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动就要行动。这个“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想象与构思不能没有想象。跟其它的小说品种一样，小小说也是虚构的产物。既然是虚构，就离不开想象。当然，仅仅依靠想象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构思。在我看来，想象与构思，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把想象看成是一个偏向感性的过程，把构思看成是一个偏向理性的过程。杨晓敏先生在《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文中说：“所谓精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艺术趣味同理性思考结合得水**融。”这句话概括得非常精辟。由此说来，摆布好想象与构思的关系，是一篇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草稿到作品，一条跪着走完的路。”一位西方作家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所隐含的前提是，任何一篇小说都不是完全描摹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这里需要有一个“发酵”的过程。没有想象与构思，这个发酵的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所谓的“酶化”也只是一句空话。

　　在我的创作当中，就有许多“跪着走完的路”。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样的作品也有很多。杜拉斯的《情人》，经过反复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跟《情人》的篇幅差不多，都是6万字左右，竟用了很多年才完成。还有王小波的那篇仅仅3万多字的《黄金时代》，作者从20岁就动笔，将近40岁才写完，“期间几次重写”。这说明，作者的想象与构思，有时是在写作的途中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这同时也说明，想象与构思的过程，绝对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

　　在我的朋友当中，薛涛是一位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小小说作家。他的《黄纱巾》就是一篇想象的杰作。生活中有很多在服装市场上卖货的中年人。这样的中年人，在人们的视线中经常出现，毫无希奇之处。薛涛肯定见过这样的人，也肯定见过那条像黄蝴蝶一样在风中飘舞的黄纱巾。薛涛在谈到这篇作品时说：“应该有一个清纯的女孩喜欢这条黄纱巾，也应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女孩和卖黄纱巾的中年人之间发生。”这就是想象。接下来，他借助一个小巧的构思把女孩和中年人永远联系在一起了，使飘舞的黄纱巾，成为小小说创作领域一道耀眼的风景。而弥漫在作品中的那种美好的情愫，将永远地拨动读者的心弦。

　　中国小小说大家族联谊会结束以后，我路过北京，在鲁迅文学院，又一次见到薛涛。晚上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小聚的时候，薛涛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电话里的女人用哀怨的语气说，难道你把我忘了吗？薛涛一再声明对方打错了电话，可对方还是反复打来。薛涛对大家说，这就是一篇小小说。他说，我想让一个多情的男人，接到这个打错的电话之后，去跟那个女人见面，由同情而产生感情……作品的结局呢，却是男人给女人打电话，用哀怨的语气对她说，难道你把我忘了吗？

　　薛涛的想象力让我多少有些吃惊。但同时我也知道，要把他的想象变成一篇真正的作品，还需要理性的参与。构思的落脚点在于，作者想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也就是杨晓敏先生所说的“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唤起形象思维，潜移默化地受到某些触动”。

　　相关链接：

　　黄纱巾

　　薛涛

　　女孩放学要经过一个小小的服装市场。这天，女孩忽然看见了一条黄纱巾，她喜欢极了。于是，女孩停住不走了，她呆呆地看着黄纱巾。卖货的是个中年男人。“哎，买下吧！孩子，就剩它一条了，只卖你10块钱。”看着漂亮的黄纱巾，女孩无奈地摇摇头。钱，女孩没有。“你可以向家里要嘛，我给你留着，看得出你很喜欢它。”看了好一会儿，女孩才恋恋不舍离开了。

　　整个晚上，女孩都很想向家里要钱。可最终，女孩也没敢提买黄纱巾的事，并发誓永远不提这件事。因为她知道，她家里太穷了。

　　第二天，女孩再走过小市场时，远远就看见黄纱巾还在那飘舞着，就像一只黄色的蝴蝶。女孩远远看了一会儿，才慢慢走近它。

　　“带钱来了吧？”女孩摇摇头。中年人抚摸着这条黄纱巾并看看女孩，又想象了一下，觉得女孩与黄纱巾搭配在一起是很绝妙的组合，就很替女孩惋惜。“咳，你喜欢它，是吗？”“嗯，是的。”女孩认真地点了点头。看了好一会儿，女孩就准备离开了，因为她知道她注定买不下它，还不如早一点儿走开好。女孩刚走开，中年人就摘下黄纱巾，并追上女孩，“孩子，送给你的。收下，你围上它肯定好看。”女孩连忙说：“不，我不能白收人家的东西。”“白收？是我愿意送的，是我自愿的。”“不能。那样我会很难受的，比得不到它还难受的。”说完女孩就跑开了。跑了一会儿，女孩又回过头说了：“叔叔，谢谢你，反正站在我们家山坡上能看见它，我能看见它，就很好了。”

