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说到西南联大，都会或多或少联系到龙云，而只要提到龙云，一种感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号称“云南王”的龙云1927年兵变上台，次年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主政云南17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中，除最后7个月外，都在龙云的治理之下，自然得到龙云的多方面关照。这里介绍的，不过是龙云支持和扶助西南联大的一麟半爪。

闻黎明：龙云与西南联大

欢迎联大迁滇

1937年10月8日，古城长沙城第一次响起空袭警报，虽然这天日军飞机没有降临，但11月24日便遭到日军轰炸。此后，警报声时时拉响，战火一天天朝着这座重镇逼近。面对这种形势，从北平、天津南迁到这里不足一个学期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

哪里才是安全之地呢，曾随担任云南学台的父亲在昆明居住的经济系教授秦瓒，认为云南地处大后方，不仅群山叠嶂，日军难以进犯，而且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铁路，对外联络也十分便利，主张迁往昆明。学校当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1938年1月派秦瓒、杨石先、王明之三人赴昆明探勘。秦瓒到昆明后，父亲的人脉关系发挥了不小作用，教育厅长龚自知也甚为支持，当然最终拍板敲定的还是龙云。龙云是如何表示欢迎的，目前没见到直接史料，但西南联大得已迁至昆明，无疑龙云的态度是关键。

闻黎明：龙云与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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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开始陆续向昆明搬迁。2月19日，由体检合格男同学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告别长沙，向彩云之南开拔。湘黔滇旅行团出发前，湖南省政府以公函形式告知云南省政府，2月21日，龙云在湘黔滇旅行团出发的第三天，便以云南省政府主席名义发出训令，指示“沿途经过各该县县长妥为护送”。

4月5日，湘黔滇旅行团即将结束贵州境内的行程，团长黄师岳电呈云南省政府，云该团“顷已由长沙进抵贵州境内，不日将循京滇公路入滇，为避免沿途发生意外计，拟请通令沿途各县，派团予以保护”。云南省政府接电当天，即向湘黔滇旅行团将要经过的曲靖等县转发了这封电报，通令遵照办理。4月19日，湘黔滇旅行团跨过黔滇交界的胜境关，进入云南省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接待，这完全是地方官员秉承了龙云的旨意。

为球赛开球

1938年4月下旬，开往抗战前线的滇军六十军奉命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在台儿庄附近的禹王山阵地上，滇军将士奋勇阻击日军坂垣、矶谷师团，为稳定鲁南战局做出重要贡献。

消息传来，西南联大师生和云南人民一样，感到无比振奋。5月6日，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致电龙云，对滇军重挫日寇气焰表示祝贺。这个电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载入档案，是笔者在旧报纸中查阅到的。该电有可能是西南联大抵昆后致龙云的第一份贺电，很有史料价值。电文云：“志舟先生主席有道，倭焰凶残，破我金汤，滇中健儿，奋师挞伐，旌旂所至，讴歌载道，鲁南鏖战，敌锋为挫，雄谋伟略，且更动员，行见扫荡夷氛。再接再厉，光复河山，胜利可必，感奋钦忻，莫可言喻，谨致微忱，伏维鉴照。专此奉肃，祇颂道祺不一。弟蒋梦麟、梅贻琦敬启。”

滇军出征时，全部装备和大部给养都由地方自筹，在台儿庄会战中付出极大牺牲的滇军急需补充，阵亡家属也需要抚恤。为此，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1938年5月9日召开会议，议决为慰劳前线抗战将士、追悼抗战阵亡官兵，及欢送第二次出征将士，组织大规模募捐。筹备期间，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致函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已迁到昆明的中央航校，提出大学生可以用球类比赛的形式进行募捐。西南联大体育组主任马约翰教授接到信后，马上与云南大学体育组主任杨元坤、中央航校体育组主任徐汝康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开展办法。5月24日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他们还做出一个大胆决定：足球比赛“恭请龙主席开球”。

6月4日，天气不作美，清晨就阴霾四布，中午竟还风雨大作起来。不过，这并不影响联合募捐球赛，昆明民众呼朋结友来到云南大学东门外的运动场。下午2时许，身穿灰色夹袍青马褂的龙云，由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等人陪同，在中央航校军乐队演奏中，冒雨莅临赛场。这次对阵，一方是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混合队，一方是中央航校队。开赛前，队员们在领队带领下跑步入场，排队相向而立，裁判员侯洛荀（西南联大体育教员）略加说明，球员各认疆土，然后就恭请省政府主席龙云开球。

2时40分，龙云在欢呼声中步入球场，亲自操刀，举足开球。龙云这一脚，拉开了西南联大参加云南地方募捐的帷幕，也在西南联大史册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急联大之所急

长沙临时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迁到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样一所庞大的战时高等学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教舍严重不足。为了让西南联大尽快恢复正常，龙云除指示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外，还带头为学校排忧解难。

