，缅王俘永历帝献予清军。此时郑成功亦转兵东向，击降荷兰侵略军，收复台湾(参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杀，李定国、郑成功病死，南明灭亡。清王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此后进入了以维护、巩固国家统一及反击外族入侵为主的战争时代。


　　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吴三桂据云、贵叛，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据广东随之亦叛，史称“三藩之乱”(参见清平三藩之乱)。四川郑蛟麟、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起而响应，台湾郑经亦乘机进军福建。在叛军进攻下，清军节节败退。长江以南及川陕甘等省均为叛军控制。康熙帝玄烨采用剿抚兼施、以剿为主，先翦两翼，再全力攻吴的战略，至康熙十五年，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郑经败退金门、厦门(今属福建)，两翼瓦解。至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康熙二十二年，水师提督施琅进攻台湾，澎湖之战，郑军主力被歼，郑克塽降，统一台湾之战结束(参见清收复台湾之战)。


　　清军入关忙于统一战争之际，沙俄侵占了中国北部要地雅克萨(今黑龙江漠河东、呼玛西北)，并不断入侵黑龙江流域。统一台湾后，清军于康熙二十四年反攻雅克萨，沙俄军战败投降。清军撤走后，沙俄军复占雅克萨。次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在给予歼灭性打击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收复了雅克萨地区(参见雅克萨之战)。此时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已与沙俄勾结，于康熙二十七年叛变，袭击正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喀尔喀之土谢图汗部及车臣、札萨克等部。喀尔喀各部向清廷求援，噶尔丹不听清廷调停，并深入至漠南劫掠，迫近至距北京仅700里处。康熙帝派军讨之。战斗7年，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等地痛歼叛军(参见乌兰布通之战、昭莫多之战)，方于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噶尔丹侄孙噶尔丹策零于雍正五年(1727年)复叛，不断袭击清军。八年袭科舍图，次年又败清军于和通泊(参见博克托岭、和通泊之战)。经多次作战，在额尔德尼昭之战中歼灭叛军主力后，噶尔丹策零于十二年请降(参见清平噶尔丹策零之战)。乾隆二十年(1755年)，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准噶尔其他各部再叛，清军两克伊犁(今新疆伊宁)，连续进击，至乾隆二十二年全歼叛军，阿睦尔撒纳逃奔沙俄(参见清平阿睦尔撒纳之战)。历时70年之准噶尔贵族叛乱彻底失败，天山北路平定。平定阿睦尔撒纳期间，天山南路回部之大小和卓木、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叛。清军转用兵力于南路，在库车(今属新疆)、黑水营等地(参见黑水营之战)，重创叛军，其残部于乾隆二十四年被歼于叶什尔库尔诺尔，布拉尼敦及霍集占逃奔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汗杀献于清军，天山南路亦平(参见清平天山南路之战)。从而结束了天山南北地区的分裂局面。


　　乾隆初期，四川大金川藏民土司叛清，依山筑碉，据险固守，清军进攻屡次受挫。经4年战斗，清军改用迂回战术，避开碉堡，直攻其根据地，首领莎罗奔于乾隆十四年降(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复叛，败四川清军。清廷调集兵力，战斗5年，于乾隆四十一年完全平定(参见清再征金川之战)。稳定了中央政权对该地的统治秩序。乾隆后期，为保卫边疆，曾三攻缅甸(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及反击廓尔喀(参见清反击廓尔喀人之战)；为平定属国内讧，还曾进攻过安南。最后均因对方请和而恢复友好关系(参见清攻安南阮惠之战)。


　　清廷确立全国统治权后，各族人民的反清作战一直未断。规模稍大者，有台湾汉族及高山族朱一贵、林爽文等起义(参见清平天地会之战)，云南苗族禄万钟、禄万福等反清作战，甘肃回族苏四十三、田五等起义，贵、湘苗族石柳邓、石三保起义等。但均因力量悬殊，很快被清军镇压。嘉庆元年(1796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白莲教起义，波及鄂、川、陕、甘、豫五省，历时9年。初期，各部分散作战，其中以王聪儿部襄阳义军最强，流动转战于五省间，嘉庆三年在郧西(今属湖北)被歼。中期，王三槐、徐天德等部四川义军成为反清主力。嘉庆五年后，清军采用建寨堡、组团练，坚壁清野，剿抚兼施方针，致义军兵源、粮源发生困难，仅能活动于陕鄂交界山区。在清军围剿、追击下，嘉庆九年完全失败。此次起义，动摇了清统治基础，清朝始趋衰微。嘉庆后期，又发生福建蔡牵海上武装集团及河南天理教教民反清作战。蔡军一度攻入台湾，天理教徒曾经袭击皇宫(参见天理教暴动)，但先后均被清军击歼。嘉庆末年至道光前期，英国侵略者及浩罕支持的张格尔，在新疆发动叛乱，战斗11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方完全平定(参见清平张格尔叛乱)。十九年(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进入了以反抗外来侵略为主的近代战争时期。


