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是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作家作品风格是文学风格的核心和基础，但也包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等内涵。

文学风格，是文学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学现象。文学风格主要指作家和作品的风格，既是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稳定的标志，又是其语言和文体成熟的体现，通常被誉为作家的徽记或指纹。文学风格既涉及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言语形式，也与时代、民族、地域文化有关系。


风格种类

风格1：情感体验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生活道路。生活实践对于作家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而且也使他们具有了与别人不同的独特情感体验。而这种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的独特情感体验，又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着直接影响。

曹雪芹出生于受康熙皇帝所宠幸的贵族家庭。曾祖父曹玺在康熙二年任江南织造，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历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康熙六次南巡，五次住在织造府。曹雪芹的父亲担任过江宁织造。但是，由于曹雪芹父辈的曹頫解送织物进北京时骚扰驿站，苛索银两，被山东巡府塞楞额参奏，雍正皇帝降旨将曹頫免职，并查封其家产，从此家道衰落。曹雪芹随遭罪之家由繁华的南京迁往北京，过着日渐艰苦困顿的生活。往昔的锦衣玉食已成梦幻，如今成了“举家食粥酒常赊”。这种不平常的生活经历，使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丰富而独特的体验，并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重大的影响，使他能够直面惨谈人生，正视鲜血淋漓的现实，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个性。他在《红楼梦》第一回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旨趣，书中所写生活都是自己“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都是自己的切身体验，从而使《红楼梦》具有了高度逼真而又深微精妙，天然无饰而又浑然一体的创作个性。

风格2：创作倾向

一个作家所受的思想影响，也会通过创作倾向表现在创作个性上。郭沫若曾接受过泛神论的影响。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这种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的创作个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文学创作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表现。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湘累》）。强调自我，感情炽热，气势磅礴，夸张奇特，是郭沫若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在泛神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鲜明创作个性。

风格3：个性心理

个性，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精神面貌，它是在气质基础上形成的、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经常而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气质、性格、能力等，但气质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个性的客观自然基础。对一个人而言，“反应的快慢，情绪和强弱，注意时间集中的长短和转移的难易，以及心理活动倾向于外部事物还是内心世界等等”，都是由气质所决定的。在气质基础上所形成的个性心理，对作家感受、体验生活，对作家的艺术构思与艺术传达，最终形成艺术个性，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感情这种心理因素，对创作个性的影响就不可低估。感情有强弱隐显之别，强者显者奔放冲动，弱者隐者沉静蕴藉。奔放冲动者长于想象，长于抒情；沉静蕴藉者长于观察，长于描写。长于想象和抒情者，看问题观察事物，往往从大处着眼，甚至根据感情需要，把对象加以夸张变形：白发可以三千丈，雪花可以大如席，黄河之水可以天上来，风可将海吹立起来。长于观察和描写者，想问题看事物特别细心：雪花如柳絮，雨丝细如麻，风吹湖水泛涟漪。即使同是抒情，前者奔放如火山爆发，后者细腻若溪水流转。如对国破家亡，岳飞是“怒发冲冠”，李清照则“欲语泪先流”。

风格4：艺术修养

一个作家所受到的艺术熏陶、所接受的文学影响，是他艺术修养的基质，这种艺术修养基质，同样会反映到他的创作个性之中。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写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所接受的文学影响不只一家，以很多诗人为自己的老师。但在这很多诗人中，又以现实主义诗人为主体。具体地说，他接受的主要是《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亲近《诗经》中的风雅之作，推崇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赞赏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风范“诗看子建亲”，称颂初唐陈子昂“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这一文学传统影响了杜甫的创作见解：诗歌创作要从对生活的“遇”出发，从对社会、人生的“感”出发，从而形成了他直面现实生活，关心民间疾苦的内容特色和创作个性。

风格5：时代影响

任何作家的作品既是个人的创作，又是时代的产物。文学风格也是受时代因素影响的。其具体表现是：在同一或大致相同的历史时代里，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地位，置身于类似的矛盾斗争，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受到相近的时代精神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必然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基本特色。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之说，就是指的受时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时代风格。下面，我们以建安时代几位著名诗人的部分极富代表性的诗句为例，具体地剖析了一下何为“建安风骨”，看看它们表现了哪些时代特征。例如：

《蒿里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曹植《送应氏》：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王粲《七哀诗》：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蔡琰《悲愤诗》：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