迁昆初期，西南联大总办公处租用的是崇仁街46号，这个院落原本就比较狭小，随着大批师生相继抵昆，小院就显得拥挤不堪了。龙云知道后，就慷慨地把自己位于威远街中段的公馆东院借给西南联大。龙云在昆明有三处公馆，另两处一是位于今天北京路的震庄新公馆，一是西郊海源寺附近的灵源别墅，但他住的最多的还是威远街老公馆，因为这里原是清末藩台衙门所在地，不仅商业繁华，而且距五华山省政府很近。龙云把自己常住的公馆划出一半，足见对西南联大的偏爱和器重。

1940年，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总公办处迁到新校舍，龙云并没有索回他的房子，于是那里又成了北京大学的办事处。威远街的这处院子，就是师生们著述中常常提到的才盛巷2号。才盛巷据说原名“财盛巷”，由于战时这里教授云集，方渐渐被人写成“才盛巷”并延用至今。

龙云不仅把公馆借给西南联大，而为西南联大解决代步工具。学校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出入乘坐的深兰色福特牌轿车，即是龙云赠送的。

必须使用实验仪器的理工科教室，也是在龙云支持下得到解决的。位于西站附近的昆华农校，抗战爆发前不久才建成启用，是春城最现化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当时就全部让给了西南联大工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这座宏伟大楼成为译员训练班所在地，西南联大从军当翻译的同学，大多都是在这里培训后，再走上不同抗日岗位。今天，这幢大楼已整修一新，成为纪念抗日战争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人们走进这座堂皇大楼，都会想到西南联大，想到龙云。

西南联大是所战时学府，不少学生来自沦陷区，他们只身来到边疆求学，生活很是清苦。龙云非常体谅这些同学的处境，1939年2月饬令秘书处筹划资金，由富滇银行拿出5万新滇币，财政厅拨足新滇币5千元，统交省政府委员缪云台转送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高校，作为救济基金。1940年5月，龙云又设立了奖励清寒大学生的龙氏奖学金，入选者每年奖励120元。首期获奖500名，西南联大就占了210人，为全数五分之二。

抗战时期，需要支出之处颇多，第二、三期龙氏奖学金奖励金额改为每名每年30元，但不论数目多少，都体现了龙云重视教育、关爱大学生的精神。

诚挚的祝福

作为身负重任的封疆大吏，龙云除了在一些全局性的大会抛头露面外，很少参加部门组织的活动。但是，对于西南联大却是例外。

1941年4月27日下午，清华大学在拓东路迤西会馆联大工学院举行建校30周年纪念大会。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原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

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大多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清华大学也成为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到昆明后，西南联大参加过多种地方建设，清华大学因在师资、人数、学科分类、教学设施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故贡献尤多，深得云南人民和龙云的赞佩。出于对清华大学的推重，龙云接到邀请后，不仅莅临到会，还发表了演说。

龙云的演说，既表达了对清华大学的衷心祝愿，也体现了对西南联大的深切期盼。次日《云南日报》刊登的龙云讲词，为我们保存了龙云与西南联大深厚关系的珍贵资料。报道写到：龙云“略谓：清华成立于今已三十年，适当人生壮年之时。清华过去三十来造就专门人才之成绩，对国家之贡献，实已至大，前途更属无限光明。联大迁滇，跋涉千里，此种坚苦卓绝之精神至可钦佩。三年以来，贵校师生生活之艰苦，本人固已深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深引为憾。贵校迁滇迄今，为时虽仅三年，而与地方民众，极为融洽，对此点，本人深感愉快。目下本省在国防地位，益见重要，时局如何变化，虽不敢断言，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地方当局，均已充分准备应付，对省外迁来学校，当局必□其明瞭时局实况，而予以充分之协助。各大学迁滇，原应非常时期之要求，诸大学与本省之关系，将为历史上之事实。抗战至现阶段。最后胜利，业已在望，本人深望明年今日，贵校在北平清华园举行三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龙云的这次演说，很可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唯一讲话。这则由记者撰写的报道，对了解龙云与西南联大的关系，具有特别价值。

支持民主力量

西南联大享有抗战大后方“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赢得这个称号的因素很多，其中也包括云南民盟的作用。

1941年11月，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政治纲领中强调“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和“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这些，与龙云抵制中央势力进入云南、维护云南自治的治滇思想是相通的。因而，对民盟在云南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龙云始终暗中给予支持援助，并且自己也秘密加入了民盟。

龙云不只自己加入民盟，还要他的儿子龙绳祖也参加民盟。龙绳祖是滇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是手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云南民盟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旧军人，应当让他认识到入盟不是件随意的事，得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特别为龙绳祖举行了入民盟宣誓。宣誓地点，在西郊聚仙山下海源寺旁的灵源别墅大厅，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是监誓之一，另两个监誓人是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冯素陶，他们都是云南民盟的核心领导人。

龙云倚重的一些要员，也秘密加入了民盟，跃龙电力公司总经理金龙章，省宪兵司令部副官长刘达夫等。前两人是省政府委员，后者身负全省治安之责，他们入盟前，都得到龙云默许甚至明示。

