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真十字架”——惨败哈丁

　　——引自威廉·西蒙所作《世界上20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部分人名、地名参考《十字军东征编年史》作了修改

　　末日：

　　国王博杜安四世指定其外甥（另一个博杜安），即其姐姐西比拉与阿什凯隆-雅法伯爵蒙特费拉特的威廉所生之子，为继承人。1177年威廉去世，3年之后西比拉改嫁给吕西尼昂的居伊，新郎是由他的兄长、宫廷总管阿莫利带到东方来成亲的。国王（博杜安四世）和他的贵族们极力反对这门东事，因为居伊还不过是个孩子，软弱无能，毫无经验。他通过结亲进入王室，这样，这个未见过世面的法国小贵族之子就有可能继承王位。

　　居伊是哈丁之战这场戏中拉丁人一方的四个主角之一，其他三人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沙提永的雷诺（有时也叫雷金纳德或雷纳）和“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雷蒙德对居伊毫无好感，雷诺和杰勒德也对雷蒙德颇杯敌意。

　　11 85年，当撒拉丁开始最后完成其征服大业、博杜安四世病入膏育之际，雷蒙德被推为摄政王。这是他第二次摄政，他第一次摄政是在博杜安未成年期间。1152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继承了的黎波里的爵位，后来又通过其妻埃斯齐娃以国王封臣的身份掌握了加利利。他是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曾当努尔丁的俘虏达8年之久。如今他45岁，既是个实干家，又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既是个好战士，又是个高明的政务家和谋士。他恐怕是对付那个危难时期的种种挑战的最合适的人，但在上层他有许多劲敌。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沙提永的雷诺随路易国王来到巴勒斯坦并留了下来。他生性多变、反复无常、令人讨厌。他是对哈丁大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不过，他有一些可以弥补他缺点的特点，即英俊勇敢。安条克的康斯坦丝为之倾倒，两人遂结为夫妇。通过康斯坦丝，雷诺成了法国的公爵。不久之后，他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掠夺性的远征，引起了拜占庭皇帝和自己国王的不满。1160年，努尔丁的部队应十字军的要求将他劫去达16年之久[在阿莱普城堡]。获释之后，他娶米伊的斯特凡妮为妻（康斯坦丝已在他被监禁期间死去），并且通过她成了克拉克和蒙雷阿勒的勋爵。卡拉克位于死海的东南端。为了对无辜的商队和红海港口进行袭击，他从这个城堡出发，撕毁了与撒拉丁的两次和约，制造了无数的麻烦。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劣行，撒拉丁两次围困他的城堡（均未奏效），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杀死他。

　　里德福特的杰勒德于 1173年到达的黎波里，成为雷蒙德麾下的一名骑士。但不久他便与雷蒙德发生了争吵，因为后者未履行为他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的诺言。杰勒德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十分恼火，一直不肯原谅雷蒙德。不久之后，杰勒德参加了“圣殿骑士团”，青云直上升到执事。1184年，“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托罗热的阿诺尔德在欧洲募兵期间去世，杰勒德被推选为继承人。这样，他实际上便成为该王国的最高统帅。

　　1185年，博杜安四世去世，雷蒙德在宫廷要臣对他颇有敌意的情况下继续摄政。法兰克人很不走运，正好一年之后，幼王博杜安五世夭亡。博杜安四世生前已为这类紧急情况的出现作了安排，贵族们也曾发誓支持雷蒙德继续治理国家，直到由教皇、拜占庭皇帝、法国和英国国王组成的委员会在西比拉（博杜安五世之母，原蒙特费拉特的威廉之妻）和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妹伊萨贝拉中间选定一个为止。但是，居伊的一群狐朋狗党骗过了雷蒙德，违背自己的誓言，不等委员会裁决便将西比拉和居伊从阿什克伦送到耶路撒冷，并为他们双双举行了加冕典礼。

　　雷蒙德发现自己上了当，便将忠于他的贵族召集到纳布卢斯。他们一致同意雷蒙德的主张：第一，王位应交予伊萨贝拉及其丈夫托伦的汉弗莱（两人当时也在纳布卢斯）；第二，向耶路撒冷进军。除“圣殿骑士团”和雷诺以外，雷蒙德受到王国所有大小诸侯的支持。这次突袭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料汉弗莱闻知自己可能要当国王，大惊失色，偷偷赶到耶路撒冷，与西比拉媾和。这样，反对派失去了名义上的首脑，只好解散，大部分贵族归顺居伊，但雷蒙德不肯如此，而是退职回到妻子的封邑太巴列。

　　撒拉丁怀着极大兴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是个重信义的人，尽管他知道拉丁王国内部严重分裂，现在正是他推波助澜、搅乱该国的大好时机，但他宁愿洛守和约。不料沙提永的雷诺为他代劳了。1187年初，雷诺向一支由开罗到大马士革的，商队进行了第三次掳掠性的袭击，将护送船队的军人或打死、或生俘，把大批掠夺品运进城堡。撒拉了强烈要求赔偿损失和释放战俘，但遭到雷诺的拒绝；撒拉丁又向居伊交涉，居伊大为吃惊，责令雷诺照办。雷诺再次拒绝，竞然声称自己是为独立的国家，与撒拉丁根本没有和约。

　　此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尽管安条克公爵和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各自都在活动，争取重修和约。但是雷蒙德走得更远，他现在自认（不无道理），只有他能够救王国，也只有他才配当国王。于是他争取撒拉丁全力支持他来达此目的。谁都认为，撤拉了自己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个王国，可见，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之间断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侍臣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居伊不要为雷蒙德的叛国行为向太巴列兴师问罪而引起一场内战。作为变通办法，他派出一个斡旋团，成员有伊贝林的巴利安、提尔的大主教和“军事教团”的大头领们。

　　关于后来的详细情况人们众说纷坛，但最终结果无可置疑。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撒拉丁想派一支精锐的突击队穿过雷蒙德伯爵的领地去加利利，但此举为何目的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撒拉丁的同时代人传记作者贝哈丁称：当时并无突击队，消灭斡旋团的部队是撒拉丁之子阿夫达尔率领的主力军一部，正开往战斗阵地。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据说撒拉丁曾征求雷蒙德的同意，而后者为了不得罪盟友便答应了，条件是部队需日出而往，日落而返，而且不得损坏财产。雷蒙德随后还向包括正在前往太巴列途中的斡旋团在内的所有基督徒团体发出了通报。突击队如约准时在日落时返回，未曾损坏财产，但是杀了不少斡旋团的人，并把他们的人头挑在刺刀上得意作洋地招摇过市。