从建安时代这些著名诗人代表作看，所谓建安风骨即是：在内容上，几乎都是政治抒情诗。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展示了凄惨萧瑟的生活画面，抒发了诗人们悲壮愤激的情绪，寄托了他们忧时叹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有着比较一致题材和主题。概而言之，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了这些诗人的共同基调。在艺术上，建安时代的诗人们抒发情怀，描写事物，不追求纤细的技巧；驱驾语言，摹写形象，尽力昭现生活状貌。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评论，建安风骨就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建安风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那个动乱的时代，主要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风格6：阶级影响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它们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质。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素材、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社会心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受到该民族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这个共同体的影响，使之具有民族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并从他们的作品辨别出意大利文学的“柔和和甜密”，法国文学的“明彻、严密和优雅”，西班牙文学的华丽辞藻、庄严风格。爱情，是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永恒感情，爱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学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学品种。这种民族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表达爱情的不同方式。同是贵族少女，同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崔莺莺（《西厢记》女主角）和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极为不同。朱丽叶表达爱情单纯坦率，像晶莹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

如果你的爱是可靠的，

你的心思是结婚，明天就给我一个信，

我会叫一个人去找你，你告诉我，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婚礼可以举行。

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了你，

随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种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民族特色。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早，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英国人有朝气，喜外露；他们的文学也爱明喻，富有幽默感，对爱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
崔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与朱丽叶大不一样，她婉转曲折，缠绵悱恻，时气时恼，忽喜忽悲。当老夫人赖婚，张生相思成疾时，莺莺派红娘去问候张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红娘传来的书简，但看过之后，粉面含春的容颜马上布下一层严霜。她约张生月下幽会，当张生如约赶来时，她又沉下脸来：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

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因为，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即使有感情要表达，也只能通过隐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现。

除时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阶级因素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也较明显，有时候还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它会影响到不同阶级风格的形成。历史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风格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也在于此。

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多方面的因素并非是平均发挥作用的，可能某种因素的作用力强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决不可能仅有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杜甫诗作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既与他接受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有关。李白的奔放飘逸，一方面关涉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社会经历，另一方面还关系到他的个性气质。

文学表现

文学风格体现于作者塑造的人物，以及人物性特点，和文字的个人表现力。如郑渊洁的文字富有极强的辨认力，而辨认力是由于文学风格而形成的。风格表现：A. 作家选择题材的一贯性；B. 感情传达的独特性；C. 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D. 作品主题的独特性。形式表现：A. 表现在作品体裁上；B. 表现在塑造形象的方式上；C. 表现在语言上；D. 表现在情节结构上。

一致性

文学创作是出于作家自我的心理需要。作家通过创作活动，抒发自我情感，表达自我理想，阐释自我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与追求。因而他的创作个性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极其深刻的 ,是形成文学风格的直接原因。法国的布封认为，“风格即人”。歌德进一步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 明白 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这里，歌德不仅强调了风格与作家心理的内在联系，而且还强调了人格对风格的重要影响：人格是形成风格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美学史上，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涉及到了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曹丕的“文气说”，率先指出了作家个性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强调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刘勰进一步研究了文学风格与作家在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基础上形成的创作个性的关系，指出文学风格是由作家个性所直接决定的，作家有什么样的“才”、“气”、“学”、“习”，就会创作出什么样风格的文学作品。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正”，他们创作出的作品风格大不相同：“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涎，故理俊而词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文心雕龙》）。

矛盾性

长期以来，理论界在强调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时，常常忽视了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矛盾性。巴尔扎克就曾谈到作家个性、人格与其作品风格的不一致现象。他说：彼德拉克、拜伦爵士、霍夫曼和伏尔泰，他们的性格和天才是相接近的，然而拉伯雷——一个有节制的人——却在他的生活中驳斥了自己风格的无节制以及自己作品中的形象……他喝的是白水，却颂扬 新酿的酒 ，正象布里亚萨瓦兰一样，他吃得很少，却赞美丰富的食物。布瓦洛也是这样，他的柔和文雅的谈话跟他那种大胆诗句的讽制精神是不相称的。

差异性

巴尔扎克用大量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作家个性特征与创作风格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如果从哲学的观点解释这种现象，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一致的观点，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不一致的现象，正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

文学特征

思想观念。

文学的形象和意蕴具有无限的生动性，丰富性，他所蕴含的内容远比作家的思想和个性丰富，而读者从作家的具体作品中所感受、体验到的东西也远比从作家本人身上所得到东西丰富多样。
现实人格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前性，它总是力图提供高于生活的理想追求以激励人们迈向未来。如果一个进取精神强，思想品质好的作家，他的现实追求与文学的理想追求就可能一致。如果一个缺少进取精神，思想品格不高的作家要在文学中追求理想，那么，他文学作品中的理想追求就会远远高于他的现实人格。

