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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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