　　斡旋团一行（除留在纳布卢斯另有公干的巴利安外）于4月90日晚到达富拉，在那里，他们收到了雷蒙德发来的通报。里德福特的杰勒德决心与突击队交战（雷蒙德在通报中讲要避免交战），从周围地区匆忙召集了一些“圣殿骑士团”的人。第二天，在人们通常称作“克雷森泉”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此处大约在拿撒勒以北10英里。即使加上杰勒德的援军，双方数量也太悬殊，因为据说穆斯林有7000人。结果冲突成了一场大屠杀，只有杰勒德和两三名骑士得以生逃，杰勒德还受了伤。提尔的大主教明智地决定中途留在拿撒勒，他与巴利安和西顿的雷金纳德（看来是战斗的幸存者之一）最后到达了太巴列。此役使居伊痛失了

　　一批精兵良将，雷蒙德和杰勒德的敌对也更尖锐了。

　　这件事使雷蒙德羞愧万分，于是重返岗位，决心尽职。他废除了与撒拉丁的和约，然后随斡旋团一道去晋见居伊。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向居伊和西比拉表示臣服，他们也对他表现得宽宏大度。表面看来，现在基督徒的团结已占了上风，但这种表面团结约下面仍埋藏着强烈的愤恨和猜疑。

　　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秣马厉兵。各种史料对参战灼人数历来说法不一，差异很大，而且大都偏高。1187年6月底在阿卡（一般译作阿克，即圣-让-阿克，地中海港口）集结的拉丁军大概有1200名骑士、1万名骑兵，还有很多（可能有2000名）图尔科波里人。图尔科波里人是从当地招募来的，主要是些骑兵。他们是弓箭手，比骑士轻装，但除在一些特殊场合外，其战斗作用与骑士相同。他们在“军事教团”的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军事教团”又是王国职业部队的核心。在“总动员”（现在居伊已下了总动员令）的情况下，两个教团都能各自集合起400名骑士。然而这样做意味着大大削弱城堡的防护力量，而城堡是王国战略防御的核心。

　　在雷诺进行最后一次掳掠后，撒拉丁立即宣布讨伐。他从豪兰、阿莱普和帝国其他地域调集了人马，甚至伊兹丁也从摩苏尔给他派来一支强大的分遣队。撒拉丁兵力的确切数目，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超过了法兰克人，可能总共多达2万人。大部分士兵骑着体型小而速度快的乡间马，其武器主要是弓箭。撒拉丁还有相当数量的铠甲骑手，他们象土耳其的骑士那样，用剑和矛作战。

　　考虑到在哈丁所发生的情况，回忆一下骑士的装束是很有意思的。那时骑士披的是锁子甲，（其下摆和袖子一直延伸到膝部、小腿、臂和手），内有紧身皮上衣，外罩一层布衣。外衣的作用是防止炎热的阳光把铠甲晒烫。骑士颈部和面部有防护甲，头戴锅形或园锥形头盔，外加护鼻罩。骑马的军士以及图尔科波里人则不这样重甲披身。骑士作战时不骑笨重的骑兵军马，而是骑更小巧的安达卢西亚马。如果说马匹也有护甲，那只是局部的，与骑士相比，马匹更容易受到弓箭的伤害。

　　5月底，撒拉丁将其军队集合于豪兰山区太巴列以东的阿什培拉。在这里，他给众多的埃米尔下达了作战命令，并作了如下的布置：侄子塔吉丁负责右翼，他最能干的副手格克贝里负责左翼，他自己则指挥中路。6月26日（星期五），部队向太巴列湖南端的乌库旺纳挺进，在该地驻留5日。侦察队向撒拉了报告说，法兰克人已在萨富里雅集结，该地在拿撒勒以北，常被用作基地[很可能是“克雷森泉”。那些突击队员被派到此处侦察。但即使是武力侦察，7000人也未免多了一点]。撒拉丁把大军部署在由北向东约15英里的太巴列正北的山区。1183年和1184年，法兰克人曾两度凭借坚固的阵地拒绝应战。这一次也许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到更有利于己方作战的地区，撒拉丁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围困太巴列，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该城。但雷蒙德的妻子埃施瓦伯爵夫人死守在城中的营堡内，向居伊求援。

　　7月2日夜间，基督军一方作出了进军的决定，这对拉丁王国的前途有决定性意义，对此后面将有详述。雷蒙德曾力主留在萨富里雅，他的这一主张最初也已为众人所接受，但后来居伊在雷诺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决定放弃此案。会议把雷蒙德的忠告斥责为叛徒的*计，认为拒绝战斗必将使大家蒙受耻辱。

　　很多骑士对这个最后决定感到遗憾，他们恳请居伊重新考虑，但这一次居伊坚定不移。出于忠诚，众人最终服从了决定。于是，7月3日清晨，在手捧“真十字架”[这枚小巧玲拢的十字架存放在镶着珠宝的盒子里，基督徒打仗时，带着它，其他重大场合也展示它。作为神圣的标志，它就象后来军队中的“国旗或军旗差不多。阿拉伯传记家称之为基督教信仰的最高象征，基督教作家则称其中嵌有耶酥受难时的真十字架的碎片]的阿卡主教的陪同下，这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拉丁军队向太巴列进发。队伍中必定有很多人对此行怀有疑问，但没有几个能估计到这次冒险行动的致命后果。照惯例，雷蒙德（部队先通过他的领地）率部走在前面，国主和“真十字架”居中，“圣殿骑士团”殿后。

　　把“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放在这样的行进位置上无疑是个正常而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众所周知，撒拉丁的战术是先作包围之势，然后增加对后卫部队的压力，使其脱离主力，部队。后来所发生的情况果真如此。那是个热不堪言的一天，基督徒军队在到达太巴列之前必须通过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无边无际、干旱荒芜，滴水不见。很快，人员（其中有些身着沉重的盔甲）和马匹便干渴难忍。他们刚走了大约7英里，敌人的轻骑兵就发起进攻，利箭扑面射来。从那时起，虽然居伊的士兵在嘴唇干裂结起厚痂、舌头干得象皮条的情况下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撒拉逊人轮番攻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居伊的后卫部队所受压力太大，开始与中央脱节，于是杰勒德请国王下令停止前进。

　　主力部队此时已行进到一个名叫马里斯卡尔西亚的废弃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差不多在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的正中间。向东几英一里有一条山脉，高达 1100英尺，其间有三个隘口，沿着陡跌的地势通往低于海平面600多英尺的太巴列。山脉的北端有两个突出向外的山崖，称作“哈丁角”，屏护着下面约600英尺的同名村庄。雷蒙德伯爵及前卫部队用力赶到大军前面，或许已经看到了太巴列山上撒拉丁人马的部署情况。不管怎样，他派人向后面送了一封信，力劝居伊加速前行，于夜幕降临之前赶到有水的地方。但居伊觉得人困马乏，便下令原地宿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十分关键的决定。

　　战争的幸存者恐怕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伤员们不断地叫喊着要水喝，可是没有一滴水来湿润一下舌头。整个夜晚，敌人的巡逻队在周围游荡，高声赞颂真主把基督教徒送到了他们的手心。有些权威人士说，除了扰乱军队外，他们还纵火烧了附近的灌木丛，但看来此举更有可能发生在第二天的战斗之中。