个性心理

文学典型，不仅具有形象的独特性，思想的深刻性，而且还具有性格的丰富性、变化性，甚至多极对立的二重组合性。特别是像曹操和阿 Q那样的圆形人物，他们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丰富性、变化性、矛盾性是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所不具有的。作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由于受到社会关系网与历史合力网的制约，不允许他的性格任意变幻，他的个性心理也往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创作出丰富性格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想象力丰富、创造力的强的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处于虚幻情势时，他们就可能创作出具有性格丰富性的典型形象。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文学典型的性格也远比作家的个性丰富多彩。

研究风格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研究作家人格与文学风格时，一定要具有辩证的文学风格观，既要看到文学创作是作家“各师成心”，文学风格就会“其异如面”；也要看到文学创作中作家隐蔽己心，文学风格就会不等于人。否则，我们的文学风格论就无法解释文学史上的一些特例：作家人格、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矛盾性，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克罗齐早就告诫过我们：如果要想从某人所见到而表现出来的作品去推断他做了什么，起了什么意志，即肯定知识与意志之中有逻辑的关系，那就是错误的。许多艺术家传记中的传说都起于风格即人一个错误的等式。好像一个人在作品中表现了高尚的情感，在实践生活中就不可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或是一个戏剧家在剧本中写的全是杀人行凶，自己在实践生活中就不可能没有做一点杀人行凶的事。艺术家们抗议道：“我的书虽淫，我的生活却正经”。不但没有人相信，反而惹到欺骗和虚伪的罪名。

在研究文学风格问题时，若没有辩证的风格观，只看到作家人格、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而看不到其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对文学实践极为不利。在创作上，完全把人格与风格等同，强调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风格，势必将创作引向歧途：那些人格伟大的作家害怕写不出风格伟大的作品而疑虑重重，那些人格卑下的作家害怕遭人非议而犹豫傍徨。在批评中，完全把人格与风格等同，强调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风格，势在将批评引向简单化：把作品中人物与作家等同，追踪索迹，导致文学冤案。

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是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作家作品风格是文学风格的核心和基础，但也包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等内涵。

文学风格，是文学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学现象。文学风格主要指作家和作品的风格，既是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稳定的标志，又是其语言和文体成熟的体现，通常被誉为作家的徽记或指纹。文学风格既涉及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言语形式，也与时代、民族、地域文化有关系。


风格种类

风格1：情感体验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生活道路。生活实践对于作家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而且也使他们具有了与别人不同的独特情感体验。而这种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的独特情感体验，又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着直接影响。

曹雪芹出生于受康熙皇帝所宠幸的贵族家庭。曾祖父曹玺在康熙二年任江南织造，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历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康熙六次南巡，五次住在织造府。曹雪芹的父亲担任过江宁织造。但是，由于曹雪芹父辈的曹頫解送织物进北京时骚扰驿站，苛索银两，被山东巡府塞楞额参奏，雍正皇帝降旨将曹頫免职，并查封其家产，从此家道衰落。曹雪芹随遭罪之家由繁华的南京迁往北京，过着日渐艰苦困顿的生活。往昔的锦衣玉食已成梦幻，如今成了“举家食粥酒常赊”。这种不平常的生活经历，使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丰富而独特的体验，并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重大的影响，使他能够直面惨谈人生，正视鲜血淋漓的现实，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个性。他在《红楼梦》第一回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旨趣，书中所写生活都是自己“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都是自己的切身体验，从而使《红楼梦》具有了高度逼真而又深微精妙，天然无饰而又浑然一体的创作个性。

风格2：创作倾向

一个作家所受的思想影响，也会通过创作倾向表现在创作个性上。郭沫若曾接受过泛神论的影响。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这种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的创作个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文学创作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表现。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湘累》）。强调自我，感情炽热，气势磅礴，夸张奇特，是郭沫若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在泛神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鲜明创作个性。