　　明朝建立至鸦片战争爆发的472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800余次。开始出现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除抗倭战争、反击沙俄、廓尔喀战争和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军、收复台湾的战争外，还曾抗击过葡萄牙、西班牙的侵扰。入明后，火器有较大发展，不仅种类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金属管形火器和反推火箭，发展尤快。火器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砲(抛石机)和弩。军队装备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火器在军队中的比例，不断增大，明中期火器手即占到全员的一半以上。进而影响到军队的编制更新，炮兵地位提高，骑兵数量减少，出现了独立的炮兵和合成军编制以及辎重部队。战斗队形随之发生新的变化：由大单元的密集队形，变为小单元的疏散队形。戚继光所练新军(戚家军)最为典型，以队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队12人，基本队形为二路纵队的“鸳鸯阵”；战斗时，根据敌情、地形，可变为二等分的两路纵队并列的“两仪阵”，或变为近似二列横队的“小三才阵”及基本上为一列横队的“三才阵”。湘西苗族反清部队还创造了散开队形。进攻战斗中，出现了“低姿”、“跃进”的接敌运动动作，防御战斗中，出现了散兵坑和掩蔽部的雏形。发射火器时，出现了跪射及使用防护板等。火器的发展，还促进了战斗方式、指挥方式及战术的发展。过去的战斗，主要是格斗决定胜负，冲锋过程亦即战斗过程，中下级指挥官率部队冲锋。此时，火力战斗已成为战斗的首要阶段；指挥使用各种性能火器的兵种协同作战，成为指挥官的主要职责，仅仅身先士卒已难当重任。进攻时，首先充分发扬火力，再利用火力战果实施冲击的战术，防御时，诱敌至预定的火袋或火制地带实施火力突袭的战术，利用炽盛火力或地雷阵迟滞、阻止和杀伤敌人的战术等，均成为常用战法。防御体系强度、韧性因筑城技术的提高亦较前大为增加。另外，水(海)军的水上作战，亦由接舷战、撞击战为主，逐渐发展为在较远距离上进行火力战为主。明代是中国古代舰船和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舰船名目多达数十种。过去用于拍击敌船的拍竿已经消失，而改为多以战船本身犁沉敌船。战船上较普遍地装备了各种火器，使水军使用的兵器增多；还创制了专门火攻的火器战船——子母舟。在海防建设上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防御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明初即在北起辽东，南至海南的沿海构筑了较完备的海防工程设施，并以沿海卫所为基础建立了较完整的海防体系，加之实行“近海歼敌”的海防战略，因而有效地抵御了倭患。随后因朝廷腐败，海军减弱，海防废弛，致使倭寇入侵猖獗。戚继光等在此艰难的情况下，采用水陆协同、陆上歼敌为主的作战指导，增筑沿海据点，组建训练新军，实行灵活战法，保障了海防的巩固和战争的胜利。

　　明(1368—1644年)、清(鸦片战争前，1616—1840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发展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主要战争是：封建王朝的统一和巩固统一的战争、国内民族战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等。军事技术有较大发展，古代火器达到鼎盛。军队装备和编制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出现炮兵、辎重兵。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相应发展。强攻城塞增多，各类坚固筑城相应产生。长城体系更加完善。海军与边、海防建设成就显著。农民战争达到空前水平。


