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女子中学是现在上海市唯一的一所女中，也是全国保留不多的女子学校。在男女同校、接受同等教育的今天，女中显得特立独行。有趣的是，在一百多年前，第三女中的前身圣玛丽亚女校和中西女中创办之初，女中也是特立独行的——在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讲求三从四德的传统中国，让女孩子抛头露面进入学堂接受教育，是不可思议的。教会女校在中国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兴起的历史。

兴起：贫苦女孩的收容所

张爱玲毕业于圣玛丽亚女校，宋氏三姐妹毕业于中西女中，林徽因毕业于英国教会所办的培华女中……教会女校在中国给人印象与“贵族学校”几乎等同，然而在创办之初，女校却几乎等同于孤儿院、弃婴堂的地位。

19世纪中期，随着《南京条约》等签订，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初期都在民间传教，但中外文化差异使传教收效甚微。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学校给年幼的孩子灌输教会意识，并培养本土传教力量，成为传教的选择。

女校更是成为贫苦女孩子的收容所。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的第一所女校文纪女校开办于1851年，起初只有8个学生，都是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抱着“给家里省口饭，也让孩子能活下去”的心态送去。女校的课程针对这些女孩设置，也都是一些生存技能。1855年10月4日，女传教士钟凯琳（Catherine Jones）写给纽约传教会总部的信中，记录了女校的日常教学活动内容，其中课程包括使用上海方言阅读四福音书、使用上海方言上阅读和书写课、针线课、绣花课等。教会学校的例行祷告，竟然也是来自美国的女传教士迁就学生使用方言教授。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积淀，到19世纪末，教会女校积累了一定口碑，当地人都知道教会愿意收留女孩，也开始愿意把女孩交给教会抚养。中国男教士也赞同这一做法，女校学生毕业后，可以由教会做媒，嫁给男教士组成基督徒家庭，成为教会信徒来源——圣玛丽亚女校学生与毗邻的圣约翰大学男学生就多有结亲。1888年，圣玛丽亚女校校长黄素娥——一个本地女传教士嫁给了从美国来华传教的圣约翰大学教师卜舫济，二人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拍摄结婚照。英俊的卜舫济对黄素娥敬爱有加，“她帮助我了解中国人民最好的品质和特性，对此我无以为报。”这也可以说是年轻教士对中国刚起步的女子教育的极高评价。

兴盛：中西结合的教育

女校发展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女子该享有教育权开始被民众甚至政府接受，并以法规确定下来。1907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宣布女子同男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其后，务本女塾、爱国女学、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堂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子教育理念的普及，中国一些上流阶层家庭开始主动把女儿送入女校接受教育。进入女校学习是一种身份的彰显，而且女孩子在女校“镀金”以后身份也大不同，能娶到女校学生在社会上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这种骄傲并不是一种虚荣，民国时期一些至今闪亮的名字出自女校。

著名建筑家、作家林徽因12岁时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她16岁时随父亲游历欧洲，为父亲做翻译，英语流畅，举止大方，一举成名。此后她参与新月社，不乏精彩诗作，又随梁思成赴美攻读建筑学，回国后入营造学社，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著述颇丰，建国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设计。

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三姐妹出自上海中西女中。宋霭龄留美毕业后回国，经父亲推荐任孙中山的秘书，精通五种语言，同孙中山到全国各地勘察，参与制订营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热心政治，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宋庆龄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道路，为国共两党合作搭桥铺路，起到重要作用。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就读于圣玛丽亚女校，在校期间，她开始写作并在学校刊物《凤藻》上发表过四篇文章：小说《不幸的她》，散文《迟暮》、《秋雨》，议论文《论卡通画之前途》，这是她文学生涯的起步。后来她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写了一个教会女中的故事，其中写到东三省沦陷，学校组织救国会的情景，与她在圣玛丽亚女中时加入“国光会”的情形也颇为相似。离开学校后张爱玲考上伦敦大学，但因战火转入香港大学。1942年她回到上海，1943年写出《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一系列享誉文坛的精彩小说。

此外，根据圣玛丽亚女校校史记载，京剧艺术家李世济、新中国生殖医学奠基人葛秦生、旅美数学家韦澄芬等人均是该校校友，跨度从文到理，从艺术到医学，各领域均有建树。


区别：对女子的差别教育

如果依旧采用旧时方式，教学生用上海话读圣经显然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那么女校在贵族化之后，有了哪些改变呢？

英语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教会女校多数教英文。当时上海齐名的两所女校中西女中及圣玛丽亚女校皆用中英文并重的双语教学方式。当时圣玛丽亚女校分中文部和英文部，所学课程侧重略有不同，但即使是中文部学生学英文也蔚然成风，以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为荣。校刊《凤藻》登载毕业学生给母校的信，多位燕京大学学生嘱咐后辈学妹“社会上对中文要求颇高，万不可偏废中文”，学校风气可见一斑。1920年，英文部学生公演莎士比亚戏剧为母校新校舍筹建捐款，售出一千多张戏票，盛况空前。