风格3：个性心理

个性，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精神面貌，它是在气质基础上形成的、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经常而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气质、性格、能力等，但气质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个性的客观自然基础。对一个人而言，“反应的快慢，情绪和强弱，注意时间集中的长短和转移的难易，以及心理活动倾向于外部事物还是内心世界等等”，都是由气质所决定的。在气质基础上所形成的个性心理，对作家感受、体验生活，对作家的艺术构思与艺术传达，最终形成艺术个性，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感情这种心理因素，对创作个性的影响就不可低估。感情有强弱隐显之别，强者显者奔放冲动，弱者隐者沉静蕴藉。奔放冲动者长于想象，长于抒情；沉静蕴藉者长于观察，长于描写。长于想象和抒情者，看问题观察事物，往往从大处着眼，甚至根据感情需要，把对象加以夸张变形：白发可以三千丈，雪花可以大如席，黄河之水可以天上来，风可将海吹立起来。长于观察和描写者，想问题看事物特别细心：雪花如柳絮，雨丝细如麻，风吹湖水泛涟漪。即使同是抒情，前者奔放如火山爆发，后者细腻若溪水流转。如对国破家亡，岳飞是“怒发冲冠”，李清照则“欲语泪先流”。

风格4：艺术修养

一个作家所受到的艺术熏陶、所接受的文学影响，是他艺术修养的基质，这种艺术修养基质，同样会反映到他的创作个性之中。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写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所接受的文学影响不只一家，以很多诗人为自己的老师。但在这很多诗人中，又以现实主义诗人为主体。具体地说，他接受的主要是《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亲近《诗经》中的风雅之作，推崇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赞赏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风范“诗看子建亲”，称颂初唐陈子昂“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这一文学传统影响了杜甫的创作见解：诗歌创作要从对生活的“遇”出发，从对社会、人生的“感”出发，从而形成了他直面现实生活，关心民间疾苦的内容特色和创作个性。

风格5：时代影响

任何作家的作品既是个人的创作，又是时代的产物。文学风格也是受时代因素影响的。其具体表现是：在同一或大致相同的历史时代里，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地位，置身于类似的矛盾斗争，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受到相近的时代精神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必然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基本特色。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之说，就是指的受时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时代风格。下面，我们以建安时代几位著名诗人的部分极富代表性的诗句为例，具体地剖析了一下何为“建安风骨”，看看它们表现了哪些时代特征。例如：

《蒿里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曹植《送应氏》：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王粲《七哀诗》：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蔡琰《悲愤诗》：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

从建安时代这些著名诗人代表作看，所谓建安风骨即是：在内容上，几乎都是政治抒情诗。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展示了凄惨萧瑟的生活画面，抒发了诗人们悲壮愤激的情绪，寄托了他们忧时叹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有着比较一致题材和主题。概而言之，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了这些诗人的共同基调。在艺术上，建安时代的诗人们抒发情怀，描写事物，不追求纤细的技巧；驱驾语言，摹写形象，尽力昭现生活状貌。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评论，建安风骨就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建安风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那个动乱的时代，主要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风格6：阶级影响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它们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质。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素材、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社会心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受到该民族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这个共同体的影响，使之具有民族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并从他们的作品辨别出意大利文学的“柔和和甜密”，法国文学的“明彻、严密和优雅”，西班牙文学的华丽辞藻、庄严风格。爱情，是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永恒感情，爱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学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学品种。这种民族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表达爱情的不同方式。同是贵族少女，同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崔莺莺（《西厢记》女主角）和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极为不同。朱丽叶表达爱情单纯坦率，像晶莹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

如果你的爱是可靠的，

你的心思是结婚，明天就给我一个信，

我会叫一个人去找你，你告诉我，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婚礼可以举行。

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了你，

随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种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民族特色。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早，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英国人有朝气，喜外露；他们的文学也爱明喻，富有幽默感，对爱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
崔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与朱丽叶大不一样，她婉转曲折，缠绵悱恻，时气时恼，忽喜忽悲。当老夫人赖婚，张生相思成疾时，莺莺派红娘去问候张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红娘传来的书简，但看过之后，粉面含春的容颜马上布下一层严霜。她约张生月下幽会，当张生如约赶来时，她又沉下脸来：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

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因为，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即使有感情要表达，也只能通过隐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现。

除时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阶级因素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也较明显，有时候还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它会影响到不同阶级风格的形成。历史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风格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也在于此。

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多方面的因素并非是平均发挥作用的，可能某种因素的作用力强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决不可能仅有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杜甫诗作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既与他接受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有关。李白的奔放飘逸，一方面关涉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社会经历，另一方面还关系到他的个性气质。