　　元末，爆发了红巾军为主的农民起义(参见元末农民起义)。义军首领朱元璋在江北红巾军掩护下，击灭江南仅帝陈友谅、吴王张士诚后，决定北定中原、南略沿海，以夺取全国统治权。洪武元年(1368年)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当年末，北征军占领元大都(今北京)(参见明灭元之战)，南略军击灭浙江方国珍、福建陈友定及两广何真等割据势力(参见明攻闽广之战)，中原、江南尽为明有，基本上推翻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元顺帝脱欢帖木儿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史称北元。此时北元尚有军队数十万，分据上都、秦陇、云南、辽东，四川亦尚有明升之夏政权。在明军连续进攻下，北元主力扩廓帖木儿部精锐，被歼于兰州(今属甘肃)东，上都、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西南)相继失守，新继位之北元主爱猷识里达腊北逃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参见明太祖第一次北征沙漠之战)。洪武四年，明军灭夏(参见明灭夏之战)。次年，集中步骑15万再攻北元(参见明太祖第二次北征沙漠之战)。征虏大将军徐达被诱中伏，伤亡万余人。明太祖朱元璋遂暂停军事进攻，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加强边防，设卫所，修长城，屯田戍守。休整7年，洪武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又对各地北元军进行多次出击，皆获胜利(参见明太祖第三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四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五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六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七次北征沙漠之战、明太祖第八次北征沙漠之战)。平定云南(参见明攻云南之战)、辽东，将其势力逐至漠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北元主被部属杀死，部众奔散，北元政权基本灭亡，明朝的统治得到巩固。针对蒙古残余势力仍系主要威胁，又全为骑兵，机动性强等情况，朱元璋制订了“修葺城池，严为守备”，“来则御之，去勿穷追”(《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明太祖实录》卷78)的国防战略。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作战3年，终于击败建文帝朱允坟，夺得政权。朱棣即位后，为加强北部边防，采取五项措施：在西北建立赤斤蒙古及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哈密(今属新疆)等卫，在东北建立努尔干都司，以巩固边防两翼；迁都北京，以加强军事领导；建立战略机动军，控制80万兵力于北京地区，以便于快速反应；扩大官马民养范围，改革马政，以保障军马供应；组织有限出击，以进攻来保障、巩固边防。此时蒙古已分裂为兀良哈、鞑靼、瓦刺三部，鞑靼最强，且不时攻扰明边。永乐七年，征虏大将军丘福率军10万出击鞑靼，轻敌冒进，在胪朐河(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遇伏被歼。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朱棣率军五次出击，每次均集中30万以上兵力，不作战役展开，亦不进行战略追击，进攻纵深以斡难河(今蒙古、俄罗斯境内鄂嫩河、石勒喀河)一带为限。过于谨慎的出击，虽未能尽歼蒙古主力，但已使其严重削弱(参见明成祖第一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三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四次亲征漠北之战、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漠北之战)。朱棣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明国防战略转为单纯防御。


　　正统二年(1437年)，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反叛，明军初战失利。六年至十三年，明廷调集10余万兵力，三次进击，方基本平定(参见麓川之役)。但此次用兵西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部边防。此时瓦刺已强，吞并鞑靼后，于正统十四年大举攻明。太师也先自率精骑攻大同(今屑山西)。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挟持下，率京军50万反击。但到达大同后又怯敌退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瓦刺军追击，将士伤亡过半，英宗被俘(参见土木之役)。瓦刺军乘势进攻北京，兵部左侍郎于谦领导、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刺军，并加强了边防(参见北京之战)。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也先与明廷议和，送回英宗。天顺(1457—1465年)、成化(1465—1488年)中，鞑靼转强，进入河套(今内蒙古黄河以南)，连年攻掠明边。明廷乃大修长城，并设总制府于固原(今属宁夏)，统一指挥延绥(今陕西绥德)、甘肃、宁夏三镇明军。但边境战斗一直未断，通贡互市完全断绝。弘治(1488—1506年)时，达延汗统一蒙古，实力更强。嘉靖(1522—1567年)时，达延汗之孙俺答(阿勒坦汗)多次请求通贡，均被明廷拒绝。俺答企图以武力迫使明廷通贡互市，遂以河套为基地，不断进攻明军。明三边总督曾铣曾建议收复河套，未被采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攻入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直迫北京城郊。明军不敢出战，任其劫掠京畿8日后撤走。隆庆(1567—1573年)初，礼部尚书张居正辅政，一面加强边防，修缮长城，整顿京军，一面改善与蒙古的关系，允其通贡互市。明军与蒙古的战争基本结束。


　　俺答频繁进攻明北部边境时，东南沿海地区倭患又炽(参见明抗倭的战争)。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创建新军(参见戚家军、俞家军)，用新战法，作战近20年，至嘉靖四十四年方获得抗倭战争的彻底胜利。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攻占王京、平壤等地。朝鲜国王向明求援。明军于次年入朝，击败日军，收复平壤、王京，日军退往釜山求和，战争暂止(参见明抗倭援朝的战争)。明军撤回后，日军增兵，继续侵朝。万历二十五年，明军应请再次援朝，初攻蔚山失利，次年增兵，明朝联军在露梁海战中重创日军，日军退走，抗日援朝战争结束。