除英文外，其他课程的内容也大大丰富，国文、历史、地理、哲学、工技、数学、法律、会计、医药等都成为可选择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际情况自由选择。

圣玛丽亚女校与现在高校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保留并增加了很多女性差别化教育的课程。除起初教授的女工刺绣外，更多陶冶情操，增加女性素养的课程也被加入进来。音乐方面，学校有专门的琴房，后来还设立琴科作为一个毕业方向，拿到毕业证书可以做钢琴老师。学校每周都举行音乐会，学生可以邀请亲友参加——这在现在的许多艺术院校都难以做到。体育方面，圣玛丽亚女校禁止女学生缠足，一旦发现也要求立刻放开，如不执行，做退学处理。学校每周有必修体育课，校内还有体育社团，鼓励学生运动。从崇尚力量的篮球到优雅的高尔夫球，都有涉及。圣玛丽亚女校有一段时间借用圣约翰大学操场，当女学生们打球时，圣约翰的男学生经常在旁加油助威，相处颇为愉快。

学校严格的校规礼仪培养了女学生们的风度仪态。宿舍监察严格，要求整齐干净，按时起居。每逢礼拜日，学生统一穿旗袍皮鞋到教堂做礼拜，引众人围观。即使在学校因战乱搬入大陆商场，校舍逼仄条件艰苦，从当时照片看，女学生们依旧烫着精致的鬈发，穿旗袍大衣，未露任何松懈疲惫之态。

学校甚至还为学生设置了必修的家政课程，因为校长担心女学生们重视功课，回家不肯做家务，干脆把这也列为考核内容，“凡高级四年，每学期均有烹饪二时期与中级及初二有缝纫二时，亦女子应具之常识也。”

尾声：是否还需要女校

1952年6月，国家决定取消教会学校和私立中学，圣玛丽亚女校与中西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中，两所教会女校画上句号，这也是中国众多教会女中的命运缩影。

在两所学校合并后的一张合影上，学生统一的白衣黑裤、齐耳短发，“看上去和工人子弟并无区别”。

新中国的成立与圣玛丽亚女校及其他女子教会学校的消逝代表着尽可能保证男女彻底平等的时代。政府推进了一系列妇女变革措施，包括取消包办婚姻、关闭妓院、改造妓女、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工作、全面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等。然而，彻底解脱桎梏、“能顶半边天”的妇女却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女性身份的失落。在男女平等的背景下，在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的自我要求下，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视域之外”。

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差别对待”是否也是妇女权利的一部分？在重拾女性性别意识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消失的圣玛丽亚女校的遗憾，也是现在市三女中存在的原因。

第三女子中学是现在上海市唯一的一所女中，也是全国保留不多的女子学校。在男女同校、接受同等教育的今天，女中显得特立独行。有趣的是，在一百多年前，第三女中的前身圣玛丽亚女校和中西女中创办之初，女中也是特立独行的——在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讲求三从四德的传统中国，让女孩子抛头露面进入学堂接受教育，是不可思议的。教会女校在中国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兴起的历史。

兴起：贫苦女孩的收容所

张爱玲毕业于圣玛丽亚女校，宋氏三姐妹毕业于中西女中，林徽因毕业于英国教会所办的培华女中……教会女校在中国给人印象与“贵族学校”几乎等同，然而在创办之初，女校却几乎等同于孤儿院、弃婴堂的地位。

19世纪中期，随着《南京条约》等签订，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初期都在民间传教，但中外文化差异使传教收效甚微。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学校给年幼的孩子灌输教会意识，并培养本土传教力量，成为传教的选择。

女校更是成为贫苦女孩子的收容所。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的第一所女校文纪女校开办于1851年，起初只有8个学生，都是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抱着“给家里省口饭，也让孩子能活下去”的心态送去。女校的课程针对这些女孩设置，也都是一些生存技能。1855年10月4日，女传教士钟凯琳（Catherine Jones）写给纽约传教会总部的信中，记录了女校的日常教学活动内容，其中课程包括使用上海方言阅读四福音书、使用上海方言上阅读和书写课、针线课、绣花课等。教会学校的例行祷告，竟然也是来自美国的女传教士迁就学生使用方言教授。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积淀，到19世纪末，教会女校积累了一定口碑，当地人都知道教会愿意收留女孩，也开始愿意把女孩交给教会抚养。中国男教士也赞同这一做法，女校学生毕业后，可以由教会做媒，嫁给男教士组成基督徒家庭，成为教会信徒来源——圣玛丽亚女校学生与毗邻的圣约翰大学男学生就多有结亲。1888年，圣玛丽亚女校校长黄素娥——一个本地女传教士嫁给了从美国来华传教的圣约翰大学教师卜舫济，二人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拍摄结婚照。英俊的卜舫济对黄素娥敬爱有加，“她帮助我了解中国人民最好的品质和特性，对此我无以为报。”这也可以说是年轻教士对中国刚起步的女子教育的极高评价。

