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馆的起始

　　茶馆，唐宋时称茶肆、茶坊、茶楼、茶邸，明代以后始称茶馆，清代以后就惯称茶馆了，它是随着茶叶及饮茶习俗的兴盛而出现的，是一种以饮为中心的综合性群众活动场所。

　　我国茶馆业发展历史久远，它是随着城币经济、币民文化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

　　茶馆起于何时，史料无明确的记载。汉时王褒《僮约》中有“武阳卖茶”及“烹茶尽具”之说，但此是干茶铺，非是卖茶水的坊肆。一般认为，茶馆的雏形出现在晋元帝时，唐代开始萌芽，宋代便形成一定规模，明清之际终成时尚。

　　我国茶叶被人饮用的历史很长，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茶叶的饮用，最早是由药用慢慢演化和发展起来的。

　　饮茶到底始于何时？众说纷纭，康宣宗年间撰刊的《膳夫经手录》中，就提出了“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的不同看法。在宋元、明清几代，有人坯提出了饮茶起源“三国”、“东汉”和“秦汉”、“先秦”等多种说法。

　　不管茶饮始于何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魏晋以前，中国茶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茶叶主要仅限于贵族或富豪之家享用，茶叶产量低，价钱很贵。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逐渐传播开了。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的，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而以当酒。”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韦曜为吴国待中，领国史。从上引史料可知，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

　　到东晋时，茶叶已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

　　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今南京城郊），“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可见当时南方饮茶已较普遍，北万尚少，但并不是没有，否则从中原来的任育长不会问“为茶为茗”。南北朝时，茶叶及饮茶习俗已有较大发展。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叶产地，几乎都在巴蜀和荆楚二秒，但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

　　“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会江苏常州）皆出好茗。”

　　魏晋以来，饮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谈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饮宴之风盛行。最初之清谈家多为酒徒，竹林七贤之类，如阮籍、刘伶等。后来，由于整天与酒肉打交道，一来经济条件有限，二来也觉得不雅，特别是酒醉之后会举止失措，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以茶助清谈之兴。

　　其次，南北朝时，是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的时期，尤其是南朝，自西晋末年社会动乱，许多大族迁移到南方，江南生活优裕，重视文化，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大大发展，尤真是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揉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崇尚清淡高雅，而茶正有这种特性，故饮茶得到玄学家们的推崇。

　　再次，魏晋时期，各种宗教大兴，他们多推崇饮茶。如在道家看来，饮茶是帮助炼内丹。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饮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甚至认为茶可以通“鬼神”。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自然饮用功能。

　　饮茶的普遍性，使饮茶日益变成营生和服务的手段，使之和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最早使饮茶为营业性和服务性行业的是菜摊，齐非茶馆。这种系摊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据南北朝的神话小说《广陵耆老传》记载：东晋元帝时（公元317——322年）有一老妇人每天早上提一器皿茶（茗），" 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这种菜摊，是饮茶商业化的雏形。有人认为，晋代人张载于三世纪刊年代写的《登成都楼》诗句：“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就包含有饮茶卖茶的含义，但也可理解为是茶的饮用在民间已普及的意思。南北朝的，出现了供喝茶住宿的“菜竂”，它既和喝茶，又和供来往旅客住宿，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茶馆和旅馆的初级形式。

　　唐代，条财的种植已十分普遍，朝野上下，寺观僧道，饮茶成风，盛极一时。《新唐书·陆羽传》说：“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究其原因主要有二方面：安史之乱以后之中晚唐，社会的动荡使文人士大夫心理失衡，为了达到心态的平衡和解脱，禅宗于是大兴。饮茶之风的兴起，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崇尚幽静，追求自然、淡泊和精行俭德，正是茶的特性，因此，禅宗借助饮茶推行它的思想，士大夫则通过饮茶接近禅境。

　　以饮茶为契机的聚合成为唐代文苑的风雅之事。中唐以来，文士之间茶文化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茶会、茶宴。大历年间（公元766-780年），颜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与吴中诗及经常雅集，往往采用茶会、茶宴的形式“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之后，文人的茶会、茶宴活动更为普及，“竹下忘言对紫金，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钱起《与赵莒茶宴》）还出现了宫办的大型茶宴，到了晚唐时期，在宫廷开始兴对清明茶宴。