　　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已崛起于辽东，在对明廷伪示忠顺、对女真徐图渐进思想指导下，采用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方针，统一了建州女真(参见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战争)，并在古勒山之战中大败海西女真及科尔沁蒙古等九部联军。至万历四十三年，已吞并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乌拉三部，控制了东海及黑龙江女真，并组建了八旗军。次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开始攻明(参见明与后金的战争)，次年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浑河南岸)，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术，打破明军的分进合击战策，全歼其四路中的三路，并乘势兼并叶赫部。后金军从此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参见萨尔浒之战)。天启元年(1621年)，又发动沈辽战役，克沈阳，破辽阳(今属辽宁)，连下70余城，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次年又西渡辽河，占领广宁(今辽宁北镇)，打开了进攻辽西走廊的门户(参见河西之战)。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强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明将袁崇焕依托城防工事，发扬炮火威力，击退后金军，并炮伤努尔哈赤(参见宁远之战)。和硕贝勒皇太极继汗位后，再次强攻宁远、锦州，依然受挫(参见宁锦之战)，遂避实击虚，迂回入边，深入至明朝腹地，实施破坏战略(参见京畿之战)。明崇祯二年(1629年)至十五年，五次取道蒙古入边，大肆烧杀劫掠，严重削弱了明的战争潜力。此间，皇太极还以武力迫使朝鲜与之结盟，利用矛盾击灭蒙古察哈尔部，以切断明之左右臂，解除侧翼威胁，并以围困战术迫降大凌河明军，进一步获得战略优势。崇祯九年改称帝，更国号为清。清崇德五年(1640年)清太宗皇太极将主要战略方向移向辽西。针对明军“凭坚城，用大炮”的特点，采用“困中带战，战中带困”的围困战及攻心战，包围了锦州(今屑辽宁)。明廷在西线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时，调兵部尚书洪承畴总督蓟辽军务，此时已在宁远地区集结10万兵力。明军东调，使西线又趋紧张。崇祯帝朱由检命洪承畴迅速进军，企图解锦州之围后将兵力转用于西线。洪承畴被迫放弃且战且守方针，率军急进，在松山(今辽宁锦县西南)被围。除辽东总兵吴三桂等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被歼。锦州、塔山(今辽宁锦县西南)等地明军，或投降或被歼，宁远以北全为清军占领(参见松锦之战)。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爆发农民起义(参见明末农民起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相继响应。至崇祯六年(1633年)，已发展至24营、10万余人，活动中心由陕西移至山西。崇祯七年至十年间，农民军流动转战于陕晋豫川及湖广(相当今湖北、湖南)地区，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以摆脱明军之围剿及追击，并寻找明军空虚、薄弱处，实施速战速决的袭击战。在优势明军改为重点进攻后，各部农民军或战败、或就抚，农民战争陷入低潮。当明军东调、西线压力减小时，各部又乘机复起。至崇祯十三年，原72营、100多部，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几支强大农民军。战争由游击战流动作战转为运动战流动作战，并开始实施进攻战略：李自成三攻开封(今属河南)(参见开封之战)，五歼明军，破襄阳(今属湖北襄樊)，下西安(今西安市)，建立了大顺政权。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今北京市)，崇祯帝自杀，明亡。当年内，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福王朱由崧在南京(今南京市)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


