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余，我喜欢做两件事，一是写作，一是下厨。不说你不知，写作和下厨之间存有不少共通之处。下厨前要买材料，写作前要找题材。在超级市场推着手推车，看看这，看看那，为之观察，当发现牛尾不错啊，灵感来了，接着当时把牛尾取下来，放进手推车里，为之取材或捉住灵感。之后，一面构思如何炮制，一面搜集其它材料，例如红萝卜、薯仔、西红柿、椰菜等。材料一大堆，并非全部合用，例如薯仔皮、烂菜叶，于是我们要洗涤、取舍，把不合用的除去，把合用的切成特定的形状，为之剪裁。材料相同，落在不同的人手上，炮制的方法会不一样，成品自然相异，即使同一道菜，若在细节里「加盐加醋」，便得出不同的效果。例如大洒盐花，成品必「咸」；多放辣椒，便赚人热泪。

　　记得我在加拿大读书时，有一年农历除夕，教会的牧师提议一人预备一道菜，在团契里吃团年饭。大家便各自炮制「燃手小菜」，在除夕夜带回教会。一摆开，众人都讶然失笑，原来全都是鸡。原来加拿大鸡很便宜，留学生都非富有，故不约而同地买鸡。虽是「全鸡宴」，但菜色却不相同，煎、炒、煮、炸、焖、蒸、焗，各有千秋。即使同是焖鸡，有人用红萝卜焖，有人用薯仔焖，味道便有分别。即使同是白切鸡，你的「点」沙姜，他的「点」葱油，食法又不相同。

　　这顿「全鸡宴」，给我一个写作的启发，材料相同，落在不同的作者手上，就着各人的识见、心思、技巧、内涵，会写出不同的作品。

　　举个例子，电话。

　　陈赞一的《布道会》，布局是三个人的三段电话对话，第一段，孝仪致电何执事，请教会为亡父举行丧礼，何执事拒绝，理由是孝仪的父亲是非信徒；第二段，孝仪致电马牧师，提出同样的请求，马牧师答允；第三段，何执事质问马牧师为何替孝仪的父亲主持丧礼，马牧师的答复是为孝仪未信主的亲人开一次布道会。三段对话很简单，内容却很有深意。死者已矣，丧礼仅是仪式，最重要的是在生的人有机会信主。

　　同样是三个人通电话，胡燕青的《三线一族》，写三个中学生用「三人会议」来「煲电话粥」，煲呀煲呀，煲出一个荳芽梦式的爱情故事。

　　同样是爱情故事，日本作家森瑶子的《别再给我电话》，集了十二个与电话有关的都市爱情故事，写得非常纤细。

　　同样是都市爱情故事，东瑞的《大都会爱情故事》，却另有一番情趣。男女主角都是商界大忙人，约会时各自的手提电话响个不停，无暇谈情说爱，他们于是用「留言」传情达意。
　　可见，通讯工具的各种功能，给作者不同的发挥机会，例如周密密的《油尖区的并蒂莲》其中一节，母亲为怕女儿误交损友，利用「来电显示」监视女儿跟谁通电话，好心做坏事，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误会。

　　周密密笔下的母亲「捉错用神」，本属无心之失，正如我们有时打电话，会不小心打错，刘以鬯的《打错了》以接不接一个打错的电话，道出生死祸福有时系于一念之差。
　　同样是打错电话，韩国作家安东民的《清晨拨来的电话》却有不同的演译。警察在派出所当完「通宵更」后，致电回家，明明认得接电话的是妻子的声音，妻子却认不出自己，还说丈夫睡在身旁，最后说句「你打错电话」，便挂线。这样的开段，够悬疑吗？

　　谈到悬疑，不能不提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侦探推理小说《电话魔》，也是把电话这个题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佳作。

　　话说回头，我在加拿大那顿「全鸡宴」，当我们吃了二十多分钟后，师母突然捧出一大盘炒年糕，放在二十多碟鸡之间，大家顿时「哗」的一声，不吃鸡，争着吃年糕。年糕本来是平平无奇的食品，但师母捧出来的时间和位置，恰到好处，因而得出一个平地一声雷的效果。时间，如果在众人摆鸡之前，大家心里一定说「年糕之嘛」；位置，如果放在萝卜糕、马豆糕、马蹄糕、红豆糕、芝麻糕、芋头糕之间，大家心里一定说「又是糕呀」。

　　这个时间、位置的恰到好处，令我想到写小说时，材料的配搭。举个例，篮球场。如果我请你写一个以篮球场作背景的故事，你会放些什么材料进去，而产生「哗」一声的效果？在你埋怨篮球场天天都经过，没什么好写之余，有没有想过放一只澳洲树熊在篮球场之内（董启章的《小冬校园》）？有没有想过球员射球后，篮球飞过空中，留下一条七色的彩虹（陈荭的《青春出于篮》）？有没有想过在放学时，恐怖份子驾着一辆载有核弹的卡车冲进篮球场，胁持校长、老师、学生作人质（我的《Q版特工》）？树熊在动物园里、彩虹在天上、核弹在军火库里，可能没什么特别，但在篮球场上，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创作是自由的，大家不妨发挥天空行空的想象力，尽情地、自由地创作。不过，最后我要一提，归根到底，在追求尖新、特别、创意的同时，应顾及一些客观的语文准则，例如不错别字、不写病句等等。正如你煮出一碟鸡，是生的或焦的，不管「卖相」如何独特、伴碟的红萝卜切得多么精致，这碟鸡仍然是不及格。