　　听了这话，中年人呆住了……。

　　从此，女孩再也不从那里经过。买不下它，绕开它不是更好吗？女孩写作业累了就往坡下看看，看看那条在清风中飘动着的黄纱巾。可一个月过去了，那条黄纱巾仍旧挂在那里。这个女孩从来没去想，它为什么一直挂在那没人买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个中年人在上面挂了个标签。标签上写着：永不出售！啊，黄纱巾，你装饰了女孩的梦……

　　想象与构思（下）

　　侯德云

　　成熟的作家往往是从“观念”出发来构思作品的。当然，也可以从一个“母题”出发。后者在早期的故事当中极为常见，比如，寻宝母题，灾变母体，死亡母题，等等。这种手法一代一代沿袭下来，渐渐成为小说家们得心应手的武器。马尔克斯的“孤独”，博尔赫斯的“迷宫”，科塔萨尔的“流亡”，余华的“为了活着而活着”，毕飞宇的“伤害”，等等，都是这样。

　　从母题出发来进行创作的最大好处在于，无论是艺术趣味还是理性思考都有迹可寻，就像游船在熟悉的航道上航行。

　　不少小小说作家也是从母题出发来构思作品的。海飞的母题是“疼痛”。谢志强有不少作品的母题是“控制”。在他看来，控制有多种形态，而且无处不在。我有少量作品的母题是“出气”。我的看法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无非是为了两口气，争一口气，出一口气，而已。我看见很多人在争气方面碌碌无为，在出气方面却是竭尽全力。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创作并没有比较固定的母题，而只是一个宽泛的观念，写来写去，无非是想表达种种“人生的况味”。

　　这个观念是相当重要的。它左右着想象的方向，也左右着构思的进程，影响着作者对素材的剪辑，甚至是叙述方式的选择。不同的观念决定了作品的不同样式。出人意料的结尾是欧?亨利的观念。“新奇”是藤刚的观念。一个独特的观念往往会造就一个独特的作家，但同时也会铸成这个作家的局限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小小说作家群中，我非常看重的，是黄建国的“意味”。对意味的孜孜以求，使黄建国的作品拥有了更高的艺术和思想的含量。《谁先看见村庄》，是一篇特别耐读的作品。这篇作品中，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强烈的人物关系的冲突，也没有男欢女爱和眉来眼去，只有一点点心跳和留给读者的会心一笑。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回味和思考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是黄建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在通往村庄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他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意味。这种意味，让人着迷。

　　我一向主张，小小说创作应该跳出故事，写出耐人寻味的意思来。从本质上说，故事是小说血缘意义上的亲人。在人类文化的流程中，故事更接近于长子的角色。作为兄长，故事对小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幼弟长大成人，兄长的影响也越来越趋于淡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已经看到了，自19世纪以来优秀的小说家，无一不在尽力摆脱故事的严格束缚。他们为自己所发现的故事，赋予了超出故事本身的意义。现代小说和当下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对的。尤其是小小说，短短的篇幅，能装得下多少跌宕起伏呢？因此我觉得，小小说依靠故事性来吸引读者，并不是明智之举。

　　冯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有意味的形式”的概念可以用于考察小说艺术。他还说，小小说创作最为接近“有意味的形式”。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我认为这应该是小小说一个发展的方向，一条成长的道路。

　　相关链接：

　　谁先看见村庄

　　黄建国

　　她们回来了。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几分钟以前，长途汽车“嘎”一声停下，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汽车重新启动，拖一股白烟，拐过沟岔不见了。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才五点钟刚过，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只在西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既朦胧又透明，让人觉得恍若幻影神秘莫测。在将近两年得时间里，这村庄，沟川，羊肠小道，曾经那么执拗地，记不清又多少次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里出现过。

　　她们不急于爬沟。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定一定神。再说，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得灰布带一样的路。就是它，那么亲切地通向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