　　7月4日（星期六）晨，居伊的大军按原次序出发，穿过卢比亚村，打算在哈丁旁边的北山口实施突破。开始时先头部队取得一些进展，敌军让出了某些地段；但撒拉丁的兵力部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其狡猾的用心。战斗于哈丁角的正南方进行，撒拉丁把部，队摆成一个月牙形，两翼前突、中央后缩，这样很快就能对拉丁军形成严密的包围之势，用伊马德丁（Imad ad-Din）的话来说“连一只蚂蚁都休想逃脱”。撒拉逊人精神抖擞，士气高昂，远非基督徒军可比，而且据伊马德丁说，撒拉丁始终有一支载有大量箭矢和其它武器的骆驼队处于待命状态。

　　两军想必都是采取简单的战术，按各自的“作战教程”作战。法兰克人的重骑兵有步兵弓箭手的保护，而弓箭手又有厚厚的软铠甲保护着。弓箭手的任务是当骑士出击时把队伍展开，骑士回归时再把队伍收拢起来。撒拉逊骑手的任务是骚扰居伊的侧翼和后卫，准备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哈丁战役中，基督教徒士气低落，根本谈不上使用什么战术，以致输掉了这场战斗。这些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干渴难忍的士兵再也挺不住了。战斗开始后不久，他们离开大路，爬上就近的一座小山，就再也不想动了，无论国王怎样央求也毫无用处。不久，撒拉逊人来了，很多基督徒沦为俘虏，但更多的人死在地上，他们的舌头都肿胀着伸在外面。

　　骑士失去步兵便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规模的战斗中很难取胜。居伊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便以“真十字架”为中心，将人马组成密集的方阵。他们在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但突然他们又被滚滚浓烟包围，因为撒拉丁已下令将野草点燃，以便进一步扰乱法兰克人。居伊将哈丁山坡作为最后的立足点。在这里，约有200名骑士聚集在国王周围殊死搏斗，直到最后撒拉丁下令停止屠杀。基督教徒的骑兵几乎全军覆没，阿卡主教阵亡，“真十字架”落到了异教徒手中。

　　战斗即将结束时，雷蒙德伯爵可能是奉命、也可能是自作主张率领伊贝林的巴利安、西顿的雷金纳德和其他几个人孤注一掷，拚死冲出重围。他们眼见大势已去，只好逃离战场，寻个安全之地。有些编年史家没有很多的依据便断言是塔吉丁让队伍为他们闪开一条路，以便计擒，但并非有意帮助他们逃跑。这后一种解释使雷蒙德的人格受到进一步的低毁。不过他很快便什么都不一用想了，因为3个月之后死亡使他从军事叛变的奇耻大辱中得到解脱；而他自己深信，自己这样做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贞不渝。

　　这场大屠杀结束后，拉丁军的战俘被集中起来，撒拉丁对那些幸存的基督徒作了大致公正的处理。他对国王居伊相当仁慈，对其他骑士也宽宏大量，除一人之外全部释放 [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还包括“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医院骑士团”的大头领已在哈丁阵亡] 。这唯一的例外是沙提永的雷诺，撒拉丁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亲手将他处死。下层军官、军士和骑兵的遭遇则不太好。他们大部分沦为奴隶。

　　“军事教团”的下场最惨，撒拉丁把他们视为最坏的人，是对其信仰的威胁。他们之中至少有200人被残酷地用剑挑死。那是个暴虐肆行的时代，虽然穆斯林苏丹的这种行为可能被看作野蛮之举，但与14年之后一位基督教国王[而且还是一位英国国王，指狮心王理查一世1190年8月在攻占圣-让-阿克以后屠杀了2700-3000名穆斯林俘虏]在阿卡下令屠杀2000多名战俘的事件相比却可谓小巫见大巫。

　　大部分城堡的军队都已被抽调去组成拉丁大军，哈丁之战的胜利使撒拉丁得以轻而易举地荡平这些城堡。少数几个进行了抵抗的城堡可以用释放重要战俘的方式来换取，如用居伊和杰勒德换阿什克伦。只有极少数城堡（如克拉克）坚守了一年以上。一年半之后，十字军手里还剩下提尔（蒂尔）、安条克和叙利亚的的黎波里。1187年10月，耶路撒冷宣布投降，撒拉丁对待那里的居民十分大度，这与1099年第一次东征时十字军的可耻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哈丁之战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与曼齐刻尔特之战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十分相似，战败的一方都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撒拉丁之死使得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的拉丁王国继续苟延残喘了100年。曼齐刻尔特之战与哈丁之战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哈丁之战的胜利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是新月对十字架（基督教正是打着这种旗帜参战的）的胜利。十字军丢掉了耶路撒冷以及内陆的战略要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皇也失去了对十字军的控制，以后十字军运动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

　　可以说，拉丁王国早在7年前，即在1180年博杜安四世的姐姐西比拉嫁给吕西尼昂的居伊、王国分为两派的时候就注定要在哈丁之战中败北了。前面我们已经部分地谈到了拉了王国内部各要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复杂细节以及博杜安四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和他儿子在位的整个时间内经常发生的权势之争。长时期的贵族统治和以科特尼的阿格尼丝（博杜安四世和西比拉女王的母后）及其亲戚和其他宫廷大臣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胡作非为从精神上摧毁了这个王国，这一点是导致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拉丁王国的命运最后还是在“哈丁角”决定的。

　　雷蒙德从太巴列来向居伊和西比拉称臣，掩盖了已经大大伤害了王国的内部纷争。然而，掩盖纷争的只是一张一捅即破的薄纸。人们不能不对哈丁之战前夜的居伊抱一点同情。他戴着拉丁王国的王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象在大风天中站在塔尖上一样。在萨富里雅他被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闹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也缺乏自信，没有主见。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在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身上。

　　7月初，拉丁王国的大军驻扎在“萨富里雅喷泉”，此地位于没有城墙的萨富里雅镇以南1英里处，周围是肥沃的耕地，溪水充足，夏天也不缺水。如前所述，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相距15英里，其间地面崎岖不平，由于无水而干裂荒芜，一支20万人的大军肯定不适于呆在那里。（见地图）

　　前面已经讲过居伊决定向萨富里雅进军之前发生的事情：撒拉丁进攻太巴列（很可能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离开营地），埃施瓦伯爵夫人请求宗主前去援救；她丈夫力主留在萨富里雅而不去救援（这是个正确军事主张）；居伊先是同意雷蒙德的意见，后在雷诺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关于雷蒙德在萨富里雅会议（也可能是在此留的阿克会议）上讲了些什么，当代或近代的各种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性，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用事后的眼光添枝加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雷蒙德在会上反对过进军迎敌的说法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他首先提醒会议：尽管遇到危险的毕竟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领地，但他相信，埃施瓦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太巴列。他指出：在沿途没有水而且沿途还要受到敌人袭扰的情况下进军15英里，真是愚蠢透顶，这样做正好给撒拉丁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点与一支又渴又乏的军队交战。据说他最后还提醒会议注意：拉丁的军事战略一贯是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交战，因为穆斯林只要一时打不赢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主张就地防守[有些记载称：他甚至建议撤到沿海以确保避免交战。不过这一点一看来不大可能]；他断定，撒拉丁或者会来进攻，或者无可奈何地解散部队。