　　工余，我喜欢做两件事，一是写作，一是下厨。不说你不知，写作和下厨之间存有不少共通之处。下厨前要买材料，写作前要找题材。在超级市场推着手推车，看看这，看看那，为之观察，当发现牛尾不错啊，灵感来了，接着当时把牛尾取下来，放进手推车里，为之取材或捉住灵感。之后，一面构思如何炮制，一面搜集其它材料，例如红萝卜、薯仔、西红柿、椰菜等。材料一大堆，并非全部合用，例如薯仔皮、烂菜叶，于是我们要洗涤、取舍，把不合用的除去，把合用的切成特定的形状，为之剪裁。材料相同，落在不同的人手上，炮制的方法会不一样，成品自然相异，即使同一道菜，若在细节里「加盐加醋」，便得出不同的效果。例如大洒盐花，成品必「咸」；多放辣椒，便赚人热泪。

　　记得我在加拿大读书时，有一年农历除夕，教会的牧师提议一人预备一道菜，在团契里吃团年饭。大家便各自炮制「燃手小菜」，在除夕夜带回教会。一摆开，众人都讶然失笑，原来全都是鸡。原来加拿大鸡很便宜，留学生都非富有，故不约而同地买鸡。虽是「全鸡宴」，但菜色却不相同，煎、炒、煮、炸、焖、蒸、焗，各有千秋。即使同是焖鸡，有人用红萝卜焖，有人用薯仔焖，味道便有分别。即使同是白切鸡，你的「点」沙姜，他的「点」葱油，食法又不相同。

　　这顿「全鸡宴」，给我一个写作的启发，材料相同，落在不同的作者手上，就着各人的识见、心思、技巧、内涵，会写出不同的作品。

　　举个例子，电话。

　　陈赞一的《布道会》，布局是三个人的三段电话对话，第一段，孝仪致电何执事，请教会为亡父举行丧礼，何执事拒绝，理由是孝仪的父亲是非信徒；第二段，孝仪致电马牧师，提出同样的请求，马牧师答允；第三段，何执事质问马牧师为何替孝仪的父亲主持丧礼，马牧师的答复是为孝仪未信主的亲人开一次布道会。三段对话很简单，内容却很有深意。死者已矣，丧礼仅是仪式，最重要的是在生的人有机会信主。

　　同样是三个人通电话，胡燕青的《三线一族》，写三个中学生用「三人会议」来「煲电话粥」，煲呀煲呀，煲出一个荳芽梦式的爱情故事。

　　同样是爱情故事，日本作家森瑶子的《别再给我电话》，集了十二个与电话有关的都市爱情故事，写得非常纤细。

　　同样是都市爱情故事，东瑞的《大都会爱情故事》，却另有一番情趣。男女主角都是商界大忙人，约会时各自的手提电话响个不停，无暇谈情说爱，他们于是用「留言」传情达意。
　　可见，通讯工具的各种功能，给作者不同的发挥机会，例如周密密的《油尖区的并蒂莲》其中一节，母亲为怕女儿误交损友，利用「来电显示」监视女儿跟谁通电话，好心做坏事，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误会。

　　周密密笔下的母亲「捉错用神」，本属无心之失，正如我们有时打电话，会不小心打错，刘以鬯的《打错了》以接不接一个打错的电话，道出生死祸福有时系于一念之差。
　　同样是打错电话，韩国作家安东民的《清晨拨来的电话》却有不同的演译。警察在派出所当完「通宵更」后，致电回家，明明认得接电话的是妻子的声音，妻子却认不出自己，还说丈夫睡在身旁，最后说句「你打错电话」，便挂线。这样的开段，够悬疑吗？

　　谈到悬疑，不能不提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侦探推理小说《电话魔》，也是把电话这个题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佳作。

　　话说回头，我在加拿大那顿「全鸡宴」，当我们吃了二十多分钟后，师母突然捧出一大盘炒年糕，放在二十多碟鸡之间，大家顿时「哗」的一声，不吃鸡，争着吃年糕。年糕本来是平平无奇的食品，但师母捧出来的时间和位置，恰到好处，因而得出一个平地一声雷的效果。时间，如果在众人摆鸡之前，大家心里一定说「年糕之嘛」；位置，如果放在萝卜糕、马豆糕、马蹄糕、红豆糕、芝麻糕、芋头糕之间，大家心里一定说「又是糕呀」。

　　这个时间、位置的恰到好处，令我想到写小说时，材料的配搭。举个例，篮球场。如果我请你写一个以篮球场作背景的故事，你会放些什么材料进去，而产生「哗」一声的效果？在你埋怨篮球场天天都经过，没什么好写之余，有没有想过放一只澳洲树熊在篮球场之内（董启章的《小冬校园》）？有没有想过球员射球后，篮球飞过空中，留下一条七色的彩虹（陈荭的《青春出于篮》）？有没有想过在放学时，恐怖份子驾着一辆载有核弹的卡车冲进篮球场，胁持校长、老师、学生作人质（我的《Q版特工》）？树熊在动物园里、彩虹在天上、核弹在军火库里，可能没什么特别，但在篮球场上，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创作是自由的，大家不妨发挥天空行空的想象力，尽情地、自由地创作。不过，最后我要一提，归根到底，在追求尖新、特别、创意的同时，应顾及一些客观的语文准则，例如不错别字、不写病句等等。正如你煮出一碟鸡，是生的或焦的，不管「卖相」如何独特、伴碟的红萝卜切得多么精致，这碟鸡仍然是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