　　“我不知道为啥一点儿也不激动，”她们中的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你说这事为啥呀，二亚？”

　　二亚说：“你鬼迷心窍！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快两年了啊。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先叫爷还是先叫妈？”

　　不叫二亚的姑娘没有应声。她感到领口和袖口那儿有些冷。刚下车的时候，凉风扑面，怪舒服的；现在，这风突然间又凶又硬，冷飕飕的。内衣好像还沾了汗，贴在身上，风灌进来，说不出的难受。她左右拧一拧身子，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

　　“你看你，”二亚说，“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

　　“我冷。”她说。

　　二亚也感到了冷。她伸出去试一试风。她把双手举到面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然后往手心里呵了一口气儿。

　　“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亚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她整天痛的吸溜吸溜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

　　“我想哭。”二亚说。她佯装成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

　　“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没收到？”

　　“不会。”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

　　“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

　　“你真能瞎操心。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

　　“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说成黑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有些不耐烦，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她说：“我要唱歌。”然后她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我也唱。”二亚说，“唱完咱们爬坡。”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上只剩一点儿蜡烛光的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她们唱歌。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什么调子。

　　“呀，”而二亚说，她突然住了声，“我们的脸！”

　　不叫二亚的姑娘愣着。二亚顿了一下脚：“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你多漂亮啊。”

　　二亚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来，说我是个妖怪。”不叫二亚的姑娘哑了声。她看着二亚。她们互相看着。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二亚说。

　　她们开始找纸巾。但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儿的纸。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她们甚至用纸巾擦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玻璃，还擦了几次鞋，惟独没想到最后会用它来清除嘴上的口红。她们低头四处探望，希望能看见一汪水。但是，没有。沟川是干的。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可她们舍不得橘黄色和天蓝色的外套上不同颜色的班级。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她。”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让舌头转了一圈儿，又转了一圈儿。她们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会有毒。”

　　“不管她，”二亚说，“这个不重要。毒不死人。”

　　她们擦呀，抹呀，脸上已麻麻的，只是不知道此时脸上的样子。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因为太阳早已熄灭了。她们想着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

　　“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

　　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

　　心动就要行动。这个“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想象与构思不能没有想象。跟其它的小说品种一样，小小说也是虚构的产物。既然是虚构，就离不开想象。当然，仅仅依靠想象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构思。在我看来，想象与构思，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把想象看成是一个偏向感性的过程，把构思看成是一个偏向理性的过程。杨晓敏先生在《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文中说：“所谓精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艺术趣味同理性思考结合得水**融。”这句话概括得非常精辟。由此说来，摆布好想象与构思的关系，是一篇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草稿到作品，一条跪着走完的路。”一位西方作家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所隐含的前提是，任何一篇小说都不是完全描摹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这里需要有一个“发酵”的过程。没有想象与构思，这个发酵的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所谓的“酶化”也只是一句空话。

　　在我的创作当中，就有许多“跪着走完的路”。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样的作品也有很多。杜拉斯的《情人》，经过反复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跟《情人》的篇幅差不多，都是6万字左右，竟用了很多年才完成。还有王小波的那篇仅仅3万多字的《黄金时代》，作者从20岁就动笔，将近40岁才写完，“期间几次重写”。这说明，作者的想象与构思，有时是在写作的途中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这同时也说明，想象与构思的过程，绝对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

　　在我的朋友当中，薛涛是一位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小小说作家。他的《黄纱巾》就是一篇想象的杰作。生活中有很多在服装市场上卖货的中年人。这样的中年人，在人们的视线中经常出现，毫无希奇之处。薛涛肯定见过这样的人，也肯定见过那条像黄蝴蝶一样在风中飘舞的黄纱巾。薛涛在谈到这篇作品时说：“应该有一个清纯的女孩喜欢这条黄纱巾，也应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女孩和卖黄纱巾的中年人之间发生。”这就是想象。接下来，他借助一个小巧的构思把女孩和中年人永远联系在一起了，使飘舞的黄纱巾，成为小小说创作领域一道耀眼的风景。而弥漫在作品中的那种美好的情愫，将永远地拨动读者的心弦。