　　李自成在西安时，清睿亲王多尔衮曾企图与农民军联盟共击明朝，去信未获答复，后来改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率军10万向关内进军。此时大顺军已占领北京，吴三桂降而复叛，请借清军助其抗击大顺军。多尔衮兼程前进至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与吴三桂军协同作战，大败进攻山海关之李自成军(参见山海关之战)，并乘胜追击，占领北京，李自成退回西安。多尔衮采用先西北后东南的方针，集中兵力攻李自成，同时伪称愿与南明议和(参见清统一战争)。顺治二年(1665年)初，清军攻占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参见潼关之战)，李白成放弃西安向河南、湖广转移。五月间在通山(今属湖北)被地方武装袭杀，大顺政权亡(参见清灭大顺之战)，余部在李过等率领下与南明军联合，继续抗清。清军攻克潼关后，转用兵力于南明。顺治二、三年间，连续击灭弘光、隆武、鲁监国及绍武四个南明政权(参见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清灭南明鲁王政权之战、清灭南明隆武政权之战、清灭南明绍武、永历政权之战)，占领了江浙闽粤，并进军四川，在西充(今属四川)击杀张献忠，大西政权亡(参见清灭大西之战)。余部在李定国、孙可望等率领下向南转移，以云贵为根据地继续抗清；与此同时，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以厦门等岛为根据地进行抗清(参见郑成功抗清之战)。后均汇合在永历政权下，成为南明抗清的两支主力军。在李定国、郑成功等顽强抗击下，清军多次受挫。顺治十年，清廷以降将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对南明暂取守势。南明军内讧，孙可望降清。清军乃于顺治十五年发动攻势(参见清平贵州之战、清平云南之战)。李定国败走云、缅边境。郑成功企图挽救西南危局反攻南京亦告失败。顺治十八年永历帝逃往缅甸，在清定西大将军吴三桂追击下，缅王俘永历帝献予清军。此时郑成功亦转兵东向，击降荷兰侵略军，收复台湾(参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杀，李定国、郑成功病死，南明灭亡。清王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此后进入了以维护、巩固国家统一及反击外族入侵为主的战争时代。


　　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吴三桂据云、贵叛，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据广东随之亦叛，史称“三藩之乱”(参见清平三藩之乱)。四川郑蛟麟、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起而响应，台湾郑经亦乘机进军福建。在叛军进攻下，清军节节败退。长江以南及川陕甘等省均为叛军控制。康熙帝玄烨采用剿抚兼施、以剿为主，先翦两翼，再全力攻吴的战略，至康熙十五年，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郑经败退金门、厦门(今属福建)，两翼瓦解。至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康熙二十二年，水师提督施琅进攻台湾，澎湖之战，郑军主力被歼，郑克塽降，统一台湾之战结束(参见清收复台湾之战)。


　　清军入关忙于统一战争之际，沙俄侵占了中国北部要地雅克萨(今黑龙江漠河东、呼玛西北)，并不断入侵黑龙江流域。统一台湾后，清军于康熙二十四年反攻雅克萨，沙俄军战败投降。清军撤走后，沙俄军复占雅克萨。次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在给予歼灭性打击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收复了雅克萨地区(参见雅克萨之战)。此时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已与沙俄勾结，于康熙二十七年叛变，袭击正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喀尔喀之土谢图汗部及车臣、札萨克等部。喀尔喀各部向清廷求援，噶尔丹不听清廷调停，并深入至漠南劫掠，迫近至距北京仅700里处。康熙帝派军讨之。战斗7年，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等地痛歼叛军(参见乌兰布通之战、昭莫多之战)，方于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噶尔丹侄孙噶尔丹策零于雍正五年(1727年)复叛，不断袭击清军。八年袭科舍图，次年又败清军于和通泊(参见博克托岭、和通泊之战)。经多次作战，在额尔德尼昭之战中歼灭叛军主力后，噶尔丹策零于十二年请降(参见清平噶尔丹策零之战)。乾隆二十年(1755年)，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准噶尔其他各部再叛，清军两克伊犁(今新疆伊宁)，连续进击，至乾隆二十二年全歼叛军，阿睦尔撒纳逃奔沙俄(参见清平阿睦尔撒纳之战)。历时70年之准噶尔贵族叛乱彻底失败，天山北路平定。平定阿睦尔撒纳期间，天山南路回部之大小和卓木、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叛。清军转用兵力于南路，在库车(今属新疆)、黑水营等地(参见黑水营之战)，重创叛军，其残部于乾隆二十四年被歼于叶什尔库尔诺尔，布拉尼敦及霍集占逃奔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汗杀献于清军，天山南路亦平(参见清平天山南路之战)。从而结束了天山南北地区的分裂局面。


　　乾隆初期，四川大金川藏民土司叛清，依山筑碉，据险固守，清军进攻屡次受挫。经4年战斗，清军改用迂回战术，避开碉堡，直攻其根据地，首领莎罗奔于乾隆十四年降(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复叛，败四川清军。清廷调集兵力，战斗5年，于乾隆四十一年完全平定(参见清再征金川之战)。稳定了中央政权对该地的统治秩序。乾隆后期，为保卫边疆，曾三攻缅甸(参见清平大金川之战)及反击廓尔喀(参见清反击廓尔喀人之战)；为平定属国内讧，还曾进攻过安南。最后均因对方请和而恢复友好关系(参见清攻安南阮惠之战)。