　　唐代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导致商业交往十分发达，从京城长安、洛阳到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大中城市，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商人在外经商、交往，一是要住宿，二是要谈生意，三是有解渴、吃饭的需要。为适应这种需要，开店铺煎茶卖茶，自是必然。同时，城币经济的繁荣，带来一个很大的市民阶层。他们既不是经常调换岗位的文人官吏勇士卒兵丁，也不是完全老死乡里的农民，而是活跃在名城镇的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员。这些人，较之乡民见识广，而比上层社会则要重人情、友谊。生活在城市中，比邻而居，街币相见，却又不似乡间以血缘、族亲为纽带。

　　但活跃的币民阶层却又需要彼此沟通。茶文化一出现，沟通人际夫系便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于是，茶馆文化便应运而生了。

　　比较早且比较明确的关于茶肆记载的是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约作于八世纪末）。该书《饮茶》一节提到，自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泰山灵岩寺僧学禅不能夜寐而饮茶以来，寺僧“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减币，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没钱取饮”。另外，《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仓皇出走，“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太平广记》卷341《韦浦》条记韦浦“俄而憩于茶肆”，都证明唐代已有茶肆。

　　不但城币有茶肆，乡村也有茶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六日九日，日本僧人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王店里任吃茶”。这个“土店”，很可能就是老百姓在交通要道旁开设的比较简陋但可供饭食、茶水的小店。

　　唐代长安外郭城有茶肆，城外有茶坊。扬州海陵如皋镇有茶店。此外，民间还有茶亭、茶棚、茶房、茶轩和茶社等设施，供自己和众人饮用。

　　唐代茶馆中，卖茶者烧制的陆羽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条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大唐传载》也说：“会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会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唐代茶馆虽不能说很普及、很完善，当是与旅店、饭店相结台，未完全独立，但也初具规模，为两宋茶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由寺院茶堂到民间茶肆

　　饮茶成为风尚最初始于唐代的寺院。那时佛教盛行，寺院专设有茶堂，是众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茗的地方。法堂西北角设有“茶鼓”，以敲击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禅，坐至焚完一炷香就要饮茶。另设有“茶头”，专门烧水煮茶，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较大规模的集体饮茶形式。

　　寺院中以茶供养三宝（佛、法、僧），招待香客，逐渐形成了严格的茗饮礼仪和固定的茗饮程式。平素住持请全寺上下僧众吃茶，称作“普茶”；在一年一度的“大请职”期间，新的执事僧确定之后，住持要设茶会。茶在禅门中由最初提神醒脑的药用功能而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又进而成为修行持戒、体悟佛理的媒介。茶与禅日益相融，最终凝铸成了流传千古、泽被中外的“茶禅一味”的禅林法语。“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达到了相通。始建于唐朝的径山寺，自宋至元一直为江南禅林之冠。其“径山茶宴”极具盛名，在遇到朝廷钦赐袈裟、锡杖之类的庆典时，就会举行茶宴，请寺院高僧和文人墨客。宋代日本禅师来径山寺求学取经，径山茶宴的精神随之传入岛国，推动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寺院僧的饮茶习俗对民间饮茶产生了重大影响。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公元713——741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至盛唐，“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杨华《膳夫经手录》）。文人间时兴茶会、茶诗，这影响到上层统治者，慢慢出现了官办的大型茶宴。饮茶遂成风俗，促成了我国最早的茶肆的产生。《封氏闻见记》中有明确的关于茶肆的记载：“开元中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些店铺已有一定规模，但尚未有茶馆之名。

　　饮茶之风触及各色人等，加之茶叶产量巨大，贸易频繁，朝廷看到茶已与盐、铁一样，成为百姓生活不可缺少之物，有巨利可图，就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向全国产茶之地征收茶税。贡茶政策亦是皇家搜刮民脂民膏的重要手段，茶农需将清明前采摘制作的品质最好的茶贡于皇室。唐政府专派太监、茶使在阳羡设立“贡茶院”，专门管理阳羡贡茶。诗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有“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之句。至晚唐，开始在宫廷兴办清明茶宴。皇帝在收到贡茶后，先行祭祖，后赐给近臣宠侍，并摆“清明宴”以飨群臣。

　　文人雅士喜好品茶鉴水，精研茶艺，这些都对茶馆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与禅门有密切联系的陆羽（约公元733——804年）是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自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收养，擅于烹茶，其《茶经》是我国古代的“茶叶百科全书”，言简意赅地论述了饮茶的叶、水、器、境，提高了饮茶的精神境界。

　　