　　中国小小说大家族联谊会结束以后，我路过北京，在鲁迅文学院，又一次见到薛涛。晚上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小聚的时候，薛涛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电话里的女人用哀怨的语气说，难道你把我忘了吗？薛涛一再声明对方打错了电话，可对方还是反复打来。薛涛对大家说，这就是一篇小小说。他说，我想让一个多情的男人，接到这个打错的电话之后，去跟那个女人见面，由同情而产生感情……作品的结局呢，却是男人给女人打电话，用哀怨的语气对她说，难道你把我忘了吗？

　　薛涛的想象力让我多少有些吃惊。但同时我也知道，要把他的想象变成一篇真正的作品，还需要理性的参与。构思的落脚点在于，作者想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也就是杨晓敏先生所说的“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唤起形象思维，潜移默化地受到某些触动”。

　　相关链接：

　　黄纱巾

　　薛涛

　　女孩放学要经过一个小小的服装市场。这天，女孩忽然看见了一条黄纱巾，她喜欢极了。于是，女孩停住不走了，她呆呆地看着黄纱巾。卖货的是个中年男人。“哎，买下吧！孩子，就剩它一条了，只卖你10块钱。”看着漂亮的黄纱巾，女孩无奈地摇摇头。钱，女孩没有。“你可以向家里要嘛，我给你留着，看得出你很喜欢它。”看了好一会儿，女孩才恋恋不舍离开了。

　　整个晚上，女孩都很想向家里要钱。可最终，女孩也没敢提买黄纱巾的事，并发誓永远不提这件事。因为她知道，她家里太穷了。

　　第二天，女孩再走过小市场时，远远就看见黄纱巾还在那飘舞着，就像一只黄色的蝴蝶。女孩远远看了一会儿，才慢慢走近它。

　　“带钱来了吧？”女孩摇摇头。中年人抚摸着这条黄纱巾并看看女孩，又想象了一下，觉得女孩与黄纱巾搭配在一起是很绝妙的组合，就很替女孩惋惜。“咳，你喜欢它，是吗？”“嗯，是的。”女孩认真地点了点头。看了好一会儿，女孩就准备离开了，因为她知道她注定买不下它，还不如早一点儿走开好。女孩刚走开，中年人就摘下黄纱巾，并追上女孩，“孩子，送给你的。收下，你围上它肯定好看。”女孩连忙说：“不，我不能白收人家的东西。”“白收？是我愿意送的，是我自愿的。”“不能。那样我会很难受的，比得不到它还难受的。”说完女孩就跑开了。跑了一会儿，女孩又回过头说了：“叔叔，谢谢你，反正站在我们家山坡上能看见它，我能看见它，就很好了。”

　　听了这话，中年人呆住了……。

　　从此，女孩再也不从那里经过。买不下它，绕开它不是更好吗？女孩写作业累了就往坡下看看，看看那条在清风中飘动着的黄纱巾。可一个月过去了，那条黄纱巾仍旧挂在那里。这个女孩从来没去想，它为什么一直挂在那没人买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个中年人在上面挂了个标签。标签上写着：永不出售！啊，黄纱巾，你装饰了女孩的梦……

　　想象与构思（下）

　　侯德云

　　成熟的作家往往是从“观念”出发来构思作品的。当然，也可以从一个“母题”出发。后者在早期的故事当中极为常见，比如，寻宝母题，灾变母体，死亡母题，等等。这种手法一代一代沿袭下来，渐渐成为小说家们得心应手的武器。马尔克斯的“孤独”，博尔赫斯的“迷宫”，科塔萨尔的“流亡”，余华的“为了活着而活着”，毕飞宇的“伤害”，等等，都是这样。

　　从母题出发来进行创作的最大好处在于，无论是艺术趣味还是理性思考都有迹可寻，就像游船在熟悉的航道上航行。

　　不少小小说作家也是从母题出发来构思作品的。海飞的母题是“疼痛”。谢志强有不少作品的母题是“控制”。在他看来，控制有多种形态，而且无处不在。我有少量作品的母题是“出气”。我的看法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无非是为了两口气，争一口气，出一口气，而已。我看见很多人在争气方面碌碌无为，在出气方面却是竭尽全力。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创作并没有比较固定的母题，而只是一个宽泛的观念，写来写去，无非是想表达种种“人生的况味”。

