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谦的反独裁求共和的一生

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登进士，后入翰林院任编修。辛亥革命后，他参与组织并领导国民共进会，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伟大斗争。大革命时期，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为此受到政治迫害，避走香港。

徐谦是中华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学家。

来到孙中山身旁

1912年8月，徐谦作为国民共进会的主要代表，参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的多次会晤，反复磋商合并为统一政党的事宜。8月25日，上述五个政治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并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他当选为党部参议。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杀害于上海沪宁车站。顿时，举国震惊，二次革命爆发。徐谦在《民权报》发表《布告国民》，控诉袁世凯的14条罪状，指出宋教仁被刺一案，已足以证明袁世凯所把持的政府，是“无恶不作之政府”，“民国根本，共和基础，已为万恶无道之民贼破坏以尽。吾民国再不能姑息养奸。”号召全体国民同仇敌忾，排除袁世凯的独裁专制。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秘密潜回上海，终日苦闷忧郁，常常喟然长叹：“手中没有倒袁的刀！”其兄劝他皈依上帝，他愀然作答：“祈祷上帝，若如袁即死，我则百拜而不悔。”袁世凯命归黄泉后，中国的共和政体之路，依然是步履维艰。为此，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他积极响应，毅然南下广州，来到孙中山身旁。

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他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次年6月，孙中山受旧桂系军阀排挤，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委派他为全权代表参加政务会议。他凭着聪明才智，斡旋于新旧势力之间，敦促军政府坚持护法态度，反对与北京政府议和。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他先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大理院院长等，参与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改革吏治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措施，如颁布工会法，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的权力。孙中山在讨伐陈炯明时，他被委派为驻沪全权代表，负责办理和平统一事宜，成为孙中山的重要骨干。

力劝冯玉祥加入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北伐革命掀起高潮。他最早看出冯玉祥倾向革命、倒戈直系的进步性，还在1920年9月，他便与冯玉祥多次接触。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说：

“首都革命期间，徐季龙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们军中，……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计，……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和无形的鼓动，誓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

北京政变后，他和李大钊特意安排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与冯玉祥会晤，有意识地让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视察冯玉祥部，促成苏联顾问团向冯部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他还帮助冯玉祥创办今是学校，收容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开除的大中学生，并挑选其中的优秀人才，建立国民军政治部。

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驻天津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掩护奉系部队在大沽口登陆，进而占领北京。国民军愤而反击，日军阴谋未能得逞。于是，日本联合英、美等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

在北京的国共两党负责人闻讯后，立即开会商讨对策。他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由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牵头，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反对日、英、美等国的最后通牒。

这天上午，北京学生和民众十余万人潮水般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徐谦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群众赴执政府请愿，遭军警枪击，死47人，伤200余人，他和李大钊等受通缉，是为鲁迅所称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为暂避风头，他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陪同冯玉祥考察苏联。旅苏期间，他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充满信心，并力劝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从苏联回来后，冯玉祥便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国民军全部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

徐谦的反独裁求共和的一生

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登进士，后入翰林院任编修。辛亥革命后，他参与组织并领导国民共进会，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伟大斗争。大革命时期，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为此受到政治迫害，避走香港。

徐谦是中华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学家。

来到孙中山身旁

1912年8月，徐谦作为国民共进会的主要代表，参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的多次会晤，反复磋商合并为统一政党的事宜。8月25日，上述五个政治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并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他当选为党部参议。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杀害于上海沪宁车站。顿时，举国震惊，二次革命爆发。徐谦在《民权报》发表《布告国民》，控诉袁世凯的14条罪状，指出宋教仁被刺一案，已足以证明袁世凯所把持的政府，是“无恶不作之政府”，“民国根本，共和基础，已为万恶无道之民贼破坏以尽。吾民国再不能姑息养奸。”号召全体国民同仇敌忾，排除袁世凯的独裁专制。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秘密潜回上海，终日苦闷忧郁，常常喟然长叹：“手中没有倒袁的刀！”其兄劝他皈依上帝，他愀然作答：“祈祷上帝，若如袁即死，我则百拜而不悔。”袁世凯命归黄泉后，中国的共和政体之路，依然是步履维艰。为此，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他积极响应，毅然南下广州，来到孙中山身旁。

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他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次年6月，孙中山受旧桂系军阀排挤，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委派他为全权代表参加政务会议。他凭着聪明才智，斡旋于新旧势力之间，敦促军政府坚持护法态度，反对与北京政府议和。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他先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大理院院长等，参与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改革吏治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措施，如颁布工会法，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的权力。孙中山在讨伐陈炯明时，他被委派为驻沪全权代表，负责办理和平统一事宜，成为孙中山的重要骨干。

力劝冯玉祥加入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北伐革命掀起高潮。他最早看出冯玉祥倾向革命、倒戈直系的进步性，还在1920年9月，他便与冯玉祥多次接触。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说：

“首都革命期间，徐季龙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们军中，……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计，……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和无形的鼓动，誓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

北京政变后，他和李大钊特意安排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与冯玉祥会晤，有意识地让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视察冯玉祥部，促成苏联顾问团向冯部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他还帮助冯玉祥创办今是学校，收容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开除的大中学生，并挑选其中的优秀人才，建立国民军政治部。

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驻天津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掩护奉系部队在大沽口登陆，进而占领北京。国民军愤而反击，日军阴谋未能得逞。于是，日本联合英、美等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

在北京的国共两党负责人闻讯后，立即开会商讨对策。他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由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牵头，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反对日、英、美等国的最后通牒。

这天上午，北京学生和民众十余万人潮水般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徐谦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群众赴执政府请愿，遭军警枪击，死47人，伤200余人，他和李大钊等受通缉，是为鲁迅所称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为暂避风头，他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陪同冯玉祥考察苏联。旅苏期间，他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充满信心，并力劝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从苏联回来后，冯玉祥便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国民军全部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