　　——唐代茶馆的起始

　　茶馆，唐宋时称茶肆、茶坊、茶楼、茶邸，明代以后始称茶馆，清代以后就惯称茶馆了，它是随着茶叶及饮茶习俗的兴盛而出现的，是一种以饮为中心的综合性群众活动场所。

　　我国茶馆业发展历史久远，它是随着城币经济、币民文化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

　　茶馆起于何时，史料无明确的记载。汉时王褒《僮约》中有“武阳卖茶”及“烹茶尽具”之说，但此是干茶铺，非是卖茶水的坊肆。一般认为，茶馆的雏形出现在晋元帝时，唐代开始萌芽，宋代便形成一定规模，明清之际终成时尚。

　　我国茶叶被人饮用的历史很长，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茶叶的饮用，最早是由药用慢慢演化和发展起来的。

　　饮茶到底始于何时？众说纷纭，康宣宗年间撰刊的《膳夫经手录》中，就提出了“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的不同看法。在宋元、明清几代，有人坯提出了饮茶起源“三国”、“东汉”和“秦汉”、“先秦”等多种说法。

　　不管茶饮始于何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魏晋以前，中国茶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茶叶主要仅限于贵族或富豪之家享用，茶叶产量低，价钱很贵。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逐渐传播开了。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的，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而以当酒。”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韦曜为吴国待中，领国史。从上引史料可知，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

　　到东晋时，茶叶已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

　　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今南京城郊），“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可见当时南方饮茶已较普遍，北万尚少，但并不是没有，否则从中原来的任育长不会问“为茶为茗”。南北朝时，茶叶及饮茶习俗已有较大发展。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叶产地，几乎都在巴蜀和荆楚二秒，但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

　　“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会江苏常州）皆出好茗。”

　　魏晋以来，饮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谈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饮宴之风盛行。最初之清谈家多为酒徒，竹林七贤之类，如阮籍、刘伶等。后来，由于整天与酒肉打交道，一来经济条件有限，二来也觉得不雅，特别是酒醉之后会举止失措，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以茶助清谈之兴。

　　其次，南北朝时，是各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的时期，尤其是南朝，自西晋末年社会动乱，许多大族迁移到南方，江南生活优裕，重视文化，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大大发展，尤真是玄学相当流行。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揉合儒家经义，玄学家崇尚清淡高雅，而茶正有这种特性，故饮茶得到玄学家们的推崇。

　　再次，魏晋时期，各种宗教大兴，他们多推崇饮茶。如在道家看来，饮茶是帮助炼内丹。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饮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甚至认为茶可以通“鬼神”。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自然饮用功能。

　　饮茶的普遍性，使饮茶日益变成营生和服务的手段，使之和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最早使饮茶为营业性和服务性行业的是菜摊，齐非茶馆。这种系摊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据南北朝的神话小说《广陵耆老传》记载：东晋元帝时（公元317——322年）有一老妇人每天早上提一器皿茶（茗），" 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这种菜摊，是饮茶商业化的雏形。有人认为，晋代人张载于三世纪刊年代写的《登成都楼》诗句：“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就包含有饮茶卖茶的含义，但也可理解为是茶的饮用在民间已普及的意思。南北朝的，出现了供喝茶住宿的“菜竂”，它既和喝茶，又和供来往旅客住宿，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茶馆和旅馆的初级形式。

　　唐代，条财的种植已十分普遍，朝野上下，寺观僧道，饮茶成风，盛极一时。《新唐书·陆羽传》说：“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究其原因主要有二方面：安史之乱以后之中晚唐，社会的动荡使文人士大夫心理失衡，为了达到心态的平衡和解脱，禅宗于是大兴。饮茶之风的兴起，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崇尚幽静，追求自然、淡泊和精行俭德，正是茶的特性，因此，禅宗借助饮茶推行它的思想，士大夫则通过饮茶接近禅境。

　　以饮茶为契机的聚合成为唐代文苑的风雅之事。中唐以来，文士之间茶文化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茶会、茶宴。大历年间（公元766-780年），颜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与吴中诗及经常雅集，往往采用茶会、茶宴的形式“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之后，文人的茶会、茶宴活动更为普及，“竹下忘言对紫金，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钱起《与赵莒茶宴》）还出现了宫办的大型茶宴，到了晚唐时期，在宫廷开始兴对清明茶宴。