　　雷蒙德的话句句在理，看来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可不知为什么，与雷蒙德一样久经沙场的雷诺和杰勒德后来竟向国王居伊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也许他们不会仅仅出于对雷蒙德的仇恨就置自己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于不顾吧！或者他们果真相信雷蒙德是个叛徒，妄图把部队引入敌人的圈套？看来这也极不可能（尽管他们无疑希望国王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确实认为，基督徒可以打赢，至少可以在交战之前找到水。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十字军若是在天亮之前出发，在凉爽的清晨走上三四个小时，午后不久即可与敌交火，那时还不至于太渴。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拔营太晚，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撒拉逊轻骑兵的袭扰。在这个问题上，居伊的战术可能有失误之处。因为他本应用足够的步兵以致命的弓箭压制住那些打了就跑的撒拉逊人，不让他们*近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后卫，就象1183年他统率部队时所做的那样。据说箭矢并不缺乏，可能是用牲口驮着的。杰勒德是当时在场的最懂行的军人，看来很可能是他明确表示：雷蒙德的主张是错误的；前突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也是可以理。

　　解的。

　　但是，居伊最终作出进军的决定则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为了消灭撒拉丁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整个王国的骑兵集合起来。拒绝交战（尤其是不顾“圣殿骑士团”大头领的反对而拒绝交战）可能会严重动摇本已十分不稳的王位。当时他一定回想起了1183年，那年（那时他还是摄政王）他在萨富里雅集结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并把它带到戈里亚特潭。在那里，他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撒拉丁对峙。尽管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敦促他出战，可是5天之内他除了散布失败和怀疑情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直至穆斯林部队散去。博杜安认为这是卑鄙怯懦的行径，十分恼怒，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职务。

　　还应该考虑到埃施瓦伯爵夫人的呼吁。雷蒙德断言她不会受到伤害，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封臣受难时国王前去救援，这已是公认的职责。当然，也并非总能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上一次履行此种责任是应作恶多端的雷诺的请求，而正是他几年之后撕毁和约，借口是：他管辖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一个因素是居伊和雷蒙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起初居伊成为国王时，雷蒙德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拒绝参加加冕典礼。如今，在居伊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雷蒙德会不会有意把居伊引向毁灭呢？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但雷诺和杰勒德是心狠手辣、搬弄是非的能手，无需他们多说，居伊就可能信以为真。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1187年7月3日（星期五）吕西尼昂的居伊下令进军时，他就已经输掉了十字军参加的历次战斗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他违背传统，尤其是在没有预备队作后盾的情况下，拿部队作不必要的冒险。为此，他一直为人们所谴责；但过分责备他也不公道，因为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他又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另外，依笔者之见，他自信能取胜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条件是他要合理地使用部队，而实际上他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进军的决定显然是这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部队投入行动后，还有另一个有待作出的关键性决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又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撒拉逊军队的部署情况的各种说法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作出各种推测自然容易，但真要提出结论性的观点却必需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

　　如果综合一下当代或近代传说中的一致点，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那个时期，从萨富里雅有两条路通往太巴列：一条向东南方向，经萨卜特村通向加利利湖南端，然后沿湖畔向北；另一条在马里斯卡尔西亚村和卢比亚村之间向北，穿过哈丁到哈马姆干河，这条河在太巴列以北流入加利利湖。这两条路距太巴列都是20英里左右。可能还有第三条路：从萨卜特村岔出去的更直接的路。

　　关于撒拉了部队的确切位置，编年史家没有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控制着哈丁角地区和太巴列山脉的北部；但在战斗前一天他在萨卜特村（在其集结地以南4英里处）还有部队吗？可能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支队，还派了另一支队去守卫加利利湖南端的森纳布拉桥，但可能两个地方人数都不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据说居伊本打算走南线的。

　　居伊的主力部队午后到达马里斯卡尔西亚和卢比亚两村之间的地带时，已经感到厌战，后卫部队更是如此。雷蒙德率领的先头部队看来没有受到敌军大的袭扰。他几次派人送信给后面催促国王继续前行，因为那个地区的泉水已经干涸，他十分清楚部队急需用水。基于某种原因，他建议居伊折向北行。这意味着居伊需要通过哈丁杀出一条路，以便寻找水源。可能雷蒙德在萨卜特村已与敌人交过火，认为那条路线难以通过。从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来看，似乎通过北路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如果我们相信雷蒙德手下的一些骑士把行军路线出卖给撒拉丁的说法（不过，这很可能是后来某些人为了进一步指责雷蒙德的所谓背叛行为而杜撰

　　巩来的），那么雷蒙德选择北路就值得怀疑了。

　　然而路线的选择很快便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不幸的居伊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作仲裁人。这两派都各执己意，互不相让。“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坚决主张当天不再前进而就地宿营，他说自己的部队在反敌人骚扰的战斗中一直首当其冲，不宜再与敌人交战；而雷蒙德则同样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再过15个小时部队仍喝不上水，谁也不要指望打赢这一仗。居伊再次拒绝了雷蒙德的主张，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过夜。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明雷蒙德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大都谴责居伊作出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实际上，他可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如果他下令继续向哈丁前进，向来自行其事的“军事骑士团”是否会听命于他又是个大问题。象以往一样，步兵是战斗的关键因素。第二天，他们干渴难忍，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是不是就渴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们也无从知道雷蒙德究竟为什么建议走这条最难走的路线。如果穿过萨卜特继续前行，是有可能到达加利利湖而避一免这场灾难的。

　　居伊决定拿他的王国冒战争的危险，这是个勇敢的决定，或许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他是个能力更强、运气更好的将军，胜利很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撒拉逊人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的胜败往往就差在毫厘之间。有些胜利名垂青史，有些胜利被人遗忘；但后人却很少宽恕失败。不管怎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国王表现得还算坚强。

　　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到欧洲，教皇乌尔班三世无法忍受这一沉重的打击，当即暴毙身亡，欧洲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威廉·西蒙的评点]：

　　撒拉丁无疑是位杰出的将军，但他在哈丁的胜利是他在。基督徒大军离开有充足给养的基地、被迫通过干旱沙漠的情况下拣来的。忌妒猜疑、彻头彻尾的恶意使基督徒大军裂痕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位强有力的铁腕统帅，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能镇住争斗的各派。而吕西尼昂的居伊不是这种人。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在本书叙述的所有战斗中，唯有这一次失利是由人的因素造成的。这里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弱点，而唯独缺乏勇气。