文学表现

文学风格体现于作者塑造的人物，以及人物性特点，和文字的个人表现力。如郑渊洁的文字富有极强的辨认力，而辨认力是由于文学风格而形成的。风格表现：A. 作家选择题材的一贯性；B. 感情传达的独特性；C. 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D. 作品主题的独特性。形式表现：A. 表现在作品体裁上；B. 表现在塑造形象的方式上；C. 表现在语言上；D. 表现在情节结构上。

一致性

文学创作是出于作家自我的心理需要。作家通过创作活动，抒发自我情感，表达自我理想，阐释自我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与追求。因而他的创作个性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极其深刻的 ,是形成文学风格的直接原因。法国的布封认为，“风格即人”。歌德进一步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 明白 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这里，歌德不仅强调了风格与作家心理的内在联系，而且还强调了人格对风格的重要影响：人格是形成风格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美学史上，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涉及到了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曹丕的“文气说”，率先指出了作家个性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强调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刘勰进一步研究了文学风格与作家在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基础上形成的创作个性的关系，指出文学风格是由作家个性所直接决定的，作家有什么样的“才”、“气”、“学”、“习”，就会创作出什么样风格的文学作品。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正”，他们创作出的作品风格大不相同：“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涎，故理俊而词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文心雕龙》）。

矛盾性

长期以来，理论界在强调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时，常常忽视了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矛盾性。巴尔扎克就曾谈到作家个性、人格与其作品风格的不一致现象。他说：彼德拉克、拜伦爵士、霍夫曼和伏尔泰，他们的性格和天才是相接近的，然而拉伯雷——一个有节制的人——却在他的生活中驳斥了自己风格的无节制以及自己作品中的形象……他喝的是白水，却颂扬 新酿的酒 ，正象布里亚萨瓦兰一样，他吃得很少，却赞美丰富的食物。布瓦洛也是这样，他的柔和文雅的谈话跟他那种大胆诗句的讽制精神是不相称的。

差异性

巴尔扎克用大量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作家个性特征与创作风格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如果从哲学的观点解释这种现象，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一致的观点，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不一致的现象，正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

文学特征

思想观念。

文学的形象和意蕴具有无限的生动性，丰富性，他所蕴含的内容远比作家的思想和个性丰富，而读者从作家的具体作品中所感受、体验到的东西也远比从作家本人身上所得到东西丰富多样。
现实人格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超前性，它总是力图提供高于生活的理想追求以激励人们迈向未来。如果一个进取精神强，思想品质好的作家，他的现实追求与文学的理想追求就可能一致。如果一个缺少进取精神，思想品格不高的作家要在文学中追求理想，那么，他文学作品中的理想追求就会远远高于他的现实人格。

个性心理

文学典型，不仅具有形象的独特性，思想的深刻性，而且还具有性格的丰富性、变化性，甚至多极对立的二重组合性。特别是像曹操和阿 Q那样的圆形人物，他们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丰富性、变化性、矛盾性是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所不具有的。作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由于受到社会关系网与历史合力网的制约，不允许他的性格任意变幻，他的个性心理也往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创作出丰富性格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想象力丰富、创造力的强的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处于虚幻情势时，他们就可能创作出具有性格丰富性的典型形象。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文学典型的性格也远比作家的个性丰富多彩。

研究风格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研究作家人格与文学风格时，一定要具有辩证的文学风格观，既要看到文学创作是作家“各师成心”，文学风格就会“其异如面”；也要看到文学创作中作家隐蔽己心，文学风格就会不等于人。否则，我们的文学风格论就无法解释文学史上的一些特例：作家人格、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矛盾性，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克罗齐早就告诫过我们：如果要想从某人所见到而表现出来的作品去推断他做了什么，起了什么意志，即肯定知识与意志之中有逻辑的关系，那就是错误的。许多艺术家传记中的传说都起于风格即人一个错误的等式。好像一个人在作品中表现了高尚的情感，在实践生活中就不可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或是一个戏剧家在剧本中写的全是杀人行凶，自己在实践生活中就不可能没有做一点杀人行凶的事。艺术家们抗议道：“我的书虽淫，我的生活却正经”。不但没有人相信，反而惹到欺骗和虚伪的罪名。

在研究文学风格问题时，若没有辩证的风格观，只看到作家人格、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而看不到其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对文学实践极为不利。在创作上，完全把人格与风格等同，强调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风格，势必将创作引向歧途：那些人格伟大的作家害怕写不出风格伟大的作品而疑虑重重，那些人格卑下的作家害怕遭人非议而犹豫傍徨。在批评中，完全把人格与风格等同，强调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风格，势在将批评引向简单化：把作品中人物与作家等同，追踪索迹，导致文学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