兴盛：中西结合的教育

女校发展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女子该享有教育权开始被民众甚至政府接受，并以法规确定下来。1907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宣布女子同男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其后，务本女塾、爱国女学、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堂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子教育理念的普及，中国一些上流阶层家庭开始主动把女儿送入女校接受教育。进入女校学习是一种身份的彰显，而且女孩子在女校“镀金”以后身份也大不同，能娶到女校学生在社会上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这种骄傲并不是一种虚荣，民国时期一些至今闪亮的名字出自女校。

著名建筑家、作家林徽因12岁时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她16岁时随父亲游历欧洲，为父亲做翻译，英语流畅，举止大方，一举成名。此后她参与新月社，不乏精彩诗作，又随梁思成赴美攻读建筑学，回国后入营造学社，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著述颇丰，建国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设计。

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三姐妹出自上海中西女中。宋霭龄留美毕业后回国，经父亲推荐任孙中山的秘书，精通五种语言，同孙中山到全国各地勘察，参与制订营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热心政治，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宋庆龄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道路，为国共两党合作搭桥铺路，起到重要作用。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就读于圣玛丽亚女校，在校期间，她开始写作并在学校刊物《凤藻》上发表过四篇文章：小说《不幸的她》，散文《迟暮》、《秋雨》，议论文《论卡通画之前途》，这是她文学生涯的起步。后来她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写了一个教会女中的故事，其中写到东三省沦陷，学校组织救国会的情景，与她在圣玛丽亚女中时加入“国光会”的情形也颇为相似。离开学校后张爱玲考上伦敦大学，但因战火转入香港大学。1942年她回到上海，1943年写出《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一系列享誉文坛的精彩小说。

此外，根据圣玛丽亚女校校史记载，京剧艺术家李世济、新中国生殖医学奠基人葛秦生、旅美数学家韦澄芬等人均是该校校友，跨度从文到理，从艺术到医学，各领域均有建树。


区别：对女子的差别教育

如果依旧采用旧时方式，教学生用上海话读圣经显然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那么女校在贵族化之后，有了哪些改变呢？

英语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教会女校多数教英文。当时上海齐名的两所女校中西女中及圣玛丽亚女校皆用中英文并重的双语教学方式。当时圣玛丽亚女校分中文部和英文部，所学课程侧重略有不同，但即使是中文部学生学英文也蔚然成风，以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为荣。校刊《凤藻》登载毕业学生给母校的信，多位燕京大学学生嘱咐后辈学妹“社会上对中文要求颇高，万不可偏废中文”，学校风气可见一斑。1920年，英文部学生公演莎士比亚戏剧为母校新校舍筹建捐款，售出一千多张戏票，盛况空前。

除英文外，其他课程的内容也大大丰富，国文、历史、地理、哲学、工技、数学、法律、会计、医药等都成为可选择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际情况自由选择。

圣玛丽亚女校与现在高校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保留并增加了很多女性差别化教育的课程。除起初教授的女工刺绣外，更多陶冶情操，增加女性素养的课程也被加入进来。音乐方面，学校有专门的琴房，后来还设立琴科作为一个毕业方向，拿到毕业证书可以做钢琴老师。学校每周都举行音乐会，学生可以邀请亲友参加——这在现在的许多艺术院校都难以做到。体育方面，圣玛丽亚女校禁止女学生缠足，一旦发现也要求立刻放开，如不执行，做退学处理。学校每周有必修体育课，校内还有体育社团，鼓励学生运动。从崇尚力量的篮球到优雅的高尔夫球，都有涉及。圣玛丽亚女校有一段时间借用圣约翰大学操场，当女学生们打球时，圣约翰的男学生经常在旁加油助威，相处颇为愉快。

学校严格的校规礼仪培养了女学生们的风度仪态。宿舍监察严格，要求整齐干净，按时起居。每逢礼拜日，学生统一穿旗袍皮鞋到教堂做礼拜，引众人围观。即使在学校因战乱搬入大陆商场，校舍逼仄条件艰苦，从当时照片看，女学生们依旧烫着精致的鬈发，穿旗袍大衣，未露任何松懈疲惫之态。

学校甚至还为学生设置了必修的家政课程，因为校长担心女学生们重视功课，回家不肯做家务，干脆把这也列为考核内容，“凡高级四年，每学期均有烹饪二时期与中级及初二有缝纫二时，亦女子应具之常识也。”

尾声：是否还需要女校

1952年6月，国家决定取消教会学校和私立中学，圣玛丽亚女校与中西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中，两所教会女校画上句号，这也是中国众多教会女中的命运缩影。

在两所学校合并后的一张合影上，学生统一的白衣黑裤、齐耳短发，“看上去和工人子弟并无区别”。

新中国的成立与圣玛丽亚女校及其他女子教会学校的消逝代表着尽可能保证男女彻底平等的时代。政府推进了一系列妇女变革措施，包括取消包办婚姻、关闭妓院、改造妓女、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工作、全面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等。然而，彻底解脱桎梏、“能顶半边天”的妇女却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女性身份的失落。在男女平等的背景下，在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的自我要求下，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视域之外”。

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差别对待”是否也是妇女权利的一部分？在重拾女性性别意识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消失的圣玛丽亚女校的遗憾，也是现在市三女中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