　　失落的“真十字架”——惨败哈丁

　　——引自威廉·西蒙所作《世界上20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部分人名、地名参考《十字军东征编年史》作了修改

　　末日：

　　国王博杜安四世指定其外甥（另一个博杜安），即其姐姐西比拉与阿什凯隆-雅法伯爵蒙特费拉特的威廉所生之子，为继承人。1177年威廉去世，3年之后西比拉改嫁给吕西尼昂的居伊，新郎是由他的兄长、宫廷总管阿莫利带到东方来成亲的。国王（博杜安四世）和他的贵族们极力反对这门东事，因为居伊还不过是个孩子，软弱无能，毫无经验。他通过结亲进入王室，这样，这个未见过世面的法国小贵族之子就有可能继承王位。

　　居伊是哈丁之战这场戏中拉丁人一方的四个主角之一，其他三人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沙提永的雷诺（有时也叫雷金纳德或雷纳）和“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雷蒙德对居伊毫无好感，雷诺和杰勒德也对雷蒙德颇杯敌意。

　　11 85年，当撒拉丁开始最后完成其征服大业、博杜安四世病入膏育之际，雷蒙德被推为摄政王。这是他第二次摄政，他第一次摄政是在博杜安未成年期间。1152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继承了的黎波里的爵位，后来又通过其妻埃斯齐娃以国王封臣的身份掌握了加利利。他是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曾当努尔丁的俘虏达8年之久。如今他45岁，既是个实干家，又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既是个好战士，又是个高明的政务家和谋士。他恐怕是对付那个危难时期的种种挑战的最合适的人，但在上层他有许多劲敌。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沙提永的雷诺随路易国王来到巴勒斯坦并留了下来。他生性多变、反复无常、令人讨厌。他是对哈丁大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不过，他有一些可以弥补他缺点的特点，即英俊勇敢。安条克的康斯坦丝为之倾倒，两人遂结为夫妇。通过康斯坦丝，雷诺成了法国的公爵。不久之后，他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掠夺性的远征，引起了拜占庭皇帝和自己国王的不满。1160年，努尔丁的部队应十字军的要求将他劫去达16年之久[在阿莱普城堡]。获释之后，他娶米伊的斯特凡妮为妻（康斯坦丝已在他被监禁期间死去），并且通过她成了克拉克和蒙雷阿勒的勋爵。卡拉克位于死海的东南端。为了对无辜的商队和红海港口进行袭击，他从这个城堡出发，撕毁了与撒拉丁的两次和约，制造了无数的麻烦。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劣行，撒拉丁两次围困他的城堡（均未奏效），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杀死他。

　　里德福特的杰勒德于 1173年到达的黎波里，成为雷蒙德麾下的一名骑士。但不久他便与雷蒙德发生了争吵，因为后者未履行为他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的诺言。杰勒德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十分恼火，一直不肯原谅雷蒙德。不久之后，杰勒德参加了“圣殿骑士团”，青云直上升到执事。1184年，“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托罗热的阿诺尔德在欧洲募兵期间去世，杰勒德被推选为继承人。这样，他实际上便成为该王国的最高统帅。

　　1185年，博杜安四世去世，雷蒙德在宫廷要臣对他颇有敌意的情况下继续摄政。法兰克人很不走运，正好一年之后，幼王博杜安五世夭亡。博杜安四世生前已为这类紧急情况的出现作了安排，贵族们也曾发誓支持雷蒙德继续治理国家，直到由教皇、拜占庭皇帝、法国和英国国王组成的委员会在西比拉（博杜安五世之母，原蒙特费拉特的威廉之妻）和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妹伊萨贝拉中间选定一个为止。但是，居伊的一群狐朋狗党骗过了雷蒙德，违背自己的誓言，不等委员会裁决便将西比拉和居伊从阿什克伦送到耶路撒冷，并为他们双双举行了加冕典礼。

　　雷蒙德发现自己上了当，便将忠于他的贵族召集到纳布卢斯。他们一致同意雷蒙德的主张：第一，王位应交予伊萨贝拉及其丈夫托伦的汉弗莱（两人当时也在纳布卢斯）；第二，向耶路撒冷进军。除“圣殿骑士团”和雷诺以外，雷蒙德受到王国所有大小诸侯的支持。这次突袭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料汉弗莱闻知自己可能要当国王，大惊失色，偷偷赶到耶路撒冷，与西比拉媾和。这样，反对派失去了名义上的首脑，只好解散，大部分贵族归顺居伊，但雷蒙德不肯如此，而是退职回到妻子的封邑太巴列。

　　撒拉丁怀着极大兴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是个重信义的人，尽管他知道拉丁王国内部严重分裂，现在正是他推波助澜、搅乱该国的大好时机，但他宁愿洛守和约。不料沙提永的雷诺为他代劳了。1187年初，雷诺向一支由开罗到大马士革的，商队进行了第三次掳掠性的袭击，将护送船队的军人或打死、或生俘，把大批掠夺品运进城堡。撒拉了强烈要求赔偿损失和释放战俘，但遭到雷诺的拒绝；撒拉丁又向居伊交涉，居伊大为吃惊，责令雷诺照办。雷诺再次拒绝，竞然声称自己是为独立的国家，与撒拉丁根本没有和约。

　　此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尽管安条克公爵和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各自都在活动，争取重修和约。但是雷蒙德走得更远，他现在自认（不无道理），只有他能够救王国，也只有他才配当国王。于是他争取撒拉丁全力支持他来达此目的。谁都认为，撤拉了自己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个王国，可见，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之间断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侍臣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居伊不要为雷蒙德的叛国行为向太巴列兴师问罪而引起一场内战。作为变通办法，他派出一个斡旋团，成员有伊贝林的巴利安、提尔的大主教和“军事教团”的大头领们。

　　关于后来的详细情况人们众说纷坛，但最终结果无可置疑。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撒拉丁想派一支精锐的突击队穿过雷蒙德伯爵的领地去加利利，但此举为何目的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撒拉丁的同时代人传记作者贝哈丁称：当时并无突击队，消灭斡旋团的部队是撒拉丁之子阿夫达尔率领的主力军一部，正开往战斗阵地。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据说撒拉丁曾征求雷蒙德的同意，而后者为了不得罪盟友便答应了，条件是部队需日出而往，日落而返，而且不得损坏财产。雷蒙德随后还向包括正在前往太巴列途中的斡旋团在内的所有基督徒团体发出了通报。突击队如约准时在日落时返回，未曾损坏财产，但是杀了不少斡旋团的人，并把他们的人头挑在刺刀上得意作洋地招摇过市。

