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

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

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