昆明有张很有影响的报纸《扫荡报》，它本是国民党第五军出资所办，但中共地下党员高紫瑜（即高天，民盟中央第五至七届副主席）乘报纸创建急需延揽编辑之机，利用关系出任了总编辑。高紫瑜掌握报社后，先后聘请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编辑，他们运用各种隐蔽形式和合法手段开展宣传，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好评。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昆明《扫荡报》视作《新华日报》昆明版，对于这样一份报纸，国民党当然不能接受。1945年8月7日，副刊编辑吕剑被迫辞职。9月3日，高紫瑜在政治陷害下秘密离昆。12日，编辑杨人鸿遭到拘捕，张兆麟（刘乐扬）被特务跟踪。

云南民盟本来与《扫荡报》没有多少往来，但闻一多、周新民（曾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听了张兆麟介绍了这些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次反动派向民主力量进攻的信号。他们分析，此事肯定是军统所为，但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可以暂时不理军统，只向龙云要人，争取把龙云也请进来一起行动。同时，应让龙云知道，军统特务这样做不仅是蹂躏人权，也包含着嫁祸云南地方政府的险恶用心。闻一多、周新民、萨空了、张光年等人几经研究，决定以昆明文化界知名人士名义，写信给龙云陈诉利害关系。信是张光年起草的，闻一多认真修订后，由萨空了誊录呈上。该信签名的领衔者是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他当时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云南民盟负责人之一，并且是云南宪政研究会成员，与上层人士来往较多。

这封信，首先指出“最近中央特务人员又在昆市从事非法活动，文化界人士之被捕与失踪者时有所闻，影响社会治安至巨且深”。接下叙述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渝谈判之际，吕剑、高紫瑜、杨人鸿、张兆麟四记者却遭到迫害。信末写到：“窃以保障身体自由，政府早有明令，我公平时训诫部属及公开发表谈话，对特务之非法行动亦屡次表示深恶痛绝，悬为厉禁。乃最近尚有此项‘中央’特务人员假冒地方军警机关名义非法逮捕与拘讯文化界人士，违犯法纪，扰乱治安，莫此为甚，倘不严行查究，听令彼辈横行无忌，凡我市民必至人人自危。用敢专函具报，并代表我文化界同人恳祈迅饬所属，严密查究并设法驱逐此类特务人员出境，以绝乱源而维人权。”

在向龙云呈递这封信时，闻一多强调：昆明是在龙主席统治之下，但军统特务竟如此横行不法，此风绝不可长。龙云听了勃然大怒，命令部下搜索，并严令军统放人。

龙云的政治态度令蒋介石不能容忍，1945年10月3日凌晨，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奉蒋介石之令发动政变，迫使龙云交出政权。龙云虽然离开昆明去重庆担任有职无权军事参议院院长，但云南人民对他却充满了同情。1946年，龙云想继续维持在云南影响，要缪云台想办法办份报纸。缪向龙云的长子龙纯武转达了这个意思，龙纯武为了避免重新登记的麻烦，把三弟龙绳曾办的《观察报》买了下来。报纸复刊，要重写报头，副刊编辑范启新征得龙纯武同意，找到闻一多。于是，闻一多题写的“观察报”三个字，就出现在6月26日复刊的龙氏家族办的这张报上。复刊后的《观察报》颇受读者欢迎，外国记者海伦在一篇介绍昆明的时评中说：“《观察报》看来是独立且颇自由的，尤其它的社论好似刺入腐败者要害的一把尖刀，读者得到满足了，赞扬阵雨似的落在这张报上。销数之快速增加，直到超过八千份的记录。”

龙云公馆的强音

龙云有三处公馆，而且它们都与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前面已经说到，威远街的公馆划出一半借给了西南联大，西郊灵源别墅则是龙绳祖履行入盟宣誓之处。龙云还有一处私宅，即大东门外临江里172号的震庄公馆，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友发出时代强音的场所。

震庄公馆位于今天昆明东风广场北面盘龙江畔，现已改为昆明市震庄迎宾馆。它有内、外两院，外院有7栋中式小楼及水上餐厅、亭榭，内院则是一组保持着当年法式风貌的建筑，核心建筑是曾经做过德国驻昆明领事馆的乾楼。1919年中德两国断交，领事馆关闭，后来龙云修建私家花园，把这里买了下来。1946年4月，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了欢送母校师长，筹划举行话别会，可在昆校友很多，到哪儿找这么大的地方呢。考虑到震庄公馆地方宽大，地点适合，尤其是龙云的大儿媳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于是话别会会场就选在了这里。

4月14日是星期天，下午1时，西南联大60多位教授和200多学生来到震庄公馆，举行了离昆前的最后一次校友大聚会。在不少联大校友回忆中，都写到了这次话别会，这倒不仅是会上备有茶点、组织了游艺，也不仅是联大剧艺社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和师生互相赠言、畅述感情，而是由于大家严肃地回顾了学校的八年历程，利用这个场合批评教育制度，抨击现实政治，甚至公开指名道姓大骂蒋介石。

龙云公馆回响的这些声音，为龙云与西南联大的关系，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