　　这个观念是相当重要的。它左右着想象的方向，也左右着构思的进程，影响着作者对素材的剪辑，甚至是叙述方式的选择。不同的观念决定了作品的不同样式。出人意料的结尾是欧?亨利的观念。“新奇”是藤刚的观念。一个独特的观念往往会造就一个独特的作家，但同时也会铸成这个作家的局限性。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小小说作家群中，我非常看重的，是黄建国的“意味”。对意味的孜孜以求，使黄建国的作品拥有了更高的艺术和思想的含量。《谁先看见村庄》，是一篇特别耐读的作品。这篇作品中，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强烈的人物关系的冲突，也没有男欢女爱和眉来眼去，只有一点点心跳和留给读者的会心一笑。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回味和思考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是黄建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在通往村庄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他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意味。这种意味，让人着迷。

　　我一向主张，小小说创作应该跳出故事，写出耐人寻味的意思来。从本质上说，故事是小说血缘意义上的亲人。在人类文化的流程中，故事更接近于长子的角色。作为兄长，故事对小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幼弟长大成人，兄长的影响也越来越趋于淡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已经看到了，自19世纪以来优秀的小说家，无一不在尽力摆脱故事的严格束缚。他们为自己所发现的故事，赋予了超出故事本身的意义。现代小说和当下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对的。尤其是小小说，短短的篇幅，能装得下多少跌宕起伏呢？因此我觉得，小小说依靠故事性来吸引读者，并不是明智之举。

　　冯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有意味的形式”的概念可以用于考察小说艺术。他还说，小小说创作最为接近“有意味的形式”。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我认为这应该是小小说一个发展的方向，一条成长的道路。

　　相关链接：

　　谁先看见村庄

　　黄建国

　　她们回来了。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几分钟以前，长途汽车“嘎”一声停下，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汽车重新启动，拖一股白烟，拐过沟岔不见了。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才五点钟刚过，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只在西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既朦胧又透明，让人觉得恍若幻影神秘莫测。在将近两年得时间里，这村庄，沟川，羊肠小道，曾经那么执拗地，记不清又多少次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里出现过。

　　她们不急于爬沟。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定一定神。再说，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得灰布带一样的路。就是它，那么亲切地通向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

　　“我不知道为啥一点儿也不激动，”她们中的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你说这事为啥呀，二亚？”

　　二亚说：“你鬼迷心窍！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快两年了啊。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先叫爷还是先叫妈？”

　　不叫二亚的姑娘没有应声。她感到领口和袖口那儿有些冷。刚下车的时候，凉风扑面，怪舒服的；现在，这风突然间又凶又硬，冷飕飕的。内衣好像还沾了汗，贴在身上，风灌进来，说不出的难受。她左右拧一拧身子，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

　　“你看你，”二亚说，“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

　　“我冷。”她说。

　　二亚也感到了冷。她伸出去试一试风。她把双手举到面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然后往手心里呵了一口气儿。

　　“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亚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她整天痛的吸溜吸溜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

　　“我想哭。”二亚说。她佯装成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

　　“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没收到？”

　　“不会。”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

　　“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

　　“你真能瞎操心。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

　　“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说成黑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有些不耐烦，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她说：“我要唱歌。”然后她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我也唱。”二亚说，“唱完咱们爬坡。”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上只剩一点儿蜡烛光的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她们唱歌。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什么调子。

　　“呀，”而二亚说，她突然住了声，“我们的脸！”

　　不叫二亚的姑娘愣着。二亚顿了一下脚：“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你多漂亮啊。”

　　二亚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来，说我是个妖怪。”不叫二亚的姑娘哑了声。她看着二亚。她们互相看着。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二亚说。

　　她们开始找纸巾。但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儿的纸。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她们甚至用纸巾擦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玻璃，还擦了几次鞋，惟独没想到最后会用它来清除嘴上的口红。她们低头四处探望，希望能看见一汪水。但是，没有。沟川是干的。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可她们舍不得橘黄色和天蓝色的外套上不同颜色的班级。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她。”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让舌头转了一圈儿，又转了一圈儿。她们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会有毒。”

　　“不管她，”二亚说，“这个不重要。毒不死人。”

　　她们擦呀，抹呀，脸上已麻麻的，只是不知道此时脸上的样子。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因为太阳早已熄灭了。她们想着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

　　“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

　　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