　　斡旋团一行（除留在纳布卢斯另有公干的巴利安外）于4月90日晚到达富拉，在那里，他们收到了雷蒙德发来的通报。里德福特的杰勒德决心与突击队交战（雷蒙德在通报中讲要避免交战），从周围地区匆忙召集了一些“圣殿骑士团”的人。第二天，在人们通常称作“克雷森泉”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此处大约在拿撒勒以北10英里。即使加上杰勒德的援军，双方数量也太悬殊，因为据说穆斯林有7000人。结果冲突成了一场大屠杀，只有杰勒德和两三名骑士得以生逃，杰勒德还受了伤。提尔的大主教明智地决定中途留在拿撒勒，他与巴利安和西顿的雷金纳德（看来是战斗的幸存者之一）最后到达了太巴列。此役使居伊痛失了

　　一批精兵良将，雷蒙德和杰勒德的敌对也更尖锐了。

　　这件事使雷蒙德羞愧万分，于是重返岗位，决心尽职。他废除了与撒拉丁的和约，然后随斡旋团一道去晋见居伊。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向居伊和西比拉表示臣服，他们也对他表现得宽宏大度。表面看来，现在基督徒的团结已占了上风，但这种表面团结约下面仍埋藏着强烈的愤恨和猜疑。

　　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秣马厉兵。各种史料对参战灼人数历来说法不一，差异很大，而且大都偏高。1187年6月底在阿卡（一般译作阿克，即圣-让-阿克，地中海港口）集结的拉丁军大概有1200名骑士、1万名骑兵，还有很多（可能有2000名）图尔科波里人。图尔科波里人是从当地招募来的，主要是些骑兵。他们是弓箭手，比骑士轻装，但除在一些特殊场合外，其战斗作用与骑士相同。他们在“军事教团”的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军事教团”又是王国职业部队的核心。在“总动员”（现在居伊已下了总动员令）的情况下，两个教团都能各自集合起400名骑士。然而这样做意味着大大削弱城堡的防护力量，而城堡是王国战略防御的核心。

　　在雷诺进行最后一次掳掠后，撒拉丁立即宣布讨伐。他从豪兰、阿莱普和帝国其他地域调集了人马，甚至伊兹丁也从摩苏尔给他派来一支强大的分遣队。撒拉丁兵力的确切数目，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超过了法兰克人，可能总共多达2万人。大部分士兵骑着体型小而速度快的乡间马，其武器主要是弓箭。撒拉丁还有相当数量的铠甲骑手，他们象土耳其的骑士那样，用剑和矛作战。

　　考虑到在哈丁所发生的情况，回忆一下骑士的装束是很有意思的。那时骑士披的是锁子甲，（其下摆和袖子一直延伸到膝部、小腿、臂和手），内有紧身皮上衣，外罩一层布衣。外衣的作用是防止炎热的阳光把铠甲晒烫。骑士颈部和面部有防护甲，头戴锅形或园锥形头盔，外加护鼻罩。骑马的军士以及图尔科波里人则不这样重甲披身。骑士作战时不骑笨重的骑兵军马，而是骑更小巧的安达卢西亚马。如果说马匹也有护甲，那只是局部的，与骑士相比，马匹更容易受到弓箭的伤害。

　　5月底，撒拉丁将其军队集合于豪兰山区太巴列以东的阿什培拉。在这里，他给众多的埃米尔下达了作战命令，并作了如下的布置：侄子塔吉丁负责右翼，他最能干的副手格克贝里负责左翼，他自己则指挥中路。6月26日（星期五），部队向太巴列湖南端的乌库旺纳挺进，在该地驻留5日。侦察队向撒拉了报告说，法兰克人已在萨富里雅集结，该地在拿撒勒以北，常被用作基地[很可能是“克雷森泉”。那些突击队员被派到此处侦察。但即使是武力侦察，7000人也未免多了一点]。撒拉丁把大军部署在由北向东约15英里的太巴列正北的山区。1183年和1184年，法兰克人曾两度凭借坚固的阵地拒绝应战。这一次也许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到更有利于己方作战的地区，撒拉丁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围困太巴列，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该城。但雷蒙德的妻子埃施瓦伯爵夫人死守在城中的营堡内，向居伊求援。

　　7月2日夜间，基督军一方作出了进军的决定，这对拉丁王国的前途有决定性意义，对此后面将有详述。雷蒙德曾力主留在萨富里雅，他的这一主张最初也已为众人所接受，但后来居伊在雷诺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决定放弃此案。会议把雷蒙德的忠告斥责为叛徒的*计，认为拒绝战斗必将使大家蒙受耻辱。

　　很多骑士对这个最后决定感到遗憾，他们恳请居伊重新考虑，但这一次居伊坚定不移。出于忠诚，众人最终服从了决定。于是，7月3日清晨，在手捧“真十字架”[这枚小巧玲拢的十字架存放在镶着珠宝的盒子里，基督徒打仗时，带着它，其他重大场合也展示它。作为神圣的标志，它就象后来军队中的“国旗或军旗差不多。阿拉伯传记家称之为基督教信仰的最高象征，基督教作家则称其中嵌有耶酥受难时的真十字架的碎片]的阿卡主教的陪同下，这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拉丁军队向太巴列进发。队伍中必定有很多人对此行怀有疑问，但没有几个能估计到这次冒险行动的致命后果。照惯例，雷蒙德（部队先通过他的领地）率部走在前面，国主和“真十字架”居中，“圣殿骑士团”殿后。

　　把“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放在这样的行进位置上无疑是个正常而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众所周知，撒拉丁的战术是先作包围之势，然后增加对后卫部队的压力，使其脱离主力，部队。后来所发生的情况果真如此。那是个热不堪言的一天，基督徒军队在到达太巴列之前必须通过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无边无际、干旱荒芜，滴水不见。很快，人员（其中有些身着沉重的盔甲）和马匹便干渴难忍。他们刚走了大约7英里，敌人的轻骑兵就发起进攻，利箭扑面射来。从那时起，虽然居伊的士兵在嘴唇干裂结起厚痂、舌头干得象皮条的情况下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撒拉逊人轮番攻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居伊的后卫部队所受压力太大，开始与中央脱节，于是杰勒德请国王下令停止前进。

　　主力部队此时已行进到一个名叫马里斯卡尔西亚的废弃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差不多在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的正中间。向东几英一里有一条山脉，高达 1100英尺，其间有三个隘口，沿着陡跌的地势通往低于海平面600多英尺的太巴列。山脉的北端有两个突出向外的山崖，称作“哈丁角”，屏护着下面约600英尺的同名村庄。雷蒙德伯爵及前卫部队用力赶到大军前面，或许已经看到了太巴列山上撒拉丁人马的部署情况。不管怎样，他派人向后面送了一封信，力劝居伊加速前行，于夜幕降临之前赶到有水的地方。但居伊觉得人困马乏，便下令原地宿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十分关键的决定。

　　战争的幸存者恐怕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伤员们不断地叫喊着要水喝，可是没有一滴水来湿润一下舌头。整个夜晚，敌人的巡逻队在周围游荡，高声赞颂真主把基督教徒送到了他们的手心。有些权威人士说，除了扰乱军队外，他们还纵火烧了附近的灌木丛，但看来此举更有可能发生在第二天的战斗之中。

