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胜利，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苏区未能长征或虽已踏上征途，却未能走到陕北的先烈。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和方志敏。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他们牺牲81周年。

长征的队伍一走，他们即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他们是同年生，同年死，又是在同样的背景下死去，死时都才只有36岁。



方志敏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领袖。他独自创立了一支红军，一块有50个县、100万人口的赣东北根据地。被中央称为模范根据地，并授予他红旗勋章一枚。根据地内经济繁荣，教育免费，“隔日有肉吃”，还发行了股票。但是，由于当时中央方针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厄运降临。中央红军西去前，他被命率孤军北上，调虎离山，全军覆亡已成定势。

兵败后，他本来是可以不死的。1935年1月15日，他已与参谋长粟裕带800人冲出重围。但他说，作为领导人，我不能丢下后面的部队，便又返身回去。后队被敌打散后他又有一次生机，“本来我是可以到白区暂避一下，但念着已有一部分部队回到赣东北，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又刻不容缓地要执行，所以决心冒险转回赣东北，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处分，开会总结皖南行动，作出结论，同时整顿队伍，准备再出。”这样，他终于被捕。他知必死，为免与敌啰嗦，遂索一纸，写下：“革命必能取得最后胜利，我愿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便再不多言。敌押他到上饶、南昌等地示众，他戴镣铐，昂首立于台上，凛然不可撼。当时一美国记者报道：“(在场的人)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总部的军官也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昂首挺立于高台之上的毫无畏惧神色人的尊敬和同情。”

方志敏自1月29日被捕，到8月6日就义，在狱中共七个月。开始，他只求速死。但敌人想以高官厚禄诱降他，将他移至优待牢房。于是他便改变主意，尽量拖延时间，做两件事。一是争取越狱;二是以笔代枪，写文章。越狱需要外应，而极“左”路线不但毁了红军，也毁了地下党，一时与外面接不上头。他长叹：难道南昌城里连一个地下党也没有吗?眼见，每天都有一批批的战友被拉出去枪毙，他由孤军更又变成了孤身。他只好一人背水作战，去做狱吏和高级囚犯中国民党人的工作，居然小有成功。虽不能越狱，但这些人帮他传送出了珍贵的手稿。他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12篇文章、著述，共13.6万字。我们可以算一下，他1月29日(长征中，这天正召开遵义会议)被捕，先是被来回转移示众，3月中旬才相对安定下来，到8月6日(长征中，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这天正召开沙窝会议)就义，大约130天。这期间仍要不断应付敌人的提审，要做团结动员难友的工作，做争取狱吏的工作。他无任何资料，又要防敌突然搜查(有几篇还化为小说，他化名祥松)。他戴着脚镣手铐，又有十多年的痔疮，流血化脓，不能平坐。每天平均要完成一千多字，这是何等的意志力?这种精神和人格上的贡献已远超出他具体领导的军事斗争，是红军精神、长征财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手稿到他死后五年才辗转送到党在重庆的机关。叶剑英含泪读罢即赋诗道：“血染东南半壁江，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文山是文天祥的号，叶帅将他比之文天祥，实为不过。

现在我们重读他的狱中文稿，提到最多的是“死”，随时准备死，怎样死，死前再抓紧为革命做点什么。当然，和死相对应的还有“生”。为谁而活，怎样活?这是抢分夺秒，在敌人的屠刀下书写的一部生死书，一篇人生解读录。

读狱中稿，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坦然面对死亡。同室中还有独臂将军刘畴西等三个红军高级干部，他们吃饭、下棋、谈天、写文章。“死是无疑的了，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我们常是这样说笑着。”他们准备好了临刑前呼的口号，每天牢门一响，就准备敌人上来打开脚镣，拉去枪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敌之残忍，居然懒得开脚镣，推出枪毙后连镣同埋。多年后，人们就是凭着脚镣上的号记，才确认了烈士的身份。

读狱中稿，我们明白了他在死亡面前，为什么这样从容。原来他是在为民族赎难，明知是死，也要飞蛾扑火，以身殉国。文稿中有一大部分是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揭示民族的苦难。“佃户向地主租田，一般都四六分，地主坐得六成。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佃户生活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每到年关，被逼租逼债，卖妻鬻子，吊颈投水一类的悲惨事不断发生。”他以自己出生的村子为例：“共有80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70余户。比较富的只有两户。”他家是一个中农，还要租种地主的地才能维持生活。男孩子只能勉强读个私塾。他少年时印象最深的是父母为他读书举债的愁容。“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所以农民造反是必然的，到年关时，常主动催促地下党举行暴动。读着这些文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林觉民在《与妻书》里说的“遍地腥云，满街狼犬”，国难当头，唯有一死。这是共产党及其之前的一切革命党共同的抱负。

读狱中稿，我们还看到了他身处党内斗争夹缝中的痛苦。他在狱中痛定思痛，细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这次所以大败，一方面是上面“右倾”，不敢放手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不敢放手做白区工作、敌军工作，“错失了许多有利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则是极“左”，残酷斗争。“‘肃反’的错误造成群众间的恐慌与干部的消极不安”“党内主要负责同志，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意见”，他的战友、红十军代政委吴先民在“肃反”中被错杀。他因提意见反而受到处分。(1945年“七大”，中央已为吴平反)现在，黑暗的监狱反而成了他冷静思考问题的地方。“这次因为我们政治领导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无能(客观的困难是有的，但都可以克服的)致红十军遭受怀玉山的失败，我亦因之被俘，囚禁于法西斯蒂的军法处，历时已5个来月了。何时枪毙，明天或者后天，上午或者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他在临死前两个月写成了1.5万字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为党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读狱中稿最让人落泪的地方，是他自知生之无望，但对事业仍不改初心。他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自叹再也不能为党工作，沉痛自责。“(最后一战)没有下决心硬冲过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死命。”“我们虽在狱中，总是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在《可爱的中国》一书的结尾，他甚至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自己的身后事，充满了浪漫、憧憬，而无一丝的悲哀：“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忱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他写这一段话的时间是1935年5月2日，是时红军正在抢渡金沙江。