　　清廷确立全国统治权后，各族人民的反清作战一直未断。规模稍大者，有台湾汉族及高山族朱一贵、林爽文等起义(参见清平天地会之战)，云南苗族禄万钟、禄万福等反清作战，甘肃回族苏四十三、田五等起义，贵、湘苗族石柳邓、石三保起义等。但均因力量悬殊，很快被清军镇压。嘉庆元年(1796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白莲教起义，波及鄂、川、陕、甘、豫五省，历时9年。初期，各部分散作战，其中以王聪儿部襄阳义军最强，流动转战于五省间，嘉庆三年在郧西(今属湖北)被歼。中期，王三槐、徐天德等部四川义军成为反清主力。嘉庆五年后，清军采用建寨堡、组团练，坚壁清野，剿抚兼施方针，致义军兵源、粮源发生困难，仅能活动于陕鄂交界山区。在清军围剿、追击下，嘉庆九年完全失败。此次起义，动摇了清统治基础，清朝始趋衰微。嘉庆后期，又发生福建蔡牵海上武装集团及河南天理教教民反清作战。蔡军一度攻入台湾，天理教徒曾经袭击皇宫(参见天理教暴动)，但先后均被清军击歼。嘉庆末年至道光前期，英国侵略者及浩罕支持的张格尔，在新疆发动叛乱，战斗11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方完全平定(参见清平张格尔叛乱)。十九年(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进入了以反抗外来侵略为主的近代战争时期。


　　明朝建立至鸦片战争爆发的472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800余次。开始出现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除抗倭战争、反击沙俄、廓尔喀战争和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军、收复台湾的战争外，还曾抗击过葡萄牙、西班牙的侵扰。入明后，火器有较大发展，不仅种类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金属管形火器和反推火箭，发展尤快。火器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砲(抛石机)和弩。军队装备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火器在军队中的比例，不断增大，明中期火器手即占到全员的一半以上。进而影响到军队的编制更新，炮兵地位提高，骑兵数量减少，出现了独立的炮兵和合成军编制以及辎重部队。战斗队形随之发生新的变化：由大单元的密集队形，变为小单元的疏散队形。戚继光所练新军(戚家军)最为典型，以队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队12人，基本队形为二路纵队的“鸳鸯阵”；战斗时，根据敌情、地形，可变为二等分的两路纵队并列的“两仪阵”，或变为近似二列横队的“小三才阵”及基本上为一列横队的“三才阵”。湘西苗族反清部队还创造了散开队形。进攻战斗中，出现了“低姿”、“跃进”的接敌运动动作，防御战斗中，出现了散兵坑和掩蔽部的雏形。发射火器时，出现了跪射及使用防护板等。火器的发展，还促进了战斗方式、指挥方式及战术的发展。过去的战斗，主要是格斗决定胜负，冲锋过程亦即战斗过程，中下级指挥官率部队冲锋。此时，火力战斗已成为战斗的首要阶段；指挥使用各种性能火器的兵种协同作战，成为指挥官的主要职责，仅仅身先士卒已难当重任。进攻时，首先充分发扬火力，再利用火力战果实施冲击的战术，防御时，诱敌至预定的火袋或火制地带实施火力突袭的战术，利用炽盛火力或地雷阵迟滞、阻止和杀伤敌人的战术等，均成为常用战法。防御体系强度、韧性因筑城技术的提高亦较前大为增加。另外，水(海)军的水上作战，亦由接舷战、撞击战为主，逐渐发展为在较远距离上进行火力战为主。明代是中国古代舰船和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舰船名目多达数十种。过去用于拍击敌船的拍竿已经消失，而改为多以战船本身犁沉敌船。战船上较普遍地装备了各种火器，使水军使用的兵器增多；还创制了专门火攻的火器战船——子母舟。在海防建设上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防御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明初即在北起辽东，南至海南的沿海构筑了较完备的海防工程设施，并以沿海卫所为基础建立了较完整的海防体系，加之实行“近海歼敌”的海防战略，因而有效地抵御了倭患。随后因朝廷腐败，海军减弱，海防废弛，致使倭寇入侵猖獗。戚继光等在此艰难的情况下，采用水陆协同、陆上歼敌为主的作战指导，增筑沿海据点，组建训练新军，实行灵活战法，保障了海防的巩固和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