　　7月4日（星期六）晨，居伊的大军按原次序出发，穿过卢比亚村，打算在哈丁旁边的北山口实施突破。开始时先头部队取得一些进展，敌军让出了某些地段；但撒拉丁的兵力部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其狡猾的用心。战斗于哈丁角的正南方进行，撒拉丁把部，队摆成一个月牙形，两翼前突、中央后缩，这样很快就能对拉丁军形成严密的包围之势，用伊马德丁（Imad ad-Din）的话来说“连一只蚂蚁都休想逃脱”。撒拉逊人精神抖擞，士气高昂，远非基督徒军可比，而且据伊马德丁说，撒拉丁始终有一支载有大量箭矢和其它武器的骆驼队处于待命状态。

　　两军想必都是采取简单的战术，按各自的“作战教程”作战。法兰克人的重骑兵有步兵弓箭手的保护，而弓箭手又有厚厚的软铠甲保护着。弓箭手的任务是当骑士出击时把队伍展开，骑士回归时再把队伍收拢起来。撒拉逊骑手的任务是骚扰居伊的侧翼和后卫，准备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哈丁战役中，基督教徒士气低落，根本谈不上使用什么战术，以致输掉了这场战斗。这些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干渴难忍的士兵再也挺不住了。战斗开始后不久，他们离开大路，爬上就近的一座小山，就再也不想动了，无论国王怎样央求也毫无用处。不久，撒拉逊人来了，很多基督徒沦为俘虏，但更多的人死在地上，他们的舌头都肿胀着伸在外面。

　　骑士失去步兵便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规模的战斗中很难取胜。居伊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便以“真十字架”为中心，将人马组成密集的方阵。他们在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但突然他们又被滚滚浓烟包围，因为撒拉丁已下令将野草点燃，以便进一步扰乱法兰克人。居伊将哈丁山坡作为最后的立足点。在这里，约有200名骑士聚集在国王周围殊死搏斗，直到最后撒拉丁下令停止屠杀。基督教徒的骑兵几乎全军覆没，阿卡主教阵亡，“真十字架”落到了异教徒手中。

　　战斗即将结束时，雷蒙德伯爵可能是奉命、也可能是自作主张率领伊贝林的巴利安、西顿的雷金纳德和其他几个人孤注一掷，拚死冲出重围。他们眼见大势已去，只好逃离战场，寻个安全之地。有些编年史家没有很多的依据便断言是塔吉丁让队伍为他们闪开一条路，以便计擒，但并非有意帮助他们逃跑。这后一种解释使雷蒙德的人格受到进一步的低毁。不过他很快便什么都不一用想了，因为3个月之后死亡使他从军事叛变的奇耻大辱中得到解脱；而他自己深信，自己这样做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贞不渝。

　　这场大屠杀结束后，拉丁军的战俘被集中起来，撒拉丁对那些幸存的基督徒作了大致公正的处理。他对国王居伊相当仁慈，对其他骑士也宽宏大量，除一人之外全部释放 [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还包括“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医院骑士团”的大头领已在哈丁阵亡] 。这唯一的例外是沙提永的雷诺，撒拉丁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亲手将他处死。下层军官、军士和骑兵的遭遇则不太好。他们大部分沦为奴隶。

　　“军事教团”的下场最惨，撒拉丁把他们视为最坏的人，是对其信仰的威胁。他们之中至少有200人被残酷地用剑挑死。那是个暴虐肆行的时代，虽然穆斯林苏丹的这种行为可能被看作野蛮之举，但与14年之后一位基督教国王[而且还是一位英国国王，指狮心王理查一世1190年8月在攻占圣-让-阿克以后屠杀了2700-3000名穆斯林俘虏]在阿卡下令屠杀2000多名战俘的事件相比却可谓小巫见大巫。

　　大部分城堡的军队都已被抽调去组成拉丁大军，哈丁之战的胜利使撒拉丁得以轻而易举地荡平这些城堡。少数几个进行了抵抗的城堡可以用释放重要战俘的方式来换取，如用居伊和杰勒德换阿什克伦。只有极少数城堡（如克拉克）坚守了一年以上。一年半之后，十字军手里还剩下提尔（蒂尔）、安条克和叙利亚的的黎波里。1187年10月，耶路撒冷宣布投降，撒拉丁对待那里的居民十分大度，这与1099年第一次东征时十字军的可耻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哈丁之战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与曼齐刻尔特之战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十分相似，战败的一方都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撒拉丁之死使得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的拉丁王国继续苟延残喘了100年。曼齐刻尔特之战与哈丁之战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哈丁之战的胜利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是新月对十字架（基督教正是打着这种旗帜参战的）的胜利。十字军丢掉了耶路撒冷以及内陆的战略要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皇也失去了对十字军的控制，以后十字军运动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

　　可以说，拉丁王国早在7年前，即在1180年博杜安四世的姐姐西比拉嫁给吕西尼昂的居伊、王国分为两派的时候就注定要在哈丁之战中败北了。前面我们已经部分地谈到了拉了王国内部各要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复杂细节以及博杜安四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和他儿子在位的整个时间内经常发生的权势之争。长时期的贵族统治和以科特尼的阿格尼丝（博杜安四世和西比拉女王的母后）及其亲戚和其他宫廷大臣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胡作非为从精神上摧毁了这个王国，这一点是导致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拉丁王国的命运最后还是在“哈丁角”决定的。

　　雷蒙德从太巴列来向居伊和西比拉称臣，掩盖了已经大大伤害了王国的内部纷争。然而，掩盖纷争的只是一张一捅即破的薄纸。人们不能不对哈丁之战前夜的居伊抱一点同情。他戴着拉丁王国的王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象在大风天中站在塔尖上一样。在萨富里雅他被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闹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也缺乏自信，没有主见。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在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身上。

　　7月初，拉丁王国的大军驻扎在“萨富里雅喷泉”，此地位于没有城墙的萨富里雅镇以南1英里处，周围是肥沃的耕地，溪水充足，夏天也不缺水。如前所述，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相距15英里，其间地面崎岖不平，由于无水而干裂荒芜，一支20万人的大军肯定不适于呆在那里。（见地图）

　　前面已经讲过居伊决定向萨富里雅进军之前发生的事情：撒拉丁进攻太巴列（很可能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离开营地），埃施瓦伯爵夫人请求宗主前去援救；她丈夫力主留在萨富里雅而不去救援（这是个正确军事主张）；居伊先是同意雷蒙德的意见，后在雷诺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关于雷蒙德在萨富里雅会议（也可能是在此留的阿克会议）上讲了些什么，当代或近代的各种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性，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用事后的眼光添枝加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雷蒙德在会上反对过进军迎敌的说法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他首先提醒会议：尽管遇到危险的毕竟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领地，但他相信，埃施瓦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太巴列。他指出：在沿途没有水而且沿途还要受到敌人袭扰的情况下进军15英里，真是愚蠢透顶，这样做正好给撒拉丁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点与一支又渴又乏的军队交战。据说他最后还提醒会议注意：拉丁的军事战略一贯是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交战，因为穆斯林只要一时打不赢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主张就地防守[有些记载称：他甚至建议撤到沿海以确保避免交战。不过这一点一看来不大可能]；他断定，撒拉丁或者会来进攻，或者无可奈何地解散部队。