凡革命都是拼命，都是因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的。陈胜、吴广之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些知识精英们大多不是因个人之苦，而是为阶级献身。林觉民所谓：“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马克思则提炼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的死是很正常的。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他一家就为革命献出了6个亲人。贺龙一家牺牲了100多人，加上远亲家族达上千人。聂荣臻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一面红旗万滴血，我们今天纪念某某胜利，最不该忘记的是那些没有等到胜利这一天的烈士们。

说到烈士，我们常概念化为“抛头颅，洒热血”，符号化为碉堡前的董存瑞，铡刀下的刘胡兰。其实，还有那些敢为信仰而死的第一代领袖们，他们是又一类的烈士。他们都是些知识精英，有情有义，有才有貌，既不缺智商，也不缺情商，如果任选一行，都能业有大成。只是为了革命，为了民族解放他们甘愿牺牲。我们看40万字的《方志敏全集》，诗、文、小说、剧本、公文、信札，文采飞扬。方志敏幼时即聪慧，父母才咬牙借贷让他多读了几年书。他16岁时就发豪言：“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洁梅兰。”他愤于上海租界公园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创立根据地就为农民修了一个公园，内有游泳池，每年还举办运动会。在公园内他亲植一株梭柁树(传说，这就是月亮里吴刚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现已有两抱之粗。树旁有一六角亭，闲时，他就在亭子里看书。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常有女性暗恋之，无以表达，就偷偷往其身后放一双亲手做的布鞋。据说，看一上午书走后，守园者能收好几双鞋。这事我有点半信半疑，但县里的人说确有其事，他们还能讲出许多类似的故事。

那天擦黑时，我们去看苏区政府旧址，一老人听说是采访方志敏，主动上来搭话，又返身回家捧了几个红薯一定要塞到我们怀里。我们婉言谢绝，直到走出七八步后，他在后面说了一句：“我们家有三个烈士。”我们都为之一怔，顿脚回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心事浩茫，繁星在天，这大山深处不知藏着多少红色情结。陪同的人说，现在还有一位活着的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已经晚上十点了，我们摸黑找到枫林村的一座寺庙，见到了97岁的周桂兰。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佛寺，沉沉的夜色中，空寂苍凉。老人已出家50年，平时有一个徒弟陪伴，今恰有事外出，就她一人独守孤庙。我们就在佛殿前的台阶上摆了几个小凳，听她谈80年前的往事。她印象最深的是方志敏的和蔼可亲，发动妇女剪发、放开裹脚、扫盲识字。还有他对“肃反”的不满和无奈，常独自感叹。我问：“你现在怎么还记得这些事?”她说：“好人啊！我现在还供着他的灵位呢，每天还给他念经上香。”这一句话把我们六七个人都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抬头扫一眼堂上的佛祖和沉沉的夜色，大家都不说话，空气凝固了几秒钟。座中有女士轻轻地问：“在哪里?能看一下吗?”“在三楼上。”于是我们扶着这个近百岁的老人，打着手电，颤颤巍巍地爬上三层楼。这是一个专给人做佛事超度亡灵的小佛堂，墙上供着超度人的名单。但在三排名单之上单用稍大一点的字写着一个名字：方志敏。她每天念经超度，已50年。她说：“好人啊，死得太惨！我一闭眼，就见他戴着脚镣，浑身是血的样子。”她，一直在为他招魂。80年了，也许在喧闹的都市里，在匆忙的官场上，人们早已淡忘了一个叫方志敏的人。但是在赣东北的青山绿水间，在老区人民的心里，甚至在这座乡间古寺里，还有人没有忘记他。天黑得更沉了，我们都没有说话，默默地赶回住地。



方志敏确实是大志未展，大业未成，死不瞑目。他的英魂还一直在身后留下的文稿中游走，壮志未遂，憾悔难平。

读方志敏的文稿，让人联想起许多狱中文章。这是在特殊年代、特定背景下的作品。是时代、人格、事业、生命相撞击的火花。它已远超出党派、意识形态而成为人格的宣言。中国史上最有名的狱中文章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共产党领袖中，有瞿秋白狱中《多余的话》，胸怀坦荡，明月清风;有张闻天“文革”羁押于肇庆期间的《肇庆文稿》，明经析理，忧国忧民;有彭德怀在“文革”关押中，形成的《我的自述》，堂堂正正，掷地有声(张、彭都是经过长征的)。这些文字，不但内容高洁，就是成稿过程之艰难曲折，也足够为一部传奇。其时他们都是以命相押，以死相抵，只愿留下事实，留下思想，“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这意义远超于我们纪念某一个具体的事件。因为一个人总会死去，一些事总会过去。就是当年对立的国共两党，也已经几分几合。而现在我们读史，看到的只是各种不同的灵魂，只有人格和精神不死。

人类永在进行寻找文明的新长征，这些文稿是征途上一盏永不熄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