　　唐代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导致商业交往十分发达，从京城长安、洛阳到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大中城市，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商人在外经商、交往，一是要住宿，二是要谈生意，三是有解渴、吃饭的需要。为适应这种需要，开店铺煎茶卖茶，自是必然。同时，城币经济的繁荣，带来一个很大的市民阶层。他们既不是经常调换岗位的文人官吏勇士卒兵丁，也不是完全老死乡里的农民，而是活跃在名城镇的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员。这些人，较之乡民见识广，而比上层社会则要重人情、友谊。生活在城市中，比邻而居，街币相见，却又不似乡间以血缘、族亲为纽带。

　　但活跃的币民阶层却又需要彼此沟通。茶文化一出现，沟通人际夫系便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于是，茶馆文化便应运而生了。

　　比较早且比较明确的关于茶肆记载的是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约作于八世纪末）。该书《饮茶》一节提到，自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泰山灵岩寺僧学禅不能夜寐而饮茶以来，寺僧“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减币，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没钱取饮”。另外，《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仓皇出走，“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太平广记》卷341《韦浦》条记韦浦“俄而憩于茶肆”，都证明唐代已有茶肆。

　　不但城币有茶肆，乡村也有茶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六日九日，日本僧人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王店里任吃茶”。这个“土店”，很可能就是老百姓在交通要道旁开设的比较简陋但可供饭食、茶水的小店。

　　唐代长安外郭城有茶肆，城外有茶坊。扬州海陵如皋镇有茶店。此外，民间还有茶亭、茶棚、茶房、茶轩和茶社等设施，供自己和众人饮用。

　　唐代茶馆中，卖茶者烧制的陆羽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条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大唐传载》也说：“会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会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唐代茶馆虽不能说很普及、很完善，当是与旅店、饭店相结台，未完全独立，但也初具规模，为两宋茶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由寺院茶堂到民间茶肆

　　饮茶成为风尚最初始于唐代的寺院。那时佛教盛行，寺院专设有茶堂，是众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茗的地方。法堂西北角设有“茶鼓”，以敲击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禅，坐至焚完一炷香就要饮茶。另设有“茶头”，专门烧水煮茶，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较大规模的集体饮茶形式。

　　寺院中以茶供养三宝（佛、法、僧），招待香客，逐渐形成了严格的茗饮礼仪和固定的茗饮程式。平素住持请全寺上下僧众吃茶，称作“普茶”；在一年一度的“大请职”期间，新的执事僧确定之后，住持要设茶会。茶在禅门中由最初提神醒脑的药用功能而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又进而成为修行持戒、体悟佛理的媒介。茶与禅日益相融，最终凝铸成了流传千古、泽被中外的“茶禅一味”的禅林法语。“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达到了相通。始建于唐朝的径山寺，自宋至元一直为江南禅林之冠。其“径山茶宴”极具盛名，在遇到朝廷钦赐袈裟、锡杖之类的庆典时，就会举行茶宴，请寺院高僧和文人墨客。宋代日本禅师来径山寺求学取经，径山茶宴的精神随之传入岛国，推动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寺院僧的饮茶习俗对民间饮茶产生了重大影响。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公元713——741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至盛唐，“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杨华《膳夫经手录》）。文人间时兴茶会、茶诗，这影响到上层统治者，慢慢出现了官办的大型茶宴。饮茶遂成风俗，促成了我国最早的茶肆的产生。《封氏闻见记》中有明确的关于茶肆的记载：“开元中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些店铺已有一定规模，但尚未有茶馆之名。

　　饮茶之风触及各色人等，加之茶叶产量巨大，贸易频繁，朝廷看到茶已与盐、铁一样，成为百姓生活不可缺少之物，有巨利可图，就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向全国产茶之地征收茶税。贡茶政策亦是皇家搜刮民脂民膏的重要手段，茶农需将清明前采摘制作的品质最好的茶贡于皇室。唐政府专派太监、茶使在阳羡设立“贡茶院”，专门管理阳羡贡茶。诗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有“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之句。至晚唐，开始在宫廷兴办清明茶宴。皇帝在收到贡茶后，先行祭祖，后赐给近臣宠侍，并摆“清明宴”以飨群臣。

　　文人雅士喜好品茶鉴水，精研茶艺，这些都对茶馆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与禅门有密切联系的陆羽（约公元733——804年）是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自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收养，擅于烹茶，其《茶经》是我国古代的“茶叶百科全书”，言简意赅地论述了饮茶的叶、水、器、境，提高了饮茶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