　　雷蒙德的话句句在理，看来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可不知为什么，与雷蒙德一样久经沙场的雷诺和杰勒德后来竟向国王居伊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也许他们不会仅仅出于对雷蒙德的仇恨就置自己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于不顾吧！或者他们果真相信雷蒙德是个叛徒，妄图把部队引入敌人的圈套？看来这也极不可能（尽管他们无疑希望国王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确实认为，基督徒可以打赢，至少可以在交战之前找到水。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十字军若是在天亮之前出发，在凉爽的清晨走上三四个小时，午后不久即可与敌交火，那时还不至于太渴。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拔营太晚，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撒拉逊轻骑兵的袭扰。在这个问题上，居伊的战术可能有失误之处。因为他本应用足够的步兵以致命的弓箭压制住那些打了就跑的撒拉逊人，不让他们*近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后卫，就象1183年他统率部队时所做的那样。据说箭矢并不缺乏，可能是用牲口驮着的。杰勒德是当时在场的最懂行的军人，看来很可能是他明确表示：雷蒙德的主张是错误的；前突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也是可以理。

　　解的。

　　但是，居伊最终作出进军的决定则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为了消灭撒拉丁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整个王国的骑兵集合起来。拒绝交战（尤其是不顾“圣殿骑士团”大头领的反对而拒绝交战）可能会严重动摇本已十分不稳的王位。当时他一定回想起了1183年，那年（那时他还是摄政王）他在萨富里雅集结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并把它带到戈里亚特潭。在那里，他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撒拉丁对峙。尽管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敦促他出战，可是5天之内他除了散布失败和怀疑情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直至穆斯林部队散去。博杜安认为这是卑鄙怯懦的行径，十分恼怒，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职务。

　　还应该考虑到埃施瓦伯爵夫人的呼吁。雷蒙德断言她不会受到伤害，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封臣受难时国王前去救援，这已是公认的职责。当然，也并非总能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上一次履行此种责任是应作恶多端的雷诺的请求，而正是他几年之后撕毁和约，借口是：他管辖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一个因素是居伊和雷蒙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起初居伊成为国王时，雷蒙德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拒绝参加加冕典礼。如今，在居伊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雷蒙德会不会有意把居伊引向毁灭呢？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但雷诺和杰勒德是心狠手辣、搬弄是非的能手，无需他们多说，居伊就可能信以为真。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1187年7月3日（星期五）吕西尼昂的居伊下令进军时，他就已经输掉了十字军参加的历次战斗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他违背传统，尤其是在没有预备队作后盾的情况下，拿部队作不必要的冒险。为此，他一直为人们所谴责；但过分责备他也不公道，因为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他又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另外，依笔者之见，他自信能取胜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条件是他要合理地使用部队，而实际上他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进军的决定显然是这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部队投入行动后，还有另一个有待作出的关键性决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又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撒拉逊军队的部署情况的各种说法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作出各种推测自然容易，但真要提出结论性的观点却必需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

　　如果综合一下当代或近代传说中的一致点，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那个时期，从萨富里雅有两条路通往太巴列：一条向东南方向，经萨卜特村通向加利利湖南端，然后沿湖畔向北；另一条在马里斯卡尔西亚村和卢比亚村之间向北，穿过哈丁到哈马姆干河，这条河在太巴列以北流入加利利湖。这两条路距太巴列都是20英里左右。可能还有第三条路：从萨卜特村岔出去的更直接的路。

　　关于撒拉了部队的确切位置，编年史家没有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控制着哈丁角地区和太巴列山脉的北部；但在战斗前一天他在萨卜特村（在其集结地以南4英里处）还有部队吗？可能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支队，还派了另一支队去守卫加利利湖南端的森纳布拉桥，但可能两个地方人数都不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据说居伊本打算走南线的。

　　居伊的主力部队午后到达马里斯卡尔西亚和卢比亚两村之间的地带时，已经感到厌战，后卫部队更是如此。雷蒙德率领的先头部队看来没有受到敌军大的袭扰。他几次派人送信给后面催促国王继续前行，因为那个地区的泉水已经干涸，他十分清楚部队急需用水。基于某种原因，他建议居伊折向北行。这意味着居伊需要通过哈丁杀出一条路，以便寻找水源。可能雷蒙德在萨卜特村已与敌人交过火，认为那条路线难以通过。从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来看，似乎通过北路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如果我们相信雷蒙德手下的一些骑士把行军路线出卖给撒拉丁的说法（不过，这很可能是后来某些人为了进一步指责雷蒙德的所谓背叛行为而杜撰

　　巩来的），那么雷蒙德选择北路就值得怀疑了。

　　然而路线的选择很快便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不幸的居伊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作仲裁人。这两派都各执己意，互不相让。“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坚决主张当天不再前进而就地宿营，他说自己的部队在反敌人骚扰的战斗中一直首当其冲，不宜再与敌人交战；而雷蒙德则同样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再过15个小时部队仍喝不上水，谁也不要指望打赢这一仗。居伊再次拒绝了雷蒙德的主张，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过夜。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明雷蒙德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大都谴责居伊作出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实际上，他可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如果他下令继续向哈丁前进，向来自行其事的“军事骑士团”是否会听命于他又是个大问题。象以往一样，步兵是战斗的关键因素。第二天，他们干渴难忍，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是不是就渴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们也无从知道雷蒙德究竟为什么建议走这条最难走的路线。如果穿过萨卜特继续前行，是有可能到达加利利湖而避一免这场灾难的。

　　居伊决定拿他的王国冒战争的危险，这是个勇敢的决定，或许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他是个能力更强、运气更好的将军，胜利很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撒拉逊人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的胜败往往就差在毫厘之间。有些胜利名垂青史，有些胜利被人遗忘；但后人却很少宽恕失败。不管怎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国王表现得还算坚强。

　　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到欧洲，教皇乌尔班三世无法忍受这一沉重的打击，当即暴毙身亡，欧洲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威廉·西蒙的评点]：

　　撒拉丁无疑是位杰出的将军，但他在哈丁的胜利是他在。基督徒大军离开有充足给养的基地、被迫通过干旱沙漠的情况下拣来的。忌妒猜疑、彻头彻尾的恶意使基督徒大军裂痕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位强有力的铁腕统帅，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能镇住争斗的各派。而吕西尼昂的居伊不是这种人。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在本书叙述的所有战斗中，唯有这一次失利是由人的因素造成的。这里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弱点，而唯独缺乏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